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与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文学与文学传统·继承传统与创造传统——唐诗的经典性

隋唐五代文学与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文学与文学传统·继承传统与创造传统——唐诗的经典性

现代诗学揭示出优秀的作家面对卓越的传统与前人的成就时，都有一种超越前人的强烈欲望，现代学者哈罗德·布鲁姆称之为“影响的焦虑”^①。这种“影响的焦虑”和力求别出心裁、匠心独运、戛戛独造、标新立异的心理在唐代诗人中极其普遍。隋唐五代文学家不是“手低的诗人”，而是充满自信、勇于创新的“高明的诗人”^②，他们并不愿意匍匐在传统的羽翼或阴影下，普遍具有强烈而自觉的与前人争胜的心理。据魏颢《李翰林集序》记载，李白“与古人争长，三拟《文选》皆毁之”。杜甫自述创作经验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唐诗人创作更是风格迥变，各领风骚，形成了为求务去陈言而不避“苦吟”的风尚。白居易云：“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馀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孟郊诗谓：“夜学晓未休，苦吟鬼神愁。”(《夜感自遣》)贾岛云：“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送无可上人》诗后自注)方干云：“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闲居遣兴》)隋唐五代诗人这种强烈的创新意识显然得自开放、开阔、开朗的社会生活与时代精神，他们以这种社会生活与时代精神为现实支点，选择、接受、继承文化与文学传统，兼收并蓄，并且进一步在自身的文学创造中实现推陈出新，从而全面地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和特定的时代精神，创造出属于自己和自己时代的文学经验与艺术风貌，其成就综合体现为中国文化史和诗歌史上具有永恒魅力的“盛唐气象”^①之诞生。

何谓“盛唐气象”?“气象”指事物给人感觉到的富有活力和气势的整体风貌。宋人严羽最早借用此概念以论唐诗：“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沧浪诗话·诗评》)“‘迎旦东风骑蹇驴’绝句，决非盛唐人气象，只似白乐天言语。”(《沧浪诗话·考证》)显然，“唐人气象”或“盛唐气象”是指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歌与众不同的风格、风貌。严羽并对其内涵做过明确界定：“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雄健，终有子路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简言之，就是“雄壮”、“浑厚”，对此，后代学者有大量的阐释和描述，如博大、雄浑、深远、超逸以及充沛的活力、创造的愉悦、崭新的体验等。“盛唐气象”这个概念本身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具体而言，其指称内容除了指盛唐诗人名家辈出、创作繁盛这一状况之外，还包括了社会历史和文学风格这两个层面，而这两个方面彼此密切相关。

首先，“盛唐气象”包含着特定的时代精神和社会生活内容，它揭示了盛唐时代的社会与文化整体特征。“盛唐气象”源自“建安风骨”，但绝不等同于“建安风骨”。建安诗歌产生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环境，故“梗概而多气”、“志深而笔长”(《文心雕龙·时序》)。相反，盛唐诗人生活在政治相对清明的文化环境之中，他们具有鲜明的济世之志和强烈的事功思想，对于社会、政治以及个人前途都抱着强烈的理想主义、乐观主义的情绪，虽然也存在着感慨悲凉的成分，但主调还是豪壮明朗，乐观向上，充满理想和期待。盛唐诗论家殷璠用“神来，气来，情来”概括盛唐诗歌在内容上之综合特征(《河岳英灵集》)，将宇宙万物之理、经国济世之业、一己之幽情统一起来，既有神理，又有力量，复饶情致，从而气象恢宏，无比阔大，反映了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①。从美学角度观察，“盛唐气象”的抒情、昂扬与浪漫，反映出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古典和谐关系。可以说“盛唐气象”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时期的社会历史写照，“唐代文学是我国封建社会上升到高峰并由高峰开始下降时期的产物。从总的风貌来看，它更富于理想色彩，更抒情而不是更理性，更外向而不是更内敛”^②，就如同古希腊悲剧一样是无法重现的。

