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魏晋南北朝小说研究文献·旧题汉人小说的文献问题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文献·魏晋南北朝小说研究文献·旧题汉人小说的文献问题

所谓“旧题汉人小说”，主要包括《神异经》《汉武洞冥记》《十洲记》《汉武内传》《汉武故事》《赵飞燕外传》《杂事秘辛》《西京杂记》等作品。兹就其文献问题分别加以考察。

1.《神异经》

《神异经》1卷，旧题东方朔撰，今存。郦道元《水经注》引《神异传》，《三国志·三少帝纪·齐王芳纪》裴松之注引《神异经》，《隋书·经籍志》地理类，均题东方朔撰。唐以降大率沿用旧说，《中兴馆阁书目》并说“朔周游天下，所见神异，《山海经》所不载者，列之”。高似孙《纬略》卷六亦持同样见解。然题东方朔撰，显系假托。因为《汉书·东方朔传》所罗列的东方朔的十余种著述中，并无《神异经》，并特别强调：“朔之文辞……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师古注：刘向《别录》所载)。世所传他事皆非也。”赞又云：“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故详录焉。”师古注：“言此传所以详录朔之辞语者，为俗人多以奇异妄附于朔故耳。欲明传所不记，皆非其实也。”东方朔因其“诙谐”和“逢占射覆”之类的“浮浅”事情“行于众庶”，成为街谈巷议中托名编造奇言怪事的人物，班固有鉴于此，故在《汉书》中特意加以说明。所以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引《汉书》，说“史家欲祛妄惑，可为明矣”。

另一种盛行的说法，断言《神异经》为六朝人所作。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丹铅新录一》说：“《神异经》《十洲记》之属，大抵六朝赝作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家类：“观其词华缛丽，格近齐、梁，当由六朝文士影撰而成，与《洞冥》《拾遗》诸记先后并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四篇说：“称东方朔撰者有《神异经》一卷，仿《山海经》，然略于山川道里而详于异物，间有嘲讽之辞。《山海经》稍显于汉而盛行于晋，则此书当为晋以后人作。”这样的推论也不准确。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卷一、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卷四二、陶宪曾《灵华馆丛稿·神异经辑校序》、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八均注意到一条材料：《左传》文公十八年孔颖达疏曰：“服虔按：《神异经》云：梼杌状似虎，毫长二尺，人面虎足猪牙，尾长七八尺，能斗不退。”服虔是东汉末年人，已引《神异经》注释《左传》，可见《神异经》至迟当产生于东汉灵帝之前。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第三章又补充了若干考证材料，推测《神异经》“出于西汉成、哀前后”。他所举出的证据有：东汉初郭宪《洞冥记》卷二有云：“昔西王母乘灵光辇，以适东王公之舍。”此正本于《神异经》。又《汉书·东方朔传》谓“后世好事者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刘歆《上山海经表》云宣帝后文学大儒皆读学《山海经》，《神异经》刻意模仿《山海经》，且托名东方朔，“看来出于成、哀前后”。李剑国的结论可备一说。

《神异经》有注，《水经注》卷一《河水注》称“张华叙东方朔《神异经》”，《齐民要术》卷一引《神异经》并张茂先注，《隋书·经籍志》称张华注。昔人多疑张华注亦系伪托，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均存此议。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则以为：“《西荒经》‘西方山中有蛇名率然’条，张华注云：会稽常山最多此蛇。《孙子兵法》‘三军势如率然’者也。与《博物志》卷三‘常山之蛇名率然’云云全合。又‘鹄国’条注云：‘陈章与齐桓公论小儿。’《御览》卷三七八引《博物志》逸文详记此事，与注文正相吻合，皆可证注出张华之手。”

《神异经》今本1卷，与《隋志》地理类、《日本国见在书目》土地家、《文献通考》小说家、《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著录相同。《旧唐志》地理类、《新唐志》道家类、《崇文总目》地理类、《中兴书目》小说家、《宋史·艺文志》小说家、《通志》传记冥异类及地理方物类均析为2卷。通行本据其条数多寡可分为两类，一为58则本，如何允中《广汉魏丛书》本、陶宗仪《说郛》本、王谟《增订汉魏丛书》本、马俊良《龙威秘书》本、王文濡《说库》本、扫叶山房《百子全书》本;一为47则本，如胡文焕《格致丛书》本，四库所采即为此本。又张宗祥校明本《说郛》卷六五、民国吴曾祺《旧小说》甲集节选15则。陶宪曾《神异经辑校》辑佚文9条，清王仁俊辑有佚文1卷，载于《经籍佚文》。

