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理学·宋词与理学

宋代文学与理学·宋词与理学

如果说诗文作为我国古代最正统的文学形式，与作为最正统的学术思想的理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还很可理解的话，一向被视为“小道”、“艳科”的词则似乎与理学的关系过于遥远。然而，随着词在宋代的日益蓬勃发展，也随着理学在整个社会的影响日益深广，词与诗文一样，也必然与理学产生种种联系。

我们先从理学家说起。据《河南程氏外书》：“一日，(伊川)偶见秦少游，问：‘“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词否? ’少游意伊川称赏之，拱手逊谢。伊川云：‘上穹尊严，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骍然。”^①显然，程颐对于秦观的斥责完全不顾文学艺术的特殊审美要求，再一次表现出他作为思想极端保守的理学家的特点。程颐又曾说“古人有歌咏以养其性情，声音以养其耳，舞蹈以养其血脉，今皆无之，是不得成于乐也”^②，是从儒家礼乐之教的角度更直接地批判“今乐”，而配乐而歌的词自然也在被拒斥之列。他的这一思想在理学家中颇具代表性。直到南宋，王柏还在《雅歌序》中说：“古之诗，犹今之歌曲也。”然古之诗是“约其情性之正”、“范其风俗之美”，而今之歌曲是“怨月恨花、��红偎翠之语”，是“艳丽放浪、迷痼沉溺者”^③。

但词所具有的美感又使理学家也情不自禁地爱赏之。例如《邵氏闻见后录》引程颐语曰：“伊川闻诵晏叔原‘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长短句，笑曰：‘鬼语也。’意亦赏之。”^④程颐尚且不能抵挡词的艺术美感的诱惑，更何况深谙文学之道的朱熹等人。事实上，理学家自己作词的不在少数，如吕本中存词27首，朱熹存20首左右，魏了翁存近190首，另外如真德秀、刘光祖等也各有作品。这些词中既有充满道学气、头巾气的理学词，也有不少或思致深沉、或韵味悠长的文学气息浓厚的作品。例如朱熹《念奴娇·用傅安道和朱希真梅词韵》：“临风一笑，问群芳谁是，真香纯白。独立无朋，算只有，姑射山头仙客、绝艳谁怜，真心自保，邈与尘缘隔。天然殊胜，不关风露冰雪。但笑俗李粗桃，无言翻引得，狂蜂轻蝶。争似黄昏闲弄影，清浅一溪霜月。画角吹残，瑶台梦断，直下成休歇。绿阴青子，莫教容易披折。”与在理学家诗文中所体现的观物态度一样，朱熹的这首咏梅词也将脱出流俗、孤傲不群的梅花作为个人品格操守的外化。王柏的《跋文公梅词真迹》可谓颇得朱词个中三昧：“昔南轩先生与先大夫石笋翁在长沙赏梅分韵有曰‘平生佳绝处，心事付寒梅’，今又获拜观文公先生怀南轩之句曰‘和羹心事，履霜时节’。由是知二先生心事与梅花一也。然此八字虽平熟，极有深意。盖‘和羹’之用，正自‘履霜’中来。自昔贤人君子，有大力量、立大功德者，必有孤洁挺特之操，百炼于奇穷困厄之中而不变者也。异时先生又曰‘绝艳谁怜，真心自保’，所以指示学者尤亲切。梅花与二先生之心，果何心哉?不过一‘真’字而已。”^①理学家抱着万物同体同心的态度，往往赋物以独特意义，并形咏于文字。今天，诸如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梅之傲风雪而独放等等，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一部分，而理学家显然对此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理学家有时也会暂时忘却其身份而以纯粹的词人面目出现。如吕本中的《采桑子》：“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作者虽然也是从自然现象中触发思绪，却并没有以此观研天道变化的意思，而是用传统词常见的女性口吻写相思之情。手法别致，语言清新，极富意趣。又如魏了翁的《鹧鸪天·赏海棠》：“日日春风满范围，海棠又发去年枝。月笼火树更深后，露滴燕支晓起时。看不足，醉为期，宵征宁问角巾敧，一春好处无多子，不分西园掇取归。”面对这万物流转、生机勃勃的春天，作者那充满感性的爱春之情似乎更胜过理性的观春之意，以至不顾理学家端毅严肃的形象而“看不足，醉为期，宵征宁问角巾敧”了。另外，如朱熹《水调歌头》(富贵有余乐)之豪迈激越，真德秀《蝶恋花》(两岸月桥花半吐)之婉媚俊逸，皆可见出理学家颇具文人气的一面。

