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其他资料·文献类编及考订著作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文献·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其他资料·文献类编及考订著作

1.《弘明集》与《广弘明集》

梁释僧祐《弘明集》14卷收录了从东汉末到南朝梁颂扬佛教的论著，也保存几篇反对佛教文章。卷一收录的牟子《理惑论》是研究佛教传入中国初期的重要资料^①。卷九附录的范缜《神灭论》以及围绕此篇而展开的文字论战，也都辑录其中，是研究南朝文化思想的重要史料。自序称：“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弘明集》。”此书名之由来。

唐释道宣《广弘明集》30卷，是在僧祐基础上所编的一部佛教思想资料汇编，但体例与《弘明集》略异，故不称“续”而称“广”。《弘明集》不分篇，此则分为10篇：一归正、二辨惑、三佛德、四法义、五僧行、六慈济、七戒功、八启福、九悔罪、十统归，每篇前各有序。《弘明集》皆选辑古今人论文，自撰仅卷末《弘明论》一篇;本书则叙述论辩与选辑并重。全书录作者一百三十余人，仅南北朝即百余人，唐近三十人，编者叙述中所引用的不计。如卷六“列代王臣滞惑解”所列隆佛教者14人、毁灭佛教者11人，都是佛教史上的重要材料。冯惟讷《古诗纪》、梅鼎祚《历代文纪》、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等从这部书中辑得大量诗文。目前来看，这部书的辑佚价值已不大^②，重要的是校勘价值。本书卷二三收有《法纲法师诔》，题宋释慧琳撰，又有《玄运法师诔》，题南齐释慧琳撰，二人同名，同在一卷。卷二五有《福田论》，题隋释彦琮撰，又有《沙门不应拜俗总论》，题唐释彦悰撰。琮、悰形近字，后世多有混淆。《新唐书·艺文志》释氏类彦悰《沙门不拜俗议》六卷夹在彦琮《崇正论》与《福田论》中间，均以彦琮所作。严可均亦将彦悰误作彦琮，将《沙门不拜俗议》录入《全隋文》中。对此，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予以辨析。这两书以《四部丛刊》影印明万历间汪道昆刻本最通行。

2.《出三藏记集》与《历代三宝记》

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15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佛教目录。正文由四部分组成：(一)《撰缘记》1卷，缘记即佛经及译经的起源;(二)《铨名录》4卷，名录即历代出经名目;(三)《总经序》7卷，经序即各经之前序与后记，为文120篇;(四)《述列传》3卷，即记叙译经人的生平事迹。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方面，本书的价值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特别是经序及后记，都是六朝人的著作，严可均辑南北朝文将此书7卷全部采入。二是考订史实，如经序及列传，涉及各朝帝王及士庶，如孙权、刘义隆、刘义康、刘义宣、萧子良等，书中多有叙及。三是有助于研究刘勰及《文心雕龙》。刘勰与僧祐居处十余年，协助撰著经录。此书之成，恐刘勰之力为多。因此该书与《文心雕龙》在语汇与成句方面颇多相通之处，结合此书可以更进一步探讨刘勰的思想及《文心雕龙》的价值^①。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15卷，又名《开皇三宝录》。卷末有《上开皇三宝录表》，作于开皇十七年，是另一部现存较古的佛经目录。僧祐书详于南朝，此书则兼详北朝诸经。由三部分组成：(一)“帝年”3卷，自周秦以迄周隋，每卷前有叙论，后列年表，年下间注时事佛事，或所出经卷;(二)“代录”9卷，起后汉终于隋，每卷前有叙论，次列经卷，次为译人名;(三)“入藏录”2卷。本书比较值得注意的，一是纪年，正如《资治通鉴》一样，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了足资参考的政治、文化背景材料;二是补遗，如《洛阳伽蓝记》自序，见本书卷九，与通行本颇有异同，都以本书为优;三是考史，如《隋书·经籍志》旧事类有《天正旧事》3卷“释撰，亡名”^②。天正，梁末豫章王及武陵王年号，此记梁末遗事。章宗源、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未详此人。其实已见于此书卷一一，俗姓宗，与《荆楚岁时记》作者宗懔同宗。姚振宗引冯惟讷、严可均说，以亡名俗姓宋。对此，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力辨其误。

