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隋、初唐诗歌·南北融合的隋代诗坛

隋唐五代文学的内容·隋、初唐诗歌·南北融合的隋代诗坛

中国诗歌在经过南北朝近三百年的分流之后，在隋朝第一次交汇融合了。这种交汇融合，比南北朝后期庾信、王褒、徐陵等南人入北和北人使南更具有实质意义。因为南北朝后期南人入北后的诗风变化，主要是他们的境遇、身份的变化使然，有些南人后来回到南方后，又回到浮靡的创作老路上去了。当时北人使南，也主要是学习南朝诗风的形式，尚未完全领会南朝诗歌的艺术精髓。但隋代诗人就不同了，他们的诗歌里出现了南北朝诗歌里从未出现过的新气象。而且这种新气象的产生，与学界常说的隋文帝、李谔、王通等人的文风革新和复古思想并无多少关系，其客观原因是政治统一、地域打通后，各地诗人交流增多，诗风必然走向整合的历史趋势，主观原因则是隋炀帝杨广顺应时势推波助澜的结果。

南北朝后期存在着江左士族、山东旧族和关陇豪族三个政治集团和文化体系，所以隋代的统一南北，实际上是对这三个地域文化的整合。但是由于隋文帝杨坚是禅周建隋的，在政治体制和文化政策等方面，就多承魏、周而来，不太重视文化建设，对山东旧族文化和江左文化更抱有偏见，采取有意识的排斥和冷落态度^①，这就影响了三地文化整合和南北诗风融合的进程，使得隋初诗坛上三大诗人群体并未真正走到一起，依然沿袭着各自的创作传统而小有变化。

关陇豪族集团并无悠久的诗歌创作传统^②，但是由于庾信、王褒等人的入北，使得关陇士人的诗歌创作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到隋初他们多能在诗中表现尚武任侠的性格。在家世可考的45名隋代诗人中，出自关陇的有杨坚、史万岁、杨素、杨广、于仲文、崔仲方、牛弘、李密、杨侗等9人。其中最能表现关陇豪族文化精神的诗人则是杨素。史称杨素少落拓，有大志，善属文，有英杰之表(《隋书》卷四八《杨素传》)。其《出塞二首》描写出塞征战时壮阔、激烈的场景，因有丰富的亲身经历，故写得真实、动人而又简练、遒劲，极富刚健之气。《赠薛播州诗》(十四章)是其最负盛名的诗作，诗思深沉蕴藉，诗艺复杂多变，抒情、言志、咏怀、感遇交织其中，既可见建安诗歌的慷慨之气，又可寻《古诗十九首》、“苏李诗”之绰约情思，还呈现出阮籍《咏怀》、陶潜《饮酒》、庾信“拟咏怀”、“山居”、“言志”等咏怀诗而来的慨时伤世、比兴体制，史称“一时盛作”。除了杨素和杨广(诗歌成就详后)，其他关陇诗人由于素受尚武轻文传统之束缚，真正善诗者寥寥，又因他们性格粗犷，诗境虽阔大、健举，然终嫌生涩、呆板，而且他们并未形成一个大的诗人群体，诗歌创作虽较西魏、北周时大有提高，然尚不足与当时的山东诗人、江左诗人相颉颃。

