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隋唐五代文学与敦煌文献·敦煌赋

隋唐五代文学的文献·隋唐五代文学与敦煌文献·敦煌赋

敦煌赋类作品，除了出自萧统《文选》的张衡《西京赋》、左思《吴都赋》、王粲《登楼赋》、成公绥《啸赋》、江淹《恨赋》等先唐赋作外，大都是唐五代时期的作品。其中有出自五卷本王绩集的《游北山赋》《元正赋》《三月三日赋》(P.2819)，见于《盈川集》的杨炯《浑天赋》(S.5777)和释延寿《观音证验赋》(上图81255)。此外均为传世典籍失载的唐五代佚作，共17篇，即刘希夷《死马赋》(P.3619)、高适《双六头赋送李参军》、刘瑕《驾幸温泉赋》(P.2976、P.5037)、刘长卿《酒赋》(P.2555等7个写本)、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P.2539)、张侠《贰师泉赋》(P.2712、P.2488、P.2621)、何蠲《渔父歌沧浪赋》(P.2621、P.2712、P.2488)、卢竧《龙门赋》(P.2673等4个写本)、赵洽《丑妇赋》(P.3716、S.5752)，以及佚名《月赋》(P.2555)《秦将赋》(P.2488等3个写本)《子灵赋》(P.2621)《去三害赋》《晏子赋》(P.2564等8个写本)《韩朋赋》(P.2653等6个写本)《燕子赋(甲)》(P.2653等9个写本)《燕子赋(乙)》(P.2653)。

王绩《游北山赋》《元正赋》《三月三日赋》、王重民《东皋子集跋》(《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第1辑，北平图书馆1936)考证原本为久佚的五卷本《东皋子集》残卷。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2)最先揭示北图所藏清同治四年陈氏晚晴轩抄五卷本《王无功集》的存在。此后，张锡厚《敦煌写本王绩残卷考释》(《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将陈氏晚晴轩抄本、东武李氏研录山房校抄《王无功文集》五卷本同敦煌本进行校勘。随后出版的韩理洲《五卷本会校王无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据三种清抄五卷本王绩集(陈本、李本和大兴朱筠家藏抄本)，校以三卷本及敦煌本，成为最为完备的王绩集校本。新发现的三种清抄本，《游北山赋》《元正赋》《三月三日赋》三赋的次序与敦煌本完全一致，证明了王重民敦煌本“为唐吕才所编王绩集五卷本之原帙”的推论，反过来也说明清抄五卷本渊源有自。

杨炯《浑天赋》残存21行，《伯希和劫经录》拟题为“天象赞”。对此邓文宽《新发现的敦煌写本杨炯浑天赋残卷》，最先予以考证确认(《文物》1993年第5期)。伏俊连以敦煌写本比照《文苑英华》卷一八天象类所载杨炯《浑天赋》，也有同样的发现。五代宋初释延寿《观音证验赋》，原为李盛铎旧藏(《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李木斋旧藏敦煌名迹目录》)，《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敦煌研究》1986年第3期)著录，张锡厚《敦煌赋汇》首次予以校录，作者均作佚名，新近始被考证确定为释延寿之作，见于明嘉靖重刻正统本释延寿 《感通赋》，题作《观音应现赋》^①。

刘希夷《死马赋》、高适《双六头赋送李参军》、卢竧《龙门赋》，王重民作为佚诗收入《补全唐诗》;刘长卿《酒赋》，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析为21章，认为体裁接近普通联章，兼有齐杂言二体，故订为“组词”。类似者还包括《渔父歌沧浪赋》《月赋》等，学术界对于这些作品的体裁归属颇有争议。从“格调”意义上说，这些赋基本类似于七言歌行;但从其文体渊源、演化轨迹及其写作特点来看，可以称之为歌行化的骈赋，保持了赋体的特性^②。

除了上列文人赋，其他的敦煌赋作大致都可以列入俗赋的范围。敦煌俗赋以叙事的手法、通俗的语言，表现民众的趣味，是最具特色的敦煌民间文学作品。按其体制，敦煌俗赋可分为故事赋、通俗俳谐杂赋两种形式。故事赋常采用客主辩难酬答的形式叙述故事，显示出鲜明的诙谐嘲戏风格。《晏子赋》《韩朋赋》《燕子赋》(甲乙两种)是其代表作，作品虽少，写本却多，说明当时流行之广。《晏子赋》故事出自《晏子春秋》，《韩朋赋》取材于《搜神记》中的“韩凭妻”故事，但从人物形象到具体情节都有大的改造，细节丰富生动。甲、乙两种《燕子赋》，篇题相同，内容略异，前者文中有“去贞观十九年，大将军征讨辽东”云云，后者开篇言“雀儿和燕子，合作开元歌”，知均为盛唐以后作品。《燕子赋》(甲)为四六言赋体，行文泼辣清新，较《燕子赋》(乙)文笔整饬的五言诗体所显示的文人风格，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通俗俳谐杂赋不同于故事赋，一方面在于叙事的差异，另一方面还在于一般文体中难得一见的极端夸张和扭曲的描写手法。如《酒赋》写狂欢纵饮、酩酊大醉，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丑妇赋》写丑妇首如飞蓬，青面獠牙，“眉间有千般碎皱，项底有百道粗筋”，非但面目丑陋，而且内心狠毒。这样的形象，在文学史上甚为罕见。《秦将赋》则以精细入微的刻画，表现秦将白起坑杀四十万降卒的全过程，刀光血色，让人瞠目结舌。《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更是恣意铺陈，露骨耸听，惊世骇俗，前无古人。敦煌俗赋源自汉代的俳谐杂赋，有着悠远的历史渊源，对中国赋体文学发展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最早的敦煌赋类作品整理本是潘重规《敦煌赋校录》(《华冈文科学报》1978年第11期)，收录先唐赋、俗赋以外的敦煌赋作11篇;此后有张锡厚《敦煌赋集校理》(《文学遗产增刊》第18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发表，较前者多出《死马赋》《月赋》二篇，此前已分别有王重民(《补全唐诗》) 和柴剑虹 (《敦煌唐人诗文选集残卷补录》，《文学遗产》1983年第4期)校录本。伏俊连《敦煌赋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是第一本全面搜集敦煌赋类作品的专著，汇集44件敦煌写本中的25篇赋作，予以校录和注释，除了当时未见的三个俄藏写本未入校外，可以说是收录完整的敦煌赋总集。继《敦煌赋校注》之后出版的有张锡厚《敦煌赋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赋汇》比《校注》多收《恨赋》和《观音证验赋》两种，在已知的28篇敦煌赋中仅缺《吴都赋》(Dx.1502)一篇，是目前收录最全的敦煌赋集。关于敦煌赋的最新发现是俄藏Dx.06176、Dx.10257两卷所存隋魏澹《鹰赋》及唐李邕《鹘赋》二题，前者为敦煌写本中已知的唯一一篇《文选》以外的先唐赋作;后者仅存残句，可补敦煌赋存目^①。

注释

① 参见陈万成《沪藏〈观音证验赋〉残卷考辨》,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香港大学)论文,2000年7月。② 参见周裕锴《敦煌赋与初唐歌行》,载《敦煌文学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① 参见徐俊《隋魏澹〈鹰赋〉校订——敦煌文学文献零札之一》,《文献》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