3.《编珠》与《北堂书钞》

隋杜公瞻《编珠》4卷，是古代类书存世较早的一部。虽已残缺，但是比辑佚而存的《皇览》、敦煌石窟发现的《修文殿御览》(或《华林遍略》)还是完整多了。此书流传甚少，几无人及之。清康熙年间，高士奇始于内库书籍废纸堆中寻得一册。因出现较晚，很多学者表示怀疑，以为高氏在故弄玄虚。而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等考订认为，此书不是清初人伪造，也不是南宋以来的伪托，而确是杜公瞻原著。本书原为写作近体诗提供材料而编，隶事为对，下注出处，与后来《初学记》中的“事对”大体相近，而与“征事”、“叙事”的类书不同。其引书194种，因为很多学者怀疑此书伪作，故较少征引利用。其实，可辑佚者尚有不少。如卷一山川部谢灵运《游名山志》“枫林岭、石潭溪”条，严可均据《初学记》《太平御览》辑12则，而漏辑此条。又卷二音乐部引《语林》“祢衡被武帝谪为鼓吏”条，鲁迅《古小说钩沉》中《裴氏语林》失辑。在校勘方面亦有参考价值，如章宗源、孙星衍辑杨泉《物理论》据《太平御览》天部及《事类赋》天部辑有“风怒则飞沙扬砾，喜则不摇枝动草”。据《编珠》卷一所引，“不”当为衍文，“草”作“花”^①。

在敦煌石窟唐写本古类书残卷被发现之前，在《编珠》的真伪问题被澄清之前，学者多以虞世南《北堂书钞》为现存最早的古代类书。此书被列为“唐代四大类书”之一，但实际上，此书是虞世南在隋代大业年间为秘书郎时所作。书名“北堂”二字即反映了这一基本事实^②。所以，实际它是一部隋代类书。今本160卷，分19部851类，在每类目下，把古籍中有关材料汇集起来。引书除集部外约八百多种(孔校本卷首《凡例》)，引书断限，“皆三代汉魏，迄于宋齐，其最晚者沈约《宋书》、萧方等《三十国春秋》、崔鸿《十六国春秋》、魏收《后魏书》;其诗赋颂则颜、谢、鲍为最晚，陈隋只字不钞”^①。因此，本书在校勘、辑佚等方面最值得重视。此书晚明陈禹谟刻本通行，清孔广陶以各种旧抄，重校付梓，并有校注，远胜陈本。中国书店1989年据光绪十四年刊本影印，较易借阅。

4.《艺文类聚》与《初学记》

欧阳询、令狐德棻等十余人编《艺文类聚》100卷，始于唐武德五年(622)，七年奏上。约百万言，分46部(卷八一、卷八二作一部计)，有子目727个。引书达一千四百三十余种^②，经史子集皆有辑录。在编排方面，先天地帝王，次典章制度，然后是衣食住行及动植灾祥。具体到每一部类，先列“事类”，后引诗文，将“事”与“文”合为一篇，不仅为读者临事取索提供便利，而且在文献保存方面越发显示出其重要性。“其所载诗文赋颂之属，多今世所无之文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四)。故自晚明以下，冯惟讷、梅鼎祚、张溥、严可均等辑录先唐诗文无不以此书为宝山玉海。据汪绍楹先生考证，此书传本大体完整，但并非完善无缺，远在宋代就可能有了阙佚，例如书中有苏味道、李峤、沈佺期、宋之问的诗，而这四人都在欧阳询之后，本书不可能预收，这是宋人增补的痕迹^③。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上海图书馆藏宋绍兴刊本。1965年该所又排印了汪绍楹先生的校点本，1982年重印时又在书后附录了《人名索引》、《书名篇名索引》，极便核检。

