先秦两汉文学·楚辞·屈原的生平与思想

先秦两汉文学的内容·楚辞·屈原的生平与思想

屈原是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生活于楚怀王、楚顷襄王时代。后人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二句推测其出生年月日，诸说不一。邹汉勋定为楚宣王二十七年(前343)正月二十一日，郭沫若定为楚宣王三十年(前340)正月初七日，浦江清定为楚威王元年(前339)正月十四日，汤炳正定为楚宣王二十八年(前342)正月二十六日。又据《哀郢》《怀沙》及《史记·楚世家》推测其卒年月日，亦无确证。黄文焕定为顷襄王十年(前289)，林云铭定为顷襄王十一年(前288)，蒋骥定为顷襄王十三四年或十五六年(前286-前283)，刘梦鹏定为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屈原生平资料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史记·楚世家》及刘向《新序·节士》。屈氏与楚王同姓(芈)，楚武王子瑕食采邑于屈，因以为氏。屈原年轻时曾得怀王信任，任左徒，史称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怀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上官大夫与之同列，心害其能。怀王派屈原起草改革朝政的宪令，在草拟阶段，上官大夫代表保守势力要修改其中有关条文，屈原不同意。上官大夫恼怒异常，谗于怀王，云“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原后任三闾大夫，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王逸《楚辞章句》)。屈原疾王听不聪，谗谄蔽明，邪曲害公，方正不容，忧愁幽思而开始创作《离骚》。

楚怀王十六年(前313)，秦惠文王欲伐齐，令张仪厚币委质事楚，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使楚绝齐。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结果受骗，未得其地，怀王怒而伐秦，秦楚由是交兵。十七年(前312)，秦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取楚汉中地六百里。十八年(前311)，秦因暂不能灭楚，且齐楚复交，愿割侵占的汉中以和楚，怀王云：“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耻焉! ”于是张仪又至楚，用厚币赂用事者靳尚、宠姬郑袖，使怀王释去张仪。时屈原出使齐国刚返，谏怀王云：“何不杀张仪? ”怀王悔，追张仪，不及。怀王二十四年(前305)，楚背齐合秦，往秦迎妇。一向坚持联齐抗秦的屈原因谏怀王合齐，被贬斥到汉北之地，《抽思》云：“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怀王二十八年(前301)，秦与诸侯兵击楚，杀唐眛，取重丘。怀王二十九年(前300)，秦复攻楚，大破楚，杀二万，将军景缺死。怀王三十年(前 299)，秦复伐楚，取八城。时秦昭王欲骗怀王入武关，怀王轻信欲行，屈原谏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 ”怀王之子子兰劝行，云：“奈何绝秦欢? ”怀王卒行，果为秦扣留。楚立怀王子横，是为顷襄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顷襄王三年(前296)，怀王客死于秦而归葬，“楚人怜之，如悲亲戚”，楚人由是怪子兰劝怀王人秦，客观上则肯定了屈原判断之准确。子兰乃唆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诽谤屈原，顷襄王怒而将屈原从汉北放逐到江南地区。屈原“上洞庭而下江”，辗转沅、湘一带，故都日远，长年不复，“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于无可奈何之际，自沉于汨罗江中。

