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学科建设与本书撰述宗旨

绪论·先秦两汉文学学科建设与本书撰述宗旨

(一) 中国古代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先秦两汉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所有的文学作品几乎都具有经典的意义。特别是先秦文学，在中国文化史、学术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它们不仅仅属于文学的范畴，也是史学、哲学等中国文化各学科的共同经典。先秦文学的研究，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中国文学最早的经典是“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或者经过孔子的整理，如《诗》《书》《礼》《乐》《易》，或者是孔子据鲁史而作，如《春秋》。孔子称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述”在这里就有“讲述”和“整理”两重意思，其实也包含着一定的研究。如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正乐的过程自然也包括对乐的研究在内。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孔颖达也说：“伏牺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其《彖》《象》等十翼之辞，以为孔子所作，先儒更无异论。”^①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就是在中国系统从事先秦文学研究的第一人。孔子整理编辑过的六经从此也就成为中国文化史的最重要的经典，成为中国人的“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刘勰《文心雕龙·宗经》)。同时，经孔子之手整理编定的六经，也成为后世学者从事学习与研究的起点。如孔子作的《春秋》为我国现存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它记述了我国春秋时期242年的历史，只用了近两万字的篇幅，过于简略，其中之微言大义和以一字寓褒贬的笔法，让后人难以明白。于是，相传孔子的再传弟子，也就是子夏的学生公羊高和穀梁赤两人，就分别从不同角度撰写了解释《春秋》的两部著作——《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穀梁传》。从此以后，研治“六经”就成为中国的专门学问。西汉自文帝时起，鲁人申培、燕人韩婴以诗成为经学博士;到汉武帝时，除了已经亡佚的乐经之外，其余五经都有博士列于学官，这标志着儒家经学成为国学。从此以后，治经成为中国学术的一大传统，“经”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有《六艺略》，除了先秦“六经”之外，又列入了《论语》《孝经》和《小学》三类，不过班固这里所说的六艺略只是一个类别概念，上面的九类中每一类都列有数家著述。由于乐经在汉代已亡，事实上，在东汉，由先秦“五经”再加上《论语》《孝经》，于是有了七经之说。至唐代开元间以科取士，在“明经”科中分三《礼》(《周礼》《礼记》《仪礼》)、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加上《易》《诗》《书》为九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又加《论语》《孝经》《尔雅》三种，为十二经。至南宋绍熙年间，又将《孟子》列入经部，于是遂有十三经之称。可以说，自汉代以后，经学已成为中国最为显赫的学术。直到清王朝的灭亡，经学也统治了中国学术两千多年，其间产生了无数经学大师，也产生了无数研究经学的权威性著作。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通过对经学的重新阐释来实现的。时至今日，我们要研究先秦经典，还必须从学习这些权威性著作入手。如研究《诗经》，我们必须首先学习《毛传》《郑笺》和孔颖达《正义》，然后再读朱熹的《诗集传》和清人的著述;研究《周易》，我们必须先读王弼的《周易注》;研究《礼记》，我们必须先读郑玄的注;研究《春秋左传》，我们必须读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等等，同时参考宋人、清人等相关的著作。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高峰，它与接下来的《汉书》共开后世中国正统史学二十四史之先河，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是非凡的。无论是两汉史学还是后世史学，都是从先秦史学中流变而来，都与孔子的《春秋》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所以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史记》以及《汉著记》等等，都列在《春秋》目下，由此而奠定的中国的史学理论与史学传统，也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史传文学、进而研究中国古代杂史传奇以及后世戏曲小说的纲领。

