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金元文学批评·金代文学批评

辽金元文学的内容·金元文学批评·金代文学批评

金代的文学批评，是以朱弁的《风月堂诗话》为其端绪的。朱弁本非金人，而是宋朝的士大夫。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宋廷遣使问安两宫(徽、钦二帝)，朱弁为通问副使，随王伦使金，被金人羁留16年，直到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宋金议和，朱弁才获遣返。回宋后又受秦桧压抑排挤，翌年去世。朱弁在金期间守节不屈，风骨凛然。他的《风月堂诗话》作于羁留金朝期间。在金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它显示了持久的影响力，如后来金代著名的文学家王若虚在其《滹南诗话》中就朱弁的诗学观点展开过深入讨论。朱氏在《风月堂诗话》中表述的诗学思想，在金诗特色的形成过程中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风月堂诗话》也可视为金源初期唯一的一部诗论著作。

朱弁论诗，以“体物”作为其诗学思想的核心命题。朱弁接受了南朝诗论家钟嵘“直寻”的诗学思想，使之进入“体物”范畴的内涵之中。“体物”在朱弁这里的涵义是：抛开使事用典的“古人畦径”，直接从客观对象中获得诗的感兴与体验，准确生动地刻画对象的特征，并且传达出自然造化的生命律动。他说：“诗人体物之语多矣，而未有指一物为题而作诗者。晋、宋以来始命故实相夸也。梁庾肩吾《应教咏胡床》云‘传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欹形已正，文斜体自平’是也。至唐杜甫咏《蒹葭》云‘体弱春苗早，丛长夜露多’，则未始求故实也。如其他《咏薤》云‘束比青刍色，圆齐玉著头’，黄梁云‘味岂同金菊，香宜配绿葵’则于体物之外又有影写之功矣……如此等语，盖不从古人笔墨畦径中来，其所熔裁，殆别有造化也。又恶用故实为哉!”(《风月堂诗话》卷上)这是朱弁对“体物”的阐述。

朱弁对晚唐诗人李商隐、宋代诗人黄庭坚的评价是颇有理论价值的。他说：“李义山拟老杜诗云，‘岁月行如此，江湖坐渺然’，直是老杜语也。其他句‘苍梧应露下，白阁自云深’、‘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之类，置杜集中亦无愧矣，然未似老杜沉涵汪洋笔力有余也。义山亦自觉，故别立门户成一家。后人挹其余波，号西昆体，句律太严，无自然态度。黄鲁直深悟此理，乃独用昆体工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今之诗人少有及者。此禅家所谓更高一着也。”(《风月堂诗话》卷上)在朱弁看来，杜甫诗表现的是至高的诗境，它体现着朱弁那种“沉涵汪洋笔力有余”的诗美理想。李商隐有些诗作是差可比肩杜诗的，如上述所举篇什; 但从整体上说，与老杜尚逊一筹。西昆派更多地继承了义山“句律太严”的一面，却又缺少“自然态度”，因而遭人诟病。黄庭坚则走的是一条独特的诗学道路。他要以讲求句律的诗家法度来达到杜诗那种浑成之境。这里，朱弁的看法为山谷诗研究打开了一条新的认识通道。

周昂在金代前期也是一位重要的文论家。周昂(?-1211)，字德卿，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大定初年中进士，历任南和簿、良乡令、监察御史、同知沁南军节度使等职，在当日文坛上声誉甚高。元好问编《中州集》，录存其诗100首，是《中州集》里存诗最多的诗人。周昂的文论观点主要保存在他的外甥、金代著名的文论家王若虚的《滹南诗话》中。对于文学创作，周昂有明确的理论意识，这首先表现在“以意为主”的创作观。他说：“文章以意为主，c以言语为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今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金史·文艺下》)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又提出了“巧拙相济”的思想。他说：“以巧为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济，则使人不厌。唯巧者，乃能就拙为巧。所谓游戏者，一文一质，道之中也。雕琢太甚，则伤其全。经营过深，则失其本。”(《滹南诗话》卷上)这个观点是辩证而富有民族特色的。