2.《十洲记》

《十洲记》，旧题东方朔撰。《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著录1卷，题东方朔撰。其后史志书有异。《旧唐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新唐书·艺文志》子部道家类作《海内十洲记》，《宋史·艺文志》子部道家类作《十洲三岛记》，其他如《云笈七签》作《十洲三岛》，《道藏精华录》作《海内十洲三岛记》等。此书刘向别录不载，《汉书·东方朔传》所列朔书中未见此作，题东方朔撰，不可信。《直斋书录解题》云：“亦称东方朔撰。二书(按：指《神异经》《十洲记》)诡诞不经，皆假托也。《汉书》本传叙朔之辞，末言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赞又言朔之诙谐，其事浮浅，行于众庶。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故详录焉。史家欲祛妄惑，可谓明矣。”《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于小说家类。

关于《十洲记》的产生年代，有两种主要的说法。一、以为系六朝人伪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书中载武帝幸华林园射虎事。按《文选》应贞《晋武帝华林园集诗》李善注引《洛阳图经》曰：‘华林园在城内东北隅，魏明帝起，名芳林园，齐王芳改为华林。’武帝时安有是号?盖六朝词人所依托。观其引卫叔卿事，知出《神仙传》后;引《五岳真形图》事，知出《汉武内传》后也。”共列举了三条证据：魏齐王芳始改芳林园为华林园，汉武帝时怎么会有华林园之称呢?卫叔卿是《神仙传》中的仙人之一，《十洲记》既然引有卫叔卿事，当产生于《神仙传》之后。《汉武内传》中有《五岳真形图》，《十洲记》提及此书，当产生于《汉武内传》之后。但这三条证据都并非确凿无疑。《十洲记》记天汉三年“武帝幸华林园射虎”，《太平御览》卷七六六引作“帝幸上林苑射虎”，《续谈助》本亦作上林苑，可证今本华林园乃上林苑之讹。上林苑本秦宫苑，武帝建元三年重修，在长安以西，不在洛阳。又卫叔卿为汉武帝时人，《十洲记》采其传闻，不一定从《神仙传》取材;《五岳真形图》本神仙家编造的神仙图经，流行很早，并不始于《汉武内传》，不能因《汉武内传》中有《五岳真形图》，遂以为《十洲记》出于其后。(参见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第三章有关考证。)二、或疑《十洲记》出于魏晋之前。宋晁载之《十洲记·跋》云：“朔虽多怪诞诋欺，然不至于著书妄言若此之甚，疑后人借朔以求信耳。然李善注《文选》郭景纯《游仙诗》，已云东方朔《十洲记》曰：‘臣故韬隐逸而赴王庭，藏养生而侍朱门矣。’则此书亦近古所传也。”《十洲记》或为东汉人所作，亦未可知。《十洲记》，今本一卷，与前人著录相同，主要传本有宋张君房《云笈七签》本及《道藏》《顾氏文房小说》《广汉魏丛书》《龙威秘书》诸本。

《十洲记》的体例仿《山海经》，记汉武帝既闻西王母言八方巨海之中有十洲后，又向东方朔问十洲所在及所有之物名。这十洲是：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东方朔详道十洲及沧海岛、方丈洲、扶桑、蓬丘、昆仑的奇珍异宝，诸如火浣布、续弦胶、反生香、火光兽、切玉刀、夜光杯等，辞藻丰蔚，别具情致。

3.《汉武故事》

《汉武故事》，《隋书·经籍志》史部旧事类著录，作《汉武帝故事》，2卷，不题撰人。《旧唐书·经籍志》作《汉武故事》，列入故事类。《崇文总目》杂史类著录五卷，题班固撰。晁载之《续谈助》卷一《洞冥记·跋》引初唐张柬之语曰：“王俭造《汉武故事》。”同书卷三《汉武故事·跋》又云：“世所传班固所撰《汉武故事》，其事与《汉书》时相出入而文不逮，疑非固所撰也。”其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九传记类亦云：“世言班固撰。唐张柬之《书洞冥记后》云：《汉武故事》，王俭造。”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用晁氏说：“《汉武故事》，称班固撰，诸家咸以王俭造。考其文颇衰苶，不类孟坚，是六朝人作也。”《四库全书》列入小说家类异闻之属，1卷，提要并列班固、王俭二说：“《汉武故事》一卷，旧本题汉班固撰。然史不云固有此书，《隋志》著录传记类中，亦不云固作。晁公武《读书志》引张柬之《洞冥记跋》，谓出于王俭。唐初去齐、梁未远，当有所考也。”《汉武故事》为班固所撰的说法缺少依据。《汉武故事》中有云：“女子长陵徐氏，号仪君，善传朔术，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岁矣，视之如童女……京中好淫乱者争就之。翟丞相奏坏风俗，请戮尤乱甚者。今上弗听，乃徙女子于敦煌，后遂入胡，不知所终。”元延是汉成帝年号，班固是东汉人，故司马光《通鉴考异》卷一曰：“《汉武故事》，语多诞妄，非班固书，盖后人为之，托固名耳。”时代远不相及，怎么可能称“成帝”为“今上”呢?黄廷鉴《第六弦溪文钞》卷三《重辑汉武故事又跋》以为：“疑此书本成、哀间人所记，而孟坚修 《汉书》 时所尝采录者……而后人复有附益耳。”

