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西夏文化·宋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宋代文学与西夏文化·宋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西夏王朝是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崛起于西北地区的，以党项羌为主而又联合汉、吐蕃、回纥等民族共同建立的民族政权。从元昊改元称帝(1038)至帝��出降成吉思汗(1227)，传位10世：景宗元昊、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崇宗乾顺、仁宗仁孝、桓宗纯佑、襄宗安全、神宗遵顼、献宗德旺、末帝��，历祚190年。若依西夏人自己的算法，则在元昊前还有太祖继迁、太宗德明，共历祚12世，246年(982—1227)。其地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①。都城兴庆府，地处贺兰山东麓黄河之滨，即今宁夏首府银川市。

西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发展的基本过程为：逐渐摒弃西蕃游牧文化，靠拢汉族农耕文化，形成“外番内汉”特色，最终走向融合。夏诗《颂师典》云：“蕃汉弥人同一母，语言不同地乃分。”党项乃羌族一支，自称“弥人”、“弥药”。唐贞观初，其首领拓跋赤辞率部归唐，赐姓李，遂将其族部由松州(今四川松潘)一带迁置静边等州以处之。唐末拓跋思恭“镇夏州，统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讨黄巢有功，复赐李姓”^②，封夏国公。自唐代“受封赐姓”以来，一直接受中原文化的熏染。党项本是“衣皮毛，事畜牧”的游牧民族。但是，随着民族力量的不断壮大，党项人迫切感到落后的游牧文化限制了自身发展。于是，积极地吸收汉文化，希望用先进的汉文化改变游牧民族的落后状态，提升民族素质，进而实现进兵关中、抗衡中原的宏愿。因此，在经唐入宋、历时四百年的文化渗透过程中，中原文化的根基已深植于西夏文化的沃土之中。史载，德明曾告诫元昊说：“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可元昊却断然回答：“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③这一方面说明元昊野心勃勃，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对中原文化的向往与认同。西夏的独立，只是地方政权的割据性质，元昊可以强行“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立王朝规模，却不能割断其与汉文化的渊源。“入汉人之数”，是党项羌人的共同心愿。西夏学者骨勒茂才在其所编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序言中说：“兼番汉文字者，论末则殊，论本则同……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俱备，不学番语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能也。”^④这些情况至少说明：一、宋夏文化交流是历史的延续，是时代的必然，是兄弟民族间和睦相处的表现; 二、宋夏文化交流不是对等的双向交流，而是党项羌人依照汉文化的模式改造自己民族文化的运动过程，是党项民族不断丢弃原有文化的落后成分，主动吸收汉文化的先进养料，并逐渐融入中华民族文化有机体的运动过程。这可从西夏大量留存的汉文书籍以及西夏文文献得到证明。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将《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陆续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是20世纪初(1908—1909)俄国科兹洛夫探险队在中国西夏王朝黑水城遗址所获宋夏金元时期的珍贵刻本与写本，其所收录的367件汉文遗书中西夏刻本、写本计186件，宋代刻本、写本54件，其余为唐、五代、金、伪齐、元诸代刻本、写本。这些汉文遗书内容包括：1.佛教作品，2.儒家和道家作品，3.医书、历书、占卜书，4.历史著作，5.字书，6.文学作品，7.木版画和印章，8.文书，9.关于书籍和印刷史的资料，10.黑水城出土汉文遗书中发现的历史资料，11.书籍业技术方面的资料。尽管这367件遗书并不完全是从宋朝获取的，但汉文书籍在西夏的广泛流布，足以说明汉文化已完全融入西夏人的思想行为和道德规范之中。

