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先秦两汉文学典籍的历代训释·先秦文学典籍的历代训释·先秦诗歌

先秦两汉文学的文献·先秦两汉文学典籍的历代训释·先秦文学典籍的历代训释·先秦诗歌

1.《诗经》

《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中的诗歌作品，最初主要用于典礼、讽谏、宴乐等场合;春秋时期，其主要作用是“赋诗言志”。在诗歌的搜集、整理和传播的过程中，周王朝的太师们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周王朝的太师还负有“教六诗”(《周礼·春官宗伯·大师》)的任务。因此，可以说，周王朝的太师们是《诗经》诗歌最早的训释者。春秋末期，孔子以《诗经》作为课本教育弟子。在教学过程中，一定会对《诗经》的诗歌进行解释。近年来，随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公之于世，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诗经》的原貌和孔门《诗》学的情况。但是，孔子论《诗》，侧重于思想内容和社会作用，并不是全面地对《诗经》进行训释。从《国语》和《左传》中，也可以看到人们对《诗经》的一些理解和训释的材料。到了战国时期，引用《诗经》以证明个人的观点，成为著作的时尚。《孟子》《荀子》中均有大量的引用，这可以看作是对《诗经》的间接训释。但是比较零散，不成系统。

荀子在《诗经》的传播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从典籍的记载来看，汉代传授《诗经》的学者大多能与荀子联系起来。但是，荀子并没有完整的训释《诗经》的著作流传下来。自汉武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之后，《诗经》的研究和训释成为显学，历代不衰。

汉代，《诗经》的研究和训释主要有四家：鲁国人毛亨所传的古文《毛诗》30卷，今文三家《诗》——鲁国人申培的《鲁诗》28卷，齐国人辕固的《齐诗》28卷，燕国人韩婴的《韩诗》28卷。当时，《诗经》研究盛行三家《诗》说，这三家都被朝廷立为博士，成为《诗》学的正宗，影响极大。但自西汉后期经学与谶纬迷信结合之后，今文三家《诗》说逐渐失去了人们的信任。到了东汉时期，原来不被重视的古文《毛诗》，开始兴盛起来。

《毛诗》据说是由鲁国人毛亨所传。毛亨对《诗经》作了训释，称为《毛诗故训传》，简称为《毛传》，30卷。在每一首诗的前面，都有一段简短的关于该诗的说明，或说明诗意，或解释背景，这些解释称为“小序”。在《关雎》小序之前，还有一大段泛论诗歌的起源、功用和《诗经》的文章，称为“《诗》大序”。关于这些序文的作者，或以为出于子夏、毛公，或说出于东汉卫宏，或认为是汇集西汉儒生对《诗经》的解说而成。《毛诗故训传》的主要价值在于语言文字和名物训释上。尽管在解释上有一些错误和缺陷，但毛亨去古未远，且学有师承，特别是在三家《诗》说亡佚之后，要研究《诗经》，《毛传》仍是最重要的训释参考资料。原本已佚，清代段玉裁撰《毛诗故训传定本小笺》30卷，是比较好的《毛传》单行本。

《毛传》文字简古。东汉后期，郑玄又在《毛传》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成《毛诗传笺》23卷。郑玄是当时兼通今古文经学的通儒。他不仅补充和解释了《毛传》训释的简略之处，同时又兼采今文经学家的《诗》说，对《毛传》作了订正和补充。这部书包含了《毛传》的全部内容，也包含了郑玄和三家诗派学者的一些意见。可以说，《毛诗传笺》代表了汉代《诗经》训释研究的最高成就。自此之后，三家《诗》说走向衰微。《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北宋，其中只有《韩诗外传》流传下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南北分立。在经学研究上，又有南学和北学的不同。《诗经》尽管有一些研究著作，但在唐代《毛诗正义》产生之后，大都已经失传。魏晋南北朝的《诗经》训释研究，只能从《经典释文·毛诗音义》《毛诗正义》等书中去了解。

《毛诗正义》是唐高宗时期，诏国子祭酒孔颖达领衔撰定的“五经正义”(《毛诗正义》《尚书正义》《周易正义》《礼记正义》和《春秋左传正义》，于永徽四年[653]颁行天下)之一，又称为《毛诗注疏》，40卷。其中包括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所谓疏，就是对前人的解释作疏通证明，也就是在前人训释的基础上再作训释。孔颖达的疏，吸收了汉魏六朝至唐代的《诗经》研究成果，“融贯群言，包罗古义”，“因郑笺为正义，乃论归一定，无复歧途”(《四库全书总目》)，对自汉至唐的《诗经》训释的研究成果作了清理和总结，代表了唐代的《诗经》研究水平，成为唐代《诗经》的标准训释，在语言文字和古代名物制度的训释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这部书卷帙浩繁，训释、考证比较繁琐，初学者往往不易把握。