王俭的著作权也一再受到质疑。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云：“按此书为葛稚川家所传，而诸家著录皆不考其所始。六朝人每喜抄合古书，而王俭有《古今集记》。疑俭抄入《集记》中，故张柬之以为王俭造，殆亦不探其本意为之说欤? ”游国恩《居学偶记》云潘岳《西征赋》已用汉武帝微行析谷事，远在王俭之前，“则《汉武故事》即不出于班氏，至晚当亦建安、正始间人所作无疑也”(《文史》第五辑)。游氏将《汉武故事》定为东汉作品，这是较为稳妥的。

《汉武故事》撰人还有葛洪一说。孙诒让《札迻》卷一一据《西京杂记》序，考为葛洪依托。其说云：“《西京杂记》葛洪序：‘洪家复有《汉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汉武故事》一卷，世人希有之者。今并五卷为一秩，庶免沦没焉。’按此书(指《西京杂记》)确为稚川所假托。《汉武帝禁中起居注》《汉武故事》盖亦同，故序并及之。《抱朴子·论仙》篇引《汉禁中起居注》说李少君事，与今本《汉武帝内传》末附《李少君传》略同(自注云：《道藏》本作外传，此从晁载之《续谈助》校)。张柬之《洞冥记·跋》云：‘昔葛洪造《汉武内传》、《西京杂记》。’(自注云：今本《洞冥记》无，此跋亦见《续谈助》)疑《内传》即《起居注》，后改题今名。《汉武故事》似亦即今所传本。盖诸书皆出稚川手，故文亦互相出入也。”此说无坚实的证据，存疑待考。《汉武故事》本2卷，后散佚甚多。今存《古今说海》本、《历代小史》本、《古今逸史》本、《说库》本均为1卷;《粤雅堂丛书》本、《十万卷楼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无卷数。《问经堂丛书》作2卷。另有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本等。

《汉武故事》杂记汉武帝一生的遗闻轶事，尤以求仙事迹为多。在求仙过程中，他与西王母、东方朔之间的纠葛最富情趣。另穿插有若干琐闻轶事。

4.《汉武内传》

《汉武内传》，《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3卷，不著撰人。《旧唐书·经籍志》作《汉武帝传》2卷。《新唐书·艺文志》同，列入道家类神仙之属。皆不署撰人。《郡斋读书志》卷九云“不题撰人”，《宋志》云“不知作者”，《续谈助》《类说》亦不著名氏。然明清诸本大都题班固撰，也许是因误传班固作《汉武故事》，连类而及《内传》。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旧本题汉班固撰……不知何据。”明道士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卷一作“东方朔述”，亦不知何据。另外还有葛洪撰一说。《续谈助》本晁载之跋引张柬之《洞冥记跋》，谓晋葛洪撰。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云：“案唐张柬之跋《洞冥记》云：‘昔葛洪造《汉武内传》《西京杂记》。’案葛稚川《西京杂记序》末云：‘洪家复有《汉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汉武故事》二卷，世人希有之者。’柬之云云，殆因是而误记欤?”孙诒让《札迻》卷一一则谓《汉武内传》即《汉武帝禁中起居注》，出葛洪依托。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亦从其说，并提供了另一例证：“愚谓张柬之语必非无据，证以《抱朴子》所言，与此书相出入，尤觉信而有征，当从柬之定为葛洪所依托。”“日本人藤原佐世《见在书目》杂传内，有《汉武内传》二卷，注云‘葛洪撰’。佐世书著于中唐昭宗时，是必唐以前目录书有题葛洪撰者，乃得据以著录。是则张柬之之言，不为单文孤证矣(佐氏于《洞冥记》仍题郭子横撰，不用柬之之说，故知其于此书题葛洪，必别有所据也)。”

关于《汉武内传》的产生时代，有四种推测：一、齐梁年间。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下》：“《汉武内传》，不著名氏，详其文体，是六朝人作，盖齐、梁间好事者为之也。”据文字风格立论，与从事考据的人思路不同。二、魏晋年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文排偶华丽，与王嘉《拾遗记》、陶弘景《真诰》，体各相同。考徐陵《玉台新咏序》，有‘灵飞六甲，高擅玉函’之句，实用此传‘六甲灵飞十二事，封以白玉函’语，则其伪在齐、梁以前。又考郭璞《游仙诗》，有‘汉武非仙才’句，与传中王母所云‘殆恐非仙才’语相合。葛洪《神仙传》所载孔元方告冯遇语，与传中称‘受之者四十年传一人，无其人，八十年可顿受二人;非其人谓之泄天道，得其人不传是谓蔽天宝’云云相合。张华《博物志》载‘汉武帝好道，西王母七月七日漏七刻，乘紫云车来’云云，与此传亦合。今本《博物志》虽真伪相参，不足为证，而李善注《文选·洛神赋》已引《博物志》此语，足信为张华之旧文。其殆魏、晋间文士所为乎?”三、东晋以后。钱熙祚《〈汉武帝内传〉校勘记》：“书中年月日名，依附本纪，其论神仙服食及《五岳真形图》，四十年一传，与《抱朴子》《仙药》《遐览》诸篇相涉，首记景帝梦赤彘事，即《洞冥记》之文，若欲与《汉武故事》‘景帝梦高祖曰：王美人得子当名为彘’互证者。又《御览》引渐台、神屋等五条，亦绝似《洞冥记》。大约东晋以后，浮华之士，造作诞妄，转相祖述，其谁氏所作，不足深究也。”四、东汉末年。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第三章：“汉时，武帝、西王母传说十分盛行，《汉武故事》《洞冥记》《十洲记》都以此为主要内容。《内传》全书系敷衍、增饰《汉武故事》中武帝会王母诸事，其景帝梦赤彘事，又抄《洞冥》文而稍作改易，文中又用《十洲记》上元夫人及十洲之说，是则在《故事》《洞冥》《十洲》后。《博物志》卷八记武帝会王母事，兼采《故事》和《内传》，中若‘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泽以求神仙之道’，‘此桃三千年一生实’，‘东方朔从殿南厢朱鸟牖中窥母’，‘尝三来盗吾此桃’诸语，皆出《汉武内传》，惟文字小异。《博物志》皆取古书旧说，是则《内传》极可能出于东汉末。”