西夏输入汉文化的途径主要有三。一是求取经书典册，通过官方求赐和民间私购的方式大量获得，然后将其翻译成夏文传播。如 《孝经》《论语》《孟子》《列子》《左传》《周书》《孙子兵法三注》《孙子兵法》《六韬》《黄石公三略》《贞观政要》《类林》《十二国》等，都有夏文译本。二是模仿中原礼仪制度。历代拓跋首领多受唐、宋册封为官，对唐、宋典章制度、朝拜礼仪、管理体制等国体政体心领神会，了如指掌，如元昊本人即为中国通，“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携《野战歌》《太乙金鉴诀》”^①。三是重用或引进汉人，《宋史·夏国传上》载，元昊创业之初：“始大建官，以嵬名守全、张陟、张绛、杨廓、徐敏宗、张文显辈主谋议，以钟鼎臣典文书……”显而易见，在他的智囊团中，汉人为多 他重用的主要谋臣张元、吴昊也是收容的关中士人，西夏与宋交聘的使臣张浦、杨守素等人也都是汉人。这些人精通汉文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他们给西夏文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嘉靖宁夏新志》卷二载：“斡道冲，字圣宗，灵武人。其先从伪夏主迁兴州，世掌夏国史。道冲通五经，为蕃汉教授，译《论语》注，别作《解义》二十卷，又作《周易卜筮断》，以其国字书之，行于国中。后官至其国之中书宰相而没。夏人常尊孔子为‘至圣文宣帝’，是以画公象(像)列诸从祀。”斡道冲给西夏传播汉文化做出巨大贡献，深得夏人敬重，甚至享有从祀孔子的崇高地位。

西夏王朝在广泛吸收汉文化的基础上，尤其注重对礼仪文化和佛教信仰的受容和吸纳。

西夏的历代君主都非常重视吸收汉礼仪文化。李继迁攻取灵州后，于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将灵州改为西平府并定为都城，将拓跋氏宗族悉数迁往西平府，迈出了向汉文化靠近的一大步。他表白此举目的说：“西平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且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藉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岂平夏偏隅可限哉! ”^①李继迁已经明确认识到习尚华风礼仪对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其子德明与宋重修和好，化干戈为玉帛，贡献之使，岁时不绝，“其礼文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②，还受封为夏王。元昊建国称帝，为求独立而有意排斥汉文化，另立年号，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革乐之五音，裁礼之九拜，主观上想通过建立自己一套文化礼仪以摆脱汉文化的影响，但他称帝号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又改年号为“天授礼法延祚”，全都充满着汉文化的意味。所设官属皆仿唐宋旧制：“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翊卫司，曰官计司，曰受纳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学，曰汉学。自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太尉已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①后来因其中书不能统领庶务，又仿宋制设尚书令。元昊精通蕃汉文字，熟悉中朝典故，其“正朔朝贺杂用唐宋典式，而见官属以六日为常参，九日为起居，均令蕃宰相押班，百官以次序列朝谒，舞蹈，行三拜礼。有执笏不端、行立不正、趋拜失仪者并罚”^②。这些朝参礼仪显然是仿效汉人略加改造而成的。至于蕃书，因是短期创制的急就文字，缺少长期历史文化的自然积淀，就只能模仿汉字的形体结构而创制，属于“汉字式的文字”，而且蕃书的主要功能除纪事之外，主要是翻译佛经和儒家典籍，不过是传播汉文化的工具。如夏文《德行集》，就是桓宗纯佑指示番大学院教授曹道乐等人从儒学典籍中“择其德行可观者，备成一本”^③，作为修身治国之要览，目的是让新继位的桓宗阅读学习，懂得为帝之道。元昊强行推行用于抗衡中国的“胡礼蕃书”，开始尚能遵循，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难以维持。其子谅祚亦“去蕃礼，从汉仪”，并“上书自言慕中国衣冠，明年当以此迎汉使者”^④。秉常时，虽“表请去汉仪，复用蕃礼”^⑤，但其子乾顺又将汉学作为“国学”，并“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⑥。其子仁孝又将“国学”弟子“增至三千，尊孔子为帝，设科取士，又置宫学，自为训导”^⑦。自此，汉学日兴，蕃学日衰。至于上表乞赐九经、乐书、唐史及至《册府元龟》等事，以及私下购买汉文书册典籍之事则屡有史载。对此，仁宗重臣富弼在《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中说：“其后契丹自得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所生英豪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民，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虏所为，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①富弼所言，正好说明汉文化对西夏文化的深远影响。

