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隋唐五代骈文与辞赋·隋代的骈文与辞赋

隋唐五代文学的内容·隋唐五代骈文与辞赋·隋代的骈文与辞赋

隋文帝杨坚结束了汉末以来几百年的分裂、动荡局面，建立了统一的隋王朝。无论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曾有极好的势头，可惜隋炀帝继位以后，内则荒淫无道，外则穷兵黩武，使隋王朝昙花一现，很快便土崩瓦解了。

隋代文学作为从南北朝文学向唐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其总的特点是：各类文学创作中都出现一点清新刚健之风，不过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齐梁文风，华丽雕饰，着重于形式技巧之美的追求还是主要倾向。当时，南北文学虽然相互影响、相互吸收，但是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学发展进程。

骈文和赋是隋代重要的文学样式。但这两种文体在徐庾之手已达登峰造极的状态，后人的确难以为继。而隋代骈文作家和辞赋作家既缺乏徐庾之学问与才力，又跟着二人之后邯郸学步，故其作者队伍中效颦者虽多，而成功者实在乏人，所可道者只有几人而已。《四库全书总目》中说：“隋氏混一南北，凡齐周之故老，梁陈之旧臣，咸荟萃于一朝，成文章之总汇。而人沿旧习，风尚各殊。故著作之林，不名一格。四十余载，竟不能自为体裁。”这话比较符合实际^①。

首先，隋朝早期的统治者总结了前朝覆亡的历史教训，特别是陈叔宝、北周静帝恣情声色、荒淫误国的教训，将君主溺情文艺视为亡国的原因之一，因而轻视、排斥文艺的审美娱乐作用，表现出尚简、尚质、尚用的倾向。例如隋文帝时一再下诏崇雅乐，黜新声，对流行的新乐特别反感，曾对群臣说：“闻公等皆好新变，所奏无复正声，此不祥之大也。自家形国，化成人风。勿谓天下方然，公家家自有风俗矣。存亡善恶，莫不系之。乐感人深，事资和雅。公等对亲宾宴饮，宜奏正声，声不正，何可使儿女闻也!”(《隋书·音乐志》)在日用服饰器具等等东西上他也力倡节俭，反对文饰和奢华。相州刺史豆卢通进贡绫文布，他命人焚之于朝堂，太子杨勇文饰铠甲，他告诫说：“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隋书》本纪)他本人“居处服玩，务存节俭，令行禁止，上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隋书》本纪)。对物品尚且如此，对文学文帝更反对华藻与雕润。《隋书·文学传序》中写道：“高祖(文帝)初统万机，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又在公元584年诏令“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并且惩罚了文表写得华艳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同时，从文帝本人所写的文章来看，虽主体上骈偶之体尚存，但也确实斫雕为朴，改华从实，与南北朝时期的诏制一类文章相比，风格明显变化，如其《报李穆诏》，文章尽管仍用双行，而且多以偶句出之，但却不加雕饰，浑朴质实，不存工丽之态。所以谭献评此文时指出：“浑健。隋世诗文，已将返质。”(李兆洛《骈体文钞》卷六)再如《赐高丽王汤玺书》，虽然句式上未脱尽骈偶之习，但却清楚地展示出尚质、尚实的创作倾向，所以谭献评之曰：“壮阔敦厚，大哉王言。然以此治谋，遂兆后嗣之败。词严义正，朴厚壮切，不必以后嗣黩武，讥及治谋。”又说此文“追辙汉文机轴，固略师南越一书也”(李兆洛《骈体文钞》卷六)。应该说是当评。

在隋文帝身体力行地进行文风改革之时，重臣中李谔是非常得力的响应者和倡导者。李谔(生卒年不可考)，字士恢，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北齐时为中书舍人;周时拜天官都上士，隋时先为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赐爵南和伯，迁治书侍御史，后因年老出为通州刺史。李谔深知江左以来文风浮华之弊：“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上隋高祖革文华书》)可以说他是一个较早觉醒的华艳文风的反对者，可是他自己作文还摆脱不开齐梁之习，犹带六朝锦色，不像隋文帝那样有力度，文风转变十分明显。他在《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连“三曹”的建安文章都否定了，而且对文学之“缘情”特征也加以反对，其理论主张之偏颇于此可见一斑。不过从行文上看，此文句式整齐工致，词采华丽富艳，笔致轻倩秀雅，其风致确实与他反对的齐梁骈体相似，这实在有些讽刺意味。

