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与地域文化·庄骚与地域文化

先秦两汉文学与地域文化·庄骚与地域文化

一般地说，先秦文学是由南北二元耦合而成。《诗经》是北方文学的代表;能够代表南方文学的，散文是《庄子》，诗歌是“楚辞”。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庄骚都带有数量众多的楚文化因子。具体来说，《庄子》带有较单纯的楚文化因子，而“楚辞”则是较复杂的楚文化因子。以下试分述之。

楚辞与楚文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个热点课题。从一般地考察楚辞历史文化背景，到从部族、地域文化的角度考察其文化系属和渊源，反映出这一课题研究的逐步深化。

诚如萧兵先生所说：“楚骚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异军突起是一种令人惊讶的特异现象。《诗经》很伟大，但大都短小、简约，格式也比较机械、单调，绝大多数为四言，又主要是集体的口头传承之作，没有多少有名有姓的作者。但是，如同晴天霹雳，在号称荒蛮的南国，在万里无垠的楚天之下，突然‘爆发出’一个世界性的大诗人和千载不朽的大诗篇。这确实令人目瞪口呆，惶恐莫名。”^①屈原是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生活于楚怀王、顷襄王时代。从地域文化入手，是解开楚辞和屈原之所以崛起于南国的一把钥匙。

一般认为，楚国的地方文化是楚辞形成和发展的基础^①。楚文化是春秋战国时代比较发达的文化。楚在周成王时即已立国，春秋早期国势日盛。楚威王时，楚更成为“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马万骑，粟支十年”的泱泱大国。楚国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淮南子·兵略训》说：“楚之强，大地计众，中分天下。”李学勤把东周列国划分为七个文化圈，楚文化圈是其中之一。他认为：“长江中游的楚国是另一庞大文化圈的中心，这就是历史、考古学界所艳称的楚文化。随着楚人势力的强大和扩张，楚文化的影响殊为深远。在楚国之北的好多周朝封国，楚国之南的各方国部族，都被囊括于此文化圈内。”^②这种国势的强盛和文化上的兼容并包，赋予楚人独特的文化品质。与中原文化相比，它更强调意志自由和感情至上，强调个性的充分发展和对人生的积极执著态度。楚人在与自然环境和部族敌人的长期斗争中形成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这些楚文化的特质共同构成了楚辞产生的精神基础。

简而言之，楚辞与楚文化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即是地理环境与楚辞的密切关系，这一点早为人们所认识。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说：“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楚地一年四季的温润多雨、雄奇秀丽的山川、丰饶奇异的物产、以农耕为主的生活方式，为楚辞的情感抒发、审美表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其中对楚地自然和楚国的热爱是其核心，对人生的感伤情调则是其外在表现之一，对楚地自然美的欣赏则是其艺术表现的依托。其次，在语言声调与音乐方面，楚地有“南音”系统，即后来通称的“楚声”。屈原的作品按“楚声”有特殊的读法，则楚文化为楚辞提供了语言载体。再次，北人重史，南人重巫。重史则重人事，务实际;重巫则多虚幻，充满神秘的气氛。这种文化氛围和楚地独特的物产一起，激发了楚辞绚丽的想象和系统的象征。最后，楚文化中的宗教、舞蹈、绘画、音乐以及建筑园林等内容也都是“楚辞”表现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楚辞”又成为楚文化的文学载体。

但楚文化并不单纯是楚地的文化。中原华夏文化很早就南下传人楚国。公元前516年，周王子朝争夺王位失败，乃与“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①。《论语·微子》载：“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典籍和乐师是文化的载体，他们“奔楚”、“适楚”必定会带去中原先进的文化。孔子兴私学弟子遍天下，其中就有楚国的学生^②。聂石樵先生指出：华夏文化流播于楚，与楚国巫文化相结合，便形成为楚文化，楚文化有其鲜明特点，但其精神实质并其筋骨则是华夏文化。屈原及其作品具有楚民族的特点，又具有华夏文化的精神实质，其核心是华夏文化，不能把屈原及其作品所体现的特点从华夏文化中分割出去^③。齐文化也是楚辞的渊源之一。这可以从《九歌》中得到若干印证。如李炳海从宗教(认为人死后，灵魂归山，成为山鬼)、民俗(丧葬习俗)、祭祀特点(“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娱神”)以及崇拜和所祀神灵(如《东君》)等几方面，论证了《九歌》中至少有《东皇太一》《东君》《山鬼》《国殇》以及《礼魂》等五篇具有东夷文化的基因。而“二司命”这两位楚地司命乃是受东夷文化影响的结果，是东夷山神崇拜的演变和发展^④。

关于《庄子》文学与楚文化的关系，张正明《楚文化史》中有扼要阐发，试简述如下。作者从《庄子》的南方文化特点入手，引述王国维曾以《庄子》为例论述南人想象之奇特的一段话：“南人想像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冥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①。接着作者从寓言对《庄子》绝妙意境形成的意义的角度介绍其中南方风格的寓言。除了想像力和寓言风格之外，作者还指出，叙事用典多用楚事也是庄子受楚文化浸染的表现，并以《逍遥游》和《齐物论》为例加以分析，两篇共用楚事九项。庄周虽也写到其他地域之事，但较楚事为少。故楚文化因子在《庄子》中占有不小的分量。曹智频在《文化亲缘——楚文化与庄子思想》一文^②中也论及《庄子》文学与楚文化的关系。楚人的进取与创新精神、追求个性和自由的精神、上古巫风留存的神秘性都深深地影响着《庄子》，其文风体现了自由活泼的思维风格，其文辞是楚人文化精神的真实体现。

注释

① 萧兵《楚辞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① 参见赵沛霖《近年来楚辞研究新课题发展趋势》,《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② 转自何成轩《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华厦文化南渐述略》,《学术论坛》1999年第6期。① 何成轩《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华夏文化南渐述略》,《学术论坛》1999年第6期。② 参见方燕《试论春秋战国时期的“从师热”》,《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③ 参见聂石樵《关于屈原三题》,《文史知识》1988年第9期。④ 参见李炳海《〈楚辞·九歌〉的东夷文化基因》,《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① 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载《静庵文集续篇》。②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