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魏晋南北朝诗文研究文献·两晋文学研究文献·两晋之交作家研究史料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文献·魏晋南北朝诗文研究文献·两晋文学研究文献·两晋之交作家研究史料

中国文学由慷慨悲凉的建安文学、玄学风流的正始文学发展到繁缛绮靡的太康文学，每一个阶段都人才辈出。元好问《论诗绝句》30首其一，“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正道出了文学发展前后相继的事实。两晋之交接武前贤者，首推刘琨、郭璞。他们继承曹魏时代邺下风流，而又有新的拓展。

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东北)人。据《晋书》卷六《元帝纪》，太兴元年(318)五月癸丑“使持节、侍中、都督、太尉、并州刺史、广武侯刘琨为段匹所害”。《建康实录》卷五、《资治通鉴》卷九○所载相同。又《晋书》卷六二本传载刘琨被缢杀，“时年四十八”。据此上推，刘琨生于晋武帝泰始七年(271)。这一结论与《晋书》本传、石崇《金谷诗叙》所载元康六年(296)石崇为征虏将军时刘琨年26岁正相吻合。但王隐《晋书》载永宁元年(301)刘琨为太子詹事时29岁，永嘉元年(307)为并州刺史时35岁，上推则生于泰始九年(273)，与上述有出入。现在多数人持刘琨生于泰始七年一说。刘琨“少得俊朗之目，与阳范阳祖纳俱以雄豪著名”。早先预石崇金谷涧文友之会，又降节事奉权臣贾谧，刘琨兄弟并在贾谧“二十四友”之列。综观刘琨一生，他30岁以前在生活、思想上虚浮、放诞。《晋书》本传称其“少负志气，有纵横之才，善交胜己，而颇浮夸”，“素奢豪，嗜声色”。刘琨《答卢谌书》也反省自己“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表明他有不少贵胄子弟的劣根性。后来卷入西晋上层政治斗争的漩流，经历了“国破家亡，亲友凋残”的巨大变故，思想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出镇并州(《通鉴》卷八六系在光熙元年)后，历尽挫折，败而复兴，艰苦奋斗，竭尽全力以匡复晋室。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刘琨一直是后人所景仰的忠臣义士。刘琨的著述，《文选》卷二五收《答卢谌诗并书》《重赠卢谌》，卷二八收《扶风歌》，卷三七收《劝进表》，共四篇。《隋书·经籍志》：“晋太尉《刘琨集》九卷，梁十卷。《刘琨别集》十二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作10卷。《直斋书录解题》卷六○：“《刘司空集》十卷，晋司空中山刘琨越石撰。前五卷差全可观，后五卷阙误，或一卷数行，或断续不属，殆类钞节者，末卷《刘府君诔》尤多讹，未有别本可以是正。”可见刘琨集宋代已无完本，明人张溥辑为《刘中山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流传至今。严可均《全晋文》卷一○八辑文25篇：《为并州刺到壶关上表》《请封索头猗卢为代郡公表》《请增荀藩位号表》《谢拜大将军都督并州表》《又表》《让司空表》《劝进表》《又表》《又表》《又表》《上言请以楼烦等五县地处索头猗卢》《荐任光文》《上太子笺》《与丞相笺》《答晋王笺》《与亲故书》《答太傅府书》《与兄弟书》《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与石勒书》《答卢谌书》《书》《移檄州郡》《散骑常侍刘府君诔》《与段匹盟文》。又朱长文撰《琴史》卷四：“(刘)琨少而俊伟，洞晓音律……琴家又称琨作《胡笳五弄》，所谓《登陇》《望秦》《竹吟风》《哀松露》《悲汉月》。传之齐、梁间复修之。”逯钦立《晋诗》卷十一辑诗四首：《扶风歌》《扶风歌》(《艳歌行》)《答卢谌诗》《重赠卢谌诗》。另外，《晋诗》卷一二辑卢谌《重赠刘琨诗》(璧由识者显)，学界对此尚有争议。《艺文类聚》卷三一作刘琨诗，题为《重赠刘琨诗》。汪绍楹按曰：“本诗系刘琨下，则题不当云《重赠刘琨》，疑当作《重赠卢谌》。此有讹误。冯惟讷《晋诗纪》径改作卢谌诗，然按诗义，乃刘答卢诗。疑非。”汪说可从。

