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历史阐释和考据、批评并重

文学的历史阐释和考据、批评并重

20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有宋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专门著作出现，而带有断代文学史性质的专著的产生，是文学史研究深入发展和繁荣的标志之一。据陈玉堂的《中国文学史旧版书目提要》可知，30年代出版了三百六十余种中国文学通史，七十余种分体文学史，二十余种断代文学史，约为此前20年的5倍。这一时期的宋代文学研究，也随着文学史研究的繁荣而不断发展和深化，在文学的历史阐释方面，能比较灵活地理解和运用进化理论，不仅注重文体形式的演化，还注意从社会政治背景解释文学盛衰的原因，唯物史观和文艺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开始进入文学研究领域。此外，在宋诗学、词学和宋元俗文学方面都不乏学有所长的专门家，除科学的实证方法外，他们还尝试运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的多种批评方法，考据与批评并重，努力于文学研究中融和旧学与新知。

以进化的观念为指导，对古典文学进行系统的归纳考察和文体分析，是“五四”之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这是一种强调科学实证的文学进化史的阐释方式。到了30年代，这种具有历史考据性质的文学阐释方式与唯物史观相结合，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类别的文学史研究中，即用历史来解释文学的存在，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明文学的价值。曾不止一次地撰写过中国文学史的胡云翼，在他30年代初出版的《新著中国文学史》的“自序”中说：“中国文学与政治实有至密切而不可分离的关系。各种文体因得到政治的后援而发达，那是很明显的，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皆然。我们又看，每一个比较长期的时代，其文学都形成一条与政治相呼应的‘初、盛、变、衰’的起伏线……每一个时代的中期，都能确立一种新的文学作风;每一个时代的末期，都不免形成文派分歧的变格，或向后开倒车。各种文学盛衰变迁的关系，都可以从政治时代背景去求解释。处处都可以看出文学受不同的政治时代的推移而进化的痕迹。”又说：“过去的文学史多偏重于死板的静物叙述，只知记述作家的身世，批评其作品。至于各个时代的文学思潮的起伏，各种文体的渊源流变，及关于各种文学的背景及原因的分析，皆非其所熟知。”^①所以他认为文学的历史阐述，应把各种文体、各种文派和作家及作品相互间的联络线索清理出来，作为叙述的间架;同时要注意各个时代的文学思潮、文体发展和文派流变，使之成为一部活的脉络一致的文学史。

胡云翼的文学史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宋代文学方面，他的《宋词研究》一书，是本世纪第一部有系统的断代词史专著^②。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通论，纵向论述宋词的起源、兴衰、发展、变迁和衰落的动态，认为宋词兴盛的原因是由于诗体之敝、五代词的成功、君主的提倡、音乐的发达和适宜的时代背景等，指出宋词具有“时代的文学”和“音乐的文学”两大特色，将文学与时代联系起来。接受胡适的影响，胡云翼在书中屏除了词体正宗与变体的传统说法，对苏、辛词给以充分的肯定，高度评价苏轼在“词体的大解放”中所起的作用，体现了作者以新的文学观念和现代意识来重估宋词价值的努力。该书的下篇为宋代词人评传，属个体词人的静态横向研究，试图将词人生平的考据纳入词史的叙述框架，使宋词阐释有历史考证为基础。然而考证非胡云翼的强项，而且当时学界有关宋代词人生平的研究亦很不够，缺乏可资借鉴的成果，故书中有关词人时代次序的排列颇为错乱，以“南渡十二词人”一节尤为突出。

相较而言，作为分体断代文学史，胡云翼的《宋诗研究》对宋诗的历史阐述要显得更为成熟一些。此书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也分上下两篇，分别论述北宋和南宋的诗歌发展。鉴于前人对宋诗批评的支离破碎和笼统武断，胡云翼意在把此书写成一部“关于宋诗的系统的整个的研究著作”^①，所以他把宋诗放在中国诗歌发展由唐至宋的演变过程中，结合宋代的政治环境、学术环境和文坛风气加以论述。先对“宋诗的背景及其特色”、“宋诗的发达及其派别”作了说明，然后从史的线索出发，通过对宋诗名家作重点评论，以及对属于两宋诗坛不同风格流派的一般诗人的介绍，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宋诗发展的全貌。作为用现代文艺社会学方法对宋诗进行系统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该书是有贡献的。

