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与地域文化·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交汇背景上的文学新变

辽金元文学与地域文化·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交汇背景上的文学新变

就中国大陆地理特征看，黄河——长江流域至华南，在处于北半球的亚热带和暖湿带湿润、半湿润地区，由于能够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足够的热量和水分，因而先后发展为农耕、半农耕地区，即农耕文化区;但在北部的暖温带的干旱、半干旱地区，由于水分不足而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形成了辽阔的大草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游牧文化区。大体上可以将自东而西绵延的兴安岭、燕山、阴山、祁连山、昆仑山一线作为两大文化区的地理分界。由于游牧民族需要从农耕地区获得粮食、衣着等生活必需品，除了正常的贸易外，游牧者总是不顾一切地向农耕世界冲击。周秦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对内地农业区的侵扰从未间断过，10世纪至13世纪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向中原发动的最为猛烈的新一轮冲击浪潮。辽金元三朝正是这一浪潮中游牧民族军事胜利的产物。

这种冲击虽然是残酷的，但客观上却促进了两大文明系统的交流与融合。以暴力冲击取胜而进入中原农耕地区并在那里定居下来的游牧部族，尽管总是极力想保持其草原文化的优势，但最终很难抵挡和抗拒先进的农业文明的吸引力、诱惑力，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由游牧经济转变为农耕经济。农耕世界的经济和文化，终于使这些初期的征服者，变成了农业文明的被征服者。当这些游牧部族逐渐融入农耕世界之后，也就成为曾经被他们破坏过的农业文明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辽金元地域文化实质上是北方游牧、半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与中原传统的农耕文化的交汇与融合的产物。统治三朝的契丹、女真和蒙古族入主汉文化区，其草原游牧文化无疑给传统的中原农耕文化以强烈冲击，两种文化在经过冲突、磨合之后进而走向融合。历史上每当中原的正统文化在精密的建构中趋于模式化，甚至僵化的时候，存在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缘文化就对其发起新的挑战，注入一种为教条模式难以约束的原始活力和新鲜思维，从而使整个文明在新的历史台阶上实现新的重组和融合^①。辽金元文学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交汇与融合的背景之上，社会审美意识、文学观念及其创作的内容、形式和风格也都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概括地讲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质实刚健风格的形成 这一风格实质上体现了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的草原文化相互融合的特质。清人张金吾在金文总集《金文最》序言中指出：“金有天下之半，五岳居其四，四渎有其三，川岳炳灵，文学之士后先相望。惟时士大夫察雄深浑厚之气，习峻厉严肃之俗，风教固殊，气象亦异，故发为文章，类皆华实相扶，骨力遒上……后之人读其遗文，考其体裁，而知北地之坚强，绝胜江南之柔弱。”这里所言“雄深浑厚之气”和“峻厉严肃之俗”同样也是所辖疆域与金重合的辽、元二朝的地域文化特点。辽金元之前，中国社会的文化环境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经过长期积淀的中庸、和谐审美观根深蒂固，至宋，由于国势贫弱，外患频仍和佑文抑武的政策等原因，其社会审美心理“静弱而不雄强，向内收敛而不向外扩发，喜深微而不喜广阔”^②。由此也导致了文学内敛、深微和柔婉等审美特征，宋词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典型。以豪放、粗犷为审美特征的富于攻击性的游牧文化突入中原，中原文化结构原有的和谐与平衡被打破，原始的野性异质因子被注入，中原文化也由此被赋予了一种新的生命活力。一个显著的结果是，文学风格北雄南秀的特点被进一步强化。与深婉秀雅的宋代文学相比，辽金元三朝文学在总体风格上以质实刚健而见称，正如元好问《题中州集》诗所云：“邺下曹刘气尽豪，江东诸谢韵尤高。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