虽然隋文帝作为开国之主“不悦诗书”，“素无学术”(《隋书·高祖纪》)，沿袭北周复古守旧的文化政策，以一种偏颇代替另一种偏颇，对六朝文学在艺术美方面的追求及成果彻底否定，使文学成为单纯的封建政治教化的工具，但南北文学的相互影响则不可避免，也是必然的趋势。因此文帝的长子杨勇、次子杨广都好学能文，引致文学之士。尤其炀帝杨广更是一位颇具审美感受能力和文学创作才能的人物。在政治上他虽然是骄奢昏庸的无道之君，但在文学上则是行家里手。早期，他也有过改革文风的行动。《隋书·文学传序》中写道：“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谓能言者未必能行，盖亦君子不以人废言也。”今观炀帝《与越公书》《建东都诏》等作品不仅思想感情符合雅正原则，而且行文措词都比较质朴。不过，炀帝并不排斥南朝文学的形式技巧之美，他延揽文士，周围有一批南朝文人与深受南朝文学影响的北朝文士，对他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 《隋书·柳䛒传》中写道：“王(炀帝即位前为晋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场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而䛒为之冠。 王以师友处之，每有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尝朝京师，作《归藩赋》，命䛒为序，词甚典丽。初，王属文，为庾信体，及见䛒已后，文体遂变。”所以，炀帝在位期间，尽管政治上纷乱，但南北文学融合的氛围较浓。

一方面，炀帝本人在文学批评上颇有眼力，对作品的感受力十分敏锐。《隋唐嘉话》中记载：“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复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薛王二人是否真的因作诗被害，倒不可全信，但从炀帝所看中的两人的警句，则可以看出他的鉴赏能力相当高。“空梁落燕泥”与“庭草无人随意绿”以白描之法，充分表现出作者对客观外物敏锐而又精微的审美感受，这是地道的齐梁风味，是齐梁文士“极貌以写物”(《文心雕龙》)、“自然会妙”(《文心雕龙》)、“自然英旨”、“皆由直寻”(《诗品序》)等审美观念的体现。由此可知炀帝的文学眼光以及他对六朝文学造诣之深。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的骈文也呈现出取法南朝的趋向，比较讲究形式技巧。如其《宝台经藏愿文》，从行文和措词方面来看，六朝骈俪之风犹存。虽然从思想内容上说，此文并不怎么可取，但从骈文发展史上看，文章却反映出六朝骈文向唐代骈文转变过程中承前启后的特征。从政治上说，炀帝远不如乃父杨坚，主要起促退作用;从文学上说，杨坚又不如其子杨广，主要也是起促退作用。杨坚是高明的政治家，但文艺上则是外行; 杨广虽然政治上昏庸，但在文学上则很高明。由于炀帝对南朝文风的喜好，当时在他周围形成了一种取法南朝的文学创作氛围。

由于师法南朝文学创作形成了一时风气，同时隋代又有一大批由南入北的文士，他们有的因为被迫背井离乡，仕于北朝，有的作漂泊的苦旅，都难免产生浓厚的乡关之思，文风本来就增添了一些苍凉刚健之气而接近北方;即使不是被迫入北的文士，在北方特殊的人文环境之下，其文风也难免不受影响。由于这两种趋势的相互作用，文坛上便自然而然地呈现出南北融合的创作倾向，而这一点在骈文和辞赋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应该说这是有隋一代骈文和赋的总趋势，其轨迹甚为明晰。

首先，从骈文上考察，隋代有代表性的几位骈文作家，虽然时有先后之别，但是都或多或少地显示出南北融合的创作倾向：其骈文一方面形式华美，另一方面又都多少带有一定的质实之气，虽然师法南朝文学，但是并没有兼收并蓄，如李德林、卢思道、薛道衡三位骈文家就是代表。