《毛诗正义》成为通行的文本和训释之后，士子读书和科举考试皆墨守《正义》之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北宋时期。宋仁宗庆历年间以后，理学兴起。为了适应“载道”的需要，兴起了一种疑古的思潮。宋儒不相信前人的章句训诂，而是抛开传注，独研义理。凡认为不合“义理”的便横加讥斥;或标新立异，另创新说，甚至以私臆删改经文以合己意。如欧阳修作《毛诗本义》16卷，郑樵作《诗传辨妄》6卷，专攻毛、郑之失。宋人的《诗经》研究尽管有不遵古训、好逞私臆等缺陷，但是不墨守古训，对《诗经》的小序和《毛传》《郑笺》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意见，对诗歌的意义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打破了自汉代以来《诗经》研究的格局，对《诗经》的研究起了推进作用。在宋人的《诗经》注释著作中，比较重要的有范处义《诗补传》30卷、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32卷、严粲《诗辑》36卷。这三部著作主要遵从毛传、郑笺，兼采诸家之长，间下己意，时有新见。王质《诗总闻》20卷，体例谨严，条理清晰，所列凡闻音、闻训、闻章、闻句、闻字、闻物、闻用、闻迹、闻事、闻人等10门，每篇又有总闻，述其大意。王质主张“说诗当即辞求事，即事求意”，故能独抒己见，直探诗旨，多能阐发诗篇的文学意义，行文亦颇富文采，值得重视。此外，王应麟的《诗考》虽仅一卷，但搜采三家《诗》遗说，开后人辑佚和研究三家《诗》说之风。宋人注释《诗经》的著作，以《诗集传》影响最大。

《诗集传》20卷(《宋志》著录卷数和宋刊本卷数，后人并为8卷)，南宋朱熹(1130—1200)撰。朱熹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本书一改唐人注疏繁琐的弊病，训释比较简明扼要，不做繁琐的考证。在文字训释上，主要继承了《毛传》和《郑笺》，论断比较谨慎。在对诗歌内容的解说上，吸取了宋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打破了对于《诗序》的迷信，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体现了宋人研究《诗经》的成绩。但朱熹毕竟是一个理学家，理学观念的影响造成他对《诗经》解释上的许多矛盾。如《诗集传·序》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歌咏，各言其情者也。”这种见解，就比较高明，符合《国风》诗歌的实际。但他同时又说：“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这显然又受到了《毛诗序》的局限。而对于“二南”之外那些涉及男女爱情的诗，朱熹多视之为淫诗，这又显示了朱熹《诗经》注释的道学观点。此外，由于朱熹不了解古音的发展变化，所以《诗经》原本押韵而宋人读不押韵的地方，朱熹一概用错误的“叶韵”说，即临时改变读音以求押韵的方法加以处理。这都降低了其学术性。但由于《诗集传》有一定的特点，加之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后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科举取士以朱注为准，因此，《诗集传》对后代尤其是元、明时期影响极大。直到今天，仍不失为阅读《诗经》的一部简明的读本。

元明两代重视和提倡程朱理学，学术研究比较空疏。加之科举考试中《诗经》以朱熹的《诗集传》为准，所以，元明两代的《诗经》研究，几乎是朱注笼罩的天下。“自北宋以前，说《诗》者无异学。欧阳修、苏辙以后，别解渐生。郑樵、周孚以后，争端大起。绍兴、绍熙之间，左右佩剑，相笑不休，迄宋末年，乃古意黜而新学立。故有元一代之说《诗》者，无非朱《传》之义疏。至延祐行科举法，遂定为功令，而明制因之”(《四库全书总目》卷16《诗经大全》提要)。元代较好的注本有许谦《诗集传名物钞》8卷，“是书所考名物音训，颇有根据，足以补《集传》之阙疑”(《四库全书总目》);明代，胡广等奉敕撰《诗经大全》(又名《诗集传大全》)20卷，了无新意。“广等是书，亦主于羽翼朱《传》，遵宪典也。然元人笃守师传，有所阐明，皆由心得;明则靖难以后，耆儒宿学，略已丧亡，广等无可与谋，乃剽窃旧文以应诏。此书名为官撰，实本元安城刘瑾所著《诗传通释》而稍损益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诗经大全》提要)。明代比较有特色的《诗经》注本有季本撰《诗说解颐》40卷，《四库全书总目》以为是书“大抵多出新意，不肯剽袭前人而征引赅洽，亦颇足以自申其说……虽间伤穿凿，而语率有征，而非王学末流以狂禅解经者比也”。朱谋玮《诗故》10卷，以“汉学”为主，在名物训诂方面有所发挥。何楷《毛诗世本古义》28卷，本孟子“知人论世”之旨，以时代为次，考其作者，论其诗意。虽有武断牵强之弊，但“引据赅洽，凡名物训诂，一一考证详明，典据精确，实非宋人之可及”(《四库全书总目》)。