《汉武内传》，或称《武帝内传》《汉武帝传》《汉武帝内传》《汉孝武内传》。其版本凡二种：一为《道藏》本，一为《广汉魏丛书》本。《道藏》本题作《汉武帝内传》，较为完备，《道藏举要》载此本，钱熙祚《守山阁丛书》，亦出此本，并附校勘记及佚文8则。《广汉魏丛书》本系从《太平广记》卷三录出，《五朝小说》《说郛》《增订汉魏丛书》《龙威秘书》《墨海金壶》等皆收此本。又《续谈助》卷四抄《汉孝武内传》6则，情事多为今本所不载，可补阙佚。

《汉武内传》的材料多出自《洞冥记》《十洲记》《汉武故事》，但运之以绚烂夺目的辞藻，错彩镂金，典型地体现了融杂传、“博物”、藻饰等因素为一体的风格，别有一种吸引读者的魅力。

5.《汉武洞冥记》

《汉武洞冥记》，《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1卷，题郭氏撰。《旧唐书·经籍志》传记类作郭宪《洞冥记》4卷。《新唐书·艺文志》道家类作郭宪《汉武帝别国洞冥记》4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洞冥记》4卷，拾遗1卷，云：“东汉光禄大夫郭宪子横撰。题《汉武别国洞冥记》，其别录又于《御览》中抄出。然则四卷亦非全书也。凡若是者，藏书之家，备名数而已，无之不足为损，有之不足为益，况于详略，尤非所计也。《唐志》入神仙家。”《崇文总目》《通志》作1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作5卷。《四库全书》列入小说家类异闻之属，云：“《汉武洞冥记》四卷，旧本题后汉郭宪撰。”前人多疑《汉武洞冥记》非郭宪作。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下》：“《洞冥记》四卷，题郭宪子横，亦恐赝也。宪事世祖，以直谏闻。忍描饰汉武、东方事，以导后世人君之欲?且子横生西京末，其文字未应遽尔，盖六朝假托，若《汉武故事》之类耳(《后汉书》宪列方技类，后人盖缘是托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范史载，宪初以不臣王莽，至焚其所赐之衣，逃匿海滨。后以直谏忤光武帝，时有‘关东觥觥郭子横’之语，盖亦刚正忠直之士，徒以潠酒救火一事，遂抑之方术之中。其事之有无，已不可定;至于此书所载，皆怪诞不根之谈，未必真出宪手。又词句缛艳，亦迥异东京，或六朝人依托为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亦曰：“《洞冥记》称宪作，实始于刘昫，《唐书》，《隋志》但云郭氏，无名。六朝人虚造神仙家言，每好称郭氏，殆以影射郭璞，故有《郭氏玄中记》，有《郭氏洞冥记》。”唯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以为郭宪作《洞冥记》不应有疑。其言曰：“《隋志》虽仅题郭氏，未言名号，但唐时普遍以为《洞冥记》撰人系郭宪，刘知几《史通·杂述篇》、徐坚《初学记》《日本国见在书目》、顾况《戴氏广异记序》皆云郭子横撰《洞冥记》，段公路《北户录》引郭子横语三则，均出《洞冥记》。看他的自序，言之凿凿，并无纰漏，不似伪作。郭氏好方术，与《洞冥》主旨正合。”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考《洞冥记》实为梁元帝所作。其言曰：“宋晁载之《续谈助》卷一，录《洞冥记》廿余条，载之跋云：张柬之言随其父在江南拜父友孙义强、李知续，二公言似非子横所录。其父乃言后梁尚书蔡天宝《与岳阳王启》，称湘东昔造《洞冥记》一卷，则《洞冥记》梁元帝所作。其后上官仪《应诏诗》中用影娥池，学士时无知者。祭酒彭阳公令狐德棻召柬之等十余人，问此出何书。