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文学·佛教与文学活动·文人崇佛文学:诗、赞、序、颂——辞、赋——小说

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文学·佛教与文学活动·文人崇佛文学:诗、赞、序、颂——辞、赋——小说

佛陀创教后，即确立了一套特殊的语言文字政策——否定一切语言文字。但是佛陀本人的说法则根据听众对象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方法：当他给上首弟子们说法时，则主张不立文字，注重非言语的交际，故有“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的生动传说^①。然而，在给普通大众说法时，佛陀则是“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说诸法。”(《法华经·方便品》)佛灭后，佛教曾有过四次大规模的结集活动，即将佛陀的说法和佛弟子对佛陀学说学习的体会、阐释等用文字固定下来，成为佛教“三藏”^②，正式建立了佛教以文献为传法依据的系统。大乘佛教兴起后，一面继续标榜“言语道断”(《华严经》(六十)卷五)的“无言无说”^③或“默然无言”^④的“不二法门”，一面不断扩充佛教经论，终成12部经，基本奠定了佛教文献的规模和体制。佛教在宣法和传播的过程中，为了吸引和教化芸芸众生，采取了一切可资利用的有效手段，尤其是运用文学形式和方法，将佛教抽象的义理说教转换成为富有音韵朗畅、情感激越的诗偈赞颂或具体生动、形象可感的譬喻故事，构成了审美趣味浓厚，艺术技巧娴熟，宗教情绪热烈，教化功用完善的宗教文学。当这种宗教文学与中国文学走到一起的时候，两种不同的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碰撞，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

(一)诗

佛典汉译，其中的偈颂需要用诗的形式来表现，这就使得汉诗的形式与佛典偈颂有了一个交流渗透的机缘。永嘉南渡后，随着玄、佛的合流和佛教的渐趋独立，崇佛文人越来越多。诗在文人那里不仅是抒发个体情怀和表现政治理想的手段，同时也成了崇佛文人表达虔诚的佛教信仰、歌颂佛教神威功德和抒写游览佛教胜迹感想的有效工具。这样，就形成了四类崇佛诗：直接表述佛教教义的诗，赞颂佛教仪轨、法事活动的诗，描写佛教山寺的诗，与僧人唱和、赠答的诗。这四类崇佛诗，从文学的审美特性上说，描写佛寺的诗和与僧人赠答的诗与世俗诗最为接近，其情感的抒发或直泻于外，或隐含于内，情与景合，理与趣谐。如范云的《赠俊公道人诗》，抒发了渴望与俊法师相遇的心理;萧子云的《赠海法师游甑山诗》表达了诗人与海法师共游山水的激动心情;刘孝先的《和亡名法师秋夜草堂寺禅房月下诗》描绘亡名法师所住草堂寺美妙的秋夜之景，表达了诗人出离“世俗樊篱”的愿望。其余的诗更多地表现了一种宗教诗歌的崇高美和幽远美。如萧统的《开善寺法会诗》，描绘法会盛况，铺张扬厉，极尽浓笔重彩。这些崇佛诗，促进了佛教与中国知识上层的迅速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文人的佛学水平，同时又成为佛教文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中国后来的哲理诗提供了借鉴的依据。

佛典的汉译，给中国的叙事诗也提供了很大的启示。古代印度本来就有史诗的传统，佛典中的《佛所行赞》《大庄严论经》《佛本行经》等均具有史诗的叙事特点。而中国诗歌以抒情诗为主，在佛教入中国之前，几乎没有叙事诗。然而，在被南朝人最后改定的汉乐府诗中，意外地保存有一首篇幅较长的叙事诗——《焦仲卿妻》^①。这首诗内容完全为中国式的，丝毫不见有外来痕迹。但是，诗的一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孔雀”意象，却是来源于佛教。中国本土不产孔雀鸟，故在此之前尚无用孔雀作为诗歌意象的先例。孔雀，本来生长于印度及其周边地区，是古代印度的吉祥鸟^②。在佛典中，经常把孔雀说成是佛陀的化身，有宣示佛法的特殊功效，故有孔雀咒法、孔雀修法等。《焦仲卿妻》用“孔雀”起兴，或许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尤其是诗中委婉细腻、一波三折的叙述，受到《佛所行赞》启示的可能性是极大的^③。所以，梁启超早就指出这首长篇叙事诗受了佛教文学的影响^④。从这个意义上说，佛教对于中国叙事诗是有着重大贡献的。

