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与经学·经学的确立与传授

先秦两汉文学与经学·经学的确立与传授

儒家经典研究的历史，就是儒家经学发生、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经学的发展史。对于儒家来说，儒家经典是前代流传下来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同时，它们也是历代儒家学者借以阐述自己思想观念的媒介。儒家以所谓“述而不作”的方式阐释这些前代文献，同时，将自己的社会理想、人生理念充分发挥出来。

孔子一生弟子众多，至战国时代，其再传弟子和儒家后学已分为八派。在这些弟子、后学中，传播儒家经典最力并产生极大影响的，当属子夏。据说子夏传诗，历数世而有毛亨，即毛诗^①。又前文曾言及公羊、穀梁两个学派的创始人都是子夏弟子，足见他是儒家经典的重要传人。此外，还有子思作有《子思子》23篇，见于《汉书·艺文志》，《中庸》《表记》《坊记》《缁衣》都出于《子思子》一书。公孙尼子著《乐记》，汉代学者戴圣将其编入《礼记》(即《小戴礼记》)中。曾参作《曾子》18篇，见于《汉书·艺文志》。原书散佚，其中10篇经戴德编入《大戴礼记》中。战国中期以后的儒家中，孟子和荀子成就卓著，在经学的传播中也起到极大的作用。《孟子》一书阐述自己的思想主张，每每引《诗》《书》以证其说，也是经典研究中的一种套路。总的来说，此时儒家对经典的阐释，仅仅是儒家学说的组成部分，是先秦百家争鸣中的一派，是并不依赖官府扶持而仅仅依靠该学说的生命力而存在、发展的。

研究中国经学以及汉代经学的学者，都非常注意汉代的经今古文学，将其视为汉代经学主要的和基本的特征。的确，汉代历史上存在过经今文学和经古文学。然而，汉代经学的本质除了上述历史特征之外，还有一点是极其重要，却又为以往的研究者所忽略，那就是中国经学的官方学说特点。中国经学的重要特点在于它与封建王权相结合，取得王权的支持、庇护，成为官办学术与官方话语。这是与先秦儒家对经典研究的重要差别之所在，同时也是中国经学同其他学说区别的重要标志。从这一特点考察，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研究尚处于前经学时期。

作为官方学术的中国经学始于汉代。

《史记·儒林列传》云：“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史记》卷一二一)

又据《汉书·儒林传》载，伏生讲学于齐鲁间，从此，齐地学者熟悉《尚书》的人很多。这些记载表明，一些学者在汉初就已经传授儒家经典，他们讲学于民间，引起朝廷重视。伏生在齐鲁讲授《尚书》，是汉代经学的开端。但严格意义上说，这一时期尚处于中国经学的准备阶段。

文帝、景帝时立一些博士，其中有传授儒家经典的，如申培公、韩婴、辕固生讲授《诗经》(《史记·儒林列传》)。但又不限于儒家经典范围，如贾谊为博士，却并非以治儒家经典著称。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云：“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①这里已经明确指出，文、景两朝的博士并非都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业。《汉书·儒林传》云：“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汉书补注》卷八八)

中国经学在汉武帝时期正式确立起来。《汉书·武帝纪》云：建元元年，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书补注》卷六)奏可。卫绾所批评的是前朝举贤准则，而董仲舒则既对前代的思想、学术进行批评，又提出了新的学术定位。《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对策曰：“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补注》卷五六)这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转折点。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进程，经学也因得到最高权力的庇护而走红天下。

《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汉书补注》卷八八)这是对作为官方学术的经学转型、发展的很好概括。武帝区别于文、景二代之处就在于对官方学术的内容和性质有了明确而自觉的认识。汉武帝时规定了中国经学的基本内容和性质，即以承载“孔子之术”的儒家经典为其内容，以是否“乱国政”为价值判断的唯一准则，通过“劝以官禄”的诱导，建立并发展这官方学术。这是汉代经学的也是中国古代经学的第一个特点。这是经学区别于其他学术、学说的重要标志。

汉代经学的第二个特点是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之争。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的差异，从表面上看，是经书书写文字有所不同。今文经用汉代通用的隶书写成，古文经写于战国前，用篆字。实际上是学术思想、学术方法的不同。