清代号称经学的复兴时代，《诗经》 的研究和训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产生了许多有影响的训释著作。清初王夫之《诗经稗疏》4卷，“是书皆辩证名物训诂，以补传笺诸说之遗”(《四库全书总目》)，“率参验旧文，抒所独得，虽间伤偏驳，而可据者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康熙年间，姚际恒作《诗经通论》18卷，认为“汉人之失在于固，宋人之失在于妄”，意欲“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诗经通论·自序》)，虽倾向于毛传郑笺，但又能摆脱汉宋门户之见，从诗的本文探求诗的本意，开后来解说《诗经》的新风气。陈启源《毛诗稽古编》30卷，成书于康熙年间。是书不录《诗经》原文，训诂本《尔雅》，篇义本《小序》，诠释诗旨经义本毛传郑笺，搜罗唐以前的材料以说《诗》，辨朱熹《诗集传》之非，开清代《诗经》“汉学”研究之风。乾嘉以来，胡承珙撰《毛诗后笺》30卷，“从毛者十之八九，从郑者十之一二”(胡培翚《胡君别传》)，广搜自汉以来诸儒之说以发明毛义，名物训诂及与三家《诗》文有异同者，务求剖析精密、折中恰当。牟庭撰《诗切》，能突破古文经学的藩篱，上承三家《诗》说，而又不拘泥于三家说，从作品的实际探讨诗意，见解比较通达。魏源的《诗古微》17卷，排斥《毛传》《诗序》和古文经说，专主三家《诗》说，开清末今文经学风气。此外，一些零散的考订著作如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崔述的《读风偶识》等，也对《诗经》诗歌的一些语句和内容的解释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在清人的《诗经》训释著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毛诗传笺通释》《诗毛氏传疏》《诗三家义集疏》和《诗经原始》。

《毛诗传笺通释》31卷，马瑞辰(1782—1853)撰。马氏标榜“汉学”，以《诗》序为准，疏通《传》《笺》，辨别《传》《笺》异同，以申毛纠郑;间下己意，必言之有据。诠释诗句，亦参考三家，辨其异同。在文字、声韵、名物、制度的考证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是乾嘉以后《诗经》“汉学”研究的代表著作。

《诗毛氏传疏》(又称《毛诗传疏》)30卷，陈奂(1786-1863)撰。陈氏认为，“读《诗》不读序，无本之教也;读诗与序而不读传，失守之学也”，于是“置《笺》而疏《传》”，以“宗《毛诗》义”(《诗毛诗传疏·序录》)。是书阐发《毛传》，对于恢复《诗》古文学派的本来面目，颇有贡献;文字训诂和名物疏证也较精确，是乾嘉以后《毛诗》研究的代表著作。

《诗经原始》18卷，方玉润(1811-1883)撰。方氏认为，历来“说《诗》诸儒，非考据即讲学两家，而两家性情与《诗》绝不相近”;他主张“循文按义”，“推原诗人始意”(《诗经原始·凡例》)。是书从《诗经》本文以求诗意，不为《诗序》《毛传》所局限，对汉唐至宋儒的《诗》说有所抉择，敢于提出己见。虽不免武断穿凿，但多数比较恰当。本书的特色是注意从文学角度分析《诗经》诗歌，不再仅从经学角度论诗，对一些诗歌的艺术分析颇为精到。