在宋诗的系统研究方面，梁昆的《宋诗派别论》也是一部颇有特色的著作。该书的著者认为，从诗歌流派入手进行分析，是认识宋诗的一条正确途径，因“诗之有派别始于宋，欲论宋诗，不可不知其派别;盖一派有一派之方法，一派有一派之习尚，一派有一派之长短，一派有一派之宗主。凡派别同者，其诗之方法同，习尚同，长短同，宗主同;苟不知其派别之异，徒执其一，以概其余，曰宋诗云云，宋诗云乎哉? 元明以来，论宋诗者，多失于不分派别”^②。该书按宋代文学发展的时间顺序，将宋诗划分为香山派、晚唐派、西昆派、昌黎派、荆公派、东坡派、江西派、四灵派、江湖派、理学派和晚宋派进行论述，涉及诗人一百二十余位，覆盖面很广。对每一诗派，先用“小传”分别介绍其成员的生平，再就其诗派之“宗主”和共同的创作“习尚”进行说明，最后于“批评”部分权衡诗派的创作得失和利弊，指出其特点和影响，确定其在宋诗特征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样一种风格流派研究，较仅就文体形式进行分析，似更能说明宋诗特征形成的丰富性，也更具历史感。

这一时期的宋词研究，出现了一批相关的通史和通论著作，而专以宋词为研究对象，并在史的阐述方面较为具体深入的，有薛砺若的《宋词通论》。此书1937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后又多次再版。作者的意图是以“明确的史的概念”，探讨宋词流变演进的发展轨迹。第一编“总论”描述宋词产生的社会时代环境，通过对宋词所表现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意识的横断分析，揭示宋词所反映的“宋人的灵魂”，着重分析了当时宋人的反战思想、现实享乐意识、对女性的沉湎等社会意识和心理。指出正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养成了宋人奢侈逸乐的习惯和苟安脆弱的心理，民族性格为之一变，而于抒情词中表现出来。作者还以社会时代背景的变化，说明北宋与南宋词风的不同。可以说，在那一时期的宋代文学研究中，在从社会时代背景解释文学的发展方面，该书是较为突出的，已体现了将文学作为社会意识看待的唯物史观。尽管该书关于宋词的发展分期有不尽合理的地方，对某些大家的作用强调得有些过分，但对宋词发展流变史的描述，还是很清楚的。

较早出版的以文体为纲、全面叙述宋代文学的专门著作，是吕思勉的《宋代文学》。但全书不到6万字，所述只是提纲挈领，较为简略。作者按文体分章，又以作家出现的时代先后为序，分别对宋代的古文、骈文、诗、词曲和小说的创作情况进行论述，说明其演进及特征。柯敦伯的《宋文学史》，体例同于吕著，也是“以文学之体裁举其纲，以作者之承袭系其目”;但篇幅较吕著多出一倍以上，故论述也较详，且将文学的发展与社会文化之演进联系起来考虑。认为宋代的社会环境和帝王的喜好，有助于文学之进化，如仁宗时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榭竞睹新声，所以词之小令多衍为长调，由附庸蔚为大国，独占一代文坛，允为一代之文学。

从文体的角度切入，叙述一个时代文学的演变，并试图落实到社会政治和历史文化的层面探寻文学演变的原因，几成为这一时期宋代文学史论著的常例。文学史著作已由先前那种由作家传记加作品介绍，按历史时序排列的资料长编式的编著，演进为以文学发展与历史进化的因果关系为枢纽，按文体的兴衰叙述文学的沿革和变迁的著作。在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学史的话语及叙述方式后，中国文学的历史阐释方式趋于成熟，除将史的叙述建立在历史文献资料考证的基础上外，还突出了对影响文学发展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时代思潮的考察，以社会历史决定文学兴衰的因果关系作为文学史的逻辑，具有了文艺社会学的性质。

在文学的历史阐释中，考据一直受到中国学者的高度重视，被视为真学问，因“史”的研究目的是求真，求可信，考据工夫必不可少。但考据本身作为一门学问也是不断发展的，这一时期文学史家的“考据”实包含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朴学的工作，从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开始，包括文集字句的校勘训诂、作者生平的考订、作品系年等初步的准备工作;二是史学的工作，对作者生活的环境和作品的背景，对当时的政局、社会经济状况和学术文化思潮等，作进一步的通盘的了解。这两项工作是相辅相成的。有史的考据作基础，即可上升到价值判断的层面，展开文艺社会学的批评，分析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并说明作者的风格特色和写作技巧。与唯物史观和文艺社会学的批评在三四十年代开始流行相关，这一时期成名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大多对考据与批评的并重有认同; 尽管因个人的秉性和喜好不同而在两者之间会各有侧重，但并不偏废。以1933年于上海创刊的《词学季刊》为例^①，主要台柱为龙榆生和夏承焘。他们每期发表文章，一个撰年谱，专门致力于考据研究;一个著词论，大力倡导批评之学，分工合作，使词学研究跃上一个新的台阶。该刊主编龙榆生为清末词学大家朱祖谋的得意门生，朴学的考据工夫十分到家，可他的词学研究已突破乃师专事于词集校刊、词律订正的传统格局，于词史研究和词学批评多有贡献。如他的《两宋词风转变论》《苏辛词派之渊源流变》等，注意从时代与环境的影响来论说宋词的发展演变。他大力提倡“批评之学”，强调要抱定客观的态度，要详考作家的身世和社会风尚，这样才可推求其创作风格转变的原因，明白其作品的利病得失之所在，因“一家之作，亦往往因环境转移，而异其格调”^①。也就是说，对古代作家的批评，要有历史考据为基础。