从宗教信仰看，佛教是西夏的国教，但其经文几乎全部取自宋朝。西夏主要佛事活动有三种，即求经、译经、修建佛寺浮屠。史载，西夏曾先后六次从宋朝赎取大藏经。其中仁宗朝五次，神宗朝一次。求经活动主要集中在西夏建国之初的时段里，不只说明夏人尊崇佛教的迫切需要，更说明佛教对夏人立邦建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西夏求取这些佛经后，即组织通晓蕃汉文字的高僧将其翻译成蕃文加以传诵。据史金波分析^②，西夏翻译佛经的大型活动分作三个时期。一为初译时期，元昊于1047年在兴庆府建高台寺，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让他们“演译经文，易为蕃字”^③。但史先生认为，回鹘僧人把汉文经典译为西夏文要同时精通难懂的汉语文和西夏语文。要把数量极大的大藏经译成西夏文仅用回鹘僧人会受到相当的限制。如果真是这样，那也只是翻译水平的高低问题，不会影响立邦建国的需要。二为完成时期，惠宗秉常和崇宗乾顺，组织了大规模的译经活动，西夏文大藏经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他考证《西夏译经图》所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大规模的译经场面。三是校对与散发时期，仁宗仁孝在西夏文佛经中多以校者出现，说明至此西夏译经的工程已经基本完成，主要工作则是大量散发传播佛经。黑城出土的汉文《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后有仁宗仁孝用汉文所作之发愿文记述：乾祐二十年(1171)九月十五日恭请国师法师僧众，“就大度民寺作求生兜率内宫弥勒广大法会，烧结坛作广大供养，奉广大施食，并念佛诵咒，读西番、番、汉藏经及大乘经典，说法作大乘忏悔，散施番、汉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一十万卷，汉金刚普贤行愿经，观音经等各五万卷……”^①。仅这一次散发各种佛经就达十五万卷，可见其法会规模之大，散发数量之多。修建佛寺始于元昊，他在兴庆府建高台寺，之后谅祚在兴庆府又建承天寺，秉常和乾顺都修过凉州感应塔，乾顺还修建了有名的甘州大佛寺。至于小规模的佛寺更是到处修建，正如《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汉文所记：“□□释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磎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况名迹显敞，古今不泯者乎?”^②西夏历代君主皆崇尚佛教，一脉承传，热情不减。其真实用心恰如承天寺塔碑文所言，无非祈求佛祖“保圣寿以无疆，俾宗祧而延永”^③。

除了礼仪文化和宗教文化之外，还有对中原军事文化的引进。我们虽然没有证实元昊读过《孙子兵法》的材料，但夏文译本中有《孙子兵法》，元昊深谙韬略，身边又确实聚集了一大批深通兵法的中原谋士。从他指挥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岩三战三捷的过程看，其灵活战术之运用，固然有长期对宋作战的经验积累，但亦与孙子兵法大要暗合，几达出神入化之境地。

总之，西夏政权模仿宋朝官制以成国体，吸收儒家礼乐以成教化，吸收中原佛学以崇信仰，吸收《孙子兵法》以图军事扩张。宋夏文化的密切交流，起到了凝聚羌汉民族友谊的桥梁纽带作用，同时也迅速改变着党项羌人的文化结构，从而形成“外蕃内汉”的西夏文化模式。

注释

① 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二,第145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②③ 分别见《宋史》卷四八五第13—982页、第13—993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④ 夏骨勒茂才《番汉合时掌中珠》第5—6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① 《宋史》卷四八五第13993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①② 分别见戴锡章编撰、罗矛昆校点《西夏纪》卷六第88页、卷四第15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① 《宋史》卷四八五第13 992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② 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三第152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③ 聂鸿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第132页,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④ 《宋史》卷四八四,第14 001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⑤⑥⑦ 分别见《宋史》卷四八六第14 008页、第14 019页、第14 030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① 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三五第15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② 参见《西夏史论文集》第344—345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③ 《西夏书事校证》卷一八第212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① 转引自《西夏史论文集》第346页,史金波《〈西夏译经图〉解》,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② 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卷第一册第14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③ 胡汝砺《嘉靖宁夏新志》卷二第15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