(二)由雅而俗的审美情趣转向 由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看，辽金元文学的审美倾向明显地呈由雅转俗的趋势。这种转向主要表现为各类俗文学创作的兴盛。自周秦以来至宋，诗、词、文、赋等“正统”文学样式一直占据着文坛的统治地位，而到了辽金元时期，散曲、杂剧、小说等流行于民间的通俗文学开始走上了文坛的前台，并成为主角，成就也最为突出，中国文学发展的轨迹由此而改变了方向。另一方面，作为文人案头文学的雅文学样式，在辽金元时期由于受到时代审美意识和俗文学发展的影响，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俗化迹象。这其中词的变化引人注目，词本起于民间，在宋代文人手里也渐变为雅体，但到了金元时它又出现了某种“返祖”现象，除了文人词的类曲倾向外，在民间出现了大量的全真道教词。在宋代之前中原文化观念中，俗文化历来是受抑制的，如宋时宫廷中关于太常雅乐和教坊俗乐的关系，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对此元人则认为：“世所谓雅乐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岂尽为淫声哉!”(《宋史》卷一四二，中华书局排印本)这种观念的改变，实为草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冲击的结果。重视感官享乐的草原游牧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并不一味追求“植纲常而厚风俗”的政教功能，而更注重“美声闻而侈观听”的愉悦性和观赏性(《元史》卷六七，中华书局排印本)，这种审美倾向势必有力地推动作为大众娱乐手段的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样式的发展。蒙古统治者从尚武轻文和重利实用的民族文化传统出发，立国后长期废置科举，即使恢复科举时，仍取消“吟诗课赋”等内容，从而使雅文学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功能意义;同时统治者又从各个方面支持杂剧和散曲等通俗文艺的发展，从而造成了此时文学审美倾向上的雅俗转向。从辽杂剧、金诸宫调到元曲等俗文学的兴盛过程不难看出，在两种文化的撞击和融合中，草原文化通过社会的审美选择和统治者的政策导向，最终颠覆了雅文学在中原文学结构中的主体地位。

(三)曲的产生与繁荣 辽金元文学进程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莫过于曲体文学的产生与兴盛了，它突出地反映了草原文化进入中原后两种文化相交融而对文体递嬗进程的积极作用。对于这一点，明人看得很清楚。徐渭在《南词叙录》中云：“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宋词既不可被弦管，世人亦遂尚此，上下风靡，浅俗可嗤。”此语虽不无大汉族主义情绪，但其所谓“杀伐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的说法，却是从艺术渊源和风格的角度，明确提出草原文化对曲的深刻影响。他又说：“中原自金、元二虏猾乱之后，胡曲盛行……”所谓“胡曲”即北方游牧民族的曲调。元曲音乐是以唐宋以来的传统民族音乐为基础，融合北方各民族民间歌舞伎艺的音乐而形成的，其中“胡曲”的影响十分突出。王世贞《曲藻》指出：“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又说：“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所谓“媚之”和“快北耳”都是在指出：曲的产生实为文艺对北方游牧文化审美价值的认同和接受。此外，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出于对于音乐的好尚，而对北方诸民族音乐文化采取的保护和支持措施也是曲文学得以繁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元代，统治者基于其文化价值信仰在意识形态方面采取相对宽容的政策，多种宗教并行，多元文化共存，这无疑给曲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创作空间。文化冲突在元代社会较辽金更为剧烈，许多中原文化固有的制度和价值观受到草原文化的冲击和摧毁，如科举制度的长期废置导致儒士沉沦于市民社会，侧身于散曲和杂剧的创作队伍，客观上对于元曲成为有元一代之文学，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四)叙事文体的兴盛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古代的抒情文学一直十分发达，构成了中国文学的主要体裁类型。至辽金元时期，伴随着文学通俗化的进程，叙事文体的创作迅速崛起和发展起来。杂剧和话本小说的创作一片繁荣，长篇章回小说也崭露头角。叙事文体逐渐取得了与抒情诗同样重要的地位而成为文学创作的重镇。抒情诗之所以在中国长盛不衰，与其所赖以生发的农耕文化环境和文化精神分不开。华夏民族在四季分明的北温带大陆性气候和丰饶的黄河水源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原农业文明。他们遵循着春播秋收的自然规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自己的土地上精耕细作，自给自足，由此形成了内向、谦和、持中、求稳、讲究精微的民族性格和对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以唐代近体诗为代表的古代抒情诗体以其精微和谐的形式，优美典雅的语言，以及情景交融的意境，在艺术世界里构筑了农耕社会里中国人文化精神的宝塔。显然，波澜起伏、大刀阔斧的长篇叙事文学很难在这个文化框架里有腾挪翻滚的余地。而生成于广袤草原的游牧文化则不同。与生俱来的野性和粗犷使其民族文学首先发展起来的是《蒙古秘史》这样的叙事性的长篇神话史诗。这些作品，以其恢弘的气势和奇丽的境界，展示了草原上游牧民族的人文生态。随着这些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草原文化大气豪壮的精神就像一股新鲜血液注入了传统中原文化的肌体中，增加了创造的活力，游牧民族文学的叙事意识及其创作，也就成了汉语文学叙事体创作振兴和繁盛的启动杠杆和深厚基础。抒情诗体属于创作者与欣赏者尚未分离的文人自给性文学; 而金元时期发展起来的戏曲、小说等叙事文体则属于创作者与欣赏者分离的社会消费性文学，所以这类叙事文体的发展必须以大众文化消费市场的发达为前提。草原文化本身注重感性享乐的特性决定了统治者对娱乐业采取保护和扶持的态度，促进了当时勾栏瓦舍等娱乐市场的繁荣，娱乐性的戏曲、小说等叙事文体也由此获得了强大的创作动力。