然而理学家对于词坛影响更大的仍是其理学思想观念和具有理学特色的作品。词坛因此而发生的变化，概括地说，一是加强了哲理意识，一是推进了雅化过程^①。

词作为抒情色彩浓厚的文体，与诗文相比，似乎离理尤远。然而正是由于理学精神的浸染，一种更理性的思维自然而然影响到作家的全部创作，这其中也包括了词。例如“万事悟活法”的杨万里有 《好事近·七月十三日夜登万花川谷望月作》：“月未到诚斋，先到万花川谷。不是诚斋无月，隔一林修竹。如今才是十三夜，月色已如玉。未是秋光奇绝，看十五十六。”上阕尤有奇趣，传达出一种在其诗中常见的活泼泼的理趣。作者虽是写月，却非词中常见的望月怀人，而是抱着理学的观物态度，将月当作一个客观的观照对象而非情感的投射物。又如张抡 《点绛唇·何处春来》：“造化难穷，谁晓幽微理。都来是，自然天地，一点冲和气。”赵希蓬《念奴娇·功名富贵》：“五亩苍阴，一丘寒碧，说甚凌烟阁。静观物理，从他荣悴开落。”皆明显可见理学的影响。而所谓宋词哲理意识的增强，不仅指词人在描写客观景物时会引发对某种理念的领悟，更多的时候是他们将对自然、社会、历史、宇宙、人生的思索融入表现对象之中，从而使惯写艳情小景的词具有了某种哲理性与厚重感。

理学对于宋词的另一大影响体现于南宋词坛对“雅正”的推崇。王灼的《碧鸡漫志》是宋代第一部系统的论词专著，而贯串始终的指导思想便是儒家诗教的“雅正”观念。文中说：“或问雅、郑所分，曰：中正则雅，多哇则郑，至论也。”他批评李清照改嫁，并说其词“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十足是理学家的口吻。他又进而将苏轼立为“雅正”之音的典范，说：“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或曰：‘长短句中诗也。’为此论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 ”“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①所谓“诗与乐府同出”，也就是主张诗词同源，大不同于李清照所主张的“词别是一家”，而其目的就在于将对词的要求也纳入儒家诗教的“雅正”范畴之中。王灼的观点在理学家胡寅那里得到了认同。其后不久，胡寅在《题酒边词》中说：“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古乐府者，诗之傍行也。诗出于《离骚》《楚辞》，而《离骚》者，变风变雅之怨而迫、哀而伤者也。其发乎情则同，而止乎礼义则异。名之曰曲，以其曲尽人情耳。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其去《曲礼》则益远矣。然文章豪杰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唐人为之最工，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②胡氏之论可谓与王灼桴鼓相应，他同样主张诗词同源，虽然在认为词与正统文学“发乎情则同，止乎礼义则异”的观点上具有更明显的理学特色，但其目的与王灼一样，都在于推出苏轼这一典范。王氏所言“指出向上一路”，胡氏所言“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皆指苏轼洗去了传统词的绮罗香泽之态而大大提升了词的品位与境界。苏轼被北宋人颇多非议的“以诗为词”的特点，在此却成了诗词同源、词宗雅正的最好范例。汤衡《张紫微雅词序》、陈彦行《于湖先生雅词序》都谈及张孝祥词对苏轼词的继承和“寓以诗人句法”的特点，正体现了一时之所尚。