《诗三家义集疏》28卷，王先谦(1842—1917)撰。此书初名《三家诗义通绎》，成书后改为今名。此书合《邶风》《鄘风》《卫风》为1卷，以恢复三家《诗》28卷之旧貌;又遍采历代典籍中三家《诗》遗说和历代研治三家《诗》说，特别是清代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的成果，对三家《诗》遗说的搜集达到了完备的程度。该书的体例是在《诗经》原文之下，先列采自秦汉以后典籍中的有关三家《诗》的佚文遗说作为“注”。在“注”之后的“疏”中，先列“毛传”和“郑笺”，又征引自宋至清《诗经》学者的研究成果，参以己见，对三家《诗》的研究颇多创获;在训诂方面，大多吸收了乾嘉以来学者的意见，融会贯通，以成一家之言。王氏虽宗今文学说，但又能兼收并蓄，折中异同，其网罗放佚，为后人提供了比较完备的三家《诗》说读本。

由于西方学术思想的输入，再加上甲骨文等地下资料的发现，近现代的《诗经》研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多数学者注意吸取前代学者特别是清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排除汉宋门户之见，采用诸如民俗学、神话学等学科的观点和视角，结合出土文物以及甲骨金石等古文字材料对《诗经》进行研究，取得了较高的成绩。林义光的《诗经通解》，在诗篇正文之下，每章有简要注释，每篇之后列“篇义”、“别义”、“异文”三部分，分别选录诸家说解、驳斥前人误说、列举各家文字异同，条理清楚，文字简明。本书的主要特色在于征引钟鼎铭文，考订“文字孳生通假之故，古书传写改易之迹”，以探究诗意，颇有新见。吴闿生的《诗义会通》，吸取了乾嘉学派训诂、考证、辑佚的成果，兼收并蓄，不主一家，要言不烦，一改繁琐寡要之习。闻一多的《诗经新义》《诗经通义》《风诗类钞》《神话与诗》等著作，不局限于《诗经》文本语言的诠释，将训诂学、民俗学、神话学、文学批评结合起来，揭示《诗经》的内容和艺术特色，发前人所未发，许多见解富有启发性，开《诗经》训释和研究的新途径，使《诗经》的研究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于省吾的《泽螺居诗经新证》，运用甲骨文和金文材料解释《诗经》文句，言皆有据，虽非通释《诗经》，但在文字、训诂方面颇有创获。高亨先生的《诗经今注》，依循《诗经》的本文探求原意，不拘泥和盲从旧说，有许多新的见解，颇值得参考。许多学者更注重于《诗经》的文学性研究和普及性工作，出版了许多今注今译本。余冠英、陈子展、金启华是较早尝试《诗经》今译，并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学者。余冠英的《诗经选》和《诗经选译》(后来合为一册，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仍名《诗经选》)，用现代语体文选注和翻译《诗经》。尽管其注释有一些缺点，但译文能体现《诗经》诗歌的体裁风格，尤其是《国风》部分的译文，活泼生动，准确地体现了原作的精神风貌，质量非常高。陈子展在原来《国风选译》《雅颂选译》的基础上，撰成《诗经直解》。其译文虽略显朴拙，但对诗意的解释既能遵古，又能出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程俊英、蒋见元的《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注重从《诗经》诗歌的实际解释诗意，既注意吸收古人的研究成果，又注意吸收今人的研究成果，材料比较丰富;语言文字的注释吸取了古今的研究成果，比较精当;对每一首诗的艺术分析，突出了《诗经》的文学特点，是一部既适合初学、又有研究参考价值的著作，可以看做今人今注《诗经》的一部代表性的著作。此外，今人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洪湛侯《诗经学史》，对历代《诗经》研究作了介绍和评述，《诗经学史》尤为详尽，可资参考。

2.《楚辞》

《楚辞》尽管是在西汉末年由刘向编订的，但早在西汉初期，人们就已开始研究和注释屈原的作品。第一个为屈原作品作传的是淮南王刘安，他曾作过《离骚传》，也就是《离骚》的注释。刘安的《离骚传》已佚，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离骚序》中有片段的称引。自刘安之后，为“楚辞”作注的有刘向、扬雄、班固、贾逵、马融、王逸等，但只有王逸的《楚辞章句》流传至今。

《楚辞章句》17卷，东汉王逸撰。内容包括训诂、校勘、释义、考史、评文等各个方面。这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楚辞》注本。由于王逸是楚地人，又去古未远，所以，本书对研读楚辞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魏晋至隋唐时期，楚辞研究进入低潮，全面训释《楚辞》的专著寥寥无几。晋代郭璞《楚辞注》3卷、隋代皇甫遵训《参解楚辞》7卷，今皆已佚，只能从其他著作的引文中了解其大概。其中郭璞的注价值较高。这一时期，产生了“音义”体的注释体裁。“楚辞”音义著作很多，但大多亡佚，流传至今的只有隋释道骞《楚辞音》残卷。道骞音切与时音多异，“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隋志》)，影响很大;又能保存《楚辞》异文和诸家异说，有重要的校勘和辑佚价值。

