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与语言文字·先秦两汉语言发展与纯文学产生

先秦两汉文学与语言文字·先秦两汉语言发展与纯文学产生

先秦两汉语言的发展成熟推动了思维的发展成熟，同时也促成了先秦两汉说理散文的发展成熟及其与纯文学疏离的走向。就抽象思维而言，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没有语言，思维活动就无法进行;语言又是思维的外化，没有语言，思维的结果(思想)就无法表达。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思维的日益精密，得力于语言的日益丰富;语言的日益缜密，也得力于思维的日益精进。在文字产生之后，语言有了记录它的符号，从而被书面化，使人们有时间对静态的语言进行分析研究，并且不断完善。由此可以推断，在文字产生之后，语言才有可能发生飞跃的发展，思维才有可能随之日益成熟。

中国汉字产生与成熟的过程，所经历的时期是殷商到两汉时期，即古汉语语言学所谓的上古时期^①。可以肯定，这一时期是汉语发展与成熟的时期，也是汉民族思维的发展与成熟时期。先秦两汉语言、思维的发展成熟无疑促成了文学的发展与成熟，因为文学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作家对它的感受、体验、认知、理解和思考后的再现。任何文学作品都不能摆脱作家的思维活动和思维的结果即思想感情，都不能不受到作家思维成熟程度的制约。

先秦两汉的说理散文就反映了逻辑思维发展成熟的轨迹与其本身的成熟路线：较早的《老子》与《论语》在说理时往往表述的是结论性语言，缺少或者几乎没有论证性语言。而在《庄子》《孟子》《墨子》中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可以看到类比推理、举例论证等论说方法。《墨子》中“类”、“故”、“”等重要的逻辑学概念，“群”、“侔”、“援”、“推”等论证方法，和以“本”、“原”、“用”——“三表法”作为衡量言谈是非的标准等等，更表现出丰富而系统的逻辑思维。尤其是后期墨家，更提出了相当完整的逻辑学说。到了《荀子》《韩非子》中情况又有所不同，荀子的文章中已经出现了极严谨的三段论式。这种演绎推理，主要得益于墨子，但比墨子更加绵密。《墨子》主要是运用形式逻辑，而《荀子》已经初步掌握了某些朴素辩证法的方法。韩非以长篇专题议论文著称。先秦专题论文草创于《墨子》，奠基于《荀子》，到了《韩非子》则有了长足进步，体制更加宏大壮阔，结构严密复杂，文风犀利恣肆，辩说剔抉精微，更显示了逻辑的力量和思辨的睿智。明门无子在《韩子迂评》中称颂《韩非子》说：“小段小结束，大段大结束，从来文字密致未有如此者。”这是毫不过分的^①。

汉代的说理散文比之先秦说理散文又迈进了一大步。汉代说理散文由于时代的需求，把论说的重点放在了秦代灭亡的历史教训的总结和汉代现行政策的可行性研究方面。即便是学术性的散文，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王充的《论衡》，也表现出浓重的政用功利色彩，这种摆脱抽象理论而更具有现实性、针对性的具体研究，若没有高度成熟的语言和思维，是难以想象的。从两汉的说理散文看，它一方面承继了先秦的逻辑学说并不断发展，一方面是对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普遍使用，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虽然说这时期的说理散文抒情性的文学色彩有弱化的趋势，但是其论辩性的思辨色彩却在不断地强化。这一现象反映了两汉说理散文脱蜕文学性、增生论辩性的嬗变，表现出与纯文学疏离的走向。先秦两汉说理散文所表现出的逻辑思维的不断成熟、论说方法的不断严密，究其根本原因，语言的发展无疑是其发展成熟的原动力。

先秦两汉语言文字的发展孕育了纯文学并促生了纯文学。一般认为，文学这一概念有着三种不同的含义，它们分别被称为广义文学、狭义文学和折中义文学。所谓广义文学是一切口头或书面语言行为和作品的统称，包括今天所谓文学和政治、哲学、历史、宗教等一般文化形态。狭义文学是指今日通行的文学，即包含情感、虚构和想象等综合因素的语言艺术行为和作品，如诗、小说、散文等。折中义文学是指介乎广义文学与狭义文学之间而又难以归类的口头或书面语言作品，如历史散文、政论散文等^①。我们所说的纯文学即指狭义的文学。

在先秦两汉时期，可以称之为纯文学的，人们公认，只有诗歌。关于诗歌的产生，从理论上推测，当是相当久远的事情。由于远古时代还没有文字，我们无法了解当时诗歌的情况。正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只能根据文字记录下来的诗歌，来谈语言文字在诗歌发生、发展、成熟中的作用。从诗歌的语言形式来说，最初的诗歌是二言的，如《吴越春秋》中记载的《弹歌》《周易·屯》爻辞“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此后出现了复杂化的倾向，如《周易·归妹》爻辞“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周易·明夷》爻辞“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出现了二、三言杂出或三、四言杂出的语言形式。到了《诗经》中记录的诗歌，则是以四言为主，并日趋整齐。如果说《诗经》风诗中还常常杂有三言、五言、六言、七言的句子，那么在雅诗、颂诗中四言以外杂言的句子就很少了，这说明四言形式在这时已经定型化了。其实，二言、四言的节奏都是二字一顿，四言句只不过是二言句的延伸^②。《诗经》对它以前歌谣在句式方面的发展，还谈不上是本质上的变化。