隋代诗人中，出自江左的多达21人，是关陇诗人的两倍还多。由于由南入隋的诗人组成与梁陈相比，未有明显变化，而且许多诗人还是梁陈著名诗人的后代，所以他们大多依然沿着梁陈士族诗人的创作定势，而稍有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为他们诗歌中亡国之痛的表现、功名意识的增强。《隋书》卷五八《许善心传》云，祯明二年(588)，许善心聘于隋，遇高祖伐陈，被系留宾馆。及陈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衰服号哭于西阶之下，藉草东向，经三日”。他在《于太常寺听陈国蔡子元所校正声乐诗》中也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亡国之痛：“泽竭英茎散，人遗忧思深。悲来未减瑟，泪下正闻琴。讵似文侯睡，聊同微子吟。钟奏殊南北，商声异古今。独有延州听，应知亡国音。”同样，虞世基的诗作中也有一些篇什是写其被掳入关时的痛苦心情的，如《初渡江诗》写其离开陈都时的情状：“敛策暂回首，掩涕望江滨。无复东南气，空随西北云。”韵短情长，感触良深。其《入关诗》则叙其入关时之愁绪：“陇云低不散，黄河咽复流。关山多道里，相接几重愁。”真是关河几许、愁绪几多了! 其《零落桐诗》疑亦作于入隋之初，借零落之桐，寓己之失落、愁怨：“零落三秋干，摧残百尺柯。空余半心在，生意渐无多。”其次，入隋南人诗歌中功名意识、宦海沉浮的慨叹也渐渐增多起来。本来南朝士族多不干世务，惟以风流闲雅相尚，但这种士风到梁陈两朝已经有了一些改变^①。而在入隋南人中，学识、才干兼善者就更多了，如柳庄、虞世基、裴蕴、王胄、何妥等。由于他们的心态较之齐梁陈江左士族诗人更为务实，诗作中也就出现了南朝诗歌中极少见到的功名意识、仕宦之情。如柳庄的《刘生》诗通过歌颂豪雄任侠的刘生抒发了自己的人生意气。何妥的《入塞》也表达了他内心渴望建功立业的人生抱负，其《长安道》则流露出对任侠使气、重义轻生的豪侠生活的艳羡与欣赏。再如王胄的《白马篇》更是明确表示：“志勇期功立，宁惮微躯捐。不羡山河贵，谁希竹素传。”其《纪辽东二首》也流露出希望立功疆场、封爵受赏的心愿。入隋南人诗风的这种变化，还有受北方诗人影响的因素在。因为江左诗人入隋赴长安后，不但受到北方关陇一带尚武豪雄、任侠慷慨性格的熏染，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而且因为他们已经亲身体验了边塞征战的生活，更主要的是可以与北人唱和，共同切磋诗艺，所以他们写出的边塞诗自然比南朝时所作更为自然、真切、感人了。如何妥的《入塞》《长安道》已非一般梁陈诗人的同题之作可比，王胄的《敦煌乐二首》《纪辽东》情真意切，悱恻动人。虞世基《出塞二首》系和杨素之作，就不像王褒当年只是状边塞之苦寒，而是着力描写将士们的英勇善战，渲染重义轻生的乐观情绪，与杨素之原作风格相似，基调一致，当是杨素影响所使然。

在隋代三大诗人群体中，山东诗人的创作成就最大。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比关陇豪族诗人具有更为悠久、丰富的文学传统，而且到周隋时期，他们已经从简单模仿江左诗歌的辞藻、句法、声律等表面性、形式化的层面，上升到能够初步体悟南人对诗境的细腻感悟和把握，所以在周隋之际一下子出现了卢思道、李德林、孙万寿、辛德源、薛道衡等一大批能够充分表现山东士人经世致用文化精神的诗人。其中卢思道和薛道衡诗歌创作成就尤为突出，但是由于卢思道的诗歌创作生涯主要是在北齐、北周时期，入隋不过六年就死了，他最为传诵的名篇《从军行》《听鸣蝉篇》都不作于隋朝，所以应该说是北朝作家^①。入隋以后，由于以隋文帝为首的关陇豪族对北齐出身的山东旧族普遍进行压制、打击，使得薛道衡、孙万寿等人多在诗中抒发怀才不遇、仕途困蹇的抑郁和愤懑。《隋书》卷五七《薛道衡传》云：“高祖受禅，坐事除名……后坐抽擢人物，有言其党苏威，任人有意故者，除名，配防岭表。”所以薛道衡在入隋以后作了不少宣泄仕途失意的郁闷诗作，如他在《昭君怨》中就以昭君失宠喻己之不遇，情思宛曲、哀怨;其《昔昔盐》《豫章行》写宫怨、闺怨，也都折射出他政治上的落寞和惆怅。其《敬酬杨仆射山斋独坐诗》和《重酬杨仆射山亭》都是以诗代书，表达自己对仕途知己、诗坛挚友杨素(此时亦失意)的思念。再如孙万寿，史称其“本自书生，从容文雅，一旦从军，郁郁不得志，为五言诗赠京邑知友”(《隋书》卷七六《孙万寿传》)。又如尹式，在《别宋常侍诗》中表露了他宦游疲倦、前程暗淡的灰暗心情，其《送晋熙公别诗》则当作于入隋后仕途失意之时，且对自己历仕三朝、命运多舛的一生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反思。总之，由于山东诗人独特的文化精神以及他们在周隋两朝受到的压制和打击，就使得他们在诗歌中不但表现出强烈的功名意识和进取精神，还流露出仕途困顿、理想受挫后的抑郁和愤懑;不但与江左诗人的闲适、淡雅有天壤之别，而且也比关陇诗人的粗犷、豪雄要深沉、蕴藉得多。他们的诗作初步体现出南北诗风融合后的新境界，因而在南北朝诗歌向初盛唐诗歌转变过程中具有较为重大的意义。