柬之对在江南见《洞冥记》云：汉武穿影娥池于望鹤台西。于是天下学徒无不缮写。而寻刘歆(案郭宪后汉人，即令此书真出于宪，安得著录于刘歆《七略》，此语殊误)、阮籍(案‘籍’字误，当做‘阮孝绪’)《七录》，了无题目。贞观中，撰《文思博要》《艺文类聚》，紫台丹笥之秘，罔不咸集，亦无采掇。则此书伪起江左，行于永祯，明矣。昔葛洪造《汉武内传》《西京杂记》，虞义造《王子年拾遗录》(王嘉著《拾遗录》，见于《晋书·艺术传》及《隋书·经籍志》。此云虞义造，未知何据)，王俭造《汉武故事》，并操觚凿空，恣情迂诞。而学者耽阅，以广闻见，亦各有志，庸何伤乎? 案柬之所称湘东所造《洞冥记》一卷，而此分为四。然则此书亦未知定何人所撰也，据其所考，则此书出于六朝人依托，非郭宪所撰，唐人已言之矣。其所引蔡天宝《与岳阳王启》，唐去六朝不远，必无舛误。唯蔡天宝应作蔡大宝，《周书》《北史》均附见《萧詧传》，尝为詧使江陵见元帝，令注所制《玄览赋》。岳阳王即詧也。大宝叙其耳目所闻见，其言最可征信，然则此书实梁元帝作也(顷见苏时学《爻山笔话》卷七云：后梁尚书蔡天宝《上岳阳王启》言湘东昔造《洞冥》一卷。按天宝与湘东同时，而所言若此，必非妄谈。然则今之《洞冥记》实出梁元帝手，而藉名郭宪云)。载之乃以卷数不合为疑。不知《隋志》著录原止一卷，今分为四者，后人所析耳。元帝《金楼子·著书篇》，备载平生著作，无此书之名，则以既托名郭宪，不可复自名以实其伪也。”所考较为可信。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则以为：“梁陈间人顾野王曾作《续洞冥记》一卷，我怀疑蔡大宝所云湘东王造《洞冥记》一卷，盖野王之续作，野王曾仕梁，与湘东王同时，时人或误传为湘东王作耳。”《洞冥记》，又称《汉武洞冥记》《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别国洞冥记》《汉武帝列国洞冥记》等。通行的版本有《顾氏文房小说》《古今逸史》《汉魏丛书》《龙威秘书》《道藏精华录》《说库》等本。凡60条，分4卷。明陈继儒《宝颜堂秘籍》本，条目与上述诸本相同，但合为一卷。《续谈助》本亦为一卷，条目分合及文句多异于通行本。《类说》《五朝小说》《旧小说》等节抄此书而条目多寡不等。

从体例看，《洞冥记》显示出“博物”与杂传融合的迹象。旧题郭宪《洞冥记·序》云：“汉武帝明俊特异之主，东方朔因滑稽浮诞以匡谏，洞心于道教，使冥迹之奥，昭然显著。今籍旧史之所不载者，聊以闻见，撰《洞冥记》四卷，成一家之书，庶明博君子，该而异焉。武帝以欲穷神仙之事。故绝域遐方，贡其珍异奇物及道术之人，故于汉世盛于群主也。故编次之云尔。”该书以汉武为中心人物，将种种“异物”加以集中排比，故《中兴书目》概述此书为“载武帝神怪事”(《玉海》卷五八引)。以武帝为中心，这是杂传体的特征;而排比“异物”，则是“博物”体的标志;二者融合，《洞冥记》的写法与《拾遗记》相近。《洞冥记》的主体内容是“绝域遐方”的“珍奇异物及道术之人”。其描写辞藻丰缛，迥异于《山海经》《神异经》的简古朴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所言影娥池事，唐上官以入诗，时称博洽。后代文人词赋，引用尤多，盖以字句妍华，足供采摭，至今不废，良以是耳。”衣被词人，这是一个志怪作家引为自豪的事。

6.《西京杂记》

《西京杂记》，《隋书·经籍志》史部旧事类著录，2卷，不题撰人。《旧唐书·经籍志》作1卷，《新唐书·艺文志》作2卷，均列入故事类，《新唐书》又互见地理类，题葛洪撰。《郡斋读书志》杂史类著录，云：“江左人或以为吴均依托为之。”《直斋书录解题》传记类著录作6卷。《宋史·艺文志》入故事类，6卷。《四库全书》始列入小说家类杂事之属，因六卷本葛洪跋称此书系抄辑刘歆《汉书》而成，故总目提要兼题刘歆、葛洪姓名，“以存其旧”。

