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与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文学与交通·隋唐五代交通与行旅文学

隋唐五代文学与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文学与交通·隋唐五代交通与行旅文学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云：“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此诚十分精辟之论。他所提到的四类“好诗”中，前三类都是直接记述行旅的，是唐人行旅文学的主要题材，“离别”亦多与行旅有关。唐代之前，虽有纪行作品，但数量少，影响不大，并不能构成一个整体作品系列。到了唐代，却出现了大量优秀作品。从唐初的李百药、宋之问、沈佺期到唐末五代的公乘亿、罗隐、韦庄，从皇帝、宰相到无名文士、牧竖樵童、民间女子，都有此类作品。韩愈云：“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记述行旅的作品确实是唐人文集中的精华，唐人这方面的名篇佳作特多，存量极大，分布面广，一般的诗词文赋中固然是随处可见，与此同时，纪述行旅还是唐五代笔记文学、传奇文学中的重要内容，其中有不少这方面的优秀篇章段落。毫无疑问，唐人行旅文学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作品系列，是一个有独特价值的整体。

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时代特征，研究唐人行旅文学，首先应当注意唐人行旅的政治、文化背景。实际上，唐代“政治格局——城市布局——交通网络——文化传输”四者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前者往往决定后者，后者往往也对前者发生反作用，这是唐代交通与文学发生联系的基本前提与大的背景。

李唐以关中战略重心的政治格局决定了唐代西北——东南倾斜状的城市布局。关中地处黄河上游，具有地势上的优势，在战略上容易掌握控制全局的主动权。长安则是中国西北内陆的中心城市，利于控制辽阔的西北内陆。故无论御外还是安内，对于一个规模宏远的帝国来说，立足于此都是最佳选择。出于这样的考虑，初唐就确立了侧重关陇河洛的城市布局：长安、凤翔、秦州、灵州、河中等重要城市都在关陇，洛阳、太原、凉州、兴元、汴州、襄阳、江陵等区域性中心城市都在距长安二千里范围内的主要交通沿线上。由此而形成了由关中向天下四方伸展的交通格局：以连接长安、洛阳的两京大道为枢纽，以汴州、凤翔为东西两端的延伸点，由此两轴端、四都市向四方辐射，构成一个巨大的交通网络。东北经太原、幽州达于辽东、渤海，西北由甘、凉、伊、西而通瀚海、葱岭，北疆由灵州、河外军城逾沙碛可达漠北，南经兴元、成都，取石门、青溪二道以通南诏，甚至可以远至安南乃至更南诸国。整个地看，这个交通网络像一个西北——东南斜向展开的巨大扇形。

这一交通网络有着强大的发散功能和明显的开放性。境内东西有黄河、长江、淮河横贯，南北有众多水陆驿道联通，都城长安把由此伸展出的众多的道路绾结起来，不但能保证政令、军令之畅通，促进区域的发展，而且由边州可通四夷，这些都是开放性的具体表现。

政治军事重心在北方，经济发达、人口繁盛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北方也多于南方，这显示出北方在文化上对南方占优势，南北文化交流将主要是北方文化的南输和南方文化对北方主流文化的吸纳。城市分布虽仍以黄河中上游为重心，但出于开拓疆域的需要，唐室在沿边广置节度、都护、都督府，屯田军垦，不仅军人子弟多在此安家，流人、降户亦时常安置其中，新兴的边疆城市随之增多。自玄宗朝以来，北部边境地区军镇使府林立，广辟士人入幕，吸引大批文人游边出塞，内地文人踪迹远至漠北、碛西、辽东、渤海，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现象。唐后期，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城市有自西向东、由北向南发展之势。成都、江陵在肃宗朝即被立为陪都，长江流域出现人户集中的城市，南北都督府数相对平衡，唐后期南方方镇使府剧增，都能说明这一变化趋势，而且已敏感地反映到文学创作中。如果以地域眼光划分文学作品，从很多文人的文集中，你会发现，唐后期，作于南方的文学作品几占一半以上。

庞大的交通网络，发达的文人行旅生活深刻影响了唐诗乃至整个唐文学。唐室开设科举考试为寒俊开路，尽管科举的公平原则一再遭到破坏，但由科举入仕仍是文士邀取名利的主要途径。入仕前，他们必须为寻求进达而四处活动;入仕后，他们因公因私，不断在南北驿道上奔波。可是疆域辽阔，驿道漫长，道路原始，交通工具落后，文人行旅生活比重因此而大增，他们创作了大量诗文来反映旅途经见感触。这，拓展了唐诗反映社会和自然的深广度。