先秦两汉文学中另一个重要门类是诸子之学。诸子之学与经学有着直接的承接关系，但是他们又分别开辟了独立的学术流派，与经学一样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渊薮。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选列先秦百家之说中的十家，对每一家的学术源流都有大略的介绍，最后有这样的总评：“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班固的一个著名理论是诸子出于王官，这一理论可能源自于刘向、刘歆父子，诸子百家之学说都与某一国家机构的职能有关。如他说儒家“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说道家“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应该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诸子百家之说并不仅仅是一种修身理论或治国理论，每一家学说的背后都有着深刻的哲学思想。所以，对于诸子百家的研究，自汉代以来也一直代不乏人。儒家中除孔子、孟子受到特别的重视并把其相关著作列于经学之外，对于荀子、董仲舒等人的研究也有相当多的成果。道家思想尤其受到中国后世的重视，老子、庄子、列子等的著作也被后世推之为“经”，有与儒家思想并列之地位。其余诸子，在汉代以后也大都有专门研究著作。更值得重视的是，后人不仅研究诸子的思想，也研究诸子的文学、人格、情采等诸多方面。对此，刘勰的话可称之为经典性的评断：“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管晏属篇，事覈而言练;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墨翟随巢，意显而语质;尸佼尉缭，术通而文钝;鹖冠绵绵，亟发深言;鬼谷眇眇，每环奥义;情辨以泽，文子擅其能;辞约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韩非著博喻之富;吕氏鉴远而体周，淮南泛采而文丽。斯则得百氏之华采，而辞气之大略也。若夫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扬雄《法言》，刘向《说苑》，王符《潜夫》，崔寔《政论》，仲长《昌言》，杜夷《幽求》，咸叙经典，或明政术，虽标论名，归乎诸子。何者?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彼皆蔓延杂说，故入诸子之流……赞曰：丈夫处世，怀宝挺秀。辨雕万物，智周宇宙。立德何隐，含道必授。条流殊述，若有区囿。”(《文心雕龙·诸子》)可见，诸子之文不仅是中国思想之渊薮，也是文章之典范;同时，像诸子那样著书立说，也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个伟大的理想。这可以代表中国古代人对于诸子文学研究的总认识。

在先秦两汉文学里，诗赋是最合于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一类。它与六艺诸子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单列《诗赋略》。这说明，起码在汉代，中国人对于诗赋这一类的文学作品已经有了不同于经学和诸子的评价。《诗赋略》从大的方面分为诗与赋两大类别。其中赋包括“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荀卿赋之属”、“杂赋”四类;而诗则称之为“歌诗”。班固不仅对诗赋进行了认真的分类，而且对于其演生的来龙去脉做了很好的分析。他说：“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弘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汉书·艺文志》)可见，以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人为代表的赋作，无论是其“不歌而诵”的形式还是其中所体现的文化精神，都继承了《诗经》的传统，这是汉代人的总体认识。这期间虽然赋体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变化，如以屈原为代表的作品在汉代又被称之为“楚辞”，而司马相如和扬雄等人的赋作与“楚辞”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但是，汉人对于赋体文学的总体认识，尤其看重赋体文学与《诗经》之关系的认识，还是极有道理的，也是后世认识和研究赋体文学的最重要史料，认识中国赋体文学传统的最有参考价值的论述。其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列《辨骚》和《诠赋》两篇，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而对于自汉代兴起的歌诗，班固则特别指出了它们与汉武帝立乐府的关系：“自汉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应该说，班固对于汉代歌诗的评价不高，认为它们不可以与古诗同列，也不能与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人的赋作同列，它们最多不过起到一点“可以观风俗，知薄厚”的作用罢了。这种认识，是经学传统对汉代文人文学观念影响的结果，对汉代歌诗的认识并不全面。但是从客观上讲，中国后世的文学评论家在评价汉乐府诗的时候，还是沿袭了班固的这一观点。应该这样讲，先秦两汉时期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奠基期，也是中国文学研究的开创期。这一时期对于中国文学发展流派的认识和研究，都对后世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随着魏晋六朝以后文学与史学哲学的分野越来越明显，后人对于先秦两汉文学的独立论述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关于汉赋和汉代歌诗(包括乐府诗和文人五言诗)的研究，侧重于文学审美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总的来说，对于先秦两汉文学的总的认识，还是没有离开过这个大的传统。