其次，“盛唐气象”也是特定时代之诗歌风格。“盛唐气象”远源于儒家诗学、屈骚传统、老庄文学观念，近得自汉魏风骨、六朝绮丽。唐代诗人在新的时代精神感召之下，将此前艺术经验、文学传统在新的时代情境下经过继承、融会与创新，将抒情文学发展到高峰，形成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诗歌风格与艺术形态。唐诗只能是唐代的诗歌。然而，唐代之后，这种时代风格逐渐脱离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而演变为后代诗歌创作之理想与传统，这一点集中表现为由盛唐之“兴象”发源到中唐人开始自觉总结出的“意境”理论^①。“意境”作为抒情文学之综合艺术形象概念，凝聚了古典诗学乃至汉民族文学之全部理论与历史。其内涵本身非常复杂，至今仍存在很多争论。但是，这个理论是在丰富的诗歌创作实践基础上逐渐形成是毫无疑问的。具体来说，就是唐人特别是盛唐诗人的艺术创造完成了“意境”体系，中唐诗人进一步从理论上进行提炼，首先提出了“意境”这一概念(托名王昌龄之《诗格》以及皎然《诗式》)。从此，从盛唐诗歌中概括出来的“意境”被视作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特征与创作传统，构成了此后诗学批评之核心概念。此后不仅关于诗歌问题的讨论中涉及对盛唐诗或者说唐诗这一风格特色的综合把握，涉及许多诗歌技巧、诗歌理想和诗歌传统等，而且诗论家都将唐诗视作诗歌创作的最高理想形态，将“盛唐气象”及其风格理论归纳为“意境”，以及将盛唐诗歌创作之经验视作经典与传统而不断加以弘传、阐释、借鉴甚至模仿。

隋唐五代不仅创造了偏重抒情的“盛唐气象”这一经典，而且通过中唐诗歌，开创了新的偏重说理的诗歌范式，确立了另一传统。隋唐五代各有不同，即使唐诗本身也经历着不断的变化，特别是安史之乱造成了唐代盛极而衰，从而使得盛唐与中唐文学呈现了巨大的时代落差，而且这种分野甚至被认为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之分水岭。清人叶燮就称中唐为“古今诗运”“一大关键”，“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后此千百年无不从是以为断”(《百家唐诗序》)，因为中唐诗歌直接启示了宋人的艺术创造精神，唐诗与宋诗分别代表了完全不同的两种艺术范型甚至文化型态^①。唐、宋诗之争往往演变为盛唐与中唐优劣之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宋、元、明、清的诗学之争与创作分野是唐人开创的两大传统之争。如果说“盛唐气象”代表着盛唐人的“集大成”精神(宋人陈师道《后山诗话》引苏轼语云：“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那么，中唐诗人则根据新的时代精神和生命体验，通过对于文学传统资源的创造性吸取、转化而推陈出新^②，使诗史发展发生了空前的、历史性的巨大转折，再开“诗世界”，建立了一个与盛唐诗歌并列的新传统。韩孟诗派对于雄奇甚至怪诞美的追求及其“苦吟”作风，白居易与元稹通俗诗派对于浅近风格的追求，完全改变了抒发政治情怀、追求优美和谐意境的艺术观念与艺术传统，创造出追求怪奇或通俗之美的美学与诗歌范式^①。因此，唐诗在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之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与众不同之特殊意义，即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既是一个历史传统之集中展示，也是新传统之发源^②;既“集”前代之“大成”，也“开”后代之“先河”。

隋唐五代文学之创新与成就，构成了其作为新的传统的前提，而能否构成传统以及这个传统的内容，还需要经过特定背景之下，后代接受者的阐释、接受和发扬才能完成。也许由于时间距离太近，宋初无论是对于唐人诗集的整理、诗话之研究还是创作方面对于唐诗的学习都缺少总体观，或者学习白居易，或者学习李商隐; 到了北宋中期，通过对盛唐杜甫和中唐韩愈的再发现，方以其为理想范式，逐渐建立了“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严羽《沧浪诗话·诗辨》)的创作风范。而随着具此特色的江西诗风之流行，唐诗及其经典意义逐渐成为重要学术命题^③。南宋初年的张戒首先提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苏、黄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岁寒堂诗话》)张戒还是着眼于朝代以论诗，严羽则进一步分析了唐诗不同于宋诗的艺术特征，并且呼唤将其作为文学传统以继承：“南朝人尚质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沧浪诗话·诗评》)他将“尚意兴”作为唐诗之为唐诗的核心特征，并且按照这个标准，将唐诗发展划分为初唐、盛唐、大历、元和、晚唐等几个阶段，认为盛唐诗才是唐诗的典范：“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诗辨》)这个观点奠定了后代唐诗观的基本格局。此后无论在诗论方面还是在创作方面，历经元、明直至清前期，崇唐诗贬宋诗，崇盛唐轻中晚唐，一直是主流思潮。明初高棅编纂《唐诗品汇》“以为学唐诗者之门径”，“初唐声律未纯，晚唐习气卑下，卓卓乎可尚者又惟盛唐为然”，盛唐诗有“冲融浑灏之风”(王偁《唐诗品汇序》)。明代前、后七子更是直接打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旗。到了清代，无论是沈德潜的格调说，还是王士禛的神韵说，都是推崇盛唐之诗。进入20世纪，随着古典形态之文学创作的结束和新时代的来临，唐、宋诗分别作为创作传统的时代宣告结束^①，诗歌思想和创作倾向方面的唐、宋诗之争也画上句号。现代学者抛弃了门户之见，对于唐、宋诗各自特色与传统的内涵有可能提出客观、通达、折中之论，缪钺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②钱锺书在回顾了历代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与争论之后，概括“诗分唐宋”，不仅是时代之别，也是风格之别，“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③。这些论述从风格学的角度对于唐、宋诗之争及其各自特色问题，进行了历史性的归纳和总结。当然，唐宋诗差异形成之复杂根源及其文化内涵还可作深入的阐释。总之，一部宋、元、明、清诗歌史、诗论史始终贯穿着关于唐诗作为传统之内涵的论争，也是唐诗作为传统延续之证明。

