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魏晋文学批评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内容·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魏晋文学批评

从传世文献看，三国时期，曹魏在建安年间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成就最为突出。而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但因曹氏已控制政权，所以习惯上也把建安文学划入三国时段。三国两晋时期产生的曹丕《典论·论文》及陆机《文赋》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国志·魏志·文帝传》载：“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裴松之注引《魏书》记载丕《与王朗书》自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案《与王朗书》作于建安二十二年冬。在《论文》中也提到建安七子已逝，因此可知《典论》20篇系建安后期所著。又据《艺文类聚》卷一六卞兰《赞述太子表》称：“著典宪之高论，作叙欢之丽诗，越文章之常检，扬不学之妙辞。”知曹丕著成此书还是在做太子时，即黄初元年之前。裴松之注引胡冲《吴历》：“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足见曹丕对这部著作的重视。《魏志》载明帝大和四年二月，曾议“文帝《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又《三少帝纪》裴注引《搜神记》：“文帝以为火性酷烈，无含生之气，著之《典论》，明其不然之事，绝智者之听。及明帝立，诏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臣松之昔从征西至洛阳，历观旧物，见《典论》石在太学者尚存，而庙门外无之，问诸长老，云晋初受禅，即用魏庙，移此石于太学，非两处立也。窃谓此言为不然。”此碑凡六块，后魏孝文帝太和年间犹存其四。《隋书·经籍志》著录为5卷，《宋史》以后始不见著录。全书大约亡佚于宋初。清人严可均辑其佚文入《全三国文》中。

《论文》是《典论》中的一篇，见载于《文选》。开头部分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由此可见，曹丕此文是有感而作。论文不长，却涉及到许多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新鲜的见解，因而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家论和文体论。

关于作家论，本篇最早提出了历史上久负盛名的 “建安七子”论：“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才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联系到曹丕 《与吴质书》对这几位作家的评论：“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于此，可以鲜明地看到曹丕文学批评的几个特点： 第一，用只言片语概括作家的特点。如“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有逸气”，徐幹“怀文抱质，恬淡寡欲”，王粲体弱，则其文不壮，均言简而意赅。第二，往往既指出其长处，同时也指出其短处。曹丕酷爱孔融文章，认为“体气高妙”，但是同时指出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于杂以嘲戏”。第三，将作家放在一起评论，相互对照比较。这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传统批评方法。这种批评方法与东汉以来的人物评论风气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第四，以“气”论文。总论文与气的关系是：“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具体到作家论，如论徐幹“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论刘桢“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又评王粲“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从这些形象性的评论来看，曹丕更欣赏壮大有力的风格。第五，注意到不同作家所擅长的不同文体。他说：“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矣。唯通才能备其体。”就是说，文章体裁各不相同，其特点与要求自然也不相同。“通才”能擅长众体，而一般作者只能擅长于某一体，因此不能执此非彼，更不能一概而论。

关于文体论，就是我们前面引用过的几句名言：“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不同文体有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风格。奏议之类是公文的写作，此类文体经常用于朝廷军国大事，所以它的语言必须典雅。书论是指论说文当以理为主，不应仅以言辞求胜，不然就会枝蔓横生，词不达意。而碑诔悼念死者之文，自然要求具有朴实而不是徒事华艳的风格。至于说到“诗赋欲丽”则反映了曹丕时代的特点。东汉以来文人制作五言诗风气日盛，语言日趋华美。此后，陆机《文赋》将文体分成10类，《文心雕龙》分为二十余类，《文选》分为三十余类，而文体分类的日趋繁密，正反映六朝时代文体分类的巨大进展。

此外，《典论·论文》还论及文章的价值和作用：“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我们从他对徐幹著《中论》的推崇和他自己对《典论》的钟爱可以看出，他对于文名所表露的关心是何等强烈。由此我们也可注意到，《典论·论文》所倡导的主要倾向与当时的时代背景颇多背离：东汉末叶，士人为挽救残败的刘汉统治，迫切需要讲求政治道德和普遍原则，而曹丕却提倡抒发个体性情的文艺;士人积极入世济时，而曹丕《与吴质书》却独表徐幹“有箕山之志”。所谓“箕山之志”指尧时许由“终身无经天下之色”(《吕氏春秋·求人篇》)。曹丕推崇徐幹以文章“经国”，而徐幹不涉足实际政治，其实与当时士人蓬勃的建功立业精神相去甚远，却博得曹丕的赞许。曹丕衷心希望士人们“终身无经天下之色”，所以曹丕论文章就颇有值得怀疑之处。如前所述，《典论·论文》作于曹丕为太子之后。在这前后，曹植作《与杨德祖书》，其基本观点与曹丕似乎截然相反。他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迹，辞赋为君子哉? ”曹丕、曹植兄弟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对于文学的看法何以相去如此之远?鲁迅在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讲演中曾比较两人对于文学的不同看法，认为曹植所以轻视辞赋，只因为他自己文章做得好，故可如此大言。另一方面，曹植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意，遂说文章是无用的。所以鲁迅说“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种分析是颇为细微的。曹丕已经当上了太子，政治方面他已经是一个胜者，所以他更加重视的是文学名声，渴望名实双收。而并不希望人人都有政治抱负，我们总觉得，曹丕发表这一通议论，并不是在真心倡导文学，而是具有某种政治的用心。曹植贬抑文学，也并不是真正看不起文学，也是带有政治情绪在发些牢骚。表面看，曹丕、曹植对于文学的看法大相径庭，而骨子眼里是一致的，站在同一立场，观察角度不同而已。

