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隋唐五代文学的典籍·小说

隋唐五代文学的文献·隋唐五代文学的典籍·小说

明代因文言、白话小说的兴盛，编刻唐人小说蔚为风气。受当时学风和商业利润的双重驱动，出现了一大批依托伪造的唐小说，其最常见的方式是从《太平广记》等书中抄取小说伪题书名、作者。坊刻的小说丛书，收入了大量的此类小说。直到清代，这一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伪品。如《五朝小说》《古今说海》《唐人说荟》《唐代丛书》《龙威秘书》 以及宛委山堂本《说郛》等书中，收入了许多此类伪作。近代以来学者受到西方学术影响，重视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也十分注意清理文献，剔除伪本，追索史源，在唐代小说文献研究方面，做了大量极有意义的工作。这里应特别提到鲁迅、汪辟疆和今人程毅中、李剑国所作的工作。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唐宋传奇集》和《破〈唐人说荟〉》等文，明确提出了清理唐代小说文献的原则和方法。汪辟疆《唐人小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虽是选本，对唐重要小说的校订和考证，有严格而科学的把握，提供了学人可信的基本文本和参考资料。程毅中作《古小说简目》(中华书局1981)，对汉唐文言小说的真伪，作了初步而准确的考订，篇幅不大，影响深远。其后他又作了唐小说的一系列具体考订，多有发明。李剑国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对现能考知的唐人志怪传奇，无论存佚，逐书逐篇地做了细致的考察，其文献发掘的广阔系统，远超前人，将唐代小说文献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界定很困难，隋唐五代小说的界定和分类也很难有明确的原则。如果按照时下一般的意见来说，把志怪、传奇、异闻一类作品视为小说，而将记录名臣才子遗闻逸事的笔记不列入，就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小说原书留存下来的很有限。能举出来的只有以下几种：1.唐临《冥报记》，日本高山寺、三缘寺存唐抄本，记南北朝至唐初轮回报应故事，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方诗铭校点本，又据《法苑珠林》等书补录逸文。2.牛僧孺《玄怪录》，中国国家图书馆存明陈应翔刻《幽怪录》4卷，存44则。3.李复言《续玄怪录》，现存南宋临安府尹氏书籍铺刻本《续幽怪录》4卷，《四部丛刊续编》曾影印。以上两书，虽已略有残缺，尚能大致保持唐时面貌，程毅中点校本(中华书局1982)均辑有逸文。4.李亢《独异志》，有万历刊《稗海》本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明嘉靖袁表抄三卷本，有张永钦、侯志明校点本(中华书局1983)。5.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20卷，续集10卷，保存完好，刻本亦多，今有方南生校点本(中华书局1981)。6.钟《前定录》，有《百川学海》本;7.《录异记》，前蜀杜光庭撰，《道藏》本和《津逮秘书》本均为8卷，已缺2卷。8.《神仙感遇传》10卷，前蜀杜光庭编，《道藏》本仅5卷，均叙唐前仙事，《云笈七签》和《太平广记》中有名的《虬髯客传》亦见此书。9.《续仙传》3卷，南唐沈汾撰，叙唐时仙事，有《道藏》本。10.《灯下闲谈》二卷，五代逸名撰，记唐时怪异故事，有《适园丛书》本和《宋人小说》本。11.《云仙杂记》，又名《云仙散录》，传为唐末冯贽撰，真伪颇有争议，十卷本有《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菉竹堂刻本，八卷本有《随庵丛书》本，今有张力伟校点本(中华书局1998)和齐仕蓉校注本(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2.《疑仙传》2卷，作者署隐夫玉简，可能写成于五代或宋初。此外，薛用弱《集异记》和郑还古《博异志》均有明刻《顾氏文房小说》本，但去原书很远，只能说是残本;陆勋《集异记》，有《宝颜堂秘笈》本，但与宋晁公武所记对读，显已非原书。以记逸闻为主而稍有传奇色彩的著作，存留稍多，可以举到的有柳宗元《龙城录》(有《百川学海》本)、范摅《云溪友议》(有《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刻本)、苏鹗《杜阳杂编》、高彦休《唐阙史》(有《知不足斋丛书》本)、皇甫枚《三水小牍》(有《云自在龛丛书》本)、康��《剧谈录》(有《学津讨原》本)、何光远《鉴诫录》(有宋本)等。 单篇小说而有原本流传者，可能只有三种：一是有名的张《游仙窟》，日本有多种刻本和抄本，国内常见有川岛校点本(北新书局1929)、汪辟疆《唐人小说》本和方诗铭校注本(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二是缺名《补江总白猿传》，有明刻《顾氏文房小说》本。三是托名牛僧孺的《周秦行记》，有敦煌遗书伯3741卷和明刻《顾氏文房小说》本。又关于隋炀帝荒淫故事，有《南部烟花录》(有《百川学海》本)《海山记》(有《青琐高议》和《说郛》本)《迷楼记》《开河记》(均有《说郛》本)，均为小说而非信史，但诸书属唐还是属宋，学界还有不同意见。