从伏生讲授《尚书》始，五经中除《诗经》依赖口耳相传，不必借助于文字，其他各经汉初的版本也都是古文，如河间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但不论是否立为学官，并未因文字方面的差异而引起学派之争。鲁恭王拆毁孔子旧宅，发现一批古文旧书，其中《古文尚书》的篇目同各博士所传授的《尚书》有很大的差别，也不曾对当时的《尚书》学产生冲击。无论欧阳，还是大小夏侯，他们相信的是师承家法。西汉所立五经博士都属于今文学派。史称汉代14博士，即《周易》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尚书》有欧阳、夏侯胜(大夏侯)、夏侯建(小夏侯);《诗经》有鲁申培公、齐辕固生、燕韩婴;礼有戴德(大戴)、戴圣(小戴);《春秋》有严彭祖、颜安乐(《汉书·儒林传》)。这些学派创立之初，所传授的经典虽为古文旧书，却以今文读之。

经今文学在递相传授中重家法，讲究章句之学，在对经典的阐释中发掘其微言大义，对政治亲和、附会，甚至流于谶纬之说。今文经学的代表当推公羊学的董仲舒。

古文经学虽因古文《尚书》的发现而引起，但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的学派分立，却以《周礼》《左传》及“毛诗”为代表。古文经学重视对前代典章制度与史实的阐释，这一特征在 《周礼》《左传》中尤为鲜明。东汉后期的马融、郑玄是确立古文经学地位的最重要的学者。

唐代经学以注疏为其基本特征，跟在汉代或魏晋经师身后，亦步亦趋，绝少新见。宋代经学“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①。宋代研治经学的人多不信传、记、注、疏，甚至怀疑五经文本，进而改经、删经，以就己说。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司马光等人在这方面有所发现。如王安石主张以经义取士，撰《毛诗新义》《尚书新义》《周官新义》，在前人对“九经”推崇的风气下，独重三经。宋代学者在思想领域主张理气心性之学，在经学思想方面遂不满于汉儒的章句之学和名物制度之学，而在解经中追求义理，多发前人所未尝发。欧阳修等人怀疑并考订《诗经》与《尚书》中的古史问题，摆脱前人解经的种种谬说。朱熹的《诗经》研究否定小序，甚至否定孔子“思无邪”之说，而提出“郑、卫之乐，皆为淫声”，并否定美刺之说，而提出《国风》中很多诗篇都是“淫奔者自叙之辞”^②。在经学研究中，朱熹最重视的乃在于《四书》，他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同《论语》《孟子》汇为一编，精研深思，终生不辍。

清代是经学发展的最后也是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学者、著作都很多，《皇清经解》正续编收入近四百种著作，还有些因体例关系而未收入其间。清代经学有汉学、宋学之分，表明它既从前代有所借鉴、继承，又有所批判、扬弃。

清代经学发端于对宋代程朱理学的质疑与批评。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都起到扭转学风的作用。顾炎武撰《左传杜解补正》《九经误字》《音学五书》等书，从传统的小学入手，直指群经古注的疏谬处，开清代汉学之先河。从此，清代经学家多将考据学视为开宗立派的根本，通过考据的方法阐述义理，也通过考据而反驳宋学的武断。戴震成为在经学领域批驳宋代经学最为有力的学者。戴震撰《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等著作，运用训诂考据的功力，批驳朱熹背离先秦儒学，以禅释儒方法的不可取。他的研究中既体现出对宋代经学的否定，也以自己的学术实践确立起新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旨趣。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代表了清代《尚书》研究的最高成就;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成为清代《诗经》学的代表;礼学研究涌现出更多成果;《春秋》研究也成为专门之学，不仅在经学领域独树一帜，还进而对清末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刘逢禄的 《春秋公羊何氏释例》《左氏春秋考证》从不同的角度否定《左传》的经典地位，极力推崇公羊学。龚自珍、魏源都在继承汉代公羊学派传统、讲求经世致用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儒家经典是先秦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诗经》本来就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选集。《春秋》《尚书》等则直接开启了中国史传文学的先河。至于《礼记》中的《乐记》，更是中国古代最早最为系统的文艺理论著作，对后世中国文学理论的影响深远。而经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学术，它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对文学所起的影响也是极其巨大的。因此，关注先秦两汉文学同儒家经典的关系、同经学的关系，是深化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同时，还有助于加深对魏晋以后文学与文学思想的理解。在此，我们可以引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的几段话来作为本文的结束：

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

《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义既挻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

赞曰：三极彝训，道深稽古。致化归一，分教斯五。性灵镕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

注释

① 参见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四库全书本。① 参见《楚元王传》所附《刘歆传》,《汉书》卷三六。① 《四库全书总目》之《经部总叙》,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② 参见朱熹《诗集传》卷二、三、四有关郑、卫诸篇解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