周昂在前代诗人中最为推崇杜甫，但却不喜欢黄庭坚、陈师道等江西诗派的学杜路数。王若虚回忆道：“史舜元作吾舅诗集序，以为有老杜句法，盖得之矣。而复云‘由山谷入’，则恐不然。吾舅儿时便学工部，而终身不喜山谷也。若虚乘间问之，则曰：‘鲁直雄豪奇险，善为新样，固有过人者;然于少陵初无关涉，前辈以为得法者，皆未能深见耳。”(《滹南诗话》卷上)又有《读陈后山诗》可为佐证：“子美神功接混茫，人间无路可升堂。一斑管内时时见，赚得陈郎两鬓苍。”(《中州集》卷四)这里通过对陈师道的批评，表达了他对杜甫诗境界的认识。

金代中期，“国朝文派”兴起，代表着金代文学的整体特色。南渡之后，国朝文派进一步崛起。赵秉文、李纯甫、王若虚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赵秉文(1159—1232)，字周臣，号闲闲老人。官至礼部尚书，为金源一代文宗，有《滏水文集》。赵秉文没有文论专著，但在他的《答麻知几书》《竹溪先生文集引》等文章中，有着集中的表述。他主张多师古人，兼学诸体，反对只恃才性，不积学养，在诗歌风格上更重含蓄蕴藉，对奇怪峭硬的诗风深致不满。他批评李经说：“足下天才英逸，不假绳削，岂复老夫所可拟议，然似受之天而不受之人。”^①他对麻九畴也有过中肯的批评：“大抵一时才人，多恃一聪辨，少积前路资粮，故昔谓之福慧两足尊，足下无乃近此类，尚何怨耶?”^②他认为在诗文书法等门类的艺术创作中，都应该广师博采，全面继承古人的长处：“为文当学六经、左丘明、庄周、太史公、贾谊、刘向、韩愈;为诗当师三百篇、离骚、文选、古诗十九首，下及李杜;学书当师三代金石、钟、王、欧、虞、颜、柳，尽得诸人所长，然后卓然自成一家。非有意于专师古人也，亦非有意于专摈古人也。自书契以来，未有摈古人而独立者。”^③他虽然也强调“卓然自成一家”，但其着重点还是放在“得诸家之长”上。

在诗歌风格上，赵秉文虽主张“不拘一体”，但更倾向于含蓄蕴藉的风格，而不满于李纯甫一派奇崛峭硬的风格。这在赵李之间的诗论争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刘祁记述赵、李之间论诗标准的异同：“赵于诗最细，贵含蓄工夫，于文颇粗，止论气象大概。李于文甚细，说关键宾主抑扬;于诗颇粗，止论词气才巧。”“赵闲闲论文曰：文字无太硬，之纯文字太硬，可伤! ”“赵闲闲尝言，律诗最难工，须要工巧周圆。吾闻竹溪党公论，以为五十字皆如圣贤。中有一字不经炉锤，便若一屠沽子厕其间也。又云，八句皆要警拔极难。一篇中须一联好句为主，后但以意收拾之，足为好诗矣。又尝与余论诗曰：选诗曰：‘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朔风动秋草，边马有旧心。’‘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此其含蓄意几何?又曰：小诗贵风骚，今人往往止作硬语，非也。”(《归潜志》卷八)从上述这些记载看，赵秉文对李纯甫、雷渊等人诗中那种奇崛突兀、硬语盘空的诗风表示出一贯的不满和非议，而努力提倡盛唐诗歌那种含蓄蕴藉的风格。

王若虚是金代后期的文论家。他的《滹南诗话》，在金代文学批评史上有突出的地位，对后世的文论也有深刻的影响。王若虚(1177-1246)，字从之，号慵夫，槀城(今属河北)人。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经义进士。历任鄜州录事、国史院编修官、左司谏、延州刺史等职。王若虚活跃于文坛，主要是在“贞祐南渡”之后。王若虚和赵秉文、李纯甫、雷渊等文学家、诗人一起从事文学活动，形成了南渡文坛蔚为大观的局面。王若虚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诗论名著《滹南诗话》《文辨》及论诗诗中。