李德林(531—591)，字公辅，博陵安平(今河北安平县)人。年少之时便“善属文，辞核而理畅”(《隋书》卷四二)。当年魏收曾赞扬他“文笔终当继温子升”(《北齐书》)，史书也说他“文诰之美，时无与二”(《隋书》)。明人张溥在《李怀州集题辞》中说：“究其羽檄丝纶，皆谀笔耳。”这是就其文章内容而言。但李德林在骈文形式技巧上毕竟有其可观之处，不能因其内容上的问题而全盘否定。其实，在骈文形式上，他的骈文有上继六朝、下开李唐的作用，显示出骈文由南北朝向唐代演变的轨迹。例如他的《霸朝集序》一文，谭献曾评价说：“虽病冗散，结构尚遒。归美推大，运转如意，颇觉规模闳远，而蹊隧分明，气已渐浊。”(李兆洛《骈体文钞》卷三)说此文“结构尚遒”，“规模闳远”大体合实，说此文有“冗散”之病也切中肯綮，这是六朝骈体的遗毒。而说“蹊隧分明”则更精审，表明李德林骈文已开始从南北朝骈文脱胎出来，呈现出新的特征。其实这种特征主要是由精美富赡转向庄重典雅，形式之美当然不如南朝骈文，但其雍容典雅之态则是南朝文士所不具备的。如其《天命论》一文，一方面承继六朝骈文之遗风，组词繁缛，华美丽密，对偶之工，用典之多确实可以同六朝骈文家媲美;但是另一方面，本文又注意到理致与内容，典而不大佻巧，丽而不大浓艳，多少加进了一点质实之气，文气露出刚健清新之端倪，讲究气势，格调较为高亢有力，透露出文章风会变化的信息。所以谭献说此文“承华缛之末流，稍思返质，所以兆初唐也。洮洮易尽”。李兆洛也指出：“较《王命论》便有雅郑之别，而春容茂美，固足下开燕许。”(《骈体文钞》卷二○)这两人的评价是比较切合实际的，较为明确地指出了李德林骈文在这种文体迁变中所处的形态与特征。所以，尽管李德林骈文的内容大都不十分可观，但其形式上的特征则不能忽视。

卢思道(535—586)，字子行，范阳涿(今河北涿县)人，少而苦学，有名于时。北齐时历官司行参军、员外散骑侍郎、给事黄门侍郎、待诏文林馆。北周时授仪同三司，后又出为武阳太守。隋时官至散骑侍郎。卢思道骈文在隋为佼佼者，发言慷慨，笔致雄健俊逸，行文多以四六对句出之，甚有整齐对称之美。其《劳生论》一文从形式上看以清绮华润为主要特征，既显现出从六朝骈文脱胎出来的一些痕迹，没有脱尽六朝锦色，表现出形式之精美工丽，但又表现出崇尚气骨的倾向，文质基本相扶，展现出合南北文学之长的风貌。卢思道骈文一般都在清绮华润之中“有灵气往来，工而不纤，巧而不薄”(谭献语，见李兆洛《骈体文钞》卷八)，并常常以气胜。如《劳生论》便生气涌出，读之令人气爽，已经从六朝骈体的华靡柔弱之中摆脱出来了。所以谭献说《劳生论》“有引。文有真气，有生气者可以不朽，正不讳其怨怼驳杂”(谭献语，见李兆洛《骈体文钞》卷八)。

