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清代小说戏曲批评·清后期的小说戏曲批评

清代文学的内容·清代小说戏曲批评·清后期的小说戏曲批评

清代前中期的小说戏曲理论批评的发展，脉络是清晰而单一的，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即便有所创新也是继承中的创新。但是晚清小说戏曲理论批评的发展则呈现双向分流的态势：一脉是传统的继承，于小说戏曲理论批评的发展较少进益;一脉是传统的转型，对传统小说戏曲理论批评形成冲击，构建新的理论范畴和研究方法。

继承传统的一脉，在小说理论批评方面，大体上固守于传统小说理论批评的形式和内涵范畴，但亦曾呈现出一片红火现象。此期清代的三部小说名著即《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引起了评点者的广泛注目。其中对于《红楼梦》的评点尤为热闹，在道光年间就有人统计当时的《红楼梦》评本已“不下数十家”^②。在这众多的《红楼梦》评本中，王希廉、张新之和姚燮三家评点影响最大，流传最广。而就评点特色而言，陈其泰的抄评本桐花凤阁评《红楼梦》和蒙古族评点家哈斯宝的蒙文评本《新译红楼梦》亦颇有思想深度和理论价值。《儒林外史》在卧评本之后，此时期也形成了一个评点高潮，咸丰同治年间的黄小田抄评本、同治十三年的《齐省堂增订儒林外史》都在小说评点史上有一定影响。尤其是光绪年间的天目山樵张文虎更是集结了一批欣赏和批评《儒林外史》的研究群体，他们以评点这一手段大大推动了《儒林外史》的传播。《聊斋志异》虽然最早有乾隆年间的王士禛评点和嘉庆十三年(1818)的冯镇峦评点，但真正产生影响的是在这一时期，王士禛评点收入此时期的《聊斋》评本中，冯镇峦评点则在光绪十七年(1891)方才问世。而在当时及后世流传最广的《聊斋志异》评本是分别刻于道光三年(1823)和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何守奇评本和但明伦评本，尤以后者影响更大。此时期的传统小说评点正是以上述三部名著为其评点核心的。除此之外，此时期值得注意的还有文龙在光绪五年(1879)、六年、八年三次作批的《金瓶梅》评点，这虽然是一部抄评本，手写于在兹堂刊本《第一奇书金瓶梅》之上，但其中蕴涵的理论思想非常丰富，也体现了文人自赏这种小说评点的历史传统。余如光绪年间刊刻的 《野叟曝言》评本、《青楼梦》评本、《花月痕》评本和清末稿本《莹窗清玩》评点等都是此时期颇有价值的小说评点本。

综观此期的评点，其评点对象、批评旨趣、批评功能和批评视角上都体现了与传统小说评点一脉相承的特色。譬如批评视角，此时期的小说评点继承以往小说评点的传统，仍然以人物品评、章法结构等为其评点之重心。如邹弢评论《花月痕》，认为其“有闲笔、有反笔、有伏笔、有隐笔，无一笔顺接”^①。其评语也均采用传统评点术语。人物品评与章法结构是古代小说评点的一个基本内容，已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术语和品评方法，此时期的小说评点将这一评点传统加以继承并在《红楼梦》等小说评点中推向了极致。又，在批评旨趣上，此时期小说评点的传统意味更为明显，文人性的评点明显地成了小说评点之主流。这也有两种表现方式： 一是表现为对作品主旨的探究仍然是评点者极感兴趣的课题，并据个人的情感思想阐释作品的表现内涵。如张新之认为《红楼梦》“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记》《乐记》融会其中”^①。二是表现为小说评点的个体自赏性又有明显增强。此时期小说评点的自赏性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小说评点缘于对作品的深深喜爱和痴迷。王希廉谓：“余之于《红楼梦》爱之读之，读之而批之，固有情不自禁者也。”^②@@@@@@@@@因而他们将小说评点首先看成为一种个体的消闲和感情的需求。其次，正因为他们将小说评点视为个体的消闲，所以此时期的小说评点除了公开出版的评本之外，未刊行的评点稿本越来越多。道光年间“不下数十家”的《红楼梦》评本其中多数即为自赏的稿本，余如《金瓶梅》有文龙评点稿本，《儒林外史》有黄小田评点稿本等。这一现象的大量出现正说明了小说评点逐步进入了文人自赏领域。小说评点与业已形成的那种文人性与商业导读性相结合的评点格局的背离，使传统的小说评点终于趋于衰竭。