王若虚的《诗话》三卷，存于其诗文集《滹南遗老集》中。他论诗“求真”、“求是”，而对奇诡诗风是非常不满的。他认同的是其舅父周昂的诗论观点“文章以意为主”、“巧拙相济”，又深受其推崇杜甫而鄙薄黄庭坚的看法影响。如在《滹南诗话》中说：“史舜元作吾舅诗集序，以为有老杜句法，盖得之矣;而复云‘由山谷入’，则恐不然。吾舅儿时便学工部，而终身不喜山谷也。”王若虚对黄庭坚的诗风大加攻讦，非常重要的理由便是山谷诗的 “尚奇”。在王若虚看来，所谓“求真”、“求是”，就是主张文学创作的意象要符合对象的特征，符合事物自身的规律。他说：“东坡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夫所贵于画者，为其似耳;画而不似，则如勿画。命题而赋诗，不必此诗，果为何语!然则，坡之论非欤?曰：论妙在形似之外，而非遗其形似;不窘于题，而要不失其题，如是而已耳。世之人不本其实，无得于心，而借此论以为高。画山水者，未能正作一木一石，而托云烟杳霭，谓之气象;赋诗者，茫昧僻远，按题而索之，不知所谓，乃曰格律贵尔。一有不然，则必相嗤点以为浅易而寻常。不求是而求奇，真伪未知，而先论高下，亦自欺而已矣，岂坡公之本意哉!” (《滹南诗话》卷中)这段话所表述的观点是明确的，王若虚主张作诗当“求是”，而反对“求奇”。论诗先辨真伪，次究高下。求真(也即“求是”)是第一位的，无论是诗是画，他都主张必以“形似”为基础。王若虚对于苏轼“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这四句诗中集中体现的“形神”观分明是不同意的，但由于他对苏轼一直十分推崇钦敬，便以己意来阐释东坡之论，然而，王若虚的意思是相当清楚的：诗画创作必以“形似”为本，以“求真”为尚。

王若虚的文学观念中的“求真”、“求是”，在客体方面要求符合事物本身的客观逻辑，而在主体方面，“真”的内涵是“性情之真”，也就是诗人的真情实感。他说：“哀乐之真，发乎情性，此诗之正理也。”(《滹南诗话》卷上)这正是创作主体方面的“真”。这种性情之真，王若虚又进一步解释为“自得”。他说：“古之诗人，虽趣尚不同，体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至其辞达理顺，皆足以名家，何尝以句法绳人者!鲁直开口论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处。而门徒亲党，以衣钵相传，号称‘法嗣’，岂诗之真理哉! ”王若虚在这里肯定了诗的审美趣尚、体制、风格的多样性，并指出其根源在“出于自得”，也即诗人各自独特的内心体验。诗人以此为立论的根据，批判了黄庭坚所强调的“句法”，指出这是“衣钵相传”的外在之物，而非“自得”。

在文学作品的审美效应方面，王若虚认为应是天工自然之态，而不应使人感到奇诡、骇异，如他所说：“诗人之语，诡谲寄意，固无不可;然至于太过，亦其大病也。山谷《题惠崇画图》云：‘欲放扁舟归去，主人云是丹青。’使主人不告，当遂不知。王子端(庭筠)《丛台绝句》云：‘猛拍阑干问兴废，野花啼鸟不应人。’若应人可是怪事!《竹庄诗话》载法具一联云：‘半生客里无穷恨，告诉梅花说到明。’不知何消得如此!”王若虚全然是从事物自身的逻辑出发，对这样的意象表示了不满与讽刺，这样的论诗标准是较为苛刻的。