这一交通格局使唐人行旅诗具有侧重于北方的内容特色。交通的核心框架在关陇，城市布局重点又在北方，因此唐代诗文对河陇、关中、河南、河北等地的描写远较其他地区为集中。即使是边地，关于北方的叙写也远详于南方。岭南、黔滇、闽中，除了迁客流人、地方官和当地文人对其地域文化有一定反映外，其余很少有人触及。唯一不同的是，唐后期，在经济上特别倚重东南地区，故对吴越的描写颇为集中。如果按南北东西的区间绘制唐诗地域分布图，这个图形将是一个北方密集、南方稀疏，东部密集、西部稀疏的不均衡的扇形，分布有着明显的路线，大致沿着以两京为中心的十几条主要驿路延伸，是一种带状分布。

水陆交通与文学创作是唐人行旅文学研究的核心。唐代交通以陆路为主，自两京至天下四方皆以驿路相通，诸州之间也有“四至八到”以相沟通，沿途布列驿、馆、亭、店，风景名胜、寺观园林所在皆是，这些都是唐文人经常游处栖止的场所。很多唐诗都是在行旅途中写成的，都与上述交通设施和沿途景点有关，由此而形成了唐代行旅文学。可是驿道经过的地域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千差万别，道路经过和通向的地区在唐代政治经济军事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行旅性质任务、行旅的担当者文化素质也差别悬殊，这些因素都影响行旅文学的内容、主题、数量、质量。

唐朝以两京为中心，构筑了七条骨干驿道，东通洛汴扬楚，西至甘凉肃鄯，北达灵州与河外军城，东北至于太原、幽州，西至凤翔、兴元，南至襄阳、荆州。这些道路上产生的唐诗，其内容各具特色。安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幽蓟皆唐边陲重地，战略地位突出。从中原内地通往边州道路上的文人，不是入幕、游塞就是奉使出塞，其行旅诗自然以这些生活内容为主。然而中晚唐，除了使边、赴任者外，占大多数的是入边幕求职者，大都是备受挫折的落魄士人，或者希望得到边幕幕主经济上的救助，或者盼望得到他们的汲引，想走先入幕求职，有机会再被荐入朝为官这样一条进身之路。可是自己毕竟卑微，往往受到冷遇，无成而归。不甘失败的心理驱使他们辗转戎幕，然而也是失望居多。这样一来，他们的文学作品，除了人们常说的异域风光、边塞豪情之外，更多的是“塞游”失败之后的沉重、落寞与苍凉。愈到中晚唐，愈是如此。两河、山东、江淮是唐朝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全国举子、进士、官员最集中的区域，道路上各种各样的人员来往都有，是一种全方位的交通。与此相应，这里产生的文人行旅诗也内容繁杂。山剑黔滇、襄荆潭衡、闽赣岭南诸州，地方僻远，风俗卑陋，生活条件艰苦，因此成为官员流贬的重地。每逢政局有变，你就会看到唐人白居易说过的“播迁分郡国，次第出京师”^①的文化现象，此时的南北东西驿道上，总会有许多文武官员，由中使押领，前后相继，苍黄分赴流贬之所。几年的蛮荒生活使他们的身心备受煎熬，部分幸运者尚能北归，庆幸自己“生入帝王州”，更多的人却埋骨异乡，贬死不归，化为幽魂怨鬼。通往上述诸州的道路，尤其是自蓝田、武关至襄荆岭表这条南北交通主干道上，常有迁客流人络绎于道，它因此而成了令人魂飞胆落、伤心欲绝的“入瘴乡之路”，成了唐史上著名的流贬大道，“分道播迁”，因此而成为唐南北交通史上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运河开通后，长江、黄河、淮河三大水系互相沟通，水路虽然迂曲，行进速度缓慢，但无鞍马劳顿之苦，利于搬运笨重货物行李，文人往往乐于取水路。从南方的扬益荆湘到北方的汴洛贝魏，举凡水陆交通便利的名藩巨镇，无不活跃着唐文人的身影，唐人水上行旅诗因此而繁荣起来。水上行旅丰富了唐文人的生活经验，开阔了他们的审美视野，唐人的江河行旅诗也因此而写得格外异彩纷呈。因此，研究唐代文学，就应该深入研究唐代不同地区、不同性质和任务的道路交通与文人、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各种关系，探究其对唐诗内容、艺术诸多方面的影响。

行旅生活还大大促进了唐代文学母题内涵的拓展，这里举例说明。

漂泊母题 中晚唐时期，唐代文学中出现了一批值得注意的漂泊者形象。他们既是反映这类主题之诗歌的创作者，也因为每每在诗中自我抒情，而使自己成为这类诗歌中的文学形象，构成一种互为映照的关系。唐代政治文化制度的推行，以及城市生活不可抗拒的感召力，形成一股合力，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当时许多读书人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纷纷离开故乡，到城市去寻求发展，旅途漂泊在其生活历程中占有很大比重。反映在文学作品及其创作主体上，便有了唐代诗人的离乡与还乡——在现实中离乡，通过梦境实现精神上的“还乡”，漂泊母题的内涵，变得异常深刻和丰富。