薛道衡(540—609)，字玄卿，河东汾阳(今山西万荣县西)人。自幼专精好学，北齐时为彭城王浟司州兵曹从事，累迁太尉府主簿，兼散骑常侍。后待诏文林馆，又迁中书侍郎，与卢思道齐名。周时为御史二命士、司禄上士，摄陵州刺史，又授仪同，摄邛州刺史;隋时任内史舍人，累迁内史侍郎，进位上开府。炀帝时出为播州刺史，改任司隶大夫。后因撰文《高祖文皇帝颂》，炀帝以为刺己，借故下狱，缢死。薛道衡之诗在当时很有名，骈文成就不及其诗。不过较其他作家离齐梁文风稍远，用典较少，析理论事多为直陈，语言朴素，不尚雕饰，句式灵活多变，文章明白易懂。如其《隋高祖文皇帝颂》，主要内容是铺陈隋文帝杨坚的丰功伟业，归美前徽。里边微含讽意，因为文帝杨坚最后为炀帝杨广所杀，因而隋炀帝读后很不高兴，对其臣苏威说：“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诗经》中《小雅·鱼藻》一篇毛序谓曰：“刺幽王也，言万物失其性，王居镐京，将不能以自乐，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其实，“《鱼藻》之义”说到底就是借古讽今。)后来薛道衡则因此文而被炀帝借故下狱，缢死其中。谭献说此文“有序”，并且指出：“颇得陈古刺今之义，昏虐嗣主，宜乎衔之。”李兆洛指出：“炀帝见而衔之，以为是《鱼藻》之义。然今寻其托讽之处，亦殊不可得。”(李兆洛《骈体文钞》卷二)此文不仅含义深婉，耐人寻味，而且在行文上也颇为典丽精工。虽用整齐的四六体式，但却没有呆滞之病，虽也讲究对仗，但却没有纤巧之累。开合卷舒，气势颇盛。又灵动起伏，没有拘谨之态。谭献说此文“唐人为之，无此灵绪”(李兆洛《骈体文钞》卷二)，虽有些言过其实，但倒是看出了此文的独特之处。从总体风格上看，薛道衡骈文与六朝骈文最大的差异是已有疏朴的趋向，这方面表现更为突出的是他的《老氏碑》一文。我们看其中的一段文字：

自太极权舆，上元开辟，举天维而悬日月，横地角而载山河。一消一息之精灵，上生下生之气候;固以财成庶类，亭毒群品;有人民焉，有君长焉。至若上皇邃古，夏巢冬穴;静神息智，鹑居饮。 大礼与天地同节，非折疑于俎豆;大乐与天地同和，岂考击于钟鼓! 逮乎失道后德，失德后仁;皇王有步骤之殊，民俗有淳醨之变。于是儒墨争骛，名法并驰。礼经三百，不能检其情性;刑典三千，未足息其奸宄。故知洁其流者澄其源，直其末者正其本;源源本本，其唯大道乎!老君感星载诞，莫测受气之由;指树为姓，未详吹律之本……

谭献称赞本文“从容大雅，不厌铺棻”，“文致道婉”。李兆洛指出：“文字因题而异，亦因所施而异。意存扬颂，遂泛滥忘其所归，是忘题也。为老氏立碑，不详立碑之意，而详立碑之人，是忘其所施也。自梁以下，其弊皆然。骈体之遂为分途，皆自此等为之厉也。此唐初四杰之先声。其小异者，尚有疏朴之致。”谭献在李兆洛的评语之后又说：“评以疏朴，颇入微。南朝文章，惟晋人有之耳。”(李兆洛《骈体文钞》卷一)这几句话点得精到。从骈文的发展、演化路线上看，魏晋时期骈文因为其体制形成时间并不太长，往往不大求工求丽，还常加散行，在词采上不甚润色，因此虽是骈偶却无丽密繁缛之态;但由宋齐一直到梁陈，骈体文在形式技巧上变本加厉，务求富赡绮丽，精工典则，因而造成绮靡浮艳之弊;而到周隋时期，不少文士已经认识到六朝骈文的积弊，加之北方文士的生活环境、习俗的影响，渐渐开始摆脱六朝文风的影响，而高明者则合其两长，去其所短。薛道衡骈文趋向于疏朴，便是文风转变的一种表现。后来唐代骈文的演变，尤其是初唐四杰扭转绮靡浮艳的齐梁文风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的。

同时，从赋体上考察，南北融合也是最突出的创作倾向。

隋代的辞赋作者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 一是由南入北后入隋和直接由南朝而入隋的赋家;二是北周入隋的赋家，三是隋朝建立之后成长起来的赋家^①。