王若虚对北宋诗人的评价，最突出的便是扬苏抑黄。他对苏黄的褒贬，主要在于苏轼纵横变化，天然豪逸，而黄庭坚则讲求句法，意象奇诡。他论苏黄诗说：“东坡，云中龙也，理妙万物，气吞九州，纵横奔放，若游戏然，莫可测其端倪。鲁直区区持斤斧准绳之说，随其后而与之争，至谓‘未知句法’。东坡而未知句法，世复有诗人;而渠所谓法者，果安出哉! 老苏论扬雄以为使有孟轲之书，必不作《太玄》。鲁直欲为东坡之迈往而不能，于是高谈句律，旁出样度，务以自立而相抗，然不免居其下也。彼其劳亦甚哉! ”(《滹南诗话》卷中)他对山谷颇多指责，认为山谷诗刻意以求奇诡，缺少浑厚自然的气象。他甚至非常尖刻地抨击山谷的“夺胎换骨”之说：“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耳。鲁莽直好胜而耻其出于前人，故为此强辞，而私立名字。”(《滹南诗话》卷下)这种激烈批评，对于后世来说，是影响甚广的。

王若虚是金元时期的著名文学批评家，他的《滹南诗话》及有关文学思想，在金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金元之际最为重要的文学批评家是元好问。在金代的文学思想史上，他有着集大成的历史地位，同时，在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元好问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山人，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祖系出自北魏拓拔氏。兴定五年(1221)进士，历任内乡令、南阳令，转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入元之后以整理、保存金源一代文献为己任。编纂有《中州集》《壬辰杂编》等。元好问是金代最为杰出的文学家，在诗、词、文、文学批评诸方面允称大家。

元好问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观点，集中体现在《论诗三十首》《中州集》和有关的文章里，如《杨叔能小亨集引》《新轩乐府引》《杜诗学引》《东坡诗雅引》《东坡乐府集选引》《张仲经诗集序》《陶然集诗序》等篇。《论诗三十首》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篇章，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论诗三十首》以论诗绝句组诗的形式，系统地评述了汉魏以来，下迄宋季，一千余年间的作家作品，诗派诗风，以评论作家为主，其中也有关于艺术创作原理的篇什。《中州集》是元好问编纂的金代诗歌总集，共收录251位诗人2062首诗歌。《中州集》的编纂是在金亡之后元好问被羁管聊城期间。集中每人各有小传，兼叙其诗，有以诗存史之意，好问的文学批评见解也时见于其间。综合这些文献，不难见出元好问的文学思想的概貌。

对于文学批评，遗山有很强的使命感与历史责任感。《论诗三十首》写于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遗山只有28岁，即以“诗中疏凿手”自任，别裁伪体，发扬正体。《论诗三十首》开端即云：“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遗山要明辨清浑，别裁伪体，发扬正体。在《自题中州集后》组诗中，遗山又说：“平世何曾有稗官，乱来史笔亦烧残。百年遗稿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泪看。”对于发扬优秀的文学传统，保存一代文献，遗山是有强烈的责任感的。

遗山的文学批评观念，可以从文学本质论、文学传统论、风格境界论等方面来认识。对于文学的本质，遗山以“诚”字为核心。所谓“诚”，也就是作家的真性情。表现这种文学观念的最有名的文章是《杨叔能小亨集引》，其云：“唐诗所以绝出《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何谓本?诚是也。”“诚”是中国哲学的特定范畴，孟子、荀子都讲“诚”。在《中庸》里，诚是人生之最高境界，是人道的第一原则。元好问把它引入诗歌美学领域，其含义与《中庸》即有密切联系，也有区别。“诚”在遗山文论中首先是指创作主体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由于有了“情动于中”的“诚”，才使作品有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普遍感染力。遗山论诗特重“性情”，赞赏“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的境界以及由此而生的“动摇人心”的艺术感染力。在《论诗三十首》中，遗山贯穿了这种“以诚为本”的论诗宗旨。如其五：“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垒平?老阮不风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赞赏阮籍《咏怀》诗流露诗人“高情”，借诗以浇胸中块垒。再如其六：“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这首诗是贬斥那种不诚之诗，不诚之人，这正是遗山所鄙薄的。“诚”的另一个含义是“正”。《中庸》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遗山论诗，力主性情，而性情应该根于雅正。他对唐人的推崇在于“知本”，也即是“诚”;而这个“诚”，又表现在唐人的“温柔敦厚，蔼然仁义之言”之多也。