西晋陆机《文赋》小序说：“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媸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他着重要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此“意”是指在构思过程中产生的意，而“物”主要指外在景物等，极少有社会生活的内容。在陆机看来，文、意和物的相互关系，似乎可以这样理解：意以称物为能事，而文却又很难准确传达这种“意”。文学创作的繁难之处就是如何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陆机本人“服膺儒术”，而对老庄思想又情有独钟。他的意图就是努力协调儒家经典和老庄思想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其独特视角唤醒了文学思想史上的全新意识。可以这样说，是《文赋》首次直接将《庄子》的思想引入文学创作论，探讨了文学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如《文赋》开篇就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进入文学创作状态，陆机借用老庄“虚静”说，特别强调了灵感的关键作用，同时又兼顾创作主体进入“虚静”心境，并非空无一物，对于儒家等文献的阅读也同样是必须的。这一方面突出了文学创作与一般精神生产的不同特点，属于性灵范畴;另一方面又很注重文学与读书及功力的关系。这样的创作论，便较为合理地将老庄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避免了老庄对于知识的否定，也不致陷入儒家思想的僵化教条中，为文学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康庄通衢。《文赋》对于创作中的文思活动有极为精彩入微的描述：“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玄览虚静使创作主体文思极其活跃，似乎可以突破时空的局限。然而陆机尚滞守东吴学术，与玄风存在着距离，所以虽看到想象与灵感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但不能摆脱天人感应一类属于汉儒学术的影响，因此其灵感的顺乎天机，及其想象的超越性，无不受到“理”的节制。其诗文中反复出现“四时”和“感物”的语词，心因于时与物，说明他对于创作主体能动精神的肯定是有限度的。《文赋》对于10类文体的特征和艺术风格的概括，是在曹丕《典论·论文》基础上，描述得更细致，更突出了其超乎功用之上的美文趣味，与后来的文体“宗经”观不同。特别他提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其“诗缘情”和“诗言志”大不一样，此情更多属于外在四时景物触发个体内心的种种感受，尤其是哀怨和愁思。而“绮靡”一词，无论其本意是否指“精妙之言”，因为他脱离了政教功用讲美文，所以对于六朝绮靡文风的形成，有其内在的推波助澜的作用。陆机还探讨了创作过程中的技术细节问题，“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要构思巧妙，辞藻华美，并且讲究音乐美，这样的美学理想，为六朝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此外，陆机还提出了衡量文学作品艺术美的五个标准，即应、和、悲、雅、艳，这是陆机对于美文追求的集中概括。他这里强调了文学作品所应具有的感动人的精神力量和高度的审美内涵，无论从创作主体还是接受者而言，这种创作思想植根于人的情感因素和审美经验。相对于传统的儒家文学观而言，《文赋》无疑具有较大的突破。刘勰《文心雕龙·序志》指责《文赋》“巧而碎乱”，但是陆机涉及到的文学创作论的各种问题，对以后的文论家们有深刻的启迪，包括《文心雕龙》的有些议题，也是在《文赋》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充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陆机开创的以老庄思想为主体的文学创作论，在中国文艺思想史上占据了里程碑式的地位。