苏轼的被推举，亦与其词中的豪放之气相合于南宋风云激荡的时代精神有关。但随着理学思想影响日深，“雅正”的观点便从风格到表现形式，越来越多地为论词者所倡导。南宋词籍不但竞相以“雅”名集，如张孝祥的《紫微雅词》、程垓的《书舟雅词》、赵彦端的《介庵赵宝文雅词》等，更明确以“雅”、“雅正”论词。如鲖阳居士《复雅歌词序略》指责宋人“歆艳咀味”，歌词“韫骚雅之趣者，百一二而已”，不复古雅，声律必亡;张直夫为李彭老词作序云“靡丽不失为国风之正，闲雅不失为骚雅之赋……则情为性用”(周密《浩然斋雅谈》下卷引);张炎《词源》在序中称“古之乐章、乐府、乐歌、乐曲，皆出于雅正”，提倡今之词“屏去浮艳，乐而不淫”，并说“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沈义父《乐府指迷》论词亦主“雅正”不野，等等。另外，如杨万里《诚斋诗话》所云“近世词人……惟晏叔原云‘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可谓好色而不淫矣”，《中兴词话》评马古洲闺情词“断章凛然，有以礼自防之意，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曾丰《知稼翁词序》主张词“要其情性则适，揆之礼义而安”，虽然并未提及“雅正”字样，但同样明显可见理学思想的影响^①。而曾慥编选《乐府雅词》时，将“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按，指欧阳修)词”者，“今悉删除”。曾氏所删之词，其实并无根据证明非欧阳修所作，只是因其认定“欧公一代儒宗”，便做出决不可能有此侧艳之词的断语。而这正是曾慥“雅正”的选词标准的体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寄托说”在南宋词坛的出现。鲖阳居士《复雅歌词》如是解说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缺月’，刺微明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吴江冷’，非所安也。此调与《考槃》诗极相似。”^②《考槃》为《诗经·卫风》篇章，《毛诗》小序谓其主旨在“刺庄公也”。鲖阳居士沿用汉人以微言大义求诸《诗经》和“依托五经以立义”评价《离骚》的思想方法来论苏轼词，目的同样是以儒家诗教观念来提高词的地位和苏轼词的价值。其后，曾丰在《知稼翁词集序》中说：“今于乐章窥之，文字之中，有所寓焉。”汪莘在《方壶诗余自序》中说：“唐宋以来，词人多矣。其词主乎淫，谓不淫非词也。余谓词何必淫，顾所寓何如耳。”曾、汪二人是理学家或具有理学思想之人，他们同样主张以寄托为词，从而从理学派的角度推动了词坛“寄托说”的发展^①。

事实上，理学家力图以其思想影响于宋词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也有很多文学之士力图要抵制理学的侵染。例如刘克庄就是这些人中的代表。他是理学大师真德秀的学生，却并没有修炼成理学家，而是扬名于文学史上。他在《题黄孝迈长短句》中说：“为洛学者皆崇性理而抑艺文，词尤艺文之下者也。”对理学家的重道轻文很是不满，并以《诗经》为例，肯定了感时伤物、行役吊古、闺情别思等诸种感情的合理性。他并非从诗教的微言大义而是从文学本身的抒情性特点来论述，正可看出与受理学影响之人的不同之处。他还在《沁园春》(余少之时)词中说：“新腔好，任伊川看见，非亵穹苍。”公然反程颐之道而行之，为秦观鼓掌喝彩。又在其词中一再说“管甚是非并礼法，顿足低昂起舞”(《贺新郎》)，“任礼法中人嘲骂”、“共秉烛、惜今夜”(《贺新郎》)，“旁观拍手笑疏狂，疏又何妨，狂又何妨”(《一剪梅》)，以一个蔑视礼法的疏狂之士的形象出现，在一片尊儒崇雅的南宋词坛上表现出反理学的态度。

注释

① 《河南程氏外书》卷一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② 《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中华书局1981年版。③ 王柏《鲁斋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④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① 《鲁斋集》卷一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① 参见崔海正《宋词与宋代理学》,《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①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词话丛编本。② 向子《酒边词》原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① 参见崔海正《宋词与宋代理学》,《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② 鲷阳居士《复雅歌词》,词话丛编本。① 参见顾易生等《宋金元文学批评史》第6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许总《理学与中国文学》第265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