遗山文论的另一内容是诗歌传统论。遗山以“诗中疏凿手”自任，要辨析正体，别裁伪体，使之泾渭分明。因此，他心中自有一个正确的诗歌传统。概而言之，遗山所继承、弘扬的诗歌传统，是从《诗三百》发源，经由汉、魏、建安、陶渊明而到唐诗的风雅传统。所谓“正体”，是指以《诗经》为源的风雅之脉。清人翁方纲释云：“正体云者，其发源长矣。由汉魏以上推其源，实从‘三百篇’得之。”^①遗山在《陶然集诗引》《新轩乐府引》中一再讲《诗三百》的典范意义。他颇为推崇唐诗，在唐代诗人中则最为推崇初唐的陈子昂、盛唐的杜甫、中唐的白居易、晚唐的李商隐。就中遗山又深为心仪杜甫，曾专著《杜诗学》一书，开以杜诗为专门之学的先例。遗山非常赞赏杜诗的博大精深：“窃尝谓子美之妙，释氏所谓学至于无学者耳。今观其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如三江五湖，合而为海，浩浩瀚瀚，无有涯涘;如祥光庆云，千变万化，不可名状。固学者之所以动心而骇目。及读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则九经百氏、古人之精华所以膏润其笔端者，犹可仿佛其余韵也。”^②足见他对杜诗的推崇。

在文学创作的风格方面，遗山崇尚雄放的风格和壮美的境界，而对枯涩逼仄之辞是大为不满的。在他的论诗绝句中，这种倾向表现得非常突出。如他赞赏刘琨的悲慨之诗，可与建安中的曹(植)、刘(桢)媲美;推崇“缺壶歌”的壮怀，而对“温李之声”颇有鄙薄之意。当然对遗山之论不应作拘泥之解，他对义山的“精纯”还是非常赞赏的。对于充满粗犷豪放之气的《敕勒歌》，遗山深为钟爱，它最为符合遗山的审美旨趣。清人宗廷辅说：“北齐斛律金《敕勒歌》极豪莽，且本是北音，故先生深取之。”^③对于孟郊那样寒苦跼蹐之诗，遗山颇为不满。中唐诗人韩愈、孟郊齐名，但诗境颇有不同。韩诗刚健遒劲，为遗山所喜爱;孟诗悲苦寒瘦，为遗山所不屑。论诗第十七首诗云：“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在遗山眼里，孟与韩相差很大，一在“百尺楼”上，一在“百尺楼”下。与此相近，遗山不喜欢温婉柔媚之诗而尚刚方健举之作。以韩愈的《山石》与秦观诗相比较：“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诗中戏称淮海诗为“女郎诗”，足见遗山对柔婉诗风的轻视。遗山在《中州集·拟栩先生王中立传》中说：“予尝从先生学，问作诗究竟当如何?先生举秦少游《春雨》诗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此诗非不工，若以退之‘芭蕉叶大栀子肥’之句校之，则《春雨》为妇人语矣。破却工夫何至学妇人!”可见，遗山的观点是有所禀受的。他未必是如何小觑秦观，而是推许骨力遒劲的诗什。遗山论诗又力主天然风格，他称许陶诗谓之“一语天然万古新”，称《敕勒歌》为“穹庐一曲本天然”。显而易见，他的审美趣味在于“天然去雕饰”之美。

关于创作论，是与其对于诗歌本原的认识紧密联系的。他认为诗歌应是内心情感勃发的自然流溢，而不应把创作的重心放在形式之工巧上。这便是他所谓“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他赞苏轼诗词说：“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①这个意义上，他反对诗人创作中的“苦吟力索”，对于“闭门觅句”的创作方式给以讽刺，而认为好诗是与客观事物的直接接触中感发出来的。如《论诗三十首》中其二：“诗肠搜苦白头生，故纸尘昏枉乞灵。不信骊珠不难得，试看金翅擘沧溟。”很明显，这是针对江西诗派的创作风气的。《自题》其一又写道：“共笑诗人太瘦生，谁从惨淡得经营。千秋万古回文锦，只许苏娘读得成。”都不主张作诗苦吟力索，惨淡经营。并且，遗山认为那种壮美高华的诗境，与向隅苦吟、惨淡经营的创作方式无缘。遗山虽然反对雕琢藻饰，但却对诗歌的语言表现有更高的美学要求。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就是“豪华落尽见真淳”。他批评“斗靡夸多”、“排比铺张”，要求诗歌语言更为凝练含蓄。“心声只要传心了”，语言要更好地服从于表达感情，并非可有可无。在他看来，更高的境界应该是“诗家圣处不离文字，不在文字”^①。这是一种超越于一般的文字追求的化境。