西晋时期的左思和皇甫谧的赋论也值得一提。左思《三都赋序》提出写实的原则：“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可以看出来，左思的创作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战国纵横家言和汉代地理风物赋写作方法的影响，这在抒情小赋日益兴起的时代，显然过于保守。皇甫谧为左思的《三都赋》作序，就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强调赋之为体的特点就是：“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宏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他代表了“诗赋欲丽”美文追求的文学新潮，也体现了当时新旧文学趣味并存的特点。与之同时的挚虞曾师事皇甫谧，著有《文章志》4卷及《文章流别集》30卷，附于《文章流别集》之“论”，别出单行于梁，称《文章流别论》，均已亡佚，现仅存一些片段。这些论述在文论史上代表了一种批评范式。方孝岳 《中国文学批评》云：“总集之为批评学，还在诗文评专书发生之先。挚虞可以算得是后来批评家的祖师。他一面根据他所分的门类，来选录诗文;一面又穷源溯流，来推求其中利弊。这是我国批评学的正式祖范。”道出了他结合作家论、文体论及文学总论、通贯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等来展开文学批评的特点，这也是中国文论民族特色的重要方面，其文体论则对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文章流别论》讲文章功用：“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文章呈现天地间无尽的物象，虽有儒家“明人伦之叙”效应，然“穷理尽性”，即使用《周易》的典实，“尽性”还体现出释放个体内在生命本能的时代意味。他高抬文章的地位，同时也隐含着对于文学抒情特质的推崇。他又说：“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所谓“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指抒情须凭借语词，而阐释礼义也须用事例来说明，主要讲抒情、说理离不开“形象思维”。而扬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古诗之赋，以情义为根本，但是今之赋，却只是铺陈其事，最后归诸“义正”也不过是“劝百而讽一”而已。他主张今之赋要回到古诗正路上去，这是从辨析文体正与否而得出的结论。他接着指出：“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富而辞无常。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情义是创作主体意识的主要内涵，有之，则文章有灵魂的统帅;反之，则语言臃肿而无止归，文、辞之优劣也尽取决于此。他进一步提出克服今赋之弊的意见：“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也。”挚虞指责今赋“四过”，还是对比古诗之赋与今之赋得出的结论，假象与逸辞过分，会削弱赋的社会批判功能，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辩言过理”，认为过分的玄言思辨，代替了文学形象思维，使其“义”也无所附丽;太措意于“美”的雕琢，势必淡化情感的力度，这都是针对文坛渐起的不良倾向的感发。他肯定文章的崇高地位，强调文章中“情”作为灵魂的作用，批评今之赋所出现的弊端，要使它回复到“古诗之赋”的健康路向上去，这就不是简单化的文学复古主张，而是在尊重文学本身特点的前提下，折中当时新旧文论思潮之两端，顺应文学思潮的正确方向，为“赋”的创作作有益的引导。

生活在西晋末年到东晋初年的葛洪，所作《抱朴子》涉及文学的见解，也颇有新颖之处。葛洪思想驳杂，《抱朴子内篇·释滞》篇明言：“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认为六经之外别有天地，视“征圣”、“宗经”乃为俗士之学。反映在文学观上，首先就是其厚今薄古，承认文风由古质到今妍演进必然性的文学发展观。《抱朴子外篇·钧世篇》中，作者借事物随时代而改进的事实，说明文章也今胜于古的道理。而且直言《尚书》《毛诗》不及汉魏以来文学之赡丽博富与艳壮。这种看法的形成固与时人具有的文学尚丽观有关，但指陈“经”不如后世大赋等文章，却是惊世骇俗之论;尤其这种立论，很重视形式，就更加不同寻常，起到了为美文追求张目的作用。后世萧纲、萧绎吟咏情性，蔑经崇文，其唯美倾向，无疑由葛洪发唱在前。从这种认识出发，葛洪认为，即使是古本今末，德本文末，但是他强调文学方面显然是今胜于古，很自然也就推导出文、德并重的结论。在《外篇》之《文行》篇中，葛洪反对文章为德行“余事”的说法，这同样一反旧说。其次，葛洪重视文章“助教”的思想内容，摒斥丽靡不急之辞。《外篇》之《辞义》篇说：“抱朴子曰：属笔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则患乎譬烦言冗，申诫广喻，欲弃而惜，不觉成烦也;其浅者，则患乎妍而无据，证援不给，皮肤鲜泽，而骨鲠迥弱也。”可见他并不单纯肯定“今妍”之文，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葛洪要求文质相侔。思深者下笔要有节制，而徒妍无据者，更需力戒言之无物。在《外篇》之《应嘲》篇里，他提倡“立言者贵于助教”，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厌恶“靡丽虚言”。并且主张“心口相契，顾不愧景”，其济世之心与“写真实”意识，丰富了我国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然而这似乎是就“子书”写作而言，而对司马相如、扬雄等人所作赋的铺张扬厉，葛洪并没以撰写子书的原则，对之横加指责。从此可见，当时人们的文体分类意识更明晰了，文学更加走向自觉。但是，葛洪对诗赋，明显不如对子书那样热情，作为他那个时代愤世嫉俗的社会批评家，其注意力有轻重之分，亦理所当然。再次，葛洪在对待前人文化遗产问题上，并不因为厚今薄古而一笔抹杀古人的精神财富。在《钧世》篇中提出：“然古书者虽多，未必尽美，要当以为学者之山渊，使属笔者得采伐渔猎其中。”对古人的资借，所谓“采伐渔猎”，即犹今之所谓“扬弃”，这种认识，即使置于今天也是科学的态度。因为对古人和经书破除了敬畏迷信，葛洪更能正确看待古书之“难晓”，这是由时移世改所造成，然则今人故意以艰深之文辞，掩饰其思想之贫乏，这种文风就显得十分丑陋。还有关于批评的视角和标准，前人之文学观显得极为狭隘单一，葛洪在《外篇》之《辞义》篇中说：“五味舛而并甘，众色乖而皆丽，近人之情，爱同憎异，贵乎合己，贱于殊途。夫文章之体，尤难详赏。苟以入耳为佳，适心为快，鲜知忘味之九成，雅颂之风流也……文贵丰赡，何必称善如一口乎?”其审美观就更为宏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