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与政治·明代文学与阶级斗争

明代文学与政治·明代文学与阶级斗争

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都是社会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明代也不例外。明建国以后，统治者相对来说还比较注意体恤民情，采取了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朱元璋甚至用“楦草人”、“皮场庙”等非常手段惩治贪吏，设法消除弊政，社会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即便如此，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仍很残酷，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从未止息。仅朱元璋时期发生的农民起义就有二十余起，永乐年间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唐赛儿起义，英宗朝于闽北爆发的邓茂七为首的佃农大起义则将明前期的阶级斗争推向高潮。明中叶以降，皇帝多昏庸腐朽，荒于政事，官僚多苟且蝇营，腐化堕落，皇室、宦官大肆兼并土地，各级官吏巧取豪夺，人民不堪重负，阶级矛盾更加激化。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荆襄地区爆发了刘千斤与石和尚领导的流民暴动，历时十余年。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以刘六、刘七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影响及于南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江苏、湖广等地，同时还有四川、江西等地的起义与之桴鼓相应，给了明代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至于以李自成为代表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更直接导致了明王朝的彻底倾覆。

明代直接描写阶级斗争的文学作品不多，歌颂起义和暴动的作品就更少。然而，这绝不是说，明代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就没有在明代文学中得到反映。事实上，与明代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相联系，明代文学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了明代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一些特点，体现出明代文学的一些特色。

绝大多数中国文学史作品，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编写的中国文学史，都在明代文学的绪论部分介绍过明代阶级斗争的状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在具体作品的分析时有时也涉及这些作品与当时的阶级矛盾或阶级斗争的关系。不过，对明代文学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最为关注的要数20世纪50年代末期出版的两部文学史，即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这两部《中国文学史》诞生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又要体现学生的革命精神，立论难免有偏颇处，但就描述明代阶级斗争与明代文学的关系而言，这两部 《中国文学史》又的确比其他《中国文学史》反映得更为充分。

这两部 《中国文学史》都把民间文学放在重要位置予以论述，认为“明代是个动荡不安的社会，二百多年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在这基础上产生的反对剥削、压迫，歌颂农民起义的歌谣，再现了当时社会的尖锐矛盾和轰轰烈烈的斗争，是民歌中最有战斗性和人民性的部分，是向着旧制度、旧势力冲击的战歌”^①。书中也列举了像“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明季北略》)、“监纪多如羊，职方贱似狗，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古谣谚·时人为马士英谣》)之类的民歌民谣来论证其观点，不能说没有根据。后来金文所写《唤醒农民起来斗争的战鼓声——试论明代反封建剥削压迫的民歌》(《思想战线》1977年第6期)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他们还指出：“激烈的阶级斗争，既反映在数量众多的民间文学中，也反映在若干通俗文学与进步文人的作品中，而且又反映在统治阶级御用文人(即士大夫)的作品中。这就是说：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时代里，文学被运用为阶级斗争的武器的功能、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原则、文学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更加明显突出。”^②这种论述虽然显得有些简单化和绝对化，且将士大夫等同于统治阶级御用文人也很不妥当，但所说在明代文人作品中也反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的某些内容并非毫无道理。书中列举的王磐(1470?—1530)的《王西楼乐府》、陈铎(约1488—1521)的《滑稽余韵》、冯惟敏(1511—1580)的《海浮山堂词稿》、薛论道(约1531—1600)的《林石逸兴》中的部分散曲、俗曲，的确反映出当时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部分现实，值得我们重视。还有一些文人文集以及笔记小说、通俗小说中也有对当时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反映，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这些作品是不是当时文学发展的主流，撰写《中国文学史》是否应该像这两部《中国文学史》那样将这类作品放在最重要位置予以介绍。后来编写的各种《中国文学史》都没有采用这样的处理方法，证明大家对这两部《中国文学史》的提法和写法持保留态度。

研究明代阶级斗争与文学的关系，当然要关注所有有关的作家作品，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生资料组编的《中国历代农民问题文学资料》(中华书局1959) 的明代部分不仅收录了当时的民歌民谣，还收录了方孝孺(1357—1402)、于谦(1398—1457)、祝允明(1460—1526)、李梦阳(1472—1529)、王廷相(1474—1544)、边贡(1476—1532)、万表(1498—1556)、徐学谟(1522—1593)、陈子龙(1608—1647)等三十余家的反映当时阶级矛盾或阶级斗争的诗歌作品。对于这些作家作品，也有学者做过一些研究，如殷光熹的《评明末反映农民起义的文学作品》(《思想战线》1978年第3期)之类。但就具体作品而言，学术界谈论最多的还是通俗小说和戏剧。