严格来说，讨论传统的内容及其影响必须立足于具体的视点。随着视点的移动、变化，对于传统内涵之理解亦随之改变。今天，从文学传统的角度审视隋唐五代文学，必须将其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甚至民族文化传统相联系。因为隋唐五代文学家的创造，仍然隶属于古典文学传统甚至民族文化传统这个宏观、根本的文化背景。中国古代文学自从《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①开始，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偏重于抒情的鲜明特色和文学传统。此后的中国文学、儒家诗学、道家诗学、楚辞诗学乃至“诗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的观念，都是这个文化诗学之总体特征在特定现实社会背景下合乎逻辑之渐次展开。而唐诗接受传统的“诗言志”与“诗缘情”的诗歌理念并发扬光大之，标志着古典诗歌的理想形态之成熟。尽管唐诗本身存在着“盛唐气象”与中唐风貌的巨大差异，但是，时过境迁，其具体的创作技法已经丧失现实意义。因此，这种盛唐与中唐甚至唐诗与宋诗的差异与分野在今天自然显得已不太重要，而它们共同创造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古典和谐的美学理想，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其存在之价值，仍然散发着炫目的精神光芒。解释学家伽达默尔说过：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种先决条件，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到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②。当今天的广大读者欣赏、陶醉于唐诗之意境，实际上正是延续着构成我们民族文化及其传统核心的、历久弥新的人文理想和艺术精神。而这，也正是唐诗经典的根本文化内涵及其现代魅力所在。