徐坚等奉敕撰《初学记》晚于《艺文类聚》一百余年，原为唐玄宗诸子检索辞藻典故用的，故比别的类书简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书“在唐人类书中，博不及《艺文类聚》，而精则胜之。若《北堂书钞》及《六帖》，则出此书之下远矣”。全书六十多万言，分23部，下属313个子目。类目的划分大致与《艺文类聚》相近。不同的是，《初学记》把各类资料按“叙事”、“事对”、“诗文”三部分排列。“叙事”部分虽杂取众书，但经过精心编排，前后若相连属。“事对”部分，把引用的资料概括为对偶，以备写诗缀文时使用。“诗文”部分，先赋后诗，再接引其他文体。这是为初学者提供的范文。本书的价值与《艺文类聚》一样，保存了丰富的初唐以前的古代文献，既可以用来辑佚，也可以当作校勘资料。同时又是一部各种专题文献资料的汇编，所引之书多已散佚，很多资料已经起到了第一手资料的作用。中华书局校点本《初学记》附有详细校记。许逸民先生为重印本又编制了事对和引书索引。

5.《通典》《通志》与《文献通考》

唐杜佑《通典》200卷，是我国现存最早一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分为九典：食货典、选举典、职官典、礼典、乐典、兵典、刑典、州郡典、边防典。它的价值主要不在保存了特殊的史料，而是编辑组织材料体例的创新，将散见于各类史书的各种材料，分门别类，重新组织编排，使读者容易得到完整系统的概念。它实际是纪传体史籍中“书”、“志”部分的扩大和贯通。纪传体史籍，除《史记》等少数外，大多为断代，各志不能相互衔接，或者竟无“志”、“书”。而典章制度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强的连续性，不能像政治史那样以朝代为断限。《通典》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原原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此书选举、官职、礼、乐、州郡诸典，对于考订中古作家社会地位、作品系年及文学背景有重要参考价值。特别是“乐典”，是《宋书·乐志》以后最重要的载录先唐乐府资料专篇。不过，此书重视经济和政治，而忽略文化，因而未设“艺文”或“经籍”一典，这与《汉书·艺文志》或《隋书·经籍志》相比，当然是一个重要缺陷。这一缺陷在宋代郑樵编《通志》中得到了弥补。

《通志》200卷，是一部纪、传、表(谱)、志俱全的通史。内容所叙述的时间，各部分不大一致，本纪自三皇五帝到隋，后妃传自汉至隋，列传自周至隋。纪传反映出作者的广博和会通的史学观念。全书精华在20略，即：氏族略、六书略、七音略、天文略、地理略、都邑略、礼略、谥略、器服略、乐略、职官略、选举略、刑法略、食货略、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灾祥略、昆虫草木略等。在宗法制度极为古老的中国，门阀士族对于文学艺术的控制和深层影响，从东汉以迄南北朝，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东汉王符《潜夫论》有“志氏姓”一篇，两《唐书》也有《宰相世系表》等，推溯姓氏源流及家族变迁情况，为文献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但王书多本《左传》，较为简略，两《唐书》又限于身居唐代宰相之位者。而本书《氏族略》则收录范围更宽，考订也较审慎。以吴兴沈氏为例，其源流颇多歧说：沈约《宋书·自序》以为出自少皓金天氏之后，王符《潜夫论》则以为楚国的后裔，《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又以为周文王子季聃之后。郑樵征引诸说，认为沈约之说虽不无攀附之嫌，但《宋书》明明有“自兹以降，谱牒罔存”的话，说明还是有一定根据的，而《新唐书》“皆野书之言，无足取也”。郑樵的批评是对的。但仍有人依《新唐书》等伪造的《吴兴述祖德碑》立说，不当尤甚。由此也可看出，从宗族与区域文化的角度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氏族略》确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又《艺文略》分为十二类，每类下又有子目，较以前仅四部分类更加细致;《校雠略》论整理和著录图书的方法，强调不仅著录有者，更应著录无者，以便明其源流，称之为我国第一部校雠学专著似不为过;《图谱略》《金石略》不仅指出图谱、金石的重要性，还著录了历代的钟鼎碑刻等。不足的是，《艺文略》虽然收录极广，可惜没有解题。而这个缺陷又由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弥补了。