明代是中国通俗小说的繁盛期。《水浒传》被公认为是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①，其成书在元末明初^②，一般文学史都把它放在明初论述^③。因此，《水浒传》就成了人们讨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极好话题。无论是集体编撰的文学史，还是个人专著和单篇论文，凡是讨论《水浒传》主题思想的，大多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去揭示作品的意义和价值。至于在“文化大革命”时“评《水浒》，批投降”运动中产生的大量《水浒》“研究”论文，自然不能算是学术研究，但撇开“四人帮”的阴谋不谈，其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揭示《水浒传》的意义和价值的思路与《水浒传》的传统研究思路并无不同。当然，由于学术界对《水浒传》成书时间没有十分准确的判断，人们在讨论《水浒传》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时并没有将它和明代政治紧密联系，而是放在宋、元、明的社会大背景下来思考，因而所讨论的并不纯粹是明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考察，人们还注意到《西游记》。《西游记》本是神魔小说，并不直接描写社会现实。1954年张天翼发表《<西游记>札记》一文^①，把《西游记》中的神魔斗争与现实社会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他认为《西游记》里的神魔是对立的，孙悟空前期大闹天宫象征着农民革命，而后来皈依神佛则是向统治阶级投降。沈玉成、李厚基随即撰文予以批驳，认为《西游记》里的神魔是一体的，孙悟空前期的大闹天宫和后期的降妖伏魔都是应该肯定的^②。《西游记》的主题以及孙悟空与神魔的关系于是成为研究《西游记》的一个热点，不少人参与了讨论^③。事实上，“神魔对立”与“神魔一体”都不符合《西游记》描写的实际，所以后来中国科学院文学所和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都不再纠缠孙悟空与神魔的关系，只是指出：“孙悟空是全书中最光辉的形象。‘大闹天宫’突出他热爱自由、敢于反抗的品格。‘西天取经’表彰他见恶必除、除恶务尽的精神。”并且强调：“孙悟空生气勃勃的反抗斗争，在厂卫横行、民不聊生的嘉靖时代，无疑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给了人们意味深长的启示;同时也体现了作者憎恨秦汉以来的专制王朝，并把希望深深寄予‘豪杰之士’的思想。”^①然而，孙悟空与神魔的关系毕竟是理解作品思想内涵的一个路标，本不应该忽视。1984年王齐洲发表《孙悟空与神魔世界》一文^②，重新讨论这一问题，认为《西游记》里神魔既非对立也非一体，有联系也有矛盾，孙悟空前期是魔最后成佛，神魔世界折射出明中后期复杂的社会政治结构，孙悟空与神魔的联系和对神魔的斗争反映出作者追求正义与正统的统一的矛盾心理。当然，这也只是一家之言。究竟该如何理解，显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从明代中叶开始，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特点，学术界多倾向于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以苏州纺织业最为显著。神宗万历年间，朝廷派遣大批宦官充任矿监税使，到处搜刮民脂民膏，在全国激起民变数十起。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织工葛成(一名葛贤)领导群众殴死榷税太监孙隆的爪牙数人，并包围织造衙门要求罢税，在全城张贴“税官肆虐，民不堪命，我等倡义，为民除害”的榜文，得到市民的热烈拥护，数日后朝廷派兵镇压，葛成为保护群众，挺身投案，哭泣送之者达万人。葛成在狱十余年，后获释，以病终。这场由织工领导的声势浩大的抗税斗争，在当时就得到苏州市民的广泛支持，在明末清初文坛上也得到颇为充分的反映。不少文人以诗、文、小说、戏曲等形式记述这次暴动，歌颂葛成的斗争勇气和侠义精神。比较著名的诗歌有钦叔阳的《税官谣》、陈继儒的《题葛贤墓》、钱谦益的《葛将军歌》等。笔记小说记载此事的有沈瓒的《近事丛残》、朱国桢的《涌幢小品》、文秉的《定陵注略》、曹家驹的《说梦》等。最早把葛成故事搬上舞台的戏剧是《蕉扇记》，据说出于当时名士张献翼(?—1604)之手，因为该剧揭露劣绅丁元复与税官勾结，张因此被丁派人刺杀，当时葛成尚在狱中。此外还有李玉创作的传奇《万民安》，也是搬演葛成故事。颜长珂、周传家认为：“在《清忠谱》里，李玉还只是把颜佩韦作为配角来写，《万民安》则把‘机户中佣工织匠’葛成安排为主角。剧本除根据史实进行创作，描写了葛成在抗暴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坚定果敢和卓越的组织才能外，还虚构了不少情节，如倾囊义赠、辞女不纳、拒奴不收等，表现了葛成洁身自爱、助人为乐、不图报恩的优秀品质，从而使葛成的形象更加丰满完美。”^①潘树广则进一步指出：“当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萌芽时，《蕉扇记》和《万民安》就如此及时地反映了他们的生活和斗争，这是中国戏曲史上很值得纪念的一件事。”^②当然，学者们也看到了作品本身的局限，如颜长珂、周传家便指出：“由于李玉还不能认识到当时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所以他没有看到市民阶层本身的利益和要求”;作品虽然“反映了城市市民所具有的美好品质、斗争意志和牺牲精神，却又渗透着浓厚的封建士大夫思想意识”(颜长珂、周传家《李玉评传》第72—73页)。这些局限也许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古人。