刘琨是一个声誉很高的历史人物，从鲍照到谭嗣同，许多人以诗咏怀刘琨。但真正对刘琨进行细致的研究是现代的事。早在三四十年代，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就对刘琨的生平事迹和创作加以细致的考证和编年，张可礼先生《东晋文艺系年》(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又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完善。赵天瑞又制刘琨年谱，考订详尽，搜罗全面。另外还有刘文忠《刘琨评传》等一些研究刘琨生平的文章。刘琨研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其存世作品少。虽然严可均、逯钦立辑录了刘琨的诗文，但整理刘琨作品的工作仍然很少有人去做。赵天瑞的《刘琨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是目前唯一的校注本。该书内容详赡，分“诗文笺释”、“佚文佚句辑存”、“佚文存目”、“待考篇目”、“各书所录刘琨诗文表”、“年谱”、“研究资料汇编”等几个部分，在刘琨年谱上用力最勤。韩传达《刘琨〈扶风歌〉作年考及其他》(《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87年3月7日)、王钟陵《刘琨诗案考——中古文学史考证四则》(《许昌师专学报》1991年4期)等文对了解刘琨的生平创作，都有参考作用。刘琨在中古文学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刘勰《文心雕龙·才略》：“刘琨雅壮而多风，卢谌情发而理昭，亦遇之于时势也。”《祝盟》：“刘琨铁誓，精贯霏霜。”《章表》：“刘琨劝进，张骏自序，文致耿介，并陈事之美表也。”《丽辞》：“刘琨诗言：‘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若斯重出，即对句之骈枝也。”钟嵘《诗品序》：“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越石感乱，景纯咏仙……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谓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卷中又云：“晋太尉刘琨、晋中郎卢谌，其源出于王粲。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中郎仰之，微不逮者矣。”刘勰、钟嵘分别从文体、风格、与时代文风关系及语言特色等方面，评价刘琨的创作。20世纪来，许多学者都给刘琨以较高评价，确立了刘琨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949年后的研究主要是全面介绍其作品，突出其爱国思想和民族精神。近年来研究更加深入，罗宗强先生《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限1996)认为刘琨重真情，是西晋文学中的另外一流;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对刘琨诗歌的意象与感发力量的独特性作了分析;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穆克宏《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中华书局1997)，则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刘琨研究的有关情况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考《晋书》卷七二本传，以太宁二年(324)卒，时年49岁，据以上推，生于晋武帝咸宁二年(275)。其父郭瑗曾任尚书都令史，终于建平太守。西晋末年，郭璞预感到北方将发生战乱，便聚结亲朋数十家而避居南方，作《流寓赋》。南下时得到将军赵固的资助，又在庐江太守胡孟康处短时逗留。愍帝建兴元年(313)，为宣城太守殷祜参军。两年后，受王导器重，引为参军，并与当时镇建邺的司马睿(即后来的晋元帝)过往从密。太兴元年(318)作《与王使君》《南郊赋》等，拜著作佐郎，撰《晋史》，作《省刑疏》《因天变上疏》。太兴三年(320)，迁官尚书郎，并上言匡益时政。与温峤、庾亮为布衣之交，为太子(即后来的明帝司马绍)所重，作《辞尚书郎表》《客傲》《赠温峤》。明帝太宁元年(323)，为王敦记室参军。次年，王敦举兵谋反，郭璞以卜筮相阻，被王敦杀害。《晋书》本传：“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词赋为中兴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史家也多载怪诞之事以附益其生平行事，这大约是由于《晋书》作者喜欢杂采小说入史之故。这正从侧面反映了郭璞在当时没有政治地位。他虽然与王导、温峤、庾亮、王敦等权臣关系密切，甚至与元帝、明帝也有很深的交往，但他官低位卑，只能以“三五贱伎之末”的阴阳卜筮方式来参议国家军政大事。即使这样，他还是为朝廷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他关心世事，忠于晋室，甚至不惜杀身以阻王敦谋逆。我们不应视之为一般的侈谈阴阳卜筮的方术之士。郭璞的著述，《文选》卷一二收《江赋》，卷二○收《游仙诗》7首，所录较多。《晋书》本传云：“璞撰前后筮验六十余事，名为《洞林》。又抄京、费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韵》一篇。注释《尔雅》，别为《音义》《图谱》。又注《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及《楚辞》《子虚》《上林赋》数十万言，皆传于世。所作诗赋诔颂亦数万言。”《隋书·经籍志》著录郭璞《毛诗拾遗》1卷、《尔雅注》5卷、《尔雅图赞》2卷、《方言注》13卷、《三苍注》3卷、《穆天子传注》6卷、《山海经图赞》2卷、《周易新林》4卷、《易洞林》3卷、《易八卦命录斗内图》1卷、《易斗图》1卷、《楚辞注》3卷以及《郭璞集》17卷。逯钦立辑录郭璞诗30首，严可均辑录文23篇，另附《尔雅图赞》48条及《山海经图赞》上下二卷。郭璞的集子，到宋代已散佚，仅存六卷，明代已不传世。明代以后常见的辑本有：《郭弘农集》2卷附录1卷，明张燮辑《七十二家集》本;《郭弘农集》2卷，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郭弘农集》，明叶绍泰辑《增定汉魏六朝别解》本;《郭景张集》2卷，清姚莹、顾沅、潘锡恩辑《乾坤正气集》本;《郭弘农集选》1卷，清吴汝纶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本。今人聂恩彦《郭弘农集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是以张溥辑本为底本加以注释的。有不少研究著述论及郭璞的生平，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张可礼先生《东晋文艺系年》对郭璞经历和创作加以系年，曹道衡先生《〈晋书·郭璞传〉志疑》《郭璞评传》则对郭璞的生平事迹作了重点考索和详尽勾勒(《郭璞评传》见《中国历代著名文学评传》第一卷)。其他如沈海波《郭璞行年考》(《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也作一些有益的探讨。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亡)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诠赋》：“及仲宣靡密……景纯绮巧，缛理有余……亦魏晋之赋首也。”《颂赞》：“及景纯注雅，动植必赞，义兼美恶，亦犹颂之变耳。”《时序》：“景纯文敏而优擢。”《才略》：“景纯艳逸，足冠中兴，郊赋既穆穆以大观，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对郭璞的创作评价颇高。钟嵘《诗品序》亦云：“爰及江表……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然彼众多寡，未能动俗。”卷中评曰：“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翰林》以为诗首。但《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咏怀，非列仙之趣也。”刘勰、钟嵘都很推崇郭璞的文才、辞采，尤其看重他的《游仙诗》、赋、赞等作品，并将他的创作与当时文坛上的玄言主流截然分开，认为他在创作中有意改变那种侈谈庄老佛理、淡乎寡味、脱离比兴传统的创作倾向。他的诗赋颇具文采，有深厚的感情寄托，格调高，并称之“足冠中兴”、“中兴第一”。

