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与出土文献·石刻以及其他题铭中的文学遗产·陶器题铭与砖瓦题铭

先秦两汉文学与出土文献·石刻以及其他题铭中的文学遗产·陶器题铭与砖瓦题铭

陶文的时代也是相当早的，如果从半坡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等新石器时期的陶符算起，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但是由于它们还不是文字，所以最早的陶文还是要从殷墟谈起。在殷墟发现的商代陶器中多有契刻、钤印甚至书写的字迹，多数只有一两个字，属于“族氏铭文”一类。

西周的陶器题铭数量不多，除了刻符之外，不少是文字或者数字卦。但是也有一些新颖别致的类型。著名的如出土于陕西扶风召陈的一件西周中期的残陶簋题铭^①。簋的圈足上刻有“器谓文书成象王”7字^②。春秋陶文也不多见，最著名的属20世纪30年代山东章丘城子崖出土的“齐人纲获六鱼一小龟”9字刻画陶文。

战国陶文数量庞大，约有上万片之多。除了少数文字是刻画外，多数文字都是钤印，也就是用玺印戳盖在陶器上。其中多为“物勒工名”一类，从一字至十余字不等。著名的如“王孙陈棱莅事岁左里厩亳区”，有12字。

秦汉时期陶器使用普遍化，多为家常日用器皿。这是平民生活的反映，从中不难看出由先秦时期贵族社会向秦汉时期平民化社会的转变^③。秦代陶文数量较多，其中以1974年发掘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数量最多，共有八百余件^④。最著名的陶器铭文是《始皇诏陶量》，外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共40字，文字与青铜器铭文中的其他始皇诏书相同，但却是用10枚方印戳盖上去的。

汉代陶器题铭与秦代相似，多为“物勒工名”类型。有的也钤刻一些吉祥语，如辽宁辽阳三道壕石椁墓出土陶案，上刻“永元十七年三月廿六日造作瓦案，大吉，常宜酒肉”等20字。汉代陶文如陶鼎、陶簋等食器，陶壶、陶瓮等水器及酒器，陶仓等储藏器之类的日用器皿出土数量较多。其中有钤印、刻画甚至书写，如1953年洛阳烧沟汉墓、1957年洛阳金谷园汉墓等地出土陶器上，甚至还有朱书、墨书、粉书三种字迹，令人称奇。汉代最有名的陶文是朱书的解谪陶瓶，文字最长的如东汉张叔敬解谪瓶，共有23行，219字。其中有“黄神生五岳，主死人录，召魂召魄”等语，是研究早期黄巾道教的重要资料。陈直先生誉为 “不啻一块汉碑石刻，可谓朱书陶瓶中之王”^①。

过去人们常说“秦砖汉瓦”，其实砖瓦的出现最早都可以提前到西周时期，只不过那时没有题铭而已。较早的题铭砖以山东邹城张庄战国早期的墓志砖最著名，它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墓志，共有11字^②。

秦汉时期的题铭砖常常刻有年代、姓名甚至某些吉祥语，如“子孙繁昌，富乐未央”之类。著名的如辽宁盖县出土东汉“永和五年”文字砖，上面即钤印有吉祥语：“永和五年造作。竭力无余，用庸。数千士夫，莫不欢酌，生死之义备矣。”共26字。但是也有一些内容和性质特异的。如1960年北京怀柔城北东汉墓出土“吾阳成”砖有“吾阳成，八千万，不为孝廉”等语，确实有些不苟流俗。此外，最著名的是汉代的《春秋公羊传》草隶砖，上刻《公羊传》残文5行55字，但是经传相连，可能是严彭祖本^③。有时砖文也记载一些刻砖者自己的境遇。如1958年、1964年河南洛阳汉魏故城就两次出土了一千多方东汉时期的刑徒砖，多有“死在此下”之语^④，为研究汉代的奴隶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又如1977年安徽亳县出土东汉晚期曹氏宗族墓砖有 “岁不得陼。人谓壁(甓)作乐，作壁(甓)正独苦。却来却行壁(甓)，反是怒皇天。壁(甓)长契”、“掩辛间，五内若伤，何所感起”、“为将奈何，吾真愁怀”等语^①，反映出制砖工人劳作的艰辛和内心的痛苦。

春秋时期的瓦文以陕西凤翔高庄秦宗庙遗址出土陶瓦文字为最多，约有七八十种。最长的瓦书当属战国中期的秦惠文君四年陶瓦，共有121字^②。其中记载了司御不更为右庶长封宗邑划疆界的过程，对于研究秦代的土地制度具有重要价值。

但是战国秦汉最常见的瓦文实际上是瓦当^③。战国时期秦国瓦当有文字者很少，只有云纹瓦印有“左宫”、“右宫”等字，与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出土的半瓦当铭文类似。山东临淄齐国故城出土有“天(齐)”半瓦当^④，也是不可多得的瓦当精品。

秦汉两代的瓦当存世者有三千多片，成为瓦当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其中秦代瓦当多为图画肖像，少有文字。前人所艳称的“羽阳千岁”等秦代瓦当，实际上是汉代重修时所造的，应视为汉瓦^⑤。汉代文字当大量出现，这是汉代工艺史上的重要成就。其布局得宜，篆籀精妙，为鉴赏家所珍视。文字当种类众多，孙机先生分为国号当、宫殿当、官署当、陵墓当、第宅当、吉语当等6种^⑥。多数瓦当为“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4字，著名的吉语当如“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竟多至12字，实属瓦文中的极品。

此外，像金银器、铁器、漆器、木器甚至丝织品等器物都有刻画、钤印甚至书写的文字，但多数都是“物勒工名”一类。稍有特色的如随县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漆箱盖上有28宿名称，是珍贵的天文学史资料。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注释

① 参见陈全方《周原出土陶文研究》,《文物》1985年3期。② 释文用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第三章第五节《周原残陶簋铭试论》一文。③ “平民化”社会用杜正胜《古代社会与国家》(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说。所谓“平民化”社会,不是指没有贵族,而是指没有先秦那种世卿世禄的世袭贵族。④ 参见袁仲一《秦代陶文》第9页,1987年版。其所说“陶文”,包括砖瓦文字。① 陈直《汉张叔敬朱书陶瓶与张角黄巾教的关系》,陈直《文史考古论丛》第390页。② 参见郑建芳《最早的墓志——战国刻铭墓砖》,《中国文物报》1994年6月19日;李学勤《邹城张庄砖文》,载李学勤《缀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③ 参见陈直《考古丛录》,陈直《文史考古论丛》第553—554页。陈氏此文还谈到另一块东汉建初残墓砖,内有“入太学受《礼》,十六受《诗》,十七受……十九受《春秋》”等语,记载汉太学受经的次第,对于经学史研究有重要价值。④ 参见黄士斌《汉魏洛阳城刑徒坟场调查记》,《考古通讯》1958年6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考古》1972年4期。① 参见安徽省博物馆《亳县曹操宗族墓葬》,《文物》1978年8期;殷涤非《对曹操宗族墓砖铭的一点看法》,《文物》1980年7期。② 参见郭子直《战国秦封宗邑瓦书铭文新释》,《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辑;李学勤《秦四年瓦书》,载李学勤《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③ 瓦分为筒瓦(又称牡瓦)和板瓦(又称牝瓦)两种。只有筒瓦上才有瓦当。④ 参见赵超《释“天”》,《考古》1983年1期。⑤ 参见陈直《秦汉瓦当概述》,《文物》1963年11期。⑥ 参见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第168-170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