明朝末年民族矛盾异常尖锐，诞生了一批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他们的文学作品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如陈子龙、张煌言(1620—1664)、夏完淳(1631—1647)等人的作品，便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比较重要的专题论文有朱东润的《陈子龙及其时代》(《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2辑)、黄立懋的《明末忠魂张煌言的诗歌》(《建设》第16卷第7期[1967])、白坚的《夏完淳的诗》(《文史哲》1957年第11期)等。

注释

①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第1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② 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第6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① 也有学者不赞成《水浒传》是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甚至不主张历史上的宋江起义是农民起义。如王开富的《<水浒传>是写农民起义的吗》(载《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王齐洲的《<水浒传>是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吗?》(载《水浒争鸣》第一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宋江是地主阶级的革新派》(载《文学评论丛刊》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历史上的宋江起义不是农民起义》(载《荆州师专学报》1991年第6期)等文便持此说。②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水浒传》成书于明中叶嘉靖年间。如戴不凡有《疑施耐庵即郭勋》文,认为“元代以前,要出现一部今传百回本这样有头有尾的完整大部头《水浒传》,这是不可能的”,疑施耐庵“极有可能就是郭勋门下御用文人的托名”(《小说见闻录》第90—13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张国光提出《水浒传》成书不早于嘉靖十一、十二年(1532、1533),详见《<水浒>祖本探考——兼论施耐庵为郭勋门客之托名》《再论<水浒>成书于嘉靖初年》(《古典文学论争集》,武汉出版社1987);石昌渝通过对《水浒传》描写人们在交易中广泛使用白银和在战争中使用新式火炮的考证,论证《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即嘉靖元年至十九年(1522—1540),见其《从朴刀杆棒到子母炮》(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王丽娟则从最早谈论和著录《水浒传》的有关记载的考辨入手,论证《水浒传》成书于嘉靖三年至九年(1524—1530),见《<水浒传>成书时间新证》(载《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③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将其放在《元代文学》的最后部分论述。① 原载《人民文学》1954年2月号,《人民日报》1955年1月29日、《新华月报》1955年第6期转载。② 参见沈玉成、李厚基《读<西游记札记>》,载《光明日报》1955年10月23日。③ 有关文章较多,重要的有胡念贻的《<西游记>是怎样的一部小说》(载《读书月报》1956年第1期)、霍松林的《略谈<西游记>》(载《语文学习》1956年第2期)、沈仁康的《<西游记>试论》(载《新建设》1956年第2期)、傅正谷的《评<西游记试论>》(载《光明日报》1956年7月29日)、李希凡的《漫谈<西游记>的主题和孙悟空的形象》(载《人民文学》1959年第7期)、杨正文的《<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载《自由中国》第22卷第12期[1960])、袁世硕的《漫谈孙悟空和<西游记>的时代特色》(载《山东大学学报》1961年第1期)等。① 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中国文学史》第92—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② 载《学术月刊》1984年第7期。另外,丁黎的《从神魔关系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载《学术月刊》1982年第9期)基本上是重复张天翼《<西游记>札记》中的观点,认为“孙悟空从魔到神的转变,实质就是从叛逆英雄蜕变为统治阶级的帮凶和打手”。① 颜长珂、周传家《李玉评传》第71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② 潘树广《万历苏州织工斗争在文学上的反映》,《文学遗产增刊》第15辑第188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