文艺社会学批评，属于强调文学的社会历史背景 (决定因素)的实证批评，因此有关作家生平和作品背景的史实考证就成为必须，考据与批评要相辅而行。对于先前缺乏研究的对象，则只能从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开始。王国维撰《宋元戏曲考》时，因文献缺乏，虽认为南戏渊源于宋，但又说“现存南戏，其最古者，大抵作于元明之间”^②。这结论是有问题的。赵景深的《宋元戏文本事》(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版)，根据《南九宫谱》《新编南九宫词》《雍熙乐府》《九宫大成谱》四部书，辑录了50种宋元南戏逸文，并对本事作了考证，为较早出版的具有开拓性的南戏资料整理专著。约与此同时，有钱南扬的《宋元南戏百一录》(《燕京学报》专刊之九，1934)，对南戏的“名称”、“起源和沿革”、“结构”、“曲律”等作了介绍，并发掘和辑得南戏残文56种。稍后，又有冯沅君、陆侃如合著的《南戏拾遗》(《燕京学报》专刊之十三，1936)，依据后出现的《九宫正始》的抄本，爬罗剔抉赵、钱二人著作所未收的宋元南戏资料，扩大了南戏佚曲的辑集成果。冯沅君还著有《古剧说汇》(商务印书馆1947)，专门考论“古剧”(指宋金元的各种戏剧)及相关的说唱艺术，其中的《古剧四考》钩稽了不少有关“勾栏”、“路歧”、“才人”、“做场”的史料，对了解古剧的搬演情况很有帮助。此前，钱南扬的《宋金元戏剧搬演考》一文，对宋金元戏班的组织、戏坊的规模和搬演的情况也作了考证^①。这些论著，都属于以文献资料的收集考据为主，是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工作。

考据与批评并重，并不意味两者有某种必然联系，因文艺批评也有多种，除强调文学的社会历史因素的实证批评外，还有文本批评，专门就作品本身的体裁、格调、结构、修辞和语言风格等进行艺术鉴赏分析，不强求文学作品与作家和时代之间的因果联系，而强调文学作品本身的独立。如钱锺书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中说：“窃谓当因文以知世，不宜因世以求文; 因世以求文，鲜有不强别因果者矣! Taine(即丹纳) 之一书，可为例禁。”^②不赞成丹纳提出的那种用社会历史的因素来解释文学(即“因世以求文”)的做法，主张从文学自身出发，以作品为本位。钱锺书在《谈艺录》开篇的《诗分唐宋》中说：“余窃谓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士弘手眼，未可厚非。”^③认为杨士弘《唐音》一书谈唐诗时“以体裁论，而不以世变论”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如此，可把诗歌作品由“朝政国事” 等社会历史因素的附属地位，提升到自给自足的独立地位，进行“就诗论诗”的文本批评，即就诗歌创作的体裁、格调和艺术表现手法进行分析，是为谈艺而非考史。钱锺书的《谈艺录》言及黄庭坚、王安石、陆游等宋代诗人时，多就其作品本身立论，不大涉及社会和历史，他是在借古典文学进行文艺批评。这种专门谈艺的文本批评，在开明书店1948年初版的缪钺的 《诗词散论》中也有不俗的表现。该书里的《论宋诗》一文，先就唐、宋诗艺术的异同作比较，准确的审美判断而以一连串十分到位的妙喻表达，给人以鲜明而深刻的印象;再从用事、对偶、句法、用韵和声调等方面对宋诗进行分析，凸现其艺术表现技巧的特点，为宋诗批评的名篇。书中的《论词》一文，亦专就词之体裁和命篇、造境、选声、配色等表现技巧进行批评，将词体的艺术特征阐述得惟妙惟肖。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除了文艺社会学批评和文本批评外，人们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还尝试过人类学批评、神话学批评、心理学批评等多种人文学科的方法，成为这一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繁荣的标志。文学批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可按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研究目的或研究对象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方法，不必定于一尊。文学批评与历史考据，谈艺与考史，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适用范围，能互补固然很好，认为不相关亦无妨。两者并存不废，这当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考据与批评并重。

注释

① 《新著中国文学史》第5—6页,上海北新书局1932年初版,1947年新1版。② 《宋词研究》,1926年由中华书局初版,但流传的是中华书局1928年的订正版,有巴蜀书社1989年重排本。① 《宋诗研究》 “跋”第241页,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② 《宋诗派别论》第1页,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① 该刊1933年4月创刊,至1936年9月出至第3卷第3号(总第11期),主要栏目有“论述”、“专著”、“遗著”、“辑佚”、“词录”、“通迅”等。有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精装两册。① 《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② 《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102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① 《燕京学报》第20期,1936年。② 《国风》半月刊第3卷第8期,1933年10月16日。③ 《谈艺录》第1—2页,开明书店1948年初版,中华书局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