这一脉的戏曲理论批评，基本上处于守成状态。梁廷楠的《藤花亭曲话》是这一时期一部较好的戏曲批评著作。梁廷楠《曲话》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对戏曲的批评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做到“不党同而伐异，不荣古而陋今”。同时，他对戏曲的评判，一般是在比较中进行分析，以此见出优劣。此脉中值得注目的戏曲理论批评著作还有刘熙载的《艺概·词曲概》、陈栋的《北泾草堂外集》、杨恩寿的《词余丛话》等著作。但他们和梁廷楠一样，新见解并不多，令人不禁感叹此道的衰落。此外，吴梅现象是晚清的一个异数。吴梅思想上是一个追求社会革新的作家和学者，但其创作形式和研究方法却基本沿袭成规，缺乏新见，因其毕生致力于“曲学”研究，最终成为晚清最后一位“曲学”大师。

转型一脉在西学的滋养下，对传统持批判的态度，采用新的方法、视角对小说戏曲进行分析研究，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和《红楼梦评论》、梁启超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和“戏曲改良运动”，可看做是其典型代表与旗帜。正是因为晚清小说戏曲理论批评的文化转型，从而构建了一套新的小说戏曲理论批评系统，最终为中国新文学与新文学理论的发生奠定了基石。

这一批小说理论家，其主体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看到了小说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力：“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习气遂为之一变。”^①为了启蒙民众，他们把小说作为向传统挑战的武器和工具，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②。因此，他们对传统的小说理论批评采取割裂的态度，致力于营建新的小说戏曲理论批评系统和方式。如19世纪末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评点已基本趋于消亡时，有一种可称之为 “变体”的小说评点代之而起，这一“变体”在20世纪初终于为小说评点画上了句号。所谓小说评点的“变体”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首先是这些评点只采用了评点之外在形态，如总评、眉批和夹批等，但在评点内涵和批评术语上则大多抛弃了传统小说评点的固有特性，尤其是在小说戏曲评点中大量表现其政治改良思想，从而使小说戏曲评点在内容上一新耳目。其次是这些小说评点大多是出现在新兴的刊物上，并以连载的形式随小说一并刊行，如 《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等均刊行了大量的小说评本。三是这些小说评点主要以“新小说”为评点对象，而这些“新小说”又是以表现当时的政治生活为主体，故小说评点在很大程度上也充任了改良社会、唤醒民众的工具，而小说评点所固有的那种评判章法结构、分析艺术特性的内涵却常常阙如。

晚清小说评点的这一“变体”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新小说”的提倡者运用评点这一传统形式为自己的新创小说作评，这一类型的评点者主要有梁启超、吴趼人、李伯元、刘鹗等;二是以评点形式对旧小说做出新的理论评判，以燕南尚生的《新评水浒传》为代表^①。

为自己的新创小说作批主要有梁启超的 《新中国未来记》、刘鹗的《老残游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两晋演义》、李伯元《文明小史》等，其中又以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最有特色。该书为梁氏的一部未完成之作，思想庞杂，形式混乱，充满了政治的说教。故其评点也成了政治说教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全然忘了评点所应有的思想艺术评析。如小说第四回述主人公游大连旅顺，倍感为列强瓜分之苦，回末总评曰：

瓜分之惨酷，言之者多，而真忧之者少，人情蔽于所不见，燕雀处堂，自以为乐也。此篇述旅顺苦况，借作影子，为国民当头一棒，是煞有关系之文。

《新中国未来记》的评点大多可作如是观，故就小说评点而言已全然失去了它应有的本性。梁启超是一位鼓吹“小说界革命”的旗手，在小说史上功不可没，但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小说家，故其对小说的艺术特性并无深刻的把握，其评点类同说教也在情理之中。倒是那些小说家如刘鹗、吴趼人等在对自己小说的点评中表现了一定的理论价值，如吴趼人在《两晋演义》第一回评语中对历史小说的一段评述：

作小说难，作历史小说尤难，作历史小说而欲不失历史之真相尤难，作历史小说不失其真相而欲有趣味，尤难之又难。其叙事处或稍有先后参差者，取顺笔势，不得已也。或略加附会，以为点染，亦不得已也。他日当于逐处加以眉批指出之，庶可略借趣味以佐阅者，复指出之，使不为所惑也。