在由南入北的赋家中，第一种在梁末入北后入隋者如颜之推等人，因经历侯景之乱，江陵陷落等巨大变故，亲身体验了国破家亡之痛，山河易色之悲，又被迫北迁，离乡背井，流离坎坷的人生体验丰富而深沉，形之于赋，自然突破了南朝时期的风格与习惯，思想感情的深度和广度远非南朝华而不实之作可比，多危苦之词，以悲哀为主，再加上北方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自然形成南北融合的创作倾向，颜之推入北以后的赋作大都如此，如其《观我生赋》就是典型代表。第二种是隋朝建立之际入隋的南朝赋家，他们虽然大都不像第一期入北的赋家那样经过惨烈的人生变故，失落感没那么沉重，隋已成为华夏正统，全国已经处在统一的环境之中，但家国兴亡之慨，怀念故国之思也不可能不存于脑际，北方的山川草木、风土人情与其人文环境经过耳濡目染之后，他们也不会无动于衷，所以南北融合也是自然趋势。

北周入隋的赋家如卢思道、薛道衡在当时由于受以隋炀帝为代表的师法南朝文学创作倾向的影响，所作之赋在方法和风格上明显向南朝靠拢。如薛道衡《宴喜赋》中“横长河之耿耿，挂孤月之团团”与“织女下而星落，嫦娥来而月空”等句对偶精工，音韵谐美，颇有南朝风味，所以《隋书》本传说他“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不过，薛道衡之赋并没有完全倒向南朝，北方文学的质实之气犹存。卢思道之赋与薛道衡在创作倾向上相似，师法南朝赋艺术技巧，又不失质实刚健之气，文质相扶，词义俱佳。如其《孤鸿赋》感叹自己命运坎坷，仕途不顺，羡慕鸿鹄高举，出尘绝俗，忧愁抑郁，情思浓烈，确有刚健之气。但形式上又不乏精美，如“若乃晨沐清露，安趾徐步;夕息芳洲，延颈乘流;违寒竞逐，浮沅水宿;避暑言归，绝漠云飞。望玄鹄而为侣，比朱鹭而相依;倦天衢之冥漠，降河渚之芳菲”数句，精工妥帖，音节和美。当年庾信曾称赏其文，看来决非虚语，南北融合的创作倾向在他的赋中体现得比较充分。

隋朝建立之后成长起来的赋家，以炀帝为代表，而他的周围又有一大批南朝文士和众多深受南朝文风影响的作家，这样的作家群，对南北文学的融合更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上有所好，下必有效。炀帝周围的赋家如杨温、杜正玄、废太子勇、李播、王贞等，作品都有师法南朝的倾向。就以李播为例，他的赋作突出地表现出南北融合的特征，如其《周天大象赋》应该说是师法南朝的典型：一是追求对偶之精工，如开头“垂万象乎列星，仰四览乎中极。一人为主，四辅为翼;钩陈分司，内座齐饰。华盖于是乎临映，大帝于是乎游息”数句，工稳妥帖。二是追求词藻华美，如“女史掌彤管之训，御官扬翠蛾之色;阴德周给乎其隅，大理详谳乎其侧。天柱司晦朔之序，六甲候阴阳之域。”“辟天床于玉阙，乃宴休之攸御;肃天理于璇玑，执威权而是预”等句丽词云簇，美意泉流。三是追求典雅，如“其外郑越开国，燕赵邻境;韩魏接连，齐秦悠永。周楚列曜，晋代分冏”、“殷堪纵睡，识曹公之潜迹;李郃流目，知汉使之幽踪。荆轲入秦，白虹贯日;卫生设策，长庚食昴”诸句，含蓄委婉，典丽富赡。四是追求声韵和谐，如“被金方之耀色，有太白之垂文;乃降神于屏翳，实建象于将军。如用兵而不察，匪先达之攸闻。高出利于深战，顺指著乎宏勋” 等句声韵和谐，朗朗上口。从整个体制形式上看确实是六朝美文的翻版。稍有区别的是它毕竟带有北方的清刚之气，较六朝之作雄逸一些。

可惜的是，隋代骈文与辞赋因为其国祚太短，没有把其南北融合的势头推而广之，形成高潮，发展成熟，只是昙花一现，便草草结束了。

注释

① 有关隋代骈文,言之者甚少,较为详明者,一为姜书阁 《骈文史论》,一为于景祥《中国骈文通史》,可参阅。① 有关隋朝赋的著述较少,有些著述虽然提及,也多是寥寥数语,一带而过。唯今人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一书中论述比较详明,应该说是这方面重要的参考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