关于此书作者，主要有三说，即刘歆说、葛洪说、吴均说。刘歆说的依据是葛洪《西京杂记·跋》：“洪家世有刘子骏《汉书》一百卷，无首尾题目，但以甲乙丙丁纪其卷数。先公传之。歆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得缔构而亡，故书无宗本，止杂记而已，失前后之次，无事类之辨。后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终癸为十帙，帙十卷，合为百卷。洪家具有其书，试以此记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氏，有小异同耳。并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今抄出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但刘歆的著作权自宋以来受到了强有力的质疑。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向、歆父子亦不闻其尝作史传于世。使班固有所因述，亦不应全没不著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歆始终臣莽，而此书载吴章被诛事，乃云章后为王莽所杀，尤不类歆语。又《汉书·匡衡传》‘匡鼎来’句，服虔训鼎为当，应劭训鼎为方。此书亦载是语，而以鼎为匡衡小名。使歆先有此说，服虔、应劭皆后汉人，不容不见，至葛洪乃传。是以陈振孙等皆深以为疑。”清人孙志祖《读书脞录》卷四说：“《西京杂记》，旧题晋葛洪撰。卢抱经学士校刊，改为汉刘歆。志祖按：此书固本子骏，然出自稚川甄录，间亦参附己说。杨子云好事常怀铅提椠一条末云‘亦洪意也’，直著其名，似当仍旧标题之为安。”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说：“《汉书》者，固所自名。断代为书，亦固所自创。今洪序乃谓刘歆所作，已名《汉书》，是并《叙传》所言，亦出于刘歆之意，而固窃取之矣。此必无之事也。况文帝以代王即位，明见《史记》，此何等大事，岂有传讹之理?刘歆博极群书，以汉人叙汉事，何至误以文帝为太子(见卷三)?故葛洪序中所言，刘歆《汉书》之事，必不可信，盖依托古人以自取重耳。至其中间所叙之事，与《汉书》错互不合，有不仅如《提要》所云者。明焦竑《笔乘》续集卷三云：‘《西京杂记》，是后人假托为之。其言高帝为太上皇，思乐故丰，放写丰之街巷屋舍，作之栎阳，冀太上皇见之如丰然，故曰新丰。然《史记》汉十年，太上皇崩，诸侯来送葬，命郦邑曰新丰。是改郦邑为新丰，在太上皇既葬之后，与《杂记》所言不同。’此事与《史》《汉》显相刺谬，不仅小有异同矣。”考证详密，结论是可信的。

葛洪说在三种说法中占主导地位。此说始于唐代。宋晁载之《续谈助》卷一《洞冥记跋》引张柬之言云：“昔葛洪造《汉武内传》《西京杂记》。”刘知几《史通·杂述篇》云：“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琐语》、谢绰《拾遗》，此之谓逸事者也。”段成式《酉阳杂俎·动植篇》载葛洪(稚川)就上林令鱼泉问草木名，今在此书第一卷中。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毛延寿画王昭君事，亦引为葛洪《西京杂记》。但葛洪的著作权也一再受到质疑。理由有三：一、宋黄伯思《跋西京杂记后》说：“按《晋史》，葛未尝至长安，而晋官但有华林令，而无上林令，其非稚川决也。”二、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按洪博闻深学，江左绝伦，所著书几五百卷，本传具载其目，不闻有此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今考《晋书·葛洪传》，载洪所著有《抱朴子》《神仙》《良吏》《集异》等传，《金匮要方》《肘后备急方》并诸杂文，共五百余卷，并无《西京杂记》之名，则作洪撰者自属舛误。”对这两点质疑，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曾予以反驳：“此书盖即抄自百家短书，洪又以己意附会增益之，托言家藏刘歆汉史，聊作狡狯，以矜奇炫博耳。”故葛洪虽未尝至长安，却并不妨碍他从“东晋以前古书”中抄入种种与长安有关的掌故。且葛洪著书，“多至三百余卷，其书当有数十种，既非切要，而必胪列不遗，史家亦无此体。未可遽执本传所无，遂谓非洪所作也”。三、清卢文弨《新雕西京杂记缘起》提出：“书中称‘成帝好蹴鞠，群臣以为非至尊所宜，家君作弹棋以献。’此歆谓向家君也。洪奈何以一小书之故，至不惮父人之父，求以取信于世也邪?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卢文弨所说不能构成否定葛洪著作权的理由，因为“既托名于歆，则摹拟歆语，固亦理势所必至矣”。余嘉锡和鲁迅的意见可以作为定论。

吴均说的依据是段成式 《酉阳杂俎·语资篇》：“庾信作诗用《西京杂记》事，旋自追改曰：‘此吴均语，恐不足用也。’”吴均的著作权已为多数学者否认。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谓吴均语者，恐指文句而言，非谓《西京杂记》也，梁武帝敕殷芸撰《小说》，皆抄撮故书，已引《西京杂记》甚多，则梁初已流行世间，固以葛洪所造为近是。”李慈铭《孟学斋日记》乙集，考明吴均精通史学，而《西京杂记》中却多有与《史记》《汉书》记载不合的情形，足见此书非吴均作，得到余嘉锡等学者的赞同。另外，《南史·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载：“(萧)贲，字文奂，子良子，好著述，尝著《西京杂记》六十卷。”或以为即今本《西京杂记》六卷之讹，或以为萧贲所著系另一本同名书。美国学者倪豪士认为《西京杂记》为萧贲所作。其论文摘要见《文学遗产》1994年第5期。