(二) 二十世纪先秦两汉文学学科的建立和本书的撰述宗旨

进入20世纪以后，先秦两汉文学的研究发生了极大的变革。传统的以经史子集为分类基础的泛文学观的学科体系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新的文学观。于是，20世纪学者眼中的先秦两汉文学不再是包括几乎所有先秦两汉经典的六经诸子诗赋之学，而是把这些经典自然地分为哲学、史学、文学等新的门类，文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一部分经典，如《诗经》、楚辞、汉赋、汉诗等真正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学著作，而另一部分经典如《周易》《尚书》《春秋》《左传》《史记》《论语》《老子》《孟子》《庄子》等则分别归于哲学和史学的名下。同时，在正视先秦两汉文学文史哲不分家的历史事实的情况下，对这些哲学和史学著作所包含的文学因素也给予适当的重视，于是就有了 “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史传文学”、“寓言文学”、“白话文学”、“俗文学”等新的提法。一种新的文学观念的产生也就意味着同时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它使得20世纪的学人们对先秦两汉文学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新的思考，建立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如关于文学艺术起源的研究、关于神话的研究、关于《诗经》的研究、关于先秦历史散文的研究、关于先秦诸子散文的研究、关于楚辞的研究、关于汉赋的研究、关于乐府诗的研究、关于文人五言诗的研究等等，都有相当丰硕的成果问世。在此基础上，20世纪的学人也撰写了多部有关中国文学史的著作，其中有通史性的，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等五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等，还有专门以先秦两汉为研究对象的断代文学史，如杨公骥的《中国文学》(第一分册)、詹安泰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一册，徐北文的《先秦文学史》、褚斌杰、谭家健主编的《先秦文学史》、赵明等主编的《先秦大文学史》《两汉大文学史》等等。其他如专门性的研究著作，如关于《诗经》《楚辞》《史记》、汉赋、汉诗、先秦诸子等专门性著作不可胜数，先秦两汉文学正在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方兴未艾的新的学科^①。

从传统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到20世纪新的研究体系的建立，有太多的学术成果需要我们继承。但同时，作为中国文学奠基期的先秦两汉文学，它那丰富的内容还远远没有得到全面的开掘。在新世纪新千年开始之际，在伟大的中华民族走到新世纪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认真研究奠基期的中华文化经典，为现代化的中国提供历史的滋养，有着更为重大的意义。与一般的先秦两汉文学史和某一课题的专著不同，我们撰写这部《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先秦两汉卷》的目的，是要把它写成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的入门书，全面反映本学科的基本内容、研究水平和发展趋势，反映20世纪的学术积累和认识深度，体现当代学者对学科的认识及对学术史的估量。并提供一些研究的入门途径和资料线索，以供有志于攻读古典文学专业研究生的考生和对古典文学有兴趣的读者阅读。为达到这一目的，本书在体例上大体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简介先秦两汉文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上古神话、诗经、先秦历史散文、先秦诸子散文、楚辞、汉赋、汉代散文、汉诗、先秦两汉文学思想等几个方面，让研究者对于先秦两汉文学有一个基本了解。第二是选择先秦两汉文学与社会文化中的一些问题分专题论述，包括先秦两汉文学与哲学、先秦两汉文学与史学、先秦两汉文学与经学、先秦两汉文学与原始宗教、先秦两汉文学与艺术、先秦两汉文学与地域文化、先秦两汉文学与出土文物、先秦两汉文学与语言文字等几个方面。之所以从这些角度列出专题，是因为在20世纪以来的先秦两汉文学新的研究体系之内，文学固然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范畴，但是要对文学进行深入的研究，却必须打通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先秦两汉时代，文史哲原本不分家，对于那些具有中华民族原创意义的文化经典，光从文学的角度的确没有办法进行很好的研究，必须结合历史、哲学、宗教、艺术、语言等兄弟学科。同时，要研究先秦两汉文学，光靠纸上的材料远远不够，还要紧密关注20世纪以来在先秦两汉考古方面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有关这方面的介绍，会成为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也会给新时期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带来新的活力，开拓研究者的视野。第三是为研究先秦两汉文学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这一方面的内容包括先秦两汉文学的原始典籍、先秦两汉文学的历代训释、先秦两汉文学的历代评点、有关先秦两汉文学的新出土文书、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之工具书等几个方面。先秦两汉文学距今历史久远，可资参考的历史文献极其丰富。同时，20世纪以来有关先秦两汉文学的文化考古材料也相当可观，当代中国与海外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我们把这些有用的材料提供给读者，对于他们的研究工作是有极大帮助的。为了达到这样的要求，我们对撰写此书的作者进行了精心的选择，每一个专题大体上都是由学有专攻、发表过有关课题研究成果的中青年学者来承担的。他们力图站在专家的立场介绍各课题的基本内容，力求内容严谨、全面，尽量反映先秦两汉文学新的研究成果和认识水平，并鼓励他们在包容本课题经典研究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总之，本书是从专家立场对学科做出的概述，为普通读者提供较全面的基础知识，为初学者指示学术门径，为学界同仁提供最新的学术总结和学科展望。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主观愿望，由于水平有限，自知未必能达这样的效果，错误在所难免，诚恳地请各位专家学者以及所有对本书寄予厚望的读者，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

注释

① 孔颖达《论卦辞爻辞谁作》《论夫子十翼》,见《周易正义·卷首》。① 参见赵敏俐、杨树增著《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费振刚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