元好问的文学批评具有很强的历史意识、辩证精神。他常将不同时期的诗人加以联系和比较，见出诗歌的内在渊源与精神的艺术的递嬗。如《论诗三十首》中第二首中将晋朝的刘琨与建安诗坛的曹植和刘桢相比较，第三首中认为张华犹有 “邺下风流”，并非“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第二十首中将柳宗元和谢灵运联系起来：“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 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遗山论诗虽主豪放，但对陶柳之诗却非常推许。以柳宗元上承谢灵运，被清人查慎行视为“千古特识”。元好问对作家的评价多从辩证的观点出发，对某一作家不是全面的肯定，也非全面的否定，而是就一个问题做出具体的评价。看来似乎常常显得自相矛盾，实则恰恰显示出遗山论诗的精微之处。最明显的当推对李商隐和苏轼的评价。在《论诗三十首》的第三首中，遗山将西晋诗人张华和晚唐诗人李商隐相比：“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 ”其中对“温李新声”(温庭筠、李商隐)的贬义是不难体会的。但这并非是对李商隐诗的全部认识。其实，遗山对李商隐是相当敬佩的。在第二十九首中，他说：“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即以“精纯”和“真”来概括义山诗的品格。遗山对苏黄等北宋诗人的评价更见其精微卓绝之识。遗山推崇东坡，深受其诗词创作的影响。这是为人所熟知的。他论东坡诗云：“五言以来，六朝之谢、陶，唐之陈子昂、韦应物、柳子厚最近风雅，自余多以杂体为之。诗之亡矣，杂体愈备，则去风雅愈远，其理然也。近世苏子瞻，绝去陶、柳二家，极其诗之所至，诚亦陶柳之亚;然评者尚以其能似陶、柳而不为风俗所移为可恨耳。夫诗至于子瞻，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后人无望矣。”^①遗山将苏诗纳入五言风雅传统进行评价，认为苏诗承绪陶柳诗风，能极诗之所至，但又有所遗憾，即所谓“不能近古”。

元好问系鲜卑拓拔氏后裔，生长于幽并之地，尽管他深受汉文化的诗书礼乐的浸染熏陶，对于中原的文化传统承绪良多，但他更为认同北方民族的文化心理。而他的文学批评有很强的北方文化意识。他编纂金诗总集《中州集》，其目的便是为金源保存一代文学文献。在这方面，遗山是有深刻的历史责任感的。元好问的《自题中州集后》五首，可以说是在“北人”的文化立场上的“夫子自道”。如其一云：“邺下曹刘气尽豪，江东诸谢韵尤高。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其二云：“陶谢风流到百家，半山老眼净无花。北人不拾江西唾，未有曾郎借齿牙。”其三云：“万古骚人呕肺肝，乾坤清气得来难。诗家亦有长沙帖，莫作宣和阁本看。”这组论诗诗是对《中州集》里所收的金诗的历史地位与文学价值的高度肯定，其间不可掩抑的是“北人”的自信与自豪感。第二首更是突出地张扬了“北人”的诗学立场。

元好问是金代最杰出的文学家，也是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作为文学批评家，元好问的意义不仅止于金代，而在某些方面突进到了新的高度。对于元代的文学批评，元好问的影响是直接的，又是深远的。元代文学批评的某些重要问题，正是从元好问首开其端绪的。

注释

①③ 《复李天英书》,见《金文最》卷五三。② 《答麻知几书》,见《金文最》卷五三。①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第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② 《杜诗学序》,见《金文最》第612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③ 《古今论诗绝句》,见郭绍虞《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① 《新轩乐府引》,《元好问全集》下册第3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① 《陶然集诗序》,《元好问全集》下册第4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① 《东坡诗雅引》,《元好问全集》下册第25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