使诗歌语言形式发生巨变的是先秦楚地的歌谣。因为在《孟子》中的“孺子歌”、《论语》中的“楚狂之歌”、《说苑》中的《越人歌》等楚歌中都出现了数量较多、形式定型的三字节奏，二字节奏造成的是偶字句，三字节奏造成的是奇字句，这便使诗歌语言节奏多样化，更能表现诗歌的音乐美，在楚地歌谣基础上形成的屈原的诗歌最能证明这一问题。《天问》和《九章·橘颂》以四言为主，杂有三言、五言，《离骚》《九歌》和《九章》中的绝大部分作品是以六言、七言为主，也杂有五言的句子，奇字句、偶字句交错使用，灵活多样，疏密相间，整齐中又显出一种自由。大概在西汉之初，五言的楚歌多了起来。《楚汉春秋》中虞美人唱的“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汉书》中戚夫人的“舂歌”，李延年的“佳人歌”，基本句式都是五言。这是一种前二言、后三言的句式，这标志着三言结尾的诗歌句式(以下简称“三字尾”)的形成。“三字尾”的形成，更标志了诗歌的语言形式革命性的转变，“三字尾”以二、一或一、二的形式出现，可以灵活掌握，自由运用，与二言结合就是五言，与四言结合就是七言，比两字尾更具有优越性。汉代乐府中的五言诗和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代文人五言诗，还有汉末出现的文人七言诗，都是因此而发生的。

从诗歌的押韵情况看，《诗经》非常复杂，有句尾韵、句中韵、句句韵、隔句韵、交韵、抱韵，韵脚位置不甚固定，用韵较密;《楚辞》用韵比起《诗经》来清晰了许多，基本是句尾韵、隔句韵，句句押韵的情况不多。但《诗经》、《楚辞》的押韵都是平仄相间(或者可以说舒声与促声相间)，错互使用。大概在汉初，人们发现押平声韵便于曼声歌唱，更有益于抒情，于是形成了押平声韵的时尚。汉时的楚歌和柏梁体诗歌的押韵就是以平声韵为主的，而后押平声韵的诗越来越多，乃至催生了后世的格律诗。

从诗歌内容的表达来说，上古民谣和《诗经》时代的诗歌，内容表达多是见诗明意，虽有隐喻的现象，也“视而可识，察而见义”，因为在这个时期，人们的诗歌观念，仅是追求“言有序”。《周易》中《艮·六五》爻辞说：“艮其辅，言有序，悔亡。”所谓“言有序”，也就是讲究语言的语序和逻辑性，研究怎样更准确地把话说明白。《诗经》可谓是“言有序”的具体体现。就当时文化传播情况来看，《诗经》是落实推广“言有序”观念的最好教材，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不但学《诗》，而且在交际中“称《诗》”、“引《诗》”，且作为一种时尚，成为人们的表现文化水平的标志。《左传》《战国策》和先秦两汉诸子“称《诗》”、“引《诗》”的例子屡见不鲜。不过先秦两汉“称《诗》”、“引《诗》”多“断章取义”，多与《诗》本义大相径庭，或借之言志，或用之说理，把《诗》完全当成了表义的工具。

我们谈这个问题似乎与诗歌内容表达无关，然而并非如此。这种“称《诗》”、“引《诗》”的现象，引发了人们对诗歌语言表达的新的认识，即诗歌语言不仅可以表达词义、语义本身承载的意思，还可以通过形象的塑造表达“言外之意”。这一发现使诗歌语言在内容表达方面产生了一个飞跃。在《诗经》之后到战国末期的300年间，在孔子“述而不作”思想的影响下，诗歌创作沉寂了，人们只用《诗》，而不作诗，文坛上几乎没有诗(只有少许歌谣记录在历史著作中)。然而，在战国末期突然出现了《楚辞》，这绝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对诗歌语言的认识产生飞跃的必然结果。屈原在《惜诵》中唱道：“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抒情”一词为屈原首创，表现着诗人以诗抒情的自觉性^①。值得注意的是，《楚辞》的抒情已与《诗经》有很大的不同，它多用象征的手法通过形象来抒情，产生了意蕴深远、言外有意、令人回味无穷的艺术效果。总的说来，《诗经》和《楚辞》都是以抒情为主要特征，叙事的成分很少。汉乐府则不同，它是以叙事为主要特征，其中《孔雀东南飞》就标志着中国叙事诗的成熟。汉代的叙事诗，毫无疑问是当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诗歌创作精神的产物，但没有语言的高度成熟也是不可能的。从前已论及的《史记》语言的成熟程度来分析，中国的叙事诗在汉代走向成熟，这完完全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综上所述，先秦两汉纯文学——诗歌发展与成熟的内驱力就在于先秦两汉语言的发展与成熟。

注释

① 我们认为,汉字的产生在甲骨文时期,因为文字只有自成体系、能够基本记录语言,才可确认它的产生。汉字的成熟期是在汉代,因为汉代隶书的诞生,才使汉字走完了古文字的历程,以今文字的面貌出现,并奠定了现行的方块汉字的基础。① 参见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第127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① 参见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第49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② 参见程毅中《中国诗体流变》第60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① 参见陈良运《中国诗学批评史》第55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