今所得见的大多隋唐五代小说，主要依靠以下几部书和其他典籍的引录而得以存留。

《太平广记》500卷，宋太宗时李昉等人奉诏编纂，所采录典籍超过400种，其中十之七八为唐人所作，且大部分原书已亡佚，赖本书引录而得以保存佚文，称本书是汉唐小说的渊薮，是毫不夸张的。明人刻印唐小说，主要取自本书。现能看到的许多唐五代笔记小说集，实为明清人依据本书为主的唐宋类书辑录而成。拿本书引文与有传本留存的唐人著作做一比较，不难发现，宋人编纂本书是相当严肃认真的，较完整地保留了古小说的面貌，且逐篇注明出处，较便于复核研究。同时也应指出，本书所录文字，一般均作过润饰改写，逐篇加上朝代名，将原书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将原书中的尊称、昵称、简称改为直呼其名，将语言晦涩、俚俗、不尽晓畅处改为时人容易理解者，部分篇章还作了删节并合。这些情况，是利用这部大书时所应注意的。宋代此书流布不广，可能曾刻过一次，但无宋本留存。明中叶以前，主要靠几种抄本流传，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无锡人谈恺刊印后，流布始广。其后曾多次翻刻，较重要的刊本有明许自昌刻本、明隆庆活字本、清乾隆间黄晟刻小字本等，大都据谈本而作过适当校订。因谈本已有残缺，刊刻时并未精校，故未可完全信从。通行的近人汪绍楹校点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中华书局1961)，据谈本为底本，参校清陈鳣校宋本、明沈氏野竹斋抄本及许、黄刻本，较可信从。

《类说》60卷，南宋初曾慥编。全书采辑汉至北宋265种说部著作以成编，每书抄录一则至数十则不等，抄录时均作删节，并撷取新奇特异的文句标目。书中采唐五代说部书多达110种，多为他书不见的珍贵文字。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影印明天启乐钟秀刊本较通行，上海图书馆藏五十卷抄本源出宋建安堂刊本，较珍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王汝涛等校注本。

《绀珠集》13卷，题南宋朱胜非编，但有表示怀疑者。共摘抄汉至北宋137种说部著作以成编，其体例与《类说》相似，所摘文字也颇有相同处，不同处也较多，两者肯定有因袭关系，唯孰先孰后尚不太清楚。所引唐五代说部书多达数十种，多可与他书参补辑逸。通行的只有《四库全书》本。

《说郛》100卷，元陶宗仪摘编。原书摘抄汉至元说部书逾千种，今本仅存七百多种，其中隋唐五代说部书约一百二十种。此书虽亦摘抄以成编，但于原文均整段抄出，不作删节改写，得以部分保持古小说的真实面貌。今传明抄本多种，近人张宗祥据以校录，恢复百卷全书，有商务印书馆1927年排印本。另有明末陶珽重编本《说郛》120卷，加入大量唐宋说部书和明人伪造书，收书多达1371种，已全失陶宗仪《说郛》的本来面目。此本有清初宛委山堂刻本，《四库全书》亦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以上述二本与《续说郛》合起来影印，称《说郛三种》。凡治唐五代说部书者，应尽量利用商务印书馆印百卷本。

明清人和今人所作隋唐五代小说辑本，主要有以下各书：郎余令《冥报拾遗》，方诗铭辑本，附《冥报记》;戴孚《广异记》，有方诗铭辑本(中华书局1992);李玫《纂异记》、袁郊《甘泽谣》，均有李宗为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韦绚《戎幕闲谈》、卢肇《逸史》、柳珵《常侍言旨》、温庭筠《乾馔子》、柳祥《潇湘录》、薛渔思《河东记》、胡璩《谭宾录》、王仁裕《玉堂闲话》等，均有陈尚君辑本，收入《中华野史》第二册(泰山出版社2000);张读《宣室志》，有明缺名辑本，收入万历刊《稗海》，今有张永钦、侯志明校点本(中华书局1983);裴铏《传奇》，有周楞伽辑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郑处诲《明皇杂录》，有缺名辑本，收入《守山阁丛书》，有田廷柱点校本(中华书局1993);徐铉《稽神录》，有明辑本，收入《津逮秘书》《宋人小说》，今有白话文点校本(中华书局1996)。

唐人单篇传奇，在隋唐五代小说中艺术成就最高。这些作品之得以保存，主要依靠《太平广记》。《太平广记》又大多录自陈翰之已亡逸的《异闻集》。程毅中作《〈异闻集〉考》(刊《文史》第七辑，收入《古小说简目》时有所增订)，据《类说》卷二五所收节本，参证其他文献，考清该书所收小说44篇，并对各篇流传原委作了考索。此外，北宋张君房作《丽情集》，也多收唐人单篇传奇，程毅中作《〈丽情集〉考》(刊《文史》第十一辑)，得36篇，也极有意义。另宋人所编文言通俗小说的三本专书《青琐高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绿窗新话》(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和罗烨《醉翁谈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也保存了不少唐小说名篇在宋代被改写讲说的记录。

现代学者编纂全唐小说，是很有意义又极不容易做好的工作。古人对小说的界定和分类本来就很不明确，加上现代人受西方小说观念的影响，看法又很不一样，其取舍远不像诗文那样容易取得共识。较早出版的王汝涛《全唐小说》(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汇录了数量可观的笔记小说，但未能追溯较早文献，版本不甚讲究，考订粗疏，未能称善。稍后出版的李时人《全唐五代小说》(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在作者归属、成书考订和录文校勘方面，都有较高的学术追求，是很认真编纂的一部著作。但于小说的界定，则取现代学者何满子的意见，将辑入小说确定了一系列的标准，如“应有因果毕具的完整故事”、“应有超越故事的寓意”、“应有人物事件的较为细致宛曲的描写”、“应有创作主体的蓄意经营”(均见该书前言)等，这些显然不是文体取舍的标准，而是艺术成就高下的评价原则。全书据此来区分正编和外编，对唐小说研究来说是有必要的，但就一部蓄材以备各方之用的大型全编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似更近于选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