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魏晋南北朝散文·魏晋散文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内容·魏晋南北朝散文·魏晋散文

魏晋散文发展较之前代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骈散进一步分化。譬如曹操的文章，虽然崇尚刑名法术，文风质朴，但是比较重要的公文，则多由手下文士撰写，较多文采和骈文气息。而他自己的文章，则依然保留了质朴的色彩。这方面的代表作是《让县自明本志令》。此文作于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历述他起兵以来的种种经历，他说自己年轻时最大的愿望只是想当一郡太守，后来志向升为典军校尉。在平定汉末变乱中，曹操借机扩充实力，他的理想又升为封侯，渴望在自己死后，墓碑上能写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就很知足。在两汉门阀制度下，曹操有这样的理想，已经近于天方夜谭了。不过，时势造英雄。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曹操参与了镇压起义军的活动。中平六年(189)灵帝死，外戚何进谋诛宦官，反被诛杀，朝中大乱。西凉军阀董卓带兵入据洛阳，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杀太后。曹操逃出洛阳，东归陈留。其时袁绍、袁术等实力人物起兵于东方。曹操募得五千人参加混战，这是他建立军事大权的开始。当时他已经35岁了。建安元年(196)，曹操将处于困境的汉献帝迎至许昌，自己充当了保护人的角色。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动辄打出“奉辞伐罪”的旗号，常使对手处于不利境地。建安五年(200)官渡一战，消灭了称雄于北方、而又最看不起他的袁绍十万精兵，击垮了他最大的劲敌。到公元208年，也就是建安十三年前，共有十余年间，前后消灭了陶谦、张济、吕布、袁术、刘表等这些原本是北方的望族首领人物。这使他不无自豪地说：“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几十年来的身世际遇，使他深深感到，要想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要想取得自己当政的合法性，就必须首先打破过去的用人制度和精神壁垒，广开渠道，延揽人才。于是他首先从传统的儒家学说开刀。儒家讲究孝道，而曹操则唯才是举，只要有才，哪怕背负着不忠不孝的罪名，也可以委以重任。他曾一次又一次地发布求贤令，一次比一次把问题提得更尖锐、更深刻，其核心是唯才是举。这篇文章，质朴平易，不加雕饰，所以鲁迅说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师爷。

曹丕和曹植的文章，各有所长。曹丕的代表作是《与朝歌令吴质书》，怀念过去的游宴生活，大有沧海桑田之感。“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博弈，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皦日既没，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兹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这篇文章很讲究辞藻和色彩，已有不少偶句，实开骈体文章的先河。曹丕的另外一篇著名文章是《典论·自叙》和《论文》两篇。前者自述平生经历，如实道来，娓娓动人。后者则是一篇文学批评的著名论文，涉及到文学理论方面的许多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本编第五章还有所论列，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曹植的文章以书和表最为著名。《与杨德祖书》作于曹植创作的前期，是与好友论文之作，不但吐露自己的抱负，而且也谈到了对当时文人的一些评价。因为是朋友之间的往来书信，吐露心曲，较少雕饰。《求自试表》和《求通亲亲表》以及《陈审举表》等为曹植创作后期的代表作。黄初七年，曹丕死，太子曹叡即位，改元太和元年。在侄皇帝当政期间，曹植的地位日益有所改善。太和三年，他一改过去“连遇瘠土”的窘状，徙封东阿，这是当时著名的富饶之乡。太和六年，曹植又由县王升为郡王。与生活待遇的改善相应，他的政治地位也日益有所好转。从有关书信章表中可以看出，他对于重要的军政方略也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如《陈举表》《与司马仲达书》等)，他甚至还可以尖锐地批评朝政。唯其如此，他又重新焕发了压抑已久的政治热情。他渴望一步步挽回失去的政治权力和生活理想。在《求通亲亲表》中这样写道：

至于臣者，人道绝绪，禁锢明时，臣窃自伤也。不敢过望交气类，修人事，叙人伦，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绝，吉凶之问塞，庆吊之礼废，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胡越……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唯仆隶，所对唯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

这是在追回生活的权力，当然这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的理想始终是在政治领域有所作为。在《求自试表》中他明确地表露了这种意愿：

顾西尚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使边境未得税甲，谋士未得高枕者，诚与混同宇内，以致太和也……终于白首，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常恐先朝露，填沟壑，坟土未干，而声名并灭。