现代的郭璞研究也在前人评价的基础上逐步深入。首先是对《游仙诗》分析更深透。《游仙诗》是郭璞的代表作，这是古今公认的。 但钟嵘的评语中有“坎��咏怀，非列仙之趣也”，李善《文选》注又云：“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绂，飡霞倒景，饵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兼俗累，见非前识，良有以哉!”这便造成了理解上的一些疑惑：游仙诗中的咏怀是否值得肯定?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云：“不过郭璞以前的游仙诗是确咏赤松、王乔的，到郭璞则游仙其名而咏怀其实——正如左思所作咏史诗似的……这些显然是感愤之辞，所以《诗品》说……这话完全是错的……这种有真性情的抒情诗，难道劣于何劭等不乖于玄宗的诗?”^①黄侃批注《文选》，不满李善注：“此伤年暮无知之知。《离骚》曰：‘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思玄》曰：‘既姱丽而鲜双，非是之攸珍。’此物此志也。《注》未憭。”程千帆先生进一步伸发其意，他在《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中云：“窃谓欲明此作真谛，传世诸制，第五篇乃厥枢机。”“《注》于昭明所选，六篇皆止于疏解故实，独于兹首详申作意，是李氏固亦知其费解，辄出所见，以昭世人。然其所言，殊多附会，后之学者，要难餍心。”^②其实，钟嵘并没有贬低郭璞的意思，游仙诗中抒发现实之感也由来自有。曹道衡《郭璞和〈游仙诗〉》(《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对郭璞的《游仙诗》作了全面、公允的评价，梳理了古人的有关说法，将郭璞诗歌放在整个游仙诗题材发展历程中考察，结合其生平作了具体分析，肯定了其《游仙诗》的艺术成就。

其次，关于郭璞在东晋文坛中的地位问题。刘勰、钟嵘都将郭璞的创作置于玄言诗的对立面，认为郭璞的诗赋是 “中兴第一”。《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刘宋檀道鸾《续晋阳秋》云：“(许)询有才藻，善属文。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江左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评价郭璞在东晋文坛上的地位，牵涉到他的思想倾向、艺术风格以及与玄言诗的关系等。周勋初先生《郭璞诗为晋“中兴第一”说辨析》(《江海学刊》1993年第6期)对此有所论述，该文厘清了前人评价郭璞的确切含义，辨析了郭璞对玄言诗的超越及其思想特点，认为“郭璞的行事与思想虽极奇诡，但从他的奏议与政治归宿来看，则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这与他在《游仙诗》中表现出来的及时努力和仁民爱物的思想是一致的”。另外，郭璞在语言学、文献学、神话学上的贡献，也是我们在研究中不应忽略的。他对《周易》《尔雅》《山海经》《楚辞》等有专门研究，并广作注释，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著述为数不多，系统地整理与发掘实有必要。

注释

① 第292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② 《程千帆诗论选集》,第6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