(二)颂、赞

颂，本为中国诗歌最早的类型之一，主要用于为祖先歌功颂德。它与佛典中的“偈颂”基本相似，故二者在形式和内容上很容易沟通。偈颂，音译伽陀，为十二部经之一种。其长短有二句、三句、四句、五句、六句不等。汉译时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一般隔行押韵。两晋南北朝的译经以五言为多;隋以后，七言增多，并渐成固定形式。两晋南北朝文人崇信佛教、颂扬佛之功德神威，以颂这一文体形式则是最适合、最有效的。如谢灵运的《无量寿佛颂》、鲍照的《佛影颂》、褚洊的《芳林园甘露颂》、沈约的《千佛颂》《为齐竟陵王发讲疏并颂》、王融的《净住子归信门颂》《忏悔三业门颂》《出家善门颂》《在家善门颂》《法门颂》、萧纲的《大法颂》《玄圃园讲颂》《菩提树颂》等，虽乏世俗情感，却是其景仰佛教心理的真实流露。

赞，本为颂之流，其本意为称赞人物，两汉始有作为文体的赞。佛典中的“赞”，音译戍怛罗，以偈颂赞叹佛陀及菩萨的威德恩泽，如《佛所行赞》《普贤菩萨行愿赞》等。两晋南北朝的崇佛文人继续保持了佛教传统赞的内容特点，如王齐之的《诸佛赞》《萨陀波仑赞》《萨陀波仑入山求法赞》《萨陀波仑始悟欲供养大师赞》、范泰的《佛赞》、傅亮的《文殊师利菩萨赞》《弥勒菩萨赞》、殷景仁的《文殊师利赞》、沈约的《千佛赞》《弥勒赞》等，又扩大了赞的题材范围，即将著名僧人以及经论、画像、法器等纳入了赞的范畴之中，如康泓的《单道开传赞》、王齐之的《昙无竭菩萨赞》、鲍照的《庐山招提寺释僧瑜赞》《释昙鉴赞》、王玄载的《释普恒赞》、谢灵运的《和范光禄祇洹像赞》、殷景仁的《文殊像赞》、谢灵运的《维摩经十譬赞》、王僧儒的《慧印三昧及济方等学二经序赞》、张君祖的《道树经赞》《三昧经赞》、江总的《香赞》《花赞》《灯赞》《幡赞》等。这些崇佛颂、赞反映了中国文人虔诚的宗教信仰和热烈情感，在信仰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从审美方面来看，它们完全是宗教的附庸，只具有共性的神圣和崇高，而缺少个性的愉悦和宣泄。它们只有在先验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出一定的审美感召力，否则，其审美情趣和感悟很难独立实现。

(三)赋

赋，是汉文独有的一种文体。佛典中无此相应形式，所以，不存在佛教文体影响赋的问题。倒是赋对佛典翻译的形式有重大影响。赋在形式上多由四字或六字组成，两句对仗，讲究音律的谐调和辞藻的华丽。赋这种文体在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尤其史家，往往把一些体制宏大、篇幅颇长的名赋全文录入正史传主事迹之内，极大地提高了赋在文坛的地位。故而，赋家倍出，赋作如林。佛典在翻译上虽不甚追求朗畅的音律和华美的辞藻，但是在句式上却主要采用了四字或六字，并且形成了一定的对仗。所以，以赋的形式来宣弘佛教的作品也加盟到了崇佛文学当中。如李颙的《大乘赋》、孙绰的《游天台山赋》、谢灵运的《山居赋》、萧衍的《净业赋》《孝思赋》、江淹的《伤爱子赋》、萧子云的《玄圃园讲赋》、梁宣帝的《游七山寺赋》、王锡的《宿山寺赋》、北魏高允的《鹿苑赋》等。唐代道宣《广弘明集》卷二九《统归篇序》：“晋宋以来，诸集数百余家，信重佛门，俱陈声略。至于捃拾，百无一存。且列数条，用尘博观。”由此可见，当时崇佛赋作犹如沧海密林，难以数计。