郭沫若说：“他的时代的确是群星丽天的时代，而他在这个时代中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屈原研究》)屈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大诗人，是一座跨越时空的丰碑，也是一个丰富、复杂的“模式”载体。他是一位失败的政治家，却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型诗人。他的思想受到儒、法、道等诸家影响而自成一家。他追求的“美政”内容为：君臣契合，举贤授能，从而对内实行改革，对外联齐抗秦。屈原在作品中从来没有直接点到先秦的哲学家、思想家，诸如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吴起、商鞅等，而提到了一些前贤，如挚(伊尹)、咎繇(皋陶)、傅说、吕望、宁戚、百里奚，往往吟唱他们生得其时，羡慕他们巧遇明君，向往他们有所作为;又提到不少“前修”，如伯夷、比干、梅伯、箕子、彭咸、申徒、伍子胥、介子推，往往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佩服他们的忠而死节。可见屈原是着眼于君臣契合、身为忠臣这一角度，所以考虑的视野也不仅限于楚国，他对出仕他国、别国得志也没有明显的非议。《离骚》曾借灵氛之口说：“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 ”接着又借巫咸之口道出求仕标准：“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穫之所同。”屈原正是借灵氛、巫咸之口揭示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士无常君，国无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扬雄《解嘲》)他们往往大国观念牢固，有的还提出“王天下”、“定于一”的理想，而小国观念比较淡薄。对于有抱负的知识分子来说，仕于本国还是仕于别国，是没有爱国不爱国的区别的。而屈原对楚国执著深沉的热爱、眷恋，亦与他的忠君思想有关。屈原与楚王同姓，身为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面对“反复之不听”，却未生“易位”之思(《孟子·万章》下)。作为臣子，屈原对楚怀王，还是有清醒、痛苦认识的，《离骚》云：“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即生不逢时，没有遇到明君在位、举贤授能的禹、汤、文、武时代。楚怀王，作为一国之君来说，面对内政的腐败黑暗、外交的复杂激烈、对手的强硬奸巧，在主观素质上完全不具备“明君”的条件。他虽不是暴君，不是桀、纣那样的无道之君，但他既不会挑、也挑不动这副艰巨的担子，因而在那天翻地覆的乱世，必然要被历史所淘汰。屈原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这种人身上，李贽曾讥为“虽忠亦痴”(《焚书》卷五)。不过，我们还应该看到，屈原的忠君亦包含着对国家命运的关心，“恐皇舆之败绩”，不只是担心国君不走正路而摔跟头，更担心国家日益削弱而有覆灭的危险。他对楚怀王的怨，有着恨铁不成钢的特定内涵，包含了无比强烈的对国家的爱。故司马迁称为“存君兴国”，朱熹称为“忠君爱国”。此外，战国是社会剧烈变动的时代，社会意识呈现出复杂的面貌。人们的价值取向、是非判断往往具有多重因素，但并不妨碍我们对屈原爱国思想的发掘与肯定。屈原既不是宗族观念极重的在朝贵族，也不是一个只爱楚国而目无“天下”、心胸狭窄之士，他并非没有离楚他仕之念，但至死不离开楚国、挚爱父母之邦，作为一种美好的情操、感情，虽然还不可能升华为一种排他性的、非信守不可的政治伦理道德——“爱国主义”，但他的实践、追求、探索，却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观念的逐步形成，具有不容忽视、无法回避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屈原成为“中华魂”，历代“爱国志士的楷模”，忠心为国、敢赴国难、舍身殉国的志士的“崇拜者”。从这一角度出发，称屈原为“爱国者”、“爱国诗人”，说屈原具有“爱国精神”、“爱国思想”，也是比较合适的。

平心而论，屈原的伟大之处，并非他那至死不离开楚国的实践行为，而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人生的进取模式，其内容包括：第一，忠君爱国。他对楚国怀有“深固难徙”的钟爱，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深沉眷恋情绪，本国没有希望，甚至遭祸殒身，但他仍然希望存君兴国;受到疏远、流放之后，他怨君更忠君，将“俗之一改”寄希望于君之一悟，因而有恋阙思君、表白陈情的倾诉，有抨击群小、以显己美的对比。第二，独立不迁。屈原廓其无求，头脑清醒，独立于世，横而不流，他追求正直、光明，鄙视周容、佞曲，即使备受摧残，穷困茕独，谣诼攻击，无人支持，也不改弦易辙。为了保持美好的人格、操节，他牺牲了欢乐、升擢，也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更牺牲了比生命还贵重的“修名”。第三，上下求索。对理想、对真理、对美政的追求，执著不懈，不屈不挠。第四，好修为常。屈原说过，“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一篇《离骚》，言修者凡十一，志行高洁，仍不断磨炼，提高，完善。与众不同的是，屈原汲汲以求的是以上四项的“全能”，力图将执著不舍的深切眷恋、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坚韧不拔的求索精神，好修不懈的崇高品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超越现实的理想模式、完人模式，是屈原的伟大、独特之处，亦是其痛苦、悲剧之源。因为根据当时的环境、条件、气氛，屈原是无法进行“全能”操作的;若要操作，必有舍弃;若不舍弃其中一部分，则不仅不能实现、实施、尝试，而且连自身也难以保全，所以就一下子陷入了困境，难以解脱。屈原遭到接二连三的打击之后，面临的已不是“进与退”、“仕与隐”、“成功与失败”的选择，而是“玉碎与瓦全”的选择。屈原克服了短暂的思想动摇，始终坚持“全能”，决不轻易舍弃其中任何一项。因此以其生命与“修名”为代价，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完美的人格典型。屈原的悲剧，正源于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他的矛盾正是他的人格的体现、他的“美”的张扬，而他也就成了民族精神的完美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