漂泊母题的繁荣与唐代知识分子不幸命运相关。许多唐人醉心名利，可他们的名利梦一次又一次被无情粉碎，长期浮沉世俗。至中晚唐，政治斗争日益激烈，科举竞争趋于白热化，寒士的出路日益狭窄，身事未成，隐退不甘，生活无着落，最后竟有许多人转死沟壑，不知所终。很多文人已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们对羁旅生活的体验从未达到如此深刻、细致的程度。其中不少人产生了一种“羁旅心态”，他们感到自己总为行旅之人，总有飘寓之感，漫长的求名之路上，没有一个归宿，归属感和亲情慰藉的缺失使他们感到自己就像长空奋飞的孤雁。正是这种心态造成了漂泊母题在唐代的繁盛。表达这种漂泊精神的，都是些备受挫折、经历坎坷的来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正是通过这些曾经充满青春活力，奋发昂扬的执著求名者的群像，通过他们在飘寓途中的不幸遭遇，我们才看到那个时代生存环境的严酷、窒息和压抑。唐人的行旅诗歌对漂泊者的描写，时时可以与唐代文献中对他们生活与精神状态的记载相映照。正是这些感人肺腑的唐人诗文，搀和着那些迹近“实录”的记载，使这些求名的人物成为文本中的“漂泊者”，成为时代的投影与社会的象征。这一群体形象的出现，体现了唐代文学贴近现实的写实倾向。

贬谪母题 发达的交通为文人流贬准备了条件，而唐王朝又始终将流贬作为惩罚文人的重要手段。这样的政策导致大部分入仕的唐文人，都有过流贬的生活经历，“再历遐荒”、“两窜岭表”者也不在少数，甚而至于有贾岛那样的无官被贬者。迁谪文学题材在唐代文学中占有突出地位，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与先唐各代相比，唐代的贬谪表现出一系列自有特色。一是次数多，频度密;二是流贬的使用范围广，打击面广;三是打击突然，不可逆料。政治斗争的激烈，人主的喜怒无常，时刻威胁着士人，贬谪成了踏入仕途者的必修课。而唐人偏偏又特别醉心功名，得失心重，唐代迁谪文学，因此而表现出“怨”与“恋”的二重性。逐臣文学发端于屈原、贾谊。然而在屈、贾那里，关注的重点都在国家大事、民族兴亡上。唐人考虑得更多的则是个人得失。他们也有济苍生、扶社稷的壮志，然而这种壮志主要是为了实现个人理想与价值，而不是儒家那种“士以道为己任”的精神。通观唐代文献，没有哪一个被流遭贬者说自己罪有应得，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说自己含冤负屈，忠君爱主。类似阳城、韩愈那样犯颜直谏，为正义而遭到打击的值得赞美之士并不占主流，绝大多数被流遭贬者是封建专制暴力和大臣党争的牺牲品，他们的遭遇值得同情，但不值得赞美。部分文人沉醉于对名利的追求，千方百计投机钻营，趋炎附势，一旦遭到惩罚，又都声称自己如何忠贤、正直，如何遭谗被谤，一味为自己曲意辩解。人们已经很难按照爱国思想、抗争意志等积极肯定的词语来评价这些人。与此相关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很多被贬的文人都以贾谊自许而不以屈原自况。在他们看来，尽管屈原名悬日月，但那种高洁的人格，耿介的个性可敬而不可亲。倒是贾谊才华出众，为君王所礼，少年得志，此种君臣际遇，特别令人羡慕。自己也曾一展襟抱，又都高才被屈，与他有相似之处，视他为异代知己，能带来一种光荣感，于是大家都来哀挽。《全唐诗》中，以贾谊自况的唐人诗句可以举出几十例，以屈原自比者却寥寥无几。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贾谊、屈原的寺庙、旧居等人文景观，多在唐人南迁北返的路上，如长沙有贾谊旧宅，经常有南来北往的唐文人赋诗凭吊，刘长卿、戴叔伦的诗还成为脍炙人口的名作。汨罗的屈原庙同样在这条“迁客南征”的路上，可是他们很少作诗，只有使客与地方官作过几篇修庙立碑的文章，少得可怜的几首诗中还有伪作，如旧题李德裕的《汨罗》，就是一首伪诗，类似现象都值得深究。

注释

① 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全唐诗》卷四三九,上海古籍出版1986年影印扬州书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