《文献通考》348卷，分24考，即：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宗庙考、王礼考、乐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四裔考。其内容起自上古，终于南宋嘉定年间。就其体例和内容而言，实为《通典》的扩大和续作。其中《经籍考》对文学史研究参考价值最大。本篇除尽录晃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内容外，还兼引《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以及诸史列传、群书序跋和一些文集、语录中的有关文字以助证说。每书名下都有解题，每部类前都有小序，各种学术源流，各书内容梗概，都可以考见大略。这三书有中华书局1984年据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十通本影印本，较易参阅。

6.会要

会要是以事体为中心，记述一定时期的史事发展。与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有关系的主要有：南宋徐天麟《西汉会要》75卷，367事;《东汉会要》40卷，384事;清杨晨《三国会要》22卷，15类;清朱铭盘《西晋会要》80卷、《南朝宋会要》50卷、《南朝齐会要》40卷、《南朝梁会要》40卷、《南朝陈会要》30卷;近代汪兆镛《稿本晋会要》56卷。这些会要取材虽大体不出正史，但分类编排，将有关史料分别辑入有关子目下，便于研究者检索。《西汉会要》与《东汉会要》有中华书局1955年版，《三国会要》有中华书局1956年版，《南朝会要》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稿本晋会要》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7.《两汉三国学案》

汉魏之际，学术风气大变。儒学由鼎盛而到衰微;儒学内部，今文经学逐渐为古文经学所取代。所有这些，对于士人的思想、心态以及创作都曾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因此，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风气的变迁，研究某一作家的思想创作，都不能不涉及学术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在这方面，晚清唐晏《两汉三国学案》给我们提供了极大便利。本书以资料汇编的形式，揭示了两汉至三国儒家思想由盛而衰的发展趋势。取材虽以正史为主，还兼采别史、杂传、字书、古注，内容比较广泛。在编排上，首列《周易》，以下按次序列 《书》《诗》《礼》《春秋》《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等。每经之下，则以汉儒家法为断，区分经学派别。一派之内，又依据师承关系或时代先后进行排列，凡宗派不明的则系于每经之末。这种编排有助于了解儒家经师的传承关系。本书近有中华书局吴东民校点本，后附人名索引。

8.《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与《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

赵万里编《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收录自汉迄隋共六百余种墓志，拓本影印，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史料，特别值得重视。譬如《左棻墓志》，1931年洛阳出土，是研究左思、左棻的重要文物史料。《晋书·左思传》载其父名雍，墓志则曰：左熹，字彦雍。其记左棻死日、葬日、葬地及碑阴所记左思全家成员等，均为《晋书》所不载^①。此书1956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其后又有新的墓志出土，如1969年出土的《刘岱墓志》，据此可以增订刘勰世系，在刘爽名上应增刘抚，在刘粹名下应增刘岱。刘抚当为东莞刘氏之远祖，而刘岱则为刘勰的堂叔^②。而据此墓志，有的学者又推翻了已为多数学者接受的所谓刘勰出身于庶族的看法^③。有鉴于此，赵超又在赵万里旧著基础上广泛收罗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拓片及1949年至1986年间全国各地出土的墓志，辑录而成《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由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排印出版。

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四库提要辨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分经史子集四部，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余种，存目六千七百九十余种。这些书，每一种都介绍其大旨及著作源流，同时还要“列作者之爵里”，“考订本书之得失”以及辨订文字增删、篇章分合等。当时参加纂修四库全书和撰写提要的人，像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姚鼐等，都在某方面有所专长，总目对一些古籍的考订，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当时的研究成果，订正了前人的某些缺失，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加之有系统的编排，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各类著作提供不少方便。

这样一部包罗一万多种书的巨制，其中引书错误、考证疏舛、评论失当、予夺不公，极难避免，故匡谬补阙的著作时有问世。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24卷为集大成之作，是作者一生精力所萃。即以王通《中说》为例，其人其书，历来有质疑，如果不澄清这个问题，则隋代思想史、文学史很难写好。余先生参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从作品内容、版本到作者生平都作了翔实的考证，从而论证了隋末确有王通其人，唐初确有《中说》一书。另外，研究汉魏晋南北朝小说，碰到的首要问题便是辨析真伪。而说部历来不为学者重视，作者、版本、年代等问题成堆，稍有不慎，便容易为旧说所误。余先生详于说部。仅从《余嘉锡论学杂著》《世说新语笺疏》两书中不难看出，他在说部方面有极深的功底。反映在这部《辨证》稿中，便是大量的关于汉魏六朝小说的考证。每一则考证都力求穷本溯源，汇集古学众说，断以己意。其资料之丰富，论断之精确，已为学术界一致公认。