(四)小说

小说，作为具有叙事性文学特征的文体，则是在魏晋南北朝开始兴盛起来的。在魏晋南北朝的小说中，最为丰富的是被鲁迅称为“志怪”的小说。而志怪小说又深受佛教影响：“有一种助六朝人志怪思想发达的，便是印度思想之输入。因为晋、宋、齐、梁四朝，佛教大行，当时所译的佛经很多，而同时鬼神奇异之谈也杂出，所以当时合中印两国底鬼怪到小说里，使它更加发达起来。”^①佛教的“三世因缘”、“因果报应”、“死而复生”、“天堂地狱”等教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在志怪小说之中。如荀氏的 《灵鬼志》、干宝的《搜神记》、王嘉的《拾遗记》、王琰的《冥祥记》、刘义庆的《幽明录》《宣验记》、刘敬叔的《异苑》、傅亮的《应验记》、张演的《观世音应验记》、王韶之的《太清记》、王延秀的《感应传》、朱君台的《征应传》、袁王寿的《古异传》、郭季产的《集异记》、东阳无疑的《齐谐记》、萧子良的《冥验记》、吴均的《续齐谐记》、颜之推的《冤魂志》《集灵记》、侯白的《旌异记》等。其中，一些志怪被鲁迅认为是“释氏辅教之书”：“宋刘义庆《宣验记》、齐王琰《冥祥记》、隋颜之推《集灵记》、侯白《旌异记》四种，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①其实，作为释氏辅教之书的远远不止这几部。可以说，志怪小说为宣扬佛法、弘传佛教起到了不可用其他形式所替代的作用。它们采用浅显的、接近口语的语言，通过讲故事的形式，把抽象的佛教理论具体化、形象化，特别是它们常常把其中的故事比附于现实真人，呈现出“亦真亦幻”的特点，更加强化了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其感化、教化的巨大作用往往是理论方面的著述所难以比拟的。而佛典的文学性给志怪小说的影响至少可以说有下列几方面：一是叙事的时间性和空间性，二是情节的模拟化和戏剧化，三是人物的生动性和喜剧性，四是想象的奇特性和虚幻性。这些都可说是佛教对于中国文学的一大礼赠^②。

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种以记录人物的风神、笑谈、轶事为主的小说，被鲁迅称之为“志人小说”。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曹魏邯郸淳的《笑林》和刘宋刘义庆主编的《世说新语》。前者在故事原型和结构上多模仿佛教譬喻类经典，基本上形成了“开场白、主题转折、结尾，故事之后便是训诫”^③的叙述模式。后者因文体所限，记事十分简略，但对当时的佛教传播和发展过程也有一定的记载：如永嘉南渡后，佛教般若六家七宗在江南传播佛教的困难及般若学的玄学化以及佛教的渐趋独立等。《世说新语》与佛教关系最突出的是它塑造了一批具体可感、栩栩如生的佛教人物形象，如释道安、竺法汰、竺法深、康僧渊、支愍度、支道林(遁)等，其中有关支道林的就有53条。这些佛教僧人群像的塑造，极大地提高了佛教僧人在知识上层的地位，扩大了佛教的影响，为当时及后来的叙事文学作品和僧人传记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经验。

文人崇佛文学还表现在一些碑铭、诔文、行状、书论等文体当中。崇佛文学构成了文学园地的另一支奇葩。它们把文人的审美情感提升到了崇高、庄严、纯净、神圣的境界，使人们在赞美宗教的同时，道德和灵魂得到了净化和升华。这比起单纯的宣讲教义，效果要好得多。

注释

① 《五灯会元》卷一:“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② 三藏:藏,原意为容器、谷仓、笼子等,引申指经藏、律藏、论藏。一般认为,经、律二藏均为佛陀所说,论藏为佛弟子对佛说的研习体会和诠释。③④ 《维摩诘所说经》卷中《入不二法门品》。① 参见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第2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② 印度神话中,谓孔雀可以生人,故有孔雀家族。由旃陀罗笈多王所出者,即为孔雀种。阿育王即孔雀种系。③ 陆侃如《〈孔雀东南飞〉考证》:“假使没有宝云(《佛本行经》译者)与(昙)无谶(《佛所行赞》译者)的介绍,《孔雀东南飞》也许到现在还未出世呢! 更不用说汉代了。”(《国学月报》第3期)。④ 参见梁启超 《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的关系》,《梁启超全集》第7册第4254—4255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①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全集》第九卷第30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37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② 参见普慧《佛教对中国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复旦学报》2002年第2期。③ [俄] L.N.Mensikov《中国文学中的佛教寓言故事》,《西域与佛教文史论集》中文本第287页,许真章译,学生书局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