宋代的《楚辞》研究空前兴盛，欧阳修、孙觉、姚廷辉、苏轼、洪炎、杨万里等都对《楚辞》进行过研究，产生了几部质量较高的训释著作。南宋洪兴祖撰《楚辞补注》，又撰《楚辞考异》1卷。《楚辞考异》参考上至“古本”、“唐本”，下至当时诸名家如苏轼、洪炎等校本，对《楚辞》异文的收录非常完备，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单行本已不可见，后人已将其散入《楚辞补注》中。吴仁杰撰《离骚草木疏》4卷、朱熹撰《楚辞集注》。比较重要的是《楚辞补注》和《楚辞集注》。

《楚辞补注》17卷，洪兴祖(1090-1155)撰。是书先列王逸《章句》，再标“补曰”对王逸的训释进行补阙纠谬，明训诂，考名物，援引赅博，考证详审，“《楚辞》诸注中，特为善本”(《四库全书总目》)，颇受学人推重。有汲古阁重刻宋本，《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本。这些本子，都已将《楚辞考异》收录其中。1983年，中华书局据汲古阁本标点排印，2002年又出版修订本，是比较好的本子。

《楚辞集注》8卷，附《楚辞辨证》2卷，《楚辞后语》6卷，朱熹(1130—1200)撰。是书依据王逸所定之本，增入贾谊《吊屈原赋》《��鸟赋》(朱氏《集注》作《服赋》)，而删去《七谏》《九怀》《九叹》《九思》，篇目与诸本不同。词语训释，主要依据王逸和洪兴祖的成果。此书的特色在于用《毛诗传》之法，以“赋、比、兴”解说《楚辞》，注重发明《楚辞》的微言大义，有许多创见，可补洪兴祖《补注》之不足。《辨证》多批评王逸之误。《后语》据宋晁补之《续楚辞》《变离骚》二书加以增删，凡52篇。原单行，后由朱熹之孙朱鉴合并《集注》，删去重复的三篇刊行，是为今传本。晁书今佚，赖此以存大概。《楚辞集注》成为《楚辞》最完善的古本之一。

元明两代，《楚辞》研究几乎无足道者。明人通释大义之作颇多，但往往陷于空疏。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汪瑗《楚辞集解》8卷，附《蒙引》2卷、《考异》1卷。《集解》训释屈原作品，《蒙引》辩证文义，《考异》以王逸、洪兴祖、朱熹三家注本互校异同。但其注释和解说文义往往师心自用。黄文焕《楚辞听直》8卷，对屈原作品的创作时地多有考订，颇有创见;但所述义理，则多以己意为转移。

清及近代是《楚辞》研究的又一个高峰。王夫之《楚辞通释》、林云铭《楚辞灯》、吴世尚《楚辞疏》、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姚培谦《楚辞节注》、戴震《屈原赋注》、胡文英《屈骚指掌》、刘梦鹏《屈子章句》、马其昶《屈赋微》、刘师培《楚辞考异》等，各有成就。此外，王念孙《读书杂志余编》、俞樾《俞楼杂纂·读楚辞》等，虽非通释《楚辞》，但在训诂、校勘方面有许多新的发明，值得参考。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王夫之的《楚辞通释》、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戴震的《屈原赋注》、林云铭的《楚辞灯》、马其昶的《屈赋微》、刘师培的《楚辞考异》。

《楚辞通释》14卷，王夫之撰。王夫之(1619—1692)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它主要从思想的角度解释《楚辞》，这一点突过前人;注释语言亦颇富文采，很有特色。但王氏对训诂并不专精，时有望文生训之弊;对思想内容，有时又难免求之过深。