注释

① 哈罗德·布鲁姆著、徐文博译《影响的焦虑》第26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② 艾略特在评论英国十六七世纪诗剧时指出:师法前人是诗人的必由之路,“未成熟的诗人摹仿,成熟的诗人偷窃;手低的诗人糟蹋他所拿取的,高明的诗人使之更好或与原来相异。高明的诗人把他所窃取的熔化于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之中,与它脱胎的原物完全不同,而手低的诗人把它投入一团没有黏合力的东西中。高明的诗人往往会从年代久远的、另一文字的或兴趣不同的作家借取”。语出艾略特文论集《圣林》,转引自陆建德《大雅久不作》(刊于1998年9月30日《中华读书报》)。① 诚如陈伯海所言:“单纯用盛唐气象来包括全部唐诗,无疑是片面的;而否认盛唐为唐诗总体风貌的代表,亦非持平之论。”《唐诗学引论》第36—37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① 傅璇琮、李珍华《盛唐诗风与殷璠诗论》,载《河岳英灵集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关于“盛唐气象”的社会基础及其文化内涵,林庚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盛唐气象》(载《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进行了最为精彩、最具诗意的概括,后来学者续有阐发。鸟瞰中国文学史可见,不同政治与文化类型各有其相对应的、充分发展的文学形式:先秦两汉时期最主要的文学形式是散文,如诸子散文、历史散文以及介乎骈、散之间的汉赋;宋、元、明、清文学大宗是叙事性的小说、戏曲,主要欣赏者是一般平民;而魏晋以降至隋唐五代,尽管散文以及小说、曲子词也进入了文人文学的领域,但诗歌这种宜于抒情的文学体裁得到全面发展,创作主体是寒族士人知识分子。闻一多慧眼独具,将从汉末建安至盛唐时期的文学划归为一个相对统一、独立的历史发展段落:“回顾这段时期(建安五年一天宝十四载)的诗,从作者的身份来说,几乎全属于门阀贵族,他们的诗具有一种特殊风格,被人们常称道的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的所谓‘盛唐之音’,就是他们的最高成就。”“到了盛唐,这一时期诗的理想与风格乃完全成熟,我们可以拿王维和他的同辈诗人做代表。当时殷璠编写了一部《河岳英灵集》,算是采集了这一派作品的大成,他们的风格跟六朝是一脉相承的。在这段时期内,便是六朝第二流作家如颜延之之流,他们的作品内容也十足反映出当时贵族的华贵生活。就在那种生活里,诗律、骈文、文艺批评、书、画等等,才有可能相继或并时产生出来,要没有那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条件,谁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创造出这些丰富多彩的文艺成绩? ”见郑临川辑录《闻一多先生说唐诗(上)》,载《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4期。另参见林庚《中国文学简史·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林继中《文化建构文学史纲(中唐—北宋)》,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②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21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① 陈植锷《唐诗与意象》,载《文学评论丛刊》第13辑(1982)。① 陈寅恪《论韩愈》,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② 在这场影响至为深远的诗史转型之中,盛唐诗人杜甫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杜甫不幸、亦有幸在颠沛流离之中经历了唐代盛极而衰的沧桑巨变。饱经忧患的生活经历和通过学习、吸收文学经验而获得的文学天才与敏感,使得他一改浑融浪漫、和谐自然的盛唐诗风,特别是其后期诗歌直接启示了中唐诗人以及宋人诗歌创作,做出了“开诗世界”(王禹偁《日长简仲咸》)之历史贡献。杜甫“集大成”,不仅“集”前代文学经验之“大成”,亦“开”后代文学之“先河”,前此的文学传统在他身上凝聚,而后代的文学传统又在他的创作中发源。参见程千帆、莫砺锋、张宏生合著《被开拓的诗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关于这场诗史转型及其凭借之传统资源一般上溯到杜甫,而清代中叶以来学者更追溯其远源。翁方纲将中唐开始到宋诗定型的诗歌称为“学者之诗”。其论韩愈诗云:“其诗每于极琐碎极质实处,直接六经之脉,盖爻象、繇占、典谟、誓命、笔削记载之法,悉酝入风雅正旨而具有遗味。”(《石洲诗话》)而近代同光体诗论家沈曾植提出诗史“三关”(元嘉、元和、元祐)说,将“元和”之变的艺术渊源上溯到南朝刘宋谢、颜、鲍诸人,说见其《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可见,中唐诗人勇于革新,亦并非一无依傍。① 20世纪初古今学术转型以来,学术界摆脱了重初盛唐、轻中晚唐的传统偏见,中晚唐诗歌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近年来学术界对于中唐诗歌转型的内涵及其社会基础、思想背景研究日益深化,取得了很多成果。代表性的论著如王玮《贞长风概》,载《文学遗产》1987年第1期;林继中《由“雅”人“俗”——中晚唐文坛大势》,载《人文杂志》1990年第3期;周勋初《元和文坛新风貌》,载《唐代文学研究》第3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朱易安《元和诗坛与韩愈的新儒学》,载《文学遗产》1993年第3期;吴相洲《中唐诗文新变》,商鼎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② 当然,虽然中唐诗歌与盛唐诗歌、中唐及其以后文学与唐前期文学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相对于它们的共同点来说毕竟还不是根本性的,盛唐诗歌的典型特征在中唐诗歌上还有所继承,准确地说,中唐诗歌虽出现了某些重要变化的痕迹但仍保持着“唐诗”的基本风貌。③ 参见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述》,岳麓书社1984年版。① 现代文学史上,虽有些诗人如戴望舒、卞之琳等提倡、学习中晚唐诗与古典传统,但唐、宋诗作为具体的创作传统之大势毕竟已去。② 缪钺《论宋诗》,载《诗词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③ 钱锺书《诗分唐宋》,载《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① 朱自清将其许为中国文学“开山的纲领”,见《诗言志辨·序》,载《朱自清全集》第六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② 参见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61—37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