然而，在隋代诗坛，创作成就最大、对后来初盛唐诗歌发展影响最大的诗人，还要数隋炀帝杨广^②。隋炀帝杨广虽然出自关陇豪族，但是由于有一位出自江左士族的妻子，加上在即位之前曾长时间驻守江南，与江左士族过从甚密，就使得他对江左文化艺术特别喜爱，且他以帝王之尊提倡诗文，无地域之局限、诗风之偏见。三地诗人齐聚京师，互相唱和，切磋诗艺，多赖其力。

首先，他在任扬州总管期间及嗣位以后，召集了众多江南诗人，并虚心向他们学习诗文创作艺术。《隋书》卷五八《柳玚传》云：“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玚等百余人以充学士。 而䛒为之冠，王以师友处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杨广招徕如此众多的江左诗人以备文学顾问，其诗歌的艺术性当然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他对南朝诗歌的艺术精髓也体悟得更深了。另外，他对别具文学传统的山东诗人、关陇诗人也十分欣赏。他在大业三年夏四月诏曰：“自蕃夷内附，未遑亲抚，山东经乱，须加存恤。今欲安辑河北，巡省赵、魏。”同时又下诏征召“学业优敏，文才美秀”之士，故山东文士不再受到故意贬抑，也能“随才升擢”了(《隋书》卷三《炀帝纪》)。如邺人杜正玄兄弟三人皆因得到炀帝的赏识，而俱以文章同时入朝(《隋书》卷七六《杜正玄传》)。对于高祖朝遭贬的山东文士，炀帝则善待之。如薛道衡，在高祖朝数被贬谪，抑郁愤懑，而炀帝则对其优礼有加，曾欲以秘书监待之^①。同样，炀帝对于仲文、牛弘、杨素等关陇诗人亦恩遇颇隆。由于炀帝无太多的地域文化之偏狭态度，使三地诗人齐聚京城、宫廷，他们相互唱和、切磋诗艺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这无疑促进了南北诗风的融合。如炀帝的《冬至乾阳殿受朝诗》，曾命群臣赋诗，现仍存牛弘、许善心之和作。当时南北诗人之间的诗文唱和也很频繁，如杨素《出塞二首》，薛道衡和虞世基都有和作，薛道衡现存一首《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南阳人刘斌现存一首《和许给事伤牛尚书弘诗》，可知薛道衡、杨素、许善心、牛弘等人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友情，同时也可看出三地诗人之间互相影响、诗风交融的痕迹。而这些，都是和炀帝重文爱士、融合南北的文化政策分不开的。

与其文化思想相一致，炀帝的诗歌创作也充分体现了南北诗风融合的趋势。隋炀帝现存诗43首，为隋代存诗最多的诗人。其中有乐府诗，有文人古诗，还有新体诗;而在乐府诗中，吴地民歌与北地乐府兼而有之，各擅其妙。《隋书·文学传序》云：“炀帝初学艺文，有非轻侧之论。 ”当是指他见柳䛒之后发表的反对淫丽、提倡典则的言论。此外，《隋书·文学传序》还列举了炀帝文风变化后的一些诗文作品：“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这些作品或表现了欲以文德治天下的政治理想，积极向上的进取意识，或以功名自期，尚武豪雄，都是深得关陇军事豪族特有文化性格的劲健之作。

