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明代通俗小说·《金瓶梅》与色情小说

明代文学的内容·明代通俗小说·《金瓶梅》与色情小说

正当《西游记》与神魔小说盛行之际，明代另一部重要小说《金瓶梅》也开始以抄本形式在一些文人间流传^②。这部百回长篇小说约问世于嘉靖末到万历初之间，但一直到万历四十五年(1617)才以《金瓶梅词话》为名刊行。崇祯年间，又有人对《金瓶梅词话》作了较多润色修订后刊行，这便是《金瓶梅》两个版本系统的由来^③。《金瓶梅》的作者是谁?这是小说史上一大悬案。不少人曾围绕“笑笑生”的署名进行考证，有的说是王世贞，有的说是李开先，其他还有种种说法，但都缺乏确凿证据^①。关于《金瓶梅》的成书方式也是意见不一。它曾被视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但近来不少学者认为它同属“世代累积型”，因为它呈现出根据话本等材料进行改编时常见的典型现象：书中几乎每一回都有大量韵文，并插入了相当多的诗词和散曲;而且作品行文粗疏，又大量采录他人之作，前后脱节、破绽或重出处也极多^②。

《金瓶梅》在开篇处对《水浒传》中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进行改编，写潘金莲未被武松杀死，而是嫁给西门庆为妾，由此再转入小说主体部分，书名则由小说中三个主要女性，即潘金莲、李瓶儿与春梅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合成。《金瓶梅》以家庭日常生活为素材，这样的长篇小说在历史上还是首次出现。作品以北宋末年为故事背景，但它通过对西门庆家庭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以西门庆为中心的各种社会活动，特别是西门庆一生的发迹变泰、兴衰荣枯的描写，展示了处于封建主义制度末世的明代社会的真实内幕。原本开生药铺的破落户西门庆上通权臣，下揽无赖，巧取豪夺，恣意妄为，在短短几年内不仅腰缠万贯，而且还当官登堂审案。有了钱可以买官，当了官又可以攫取更多的钱财，并在相当范围内为所欲为，这就是富商恶霸西门庆的发家经历。在作品第五十七回里，人们可以读到西门庆的一段“名言”：“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掳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许多无钱无势的小人物如武大、苗员外、宋蕙莲等悲惨地含冤而死，而依仗权势、作恶多端的西门庆却享不尽荣华富贵。不过，《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已不是《水浒传》中的那种封建社会里传统的纯粹的流氓恶霸，他同时还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西门庆经商时既长途贩运，又开店营业，兼做行商与坐贾，有时还将贩来的商品加工后再出售，千方百计地不让一点利润外流。他实行了与没有股份的伙计拆账分红的方法，将赢利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挂钩，以调动其积极性与责任心。这些都是孕育于封建社会中的新的经济因素。然而也正因为这是封建社会中的经济活动，西门庆为了扩展事业，又必须与这个社会融为一体。他不惜出巨资贿赂、拉拢政府官员，利用攫取到的那部分封建权力，进而获得更多的利润。作品对封建末世官商勾结、钱权交易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揭露，并以此展示了当时的政治腐败和社会黑暗。

这部作品在反映晚明社会生活时，尤其以刻画人际关系间的世态炎凉见长。小说第三十回写西门庆生子加官，这是他家兴盛的顶点，作者在此处插话道：“谁人不来趋附?送礼庆贺，人来人去，一日不断头。常言‘时来谁不来，时不来谁来’?正是：时来顽铁有光辉，运退真金无艳色。”可是等西门庆一死，他的妻妾、奴仆、朋友全都显出另一副嘴脸与心肠。特别是那些曾竭力奉承、巴结西门庆的帮闲子弟，昔日胁肩谄笑，称功诵德，如胶似漆，如今则视如陌路，唇讥腹非，乃至恩将仇报，“情义”全都随权势的有无、钱财的多寡而消长。透过那一幅幅世情冷暖的画面，人们看到的是冷酷、虚伪与自私，而且这不是个别人或一时的表现，它们已汇合成整个社会与时代的特征。作者创作的主旨，就在于对封建社会末世的暴露，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而作者的暴露批判是通过具体生动故事，尤善于以人物的神态、动作、语气使读者得到强烈的感受，故而鲁迅先生又称赞道：“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①。在这一展示过程中，作者同时也显露了自己对传统道德信心的丧失，因此小说中时时可见那个社会的堕落和不可救药，但希望和理想的光辉却无一点闪现。