这是一篇骈文气息很重的文章，吐露了他建功立业的壮志。

建安七子的文章，以孔融、陈琳和阮瑀为代表。孔融(153—208)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孔子第20世孙。建安七子中最年长者，政治态度也与其他六人不同。曾任北海(今山东寿光)相，世称孔北海。献帝都许，征融为将作大匠，又迁少府。性刚正，直言敢谏，但政治上较为保守，后为曹操所杀。孔融的散文辞藻华美，骈丽气息较浓，不善说理，以气盛见长。如《论盛孝章书》和《荐祢衡表》都表现出“飞辩骋辞，溢气坌涌”(《荐祢衡表》语)的艺术特色。陈琳的文章以《檄豫州》为代表。这是一篇代袁绍声讨曹操的檄文。《文选》李周翰注说，袁绍让陈琳作此檄文劝诫刘备，曹操失德，不堪依附，宜归袁绍，故篇题为“檄豫州”，因为当时刘备领豫州刺史。文中责数曹操败德乱政，甚至讨伐到曹操的祖上：“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腾，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父嵩，乞匄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狡锋协，好乱乐祸。”骂曹操是“赘阉遗丑”，确实是刻薄之语，作为讨伐的檄文，是很有攻击力的。后来袁氏为曹操所灭，陈琳为曹操虏获，曹操满怀蒂芥地责问他：“卿昔为本初(袁绍)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 ”陈琳此时唯有谢罪而已，幸好曹操因爱其才而未加咎责，文学史上倒是留下了一段佳话。此外，文章中又说曹操“卑侮王室，败法乱纪;坐领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百寮钳口，道路以目;尚书记朝会，公卿充员品而已。故太尉杨彪，典历二司，享国极位。操因缘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参并，五毒备至，触情任忒，不顾宪网。又议郎赵彦，忠谏直言，义有可纳，是以圣朝含听，改容加饰。操欲迷夺时明，杜绝言路，擅收立杀，不俟报闻。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坟陵尊显，桑梓松柏，犹宜肃恭。而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身处三公之位，而行桀虏之态，污国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细政苛惨，科防互设。罾缴充蹊，坑穽塞路，举手挂网罗，动足触机陷，是以兖、豫有无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辞气张扬，笔力遒劲，又时时辅以事实为例证，所以是富有说服力和鼓动性的。《文心雕龙·檄移》：“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密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孽;然抗辞书衅，皎然露骨矣。敢指曹公之锋，幸哉免袁党之戮也。”这种檄文痛陈对方罪恶，措辞激扬，不遗余力。有些指责或有夸张，但多数还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即如刘勰所指的“发丘摸金”之事，《文选》李善注引《曹瞒传》就说：“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宝，天子闻之哀泣。”可见此事并不诬曹操。

阮瑀文章之美，受到时人的一致推赞。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陈)琳、(阮)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又在《与吴质书》中说：“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都是夸他文章写得好。建安十七年(212)阮瑀因病去世，曹丕作《寡妇赋》表示哀悼，又让王粲等人同时并作。阮瑀长于书记，《文选》收录其《为曹公作书与孙权》一文，大约作于建安十六年，曹操败于赤壁之后，无力伐吴，故作书与孙权，既谋求和好，亦离间孙权与刘备之间的关系。如云：“夫似是之言，莫不动听，因形设象，易为变观。示之以祸难，激之以耻辱，大丈夫雄心，能无愤发。昔苏秦说韩，羞以牛后，韩王按剑，作色而怒，虽兵折地割，犹不为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壮气盛，绪信所嬖，既惧患至，兼怀忿恨，不能复远度孤心，近虑事势，遂赍见薄之决计，秉翻然之成议。加刘备相扇扬，事结舋连，推而行之。想畅本心，不愿于此也。”一方面为孙权开脱，另一方面又动之以军威。话虽说得婉转，却处处流露出强弱异势的威慑力量，文词精确，意思明豁，真挚而笃诚。

阮瑀之子阮籍的文章出入于儒道之间，飘逸通脱。如果说《乐论》与《通易论》是儒学著作的话，《通老论》《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则带有浓郁的玄学色彩，文思明快，笔意洒脱，格调高致，气势强劲。如《大人先生传》中就塑造了一位比《达庄论》中的“先生”更为丰满鲜明的道家理想化的人物。他是一位德行并重的慈祥长者，高深而平易，清逸而多情，令人钦敬神往。他怒斥“假廉以成贪，内险而外仁”的正人君子，批评“禽生兽死”糟蹋生命的颓废隐士，劝谕“藏器于身”的薪者摆脱“世之名利”的牵累，游览飞天巡游之奇，享受拔俗绝尘之乐。同时，这一形象又是“专上下以制统”的救世仙人，来无影，去无踪，令人可望可叹而不可及。在这一形象身上反映着作者心中理想与现实社会的矛盾冲突。该文意境宏阔，旨趣玄远，格调清正，气韵非凡，文思跌宕起伏而多姿多彩，语言犀利达神而入木三分，具有较高的艺术魅力。

嵇康也擅长于文章，其特点依然是师心使气，说理论辩。《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云：“(嵇)康所著诸文论六七万言，皆为世所玩咏。”《太平御览》卷五九五引李充《翰林论》云：“研核名理而论难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成文美矣。”作为豪门势力代表的司马氏，为了获得整个士族的支持，首要的工作是以儒学相标榜，倡导儒术。而嵇康在言行上却处处显现出与儒术格格不入的态度。儒家认为八音与政通，亦即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而嵇康却主张“声无哀乐”。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嵇康又来发难，作《难自然好学论》，认为如果不用学习就能有吃有喝，人们是不会自找苦吃去学习了。在《养生论》《答难养生论》中，嵇康详细论证了通过静心恬性和服食良药以养神延寿的养生之道，倡导一种“以大和为至乐，以恬澹为至味”的自觉乐观的心灵净化，倡导一种“乐莫大于无忧，富莫大于知足”的人生乐趣，既指出了世人不懂养生真谛的种种不当行为，也批驳了在宗法道义的约束下谋求荣华富贵、享受美味声色的儒家人生观。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嵇康立足于道家保全天性崇尚自然的观点，“越名教而任自然”，猛烈抨击了虚伪的“名教”，提出了超脱于污浊时世的人生理想与追求。也正是出于这种理想与追求，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用“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痛快淋漓地拒绝了山涛的举荐，表现出清正刚毅的个性。在文章的具体论证过程中，嵇康善于围绕问题中心广引例证，反复辩难，层层剖析，使得这些文章舒展宏阔，纵横自如，文辞壮丽，析理绵密，真切地展示了作者的主体情思与鲜明个性，读来既有思辨深度，又毫无雕琢矫饰的痕迹。所以，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云：“嵇叔夜土木形骸，不事雕饰，想于文亦尔。如《养生论》《绝交书》，类信笔成者。或遂重犯，或不相续。然独造之语，自是奇丽超逸，览之跃然而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