同时，由于炀帝一生在江都扬州的时间很长，且在身边集结了大批的善诗能文的江左文士，所以他也写出了不少颇具南方文化精神、艺术真味的诗歌作品。从炀帝现存乐府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镇东南之后，并未局限于模仿南朝文人乐府，而是直接向陈隋新起的吴地民歌学习，所以他的乐府诗较南朝文人乐府诗更为天然、淳真，如《江陵女歌》即如此。杨广自创新题的乐府诗也能较贴切地表现扬州一带的乡村风情，如其 《江都宫乐歌》字面清丽，写江村野景十分传神，其《泛龙舟》诗，极类扬州的地方小调，其《凤艒歌》俨然渔夫声口，未有半点雕饰、纤秾之态。另外，炀帝拟南朝民歌的一些作品也能自出机杼，跳出南朝诗人多用之写艳情的创作套路。如《四时白纻歌》系梁诗人沈约所制，沈约原制五首，皆写歌儿舞女娇艳之态，为典型的艳情诗，而杨广之作则不然，其中《东宫春》写景清丽、明媚，无冶艳之态、脂粉之气，《江都夏》开头两句写江滨平原秋景，萧散，疏野，为晋宋以来南朝乐府诗歌中少有的质朴的写景之作。

然而，炀帝诗歌中艺术性最强、成就最高的诗作是《春江花月夜》其一。《春江花月夜》原是陈后主创制的艳曲之一，原作极冶艳，然杨广之作则为意境优美的写景诗了：“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此诗境界开阔，极富动感，三、四两句摇星带月，气魄宏大，这无疑是粗犷、豪放的性格和豁达胸襟的自然体现，而同时奉和的诸葛颍之作就写景分散，诗境局促，不能不说是其孱弱、猥琐性格的一种艺术折射。

同样，炀帝其他的一些写景诗也能将北方诗人的慷慨意气和南方诗人的细腻情怀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深沉、蕴藉的诗境来。如其《月夜观星诗》写秋夜月明的景色，清切而泠然，淡淡的喜悦中夹杂着些许惆怅，令人回味。其《诗》：“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画面更加省净、浑成，情景融合无垠。这种看似浅近、实则隽永的诗境，既非一味追求清绮的江左诗人所能写出，又非素喜质直的北地诗人所能及。唯有杨广这样既具北地慷慨、豪雄的意气，又习染南人细腻、婉约情怀的“兼善型”诗人才能创造出来。可以说，炀帝的《春江花月夜》其一和《诗》(“寒鸦飞数点”)充分体现了隋代南北诗风融合的创作实绩，同时也预示了后来唐诗发展的一种方向。

炀帝之所以能写出这样融合南北、兼善两长的诗歌作品，还和他的诗歌理论自觉分不开。《隋书》卷七六《王胄传》云，炀帝曾谓侍臣曰：“气高致远，归之于胄;词清体润，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过此者，未可以言诗也。”炀帝所评三人虽然都是南人，但这些评语则非南人或北人所可独擅，而是充分体现出南北诗风融合后的诗歌新貌。正因为炀帝从理论和创作两方面都比较符合当时的诗歌发展方向，所以魏征对炀帝在隋代诗坛的正确引导作用大加肯定：“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相比之下，魏征则对隋高祖革文华之举不以为然：“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高祖与炀帝对待诗歌之革新，一为消极之制裁，一为积极之引导，孰优孰劣，自可立判。

注释

① 参见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第四章《隋初文化格局和隋高祖的文化政策》,第99—106页,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② 《魏书》《北史》的《文苑传》中均无一人出自关陇,《周书》竟无《文苑传》或《文学传》。① 参见杜晓勤《齐梁诗风与士风之关系考论》,《原学》第六辑,1998年版。① 参见曹道衡《论隋代诗歌》,《汉魏六朝文学论文集》第35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② 参见杜晓勤《论隋炀帝在南北文化艺术交融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① 关于薛道衡的真正死因,详见杜晓勤《论隋炀帝在南北文化艺术交融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