将各种复杂因素糅合在一起，并体现出鲜明时代特征的西门庆形象的塑造，是《金瓶梅》的艺术成就之一。作品在描绘其他人物时，也打破了以往小说中常见的单一性格的惯例，不是按类型化的人来演绎形象，也不将性格当作单纯的个人天性，而是同人物的生存环境、经历联系起来，写出其中的复杂性。如潘金莲既狠毒淫荡，又聪明美貌，既刁钻凶恶，又伶俐敢为;而李瓶儿既有冷酷恶毒的一面，同时又有温顺多情之处。这种多元、立体化的性格显示，更使人感到真实可信，而这正是来自对现实生活的观察、提炼和概括。《金瓶梅》不像以往小说那样着重描写非凡人物的非凡经历，而是以西门庆家庭的日常生活为中心，并以这个家庭的广泛社会联系来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官吏、书生、医生、商人与伙计，还是地痞、无赖、娼妓、牙婆、和尚与道士，城市生活中三百六十行的各色人等，几乎全都尽揽在内，从而展现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明代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卷。在全景式地描绘生活画面时，小说结构也不再是将一个个人物或事件做机械的串联组合，而是以西门庆为中心人物辐射到社会的四面八方，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网络。在语言方面，《金瓶梅》运用的纯为现实生活中的口语，显得真切而朴素，作者又善于使用谚语、歇后语，给人以新鲜活泼之感，这些也是人物性格格外鲜明生动的重要原因之一。《金瓶梅》创作上的缺陷给人的印象同样很深刻，它曾因含较多的淫秽描写而被视为“淫书”。尽管有一部分性描写与人物性格的刻画密不可分，但从总体上看，相当一部分却是为性而写性，且又肆意铺张，不仅暴露了作者在这方面欣赏趣味的低下，同时也严重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①。

《金瓶梅》问世前后，还出现了一些色情小说，如吕天成的《绣榻野史》(王骥德《曲律》卷四著录)、“风月轩又玄子”的《浪史》、“芙蓉主人”的《痴婆子传》、“古杭艳艳生”的《玉妃媚史》与《昭阳趣史》、“醉西湖心月主人”的《宜春香质》与《弁而钗》、托名唐寅的《僧尼孽海》、醉竹居士的《龙阳逸史》，以及编撰者不详或今已佚失的《钟情艳史》《怡情阵》《词坛飞艳》《青楼传》《玉娇李》《百缘传》与《双峰记》等。这些作品在明末曾流播极广，“人函户缄，滋读而味说之为愉快”(五湖老人《忠义水浒传序》)，同时也遭到舆论的严厉谴责：“滥觞启窦，只导人慆淫耳。”(五湖老人《忠义水浒传序》)“如老淫土娼，见之欲呕。”(张无咎《新平妖传序》)然而，这一群体也自有其独特的价值与地位。撇开反映特定历史时代的道德沦丧的认识意义不论，仅就小说发展进程而言，它们对于小说编创手法的演进也曾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当时流行的讲史演义、神魔小说，不是叙述古事就是描绘仙境佛国，与现实生活都有较大的距离;其创作方式相应地是依据平话、杂剧等已有之作进行改编。与此相比，色情小说虽淫秽污臭，污染笔墨，内容却是现实生活的展现，有的作者甚至直接取材于自己身边的人与事。这些小说着意选取生活中丑恶一面铺叙，固然显示了作者趣味的低下，但创作题材由古代或天国转至现实的意义并不可因此而抹煞。而且，作品叙述的淫秽之事是当时弥漫于朝野的风气使然，就这点而言，作品反映的内容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只不过作者津津有味的肆意铺张使其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这些作品的创作有时还显示出搀杂时事内容的特点。读过《玉娇李》的沈德符曾介绍说，在这部今已失传的作品中，“其帝则称完颜大定，而贵溪、分宜相构，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诸公，则直书姓名，尤可骇怪。”(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金瓶梅》)憨憨子为《绣榻野史》作序，论及作者创作动机时，也有“正史所载，或以避权贵当时，不敢刺讥，孰知草莽不识忌讳，得抒实录”之语。若仅就创作而言，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这是明代通俗小说中率先直接面对现实人生的创作流派。

由于是以独创方式反映现实人生，那些作者在艺术形式方面的某些探索也提供了值得注意的经验，其中尤可注意的是《痴婆子传》。这部以浅显文言写成的小说一开始写燕筇客拜访“发白齿落、寄居隘巷”的上官阿娜，听她讲述年轻时的诸风流事。上卷结束时，阿娜称“今已日暮，未得罄予所言，明日当再过予以告”，下卷则以阿娜“昨与子言，未竟其说，今为子陈之”之语为开端继续讲述。作品以第一人称写成，这一体例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实属罕见。由于是采用第一人称，作者就很自然地融入了主人公细腻的心理描写，而从“我”的视角叙述感受与体验，作品对栾氏封建家族黑暗的暴露与批判也因此显得更真实与更尖锐。《痴婆子传》的内容是阿娜的回忆，全篇采用倒叙的叙述方式。曾有人认为小说倒叙手法是从西方引入的写作体例，这种说法在《痴婆子传》面前显然是不攻自破了。

总之，色情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特殊群体。它们因内容淫秽而不宜传播，但同时也是小说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明代通俗小说创作发展的总趋势，是从以改编旧作的方式描述历史或神魔故事出发，逐渐走上以独立创作反映现实人生的道路，而在这一过程中的转折之际，最先出现的人生写实的作品竟在着意描摹色情，这有点令人尴尬，却又是不可回避的事实。这现象表明了小说发展进程的曲折与复杂，以及文学规律的显现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风尚的影响。因此，决不可将色情小说从研究视野中抹去，更何况它们显示的有些价值与意义，又是其他创作流派所无法提供的。

注释

② 参见袁宏道《与董思白》《与谢在杭》、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金瓶梅》。③ 参见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① 参见陈大康《论<金瓶梅>作者考证热》,载《华东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② 参见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明之人情小说》(上)。① 参见吴晗等著《论金瓶梅》,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