(五)反叛传统的思想倾向 与基本上为儒家诗教所牢笼的前代文学相比，辽金元文学，特别是元代文学呈现为一种明显的反传统色彩。反传统的思想倾向突出地表现在元曲作品中，首先表现在婚变性爱的描写上突破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等传统观念，毫无掩饰地表现年轻人对爱情的追求。如《西厢记》等作品，不但认为男女婚姻要以真挚爱情为基础，而且大胆地肯定情欲和性爱的合理性。这类描写能够被社会所容忍和接受，应与在草原游牧文化冲击下中原文化传统道德观出现松动有关系。肇兴于朔漠草原的游牧文化，缺少中原文化中“男女大防”观念和“贞节”意识。元朝统治者与传统儒家文化视淫为大忌相异趣，似乎并不介意文艺作品“诲淫”与否，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文艺与政权稳定的关系，这从大元律条中看得很清楚(《元史》卷一五○，中华书局排印本)。统治者的这种宽松，对于长期受到儒家道德压抑的文坛，无疑是一种精神的解放。此外，元曲反传统的思想倾向还表现在如下诸多方面： 以强烈的愤世嫉俗精神和无所忌讳的勇气，对社会现实进行常常是冷嘲热讽式的充满“蒜酪味”的揭露和批判;看破红尘，弃绝功名利禄，对隐逸避世理想的追求;对“治国平天下”等传统观念摒弃，对历史上如屈原一类正面人物的嘲弄;为求“适意”，放浪形骸而“玩世”的处世态度，等等。实际上不仅元曲，在辽金元的诗、词、文等正统文体中，这种反传统倾向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这种思想倾向出现在文学中，当然与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不满情绪及反抗精神有关，但同样也不可忽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交汇的背景。随着蒙古铁蹄的飞奔南下，富于进取精神和原始野性的草原游牧文化也进入了中原文化的领域。传统社会文化僵硬躯壳被破坏，于是长期受到严格束缚，种种和封建社会主体理论离心的思想情绪也乘隙得以暂时抒放。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因此而处于一种失去原有重心和平衡的混沌状态，并导致了整个社会，尤其是下层社会对传统理性和政治现实怀疑、漠视、厌恶乃至反对的心理与情绪^①。在这种文化冲突中产生的文学，便很自然地出现一种强烈的反传统的思想倾向。

注释

① 参见杨义《北方文学的宏观价值与基本功能》,见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② 缪钺《论宋诗》,载《诗词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① 参见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