10.考史诸作

阅读魏晋南北朝有关史籍，应特别注意后代考订史书的著作，特别是清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大致可分成两类：一是考订，二是补遗。考订类著作，以顾炎武《日知录》33卷、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20卷、《廿二史考异》100卷、王鸣盛《十七史商榷》100卷、《蛾术编》82卷、赵翼《廿二史札记》36卷、《陔馀丛考》43卷等为杰出代表。《日知录》包括作者三十多年读书心得，涉及经义、故事、世风、礼制、科举、艺文、训释名义、辨古事真妄、论史书笔记、论古书注释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博瞻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博而��牾者少”。其中论及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内容，如卷二一“庾子山赋误”、“于仲文诗误”、“郭璞诗误”、“陆机文误”等，卷二六论及中古各史诸条，均有重要价值。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黄汝成《日知录集释》，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又有排印本，将李遇孙《日知录续补正》、丁晏《日知录校正》、俞樾《日知录小笺》、黄侃《日知录校记》四种分别插入“集释”各条之后，检阅极便。《十驾斋养新录》大致分经学、小学、史学、官制、地理、姓名、古书、金石、词章、术数、儒学、杂考等类，在考订文义、制度等方面成就很大。其中卷一六论“古诗律诗之别”、“双声亦韵”、“沈约韵不同于今韵”等，对永明文学研究有参考作用。《十七史商榷》审定事件虚实，考辨经传异同，寻绎文人心迹，用思较为细密，如卷五十九“王融屡陈北伐”条、卷五五“沈约劝杀巴陵王”条等，对此二人的分析非常精细。赵翼《札记》与钱大昕《考异》有所不同，钱氏重于训话、典章制度，而赵书则重在考订史实、寻绎概括，如“九品中正”条、“六朝清谈之习”等，对魏晋六朝时期的选举制度和社会风气作了细致的分析，颇能启发思考。

补遗著作，比较有价值的均已收入1936年开明书店编《二十五史补编》中，这部书汇集宋、清和近代学者的续补考订正史表志著作245种，其中不仅包括一百八十多种世有流传的，而且还有六十多种堪称“海内孤本”的稿本、写本。在这二百多种书中，关于东汉以迄隋代的考订续补专著就多达一百四十余种，占全书一半以上，包括像章宗源、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等尤为举世所公认的力作。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这些学术名著是经常要翻检的，当作为案头必备之书。

文献类编性质的著作，以《白孔六帖》及《太平御览》最值得关注。特别是《太平御览》，引用书目一千多种，其中十之七八今已失传，赖是书得以保存断篇残简。不论辑佚或是校勘，历代研究者都把它当作宝山。中华书局1959年据商务印书馆影宋本缩印行世，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注释

① 周叔伽原辑、周绍良整理的《牟子丛残新编》由中国书店2001年出版,辑录丰富的资料。② 严可均、逯钦立辑录先唐诗文,此书已充分利用。唯严辑仍有遗漏。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仍有补辑。① 参见兴膳宏《〈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见《兴膳宏〈文心雕龙〉论文集》,齐鲁书社1984年版。② 《新唐书·艺文志》作“释亡名撰”。① 参见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② 唐刘��《隋唐嘉话》曰:“虞公之为秘书,于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号为《北堂书钞》。今此堂犹存,而《书钞》盛传于世。”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四亦称“北堂者,省中虞世南钞书之所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四“其书成于隋世。”① 严可均《书陈禹谟刻本〈堂书钞〉后》,转引自孔校本卷首《叙录》。② 据北京大学研究所1923年的统计,收书为一四三一种,文载《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研究所国学门临时特刊》。③ 汪辟疆《艺文类聚校序》,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版。① 参见徐传武《左思左棻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② 参见王元化《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补记》,载《文心雕龙创作论》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③ 参见周绍恒《刘勰出身于庶族说献疑》,《怀化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