此言历史小说之创作，其观念、术语已与传统小说评点大异其趣，体现了近代文学思想之特质。

光绪三十四年(1908)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铅印出版，该书封面顶上小字直书“祖国第一政治小说”，以明其评点之宗旨。其实此书与其说是评点小说，倒不如说是借小说评点来表现其政治理想。其《叙》云：

《水浒传》果无可取乎?平权自由非欧洲方绽之花，世界竞相采取者乎? 卢梭、孟德斯鸠、拿破仑、华盛顿、克林威尔、西乡隆盛、黄宗羲、查嗣庭，非海内外之大政治家思想家乎?而施耐庵者，无师承，无依赖，独能发绝妙政治学于诸贤圣豪杰之先。恐人之不易知也，撰为通俗之小说，而谓果无可取乎?^①

他并由此认定，《水浒传》是“祖国之第一小说也，施耐庵者，世界小说家之鼻祖也。”而观其所叙之事，则《水浒传》乃“社会小说”、“政治小说”、“军事小说”、“伦理小说”、“冒险小说”，要之，此书乃“讲公德之权舆也，谈宪政之滥觞也。”据于这种认识，燕南尚生对《水浒传》的所谓“新评”充满了政治说教的色彩，而其对《水浒传》的“命名释义”更可谓登峰造极，如释史进，“史是史记的史，进是进化的进”，言“大行改革，铸成一个宪政的国家，中国的历史，自然就进于文明了”。这种任意比附、牵强附会的所谓“释义”，在《新评水浒传》中可谓比比皆是。这其实已经把小说评点沦为表达个人政见、表现政治理想的工具了。由于此书所表现的思想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故《新评水浒传》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或者可以说，这是小说评点史上一部最后的“名作”。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小说理论其时形成巨潮，以摧枯拉朽之势推倒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小说理论批评的藩篱，但是他们的小说理论建立在为社会改革服务的基础上，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处。稍后于改良派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改良派理论的弊端有所纠偏。如黄摩西《〈小说林〉发刊词》中云：“昔之视小说太轻，而今之视小说又太重也。昔之于小说也，博弈视之，俳优视之，甚切鸩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今也反是：出一小说，必自尸国民进化之功;评一小说，必大倡谣俗改良之旨。吠声四应，学步载途……一若国家之法典，宗教之圣经，学校之课本，国家社会之标准方式，无一不赐于小说者。其然，岂其然乎? ”此外，还有一批知识分子致力于引进西方的小说理论和研究方法，如林纾、王国维。林纾在他的翻译小说的序跋中，对作品进行了介绍和评论，同时对中西的小说观念、小说写作技巧和方法等进行了比较，从而形成对中国古代小说和小说理论进一步的认识，并介绍了西方较为完善的文学理论和方法。王国维则在理论上学习西方的哲学思想，并运用西方哲学、美学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理论分析，其《红楼梦评论》是中国第一部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思想来分析中国文学作品的专著。

随着“小说界革命”的发生，“戏曲改良运动”也发生了，其旗手也是梁启超，此外代表人物还有姚华、陈去病、汪笑侬等人。“戏曲改良运动”的一部分就是戏曲改良舆论的制造、改革理论的探讨和改革戏剧的具体设想。其对戏曲评点形态和理论范畴的影响和“小说界革命”的影响相似，如梁启超即在《小说丛话》中明确指出在中国韵文中，“必以曲本为巨擘”，并认为这是文学发展的必然;又如他对《桃花扇》的研究首先强调的就是它的“民族主义”精神。此外，蒋观云提出了“悲剧”理论，填补了中国古代曲论中的缺憾。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则开了近代戏曲史研究的风气。

注释

② 《妙复轩评石头记自记》附录张东屏《致太平闲人书》。① 《青楼梦》第十三回评语,光绪十四年文魁堂刊本。① 张新之《红楼梦读法》,引自《八家评批红楼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② 王希廉《红楼梦批序》,见《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道光十二年双清馆刊本。① 萧詹熙《花柳深情传自序》,转引自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册第9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②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新小说》第1号,1902年。① 此处概括参阅了康来新《晚清小说理论研究》第二章的内容,里仁书局1990年版。① 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叙》,光绪三十四年保定直隶官书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