《西京杂记》的通行本为6卷。现存明刻本以嘉靖壬午野竹斋刊本为最早，嘉靖壬子孔天胤刊本次之，明清诸丛书中，以清乾隆间抱经堂本最精审。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程毅中点校本，附录《版本序跋》《书目著录》，颇便阅读。

《西京杂记》断代取材(以西汉为限)，开了后世专题性轶事小说的先河。怀古是人类根深蒂固的感情之一，《西京杂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种感情需要。明孔天胤《西京杂记序》说：“今关中固汉西京也，鸿人达士，慕汉之盛，吊古登高，往往叹陵谷之变迁，伤文献之阙绝。或得断碑残础，片简只字，云是汉者，即欣睹健羡，如获珙璧，方且亟为表识，恐复湮灭，好古之信也。乃若此书所存，言宫室苑囿、舆服典章、高文奇技、瑰行伟才以及幽鄙，而不涉淫怪，烂然如汉之所极观，实盛称长安之旧制矣。故未央、昆明、上林之记，详于郡史;卿云辞赋之心，闳于本传;《文木》等八赋，雅丽独陈;《雨雹对》一篇，天人茂著。余如此类，遍难悉数，然以之考古，岂不炯览巨丽哉? ”孔序最后还设问道：“不知好古者视之果如何也? ”确实，对于仰慕西京之盛的读者来说，《西京杂记》不失为出色的导游。

《西京杂记》多记琐事，意绪秀异，与正史的区别较为明显。明黄省曾《西京杂记序》曾指出其题材选择的四个特点：“猥琐可略、闲漫无归，与天杳昧而难凭、触忌而须讳。”“其猥琐者，则霍妻遗衍之类是也。其闲漫者，则上林异植之类是也。其杳昧者，则宣狱佩镜、秦库玉灯之类是也。而其触忌者，则庆郎、赵后之类是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之评价颇高：“其中所述，虽多为小说家言，而摭采繁富，取材不竭。李善注《文选》，徐坚作《初学记》，已引其文，杜甫诗用事谨严，亦多采其语，词人沿用数百年，久成故实，固有不可遽废者焉。”《西京杂记》被后世引为典实的传说确乎不少，如匡衡好学、秋胡戏妻、五侯鲭，等等。

7.《赵飞燕外传》

《赵飞燕外传》，《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不著录。《郡斋读书志》传记类著录，1卷：“汉伶玄子于撰。茂陵卞理藏之于金縢漆柜。王莽之乱，刘恭得之，传于世。晋荀勖校上。”《直斋书录解题》传记类著录，作《飞燕外传》，称“汉河东都尉伶玄子于撰。自言与扬雄同时，而史无所见，或云伪书也。然通德拥髻等事，文士多用之，而‘祸水灭火’一语，司马公载之《通鉴》矣。”《宋史·艺文志》史部传记类著录一卷，题伶玄撰。《四库全书》列入子部小说家类存目一，作《飞燕外传》，1卷：“旧本题汉伶玄撰。”一般认为，此书及伶玄自叙并桓谭、荀勖题语，大抵皆出于假托。洪迈《容斋五笔》卷七《盛衰不可常》云：“《飞燕别传》以为伶玄所作，又有玄自叙及桓谭跋语，予窃有疑焉。不惟其书媟，至云扬雄独知之，雄贪名矫激，谢不与交;为河东都尉，捽辱决曹班躅，躅从兄子彪续司马《史记》，绌子于无所叙录。皆恐不然。而自云：‘成哀之世，为淮南相。’案是时淮南国绝久矣，可昭其妄也。”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下》：“《赵飞燕外传》，称河东都尉伶玄撰。宋人或谓为伪书，以史无所见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辨甚详，足以成为定论：“其文纤靡，不类西汉人语。序末又称‘玄为河东都尉时，辱班彪之从父躅，故彪《续史记》不见收录’。其文不相属，亦不类玄所自言。后又载桓谭语一则，言更始二年刘恭得其书于茂陵卞理，建武二年贾子诩以示谭。所称埋藏之金縢漆柜者，似不应如此之珍贵。又载荀勖《校书奏》1篇，《中经簿》所录，今不可考，然所校他书，无载勖奏者，何独此书有之?又首尾仅六十字，亦无此体。大抵皆出于依托。且闺帏媟亵之状，嫕虽亲狎，无目击理。即万一窃得之，亦无娓娓为通德缕陈理。其伪妄殆不疑也。晁公武颇信之。陈振孙虽有‘或云伪书’之说，而又云‘通德拥髻等事，文士多用;而“祸水灭火”之语，司马公载之《通鉴》’。夫文士引用，不为典据;采淖方成语以入史，自是《通鉴》之失。乃援以证实是书，纰缪殊甚。且祸水灭火，其语亦有可疑。”下引王懋竑《白田杂著·汉火德考》中“前汉自王莽、刘歆以前，未有以汉为火德者”等语，推论道：“淖方成在莽、歆之前，安得预有灭火之说，其为后人依托，即此二语，亦可以见。安得以《通鉴》误引，遂指为真古书哉!”关于《赵飞燕外传》的产生时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下》说：“文体颇浑朴，不类六朝。”似乎承认这是汉代作品。但仅从风格着眼，不一定能说服他人，程毅中 《古小说简目》就说：“本篇不似汉人文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推测“是唐宋人所为”。而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以为“当出于北宋之世”，这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是宋人所为，司马光不会信而不疑;且唐人李商隐《可叹》诗有云：“梁家宅里秦宫入，赵后楼中赤凤来。”“赤凤”指赵飞燕私通的宫奴燕赤凤，足见唐人已熟知这个故事，《赵飞燕外传》的撰写最晚也在唐代。估计是六朝至唐初的作品。