《山带阁注楚辞》6卷，附《楚辞余论》2卷、《楚辞说韵》1卷，蒋骥(约1678—1745)撰。该书着重于屈原生平事迹的考订，并于篇目附记中推定屈原作品的次第，对屈原作品的地理也特加重视，书的前面附有地图。蒋氏以知人论世之法阐释作品内涵，颇多精辟之见;《楚辞》中的神话传说与北方典籍中的神话传说属于不同的系统，这一点蒋氏也有所认识。书中征引丰富，别择甚精，颇有贡献。《馀论》驳正旧注，考辨名物，颇多精义;《说韵》虽非通论《楚辞》音韵，而征引赅博，为《楚辞》音韵研究提供了方法和资料。蒋氏注释《楚辞》实事求是，在清人考据之学尚未勃兴之前，是有开风气意义的。

《屈原赋注》10卷，附《楚辞通释》2卷，戴震(1723—1777)撰。戴震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学者，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精于训诂、典章名物之学。戴氏之注以字句训诂、考释名物见长;所附《通释》上卷疏释山川地名，下卷疏证名物，都很精审。戴注成绩超越前人，但也有重训诂而忽视前后思想内容贯通的缺点。

《屈骚指掌》4卷，胡文英撰。胡注参考颇多，而不事繁琐征引，训释简练精当。王鸣盛序其书云：“于地理名物考索最精，不为空言疏释，而骚人之旨趣自出。”又云：“从来屈注，当以此为第一家。”虽有过誉之嫌，但亦颇中肯棨。

《屈子章句》7卷，刘梦鹏撰。每篇先有总论，再分段注释，脉络清晰，词气畅通。刘氏诠释作品，从思想和历史两个角度进行探究，颇有特点;字词诠释简明扼要，且不乏新见。唯对篇章强作分合，变乱次第，不足为训。

《楚辞灯》4卷，林云铭撰。这是清代很有影响的《楚辞》研究著作，林氏以为文之法解释《楚辞》，评注结合，既不依傍王逸《章句》，也不附和朱氏《集注》，独辟蹊径，阐发新说。林注注重疏通文义而疏于训诂诠释，在训诂方面有一些缺点，但其注释文从字顺，对理解各篇的结构、意境、文义的贯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屈赋微》2卷，近人马其昶(1855—1930)撰。该书广引自汉至清各种《楚辞》注本之说，尤其是清人之说，旁及历代学术笔记中有关《楚辞》之说，斟酌比较，择善而从，间下己意;又每以《诗经》作比较，颇有新意。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以为“由博而反之于约，可为清代说《屈赋》者之殿”。

《楚辞考异》17卷，刘师培(1884—1919)撰。此书从唐宋以前的类书、注疏等典籍中钩稽《楚辞》零句异文，逐一汇集于《楚辞章句》正文之下，虽未为全备，且“述而不作”，但客观材料的罗列，有资辨别比较异同是非，开考校异文之风，有功于《楚辞》研究。

五四运动以后至今，《楚辞》研究在继承前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向着全方位综合研究的方向发展，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研究成果。就训释著作来说，比较重要的有闻一多的《楚辞校补》《离骚解诂》《九歌解诂》《九章解诂》《天问疏证》、游国恩主编的《楚辞注疏长编》之《离骚纂义》《天问纂义》、姜亮夫的《屈原赋校注》《楚辞通故》、刘永济的《屈赋通笺》《屈赋音注详解》《屈赋释词》、朱季海的《楚辞解诂》、郭在贻的《楚辞解诂》、蒋天枢的《楚辞校释》、于省吾的《泽螺居楚辞新证》、聂石樵的《楚辞新注》、王泗原的《离骚语文疏解》《楚辞校释》、汤炳正等的《楚辞今注》、金开诚等的《屈原集校注》等，尤以闻一多、游国恩、姜亮夫等的著作为代表。闻一多的校释著作虽以传统方法著称，但又有所发扬光大，善以书例校释文字，且时涉民俗等学科，多有创获。然闻氏有时求之过深、务求新说，故滥用通假、穿凿附会在所难免，乃其微瑕。游国恩主编的两部《纂义》裒集自汉至晚清的有关注释，排比条理有序，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姜亮夫的《校注》在语言文字的注释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后经修订，成《重订屈原赋校注》;其《通故》则是一部皇皇巨著，被誉为《楚辞》研究的百科词典。其他各家在文字校释和思想分析等方面都取得了较高的成绩。其中王泗原的《校释》注重文字的校勘与诠释;汤炳正等的《今注》兼顾普及与提高，注释简明扼要，并体现了汤氏研究《楚辞》的学术体系与心得;金开诚等的《校注》校、注并重，博采众说，不主一家，择善而从，对篇章写作背景的考释与内容的阐释，成一家之言。这三部书是近十年来出版的《楚辞》注释的代表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