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与原始宗教·史传散文和原始宗教

先秦两汉文学与原始宗教·史传散文和原始宗教

先秦两汉散文，因为和政治现实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其中的原始宗教成分也就不像诗歌那样明显。但散文的产生和发展也不能脱离它的文化背景。先秦时代，原始宗教文化无处不在，自然也会对散文产生影响。甲骨文一般被认为是古代散文的开端，而甲骨文则纯粹是为宗教祭祀所用，可见散文自其诞生起就与原始宗教有着深厚的渊源。像《老子》《庄子》这种被我们认为是纯粹哲学说理的文章，也有很多学者，从其意象、思维方法，甚至是理论模式等方面，指出其和原始宗教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从原始宗教切入的研究，对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先秦诸子的文章和思想，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本节以先秦两汉史传作品为例，探讨这一部分散文作品和原始宗教的关系。

先秦两汉时代是我国史传文学的黄金时代，从《春秋》《左传》到《史记》，构成了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徐复观先生对早期文化中的巫史不分而渐至于巫史有别的发展过程，做了认真的考察，提出了史传作品“由宗教向人文的演进”的命题^①。他的工作具有开创性，对研究先秦两汉的史传作品及其发展演化有着积极的意义。下面我们沿着这一思路，对这一时期的史传作品做进一步的描述和探讨。

对史传作品的理解离不开对史官文化的研究。原始文化以巫术为主，巫觋作为一个特权阶层，开始了巫政统治。随着时代的发展，祭祀本身更为繁杂，祭祀行为的延续性也得到重视，于是文献载录和传承成为必要，历史意识和史学行为也就从巫觋这一阶层中得以产生，也就有了史职。从现有的文献来看，殷商和西周时期基本还处在巫史不分时期，史官同时兼有巫职。他们所职掌的文献除了名姓之后、昭穆之世、礼节之宜外，还负责祭祀过程的载录和文献的保存，也享有祷祝等宗教权力。最初的史家的载录，如甲金铭文甚至册、诰等，既具有神圣天命的因素，同时也起着指导现实生活的作用，为现实的合法性提供依据。随着历史的积累和文化的发展，史家在社会事务中渐居于核心地位，所以，国家的“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王国维《释史》)。

春秋以降，史家渐渐脱离了巫的职事，但他们凭着巫史传统赋予他们的使命和权力，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对社会实践进行解释、预言等，并通过史录这一特殊的形式，通过褒贬、预言“为天下立法”，推行一套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方向的社会政治理想和伦理准则，成为儒家的先导者。《春秋》是这一时期史官文化的代表作品。这一时期的史传作品，对自己的巫史文化传统持一种复杂的态度。一方面，为了强调自己文化创造的合法性和神圣性，他们依恋甚至神化自己的传统，以一种严谨的近于刻板的方式，呈现着当时的历史。言其“呈现”，是因为他们的表达方式是既没有原因、过程，也没有判断，他们只强调事实本身是否“合礼”，而不会追究事实的动机和客观环境，是一种类于是否触犯宗教禁忌的判断，是呈现给神的。但春秋史官显然又不满足于此，所以，在不改变“呈现”姿态的前提下，通过“常事不书”、“隐讳”、“一字褒贬”等笔法，使得文献本身附加上史官自己的价值评判，力图在文献中融入神圣性和价值理性两方面的因素。《春秋》之所以难以理解，原因就在于此^①。而以《左传》《国语》为代表的史传作品，则更进一步发展了道德理性，开始追究事件的原因，从动机和防微杜渐的角度来看待事件，具有明显的理性色彩。因此，《左传》叙事强调因果关系，它表现为以大量的“初”字来追究事情的原因。这是理性的进步。不过，由于《左传》等毕竟处在因果理性的发展初期，因此，他们对因果关系的认定，还有着明显的道德主观性特点，显得有些幼稚。这一点，典型地表现在预言这一叙事方法上。不管是何种形式的预言，它的逻辑是有一因，就一定有一果，而不考虑能对结果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当然，《左传》《国语》叙事中也有大量的象征性思维，比如鬼神、梦验、占卜等，这些都是原始宗教文化在史传作品中的反映。

经战国至汉武帝时期，政治理性终于从原始宗教中挣脱出来。董仲舒不得不以公羊家的身份在巫史传统和帝王集权之间首鼠两端，而最终以严格限制史家对灾异等神秘现象的解释权力，剥夺了史家的天命背景，标志着巫史传统的全面衰落。而司马迁及其《史记》创作，是自春秋以来的巫史精神的最后的闪光。司马迁自父亲而不是皇帝那里接受了史职，同时也接受了公羊家对孔子撰史精神的阐发，期望能在天人之际、古今之间，有所成就。但“文史星历”等文化权威的失落，加上他自身的不幸遭遇，迫使司马迁凭借职业的神圣传统，超越帝王的权威，把文化建设的意愿转变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复仇行动。《史记》在最大范围内展开了对史官的文化传统和自身品质的双重捍卫。而如此冒犯皇家威严的《史记》的撰写活动能在汉武帝时期顺利完成，则是皇权对巫史传统的最后的妥协。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汉武帝为何在怒削《景帝本纪》和《今上本纪》的余威下，居然对司马迁网开一面，而只借小小的李陵事件来惩罚司马迁。显然，汉武帝顾忌的正是巫史传统。司马迁对现实的失望，促使他对现实个体命运的关注，因而使《史记》散发出浓烈的悲剧气氛。这种人生关怀是如此突出，是对原始宗教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自《汉书》以后，史官由皇帝选任，中国史传作品就完全附属于以帝王治权为中心的政治理性，成了当世统治集团自我证明或资政的材料，早期史传作品所具有的文化创造或文化批判精神完全丧失。相对而言，中国早期史传作品的文化精神则更为突出，它主要表现为使命意识、创造精神、人生关怀等。中国古人撰史的热情和对史传作品的敬重，以及文人所经常采用的以史讽今的政治批评方式，实与中国古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巫史精神有关。

先秦两汉文学与原始宗教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不仅是我们上面所举出的《诗经》、楚辞、史传作品，其他如诸子散文、乐府诗、汉赋等，也都有不少人从原始宗教的角度进行研究，成果众多。有不少文学现象也只有从原始宗教的角度，才能真正揭示其文化意义。比如汉乐府诗《陌上桑》，学者普遍认为这是一首歌颂弱女子机智反抗凌辱的诗。但从文学史上来看，桑间濮上，其实是一个久已存在的邂逅的母题，从《诗经》到秋胡的传说，到《陌上桑》，连绵不断。而这一母题，又与古代“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周礼·地官·司徒第二》)的习俗有关，是古代民间季节祭狂欢场面的反映。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不能接受“奔者不禁”这一事实，而秋胡戏妻、秦罗敷等故事，不过传达了社会对传统习俗的不认可，通过在旧的母题上制造一种新的禁忌，来纠正过往的社会习俗，维护新的社会伦理规范。从原始宗教的角度研究，能让我们从《陌上桑》中领略到更多的社会内涵。先秦两汉文学中，还有很多的文本、事实、意义都还处在云雾之中，拨开云雾，尚需在多方面、多层次上运用有关原始宗教的知识和理论，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因此可以说，只要我们正确把握文本、史实和理论，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并密切注意新的考古材料，多方考察，这一研究领域是有着广阔的前途的。

注释

① 参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原史——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学的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① 参见过常宝《“春秋笔法”与古代史官的话语权力》,《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