《赵飞燕外传》的明清传本颇多。《顾氏文房小说》《汉魏丛书》作《赵飞燕外传》，《古今逸史》作《赵后外传》。《广汉魏丛书》《龙威秘书》作《飞燕外传》。小说描叙汉成帝皇后赵飞燕、昭仪赵合德的荒淫故事，旨在表达盛衰无常的感慨。《外传》所附伶玄自叙，就赵飞燕姊妹百计争宠而终归黄土垄中的事实发表感慨说：“斯人俱灰灭矣，当时疲精力驰骛嗜欲蛊惑之事，宁知终归荒田野草乎?”又转述其妾通德的话说：“夫淫于色，非慧男女不至也。慧则通，通则流，流而不得其防，则百物变态，为沟为壑，无所不往焉。礼义成败之说，不能止其流，惟感之以盛衰奄忽之变，可以防其坏。今婢子所道赵后姊弟事，盛之至也;主君怅然有荒田野草之悲，衰之至也。婢子附形属影，识夫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俄然相缘奄忽，虽婕妤闻此，不少遣乎?幸主君著其传，使婢子执研，削道所记。”《伶玄自叙》所包含的见解相当复杂：一、作者对于“驰骛嗜欲蛊惑之事”持欣赏态度，以为“非慧男子不至也”。所以，他在《赵飞燕外传》中叙及飞燕与射鸟者私通，宫奴燕赤凤通飞燕、兼通昭仪等事，无不兴高采烈。二、作者亦明白“驰骛嗜欲蛊惑之事”的流弊，故提倡“感之以盛衰奄忽之变”，流而后返，以“防其坏”。南宋洪迈《容斋五笔》卷七《盛衰不可常》曾发挥这一命题：“东坡谓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予每读书史，追悼古昔，未尝不掩卷而叹。伶子于叙《赵飞燕传》，极道其姊弟一时之盛，而终之以荒田野草之悲，言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正此意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就《赵飞燕外传》的文体归属发表意见说：“此书记飞燕姊妹始末，实传记之类，然纯为小说家言，不可入之于史部，与《汉武内传》诸书，同一例也。”明代的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中更明确地说：“《飞燕》，传奇之首也。”《赵飞燕外传》是否算得最早的传奇小说，因年代无法确定，还难于下结论;但这篇小说故事完整、情节跌宕、描写细腻，无疑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8.《杂事秘辛》

《杂事秘辛》1卷，不著撰人姓氏。末有杨慎跋，称“得于安宁州土知州董氏，前有义乌王子充印，盖子充使云南时箧中书也”。明沈德符《野获编》卷二三云：“此书本杨用修伪撰，托名王忠文得之土酋家者，杨不过一时游戏，后人信书太过，遂为所惑耳。”胡震亨、姚士粦二跋，辨其与史实舛谬之处甚详，然未断为赝作。《四库全书》著录1卷，不著撰人姓氏，称“其文淫艳，亦类传奇，汉人无是体裁也”。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谓描写吴姁审视一段，自是六朝佳致，唐人小说，高者间有及之。升庵深于六朝，故能最其隽永，不足致疑”。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谓此书即升庵谪居云南时所伪作”。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人。正德进士，授翰林修撰。嘉靖甲申，因议大礼谪戍云南永昌，投荒三十余年。愤激自放，曾醉后胡粉傅面，绾髻插花扮丫环，游行城市。其诗少见知于李东阳，得其指授颇多。与何景明等友善。所作以六朝、晚唐为宗，渊博靡丽，不满于前七子专主盛唐的主张。又能文、词及散曲。其论古考证之作，范围极广，舛错亦多。著作多达一百余种，当推明代之首。后人辑有《升庵集》。散曲集有《陶情乐府》。《杂事秘辛》亦出其手，有《广汉魏丛书》《增订汉魏丛书》《龙威秘书》《绿窗女史》《说郛》《五朝小说》诸本，“秘辛”二字不可解，当是卷帙甲乙名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