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辽金元小说·金元时期白话小说的发展

辽金元文学的内容·辽金元小说·金元时期白话小说的发展

市井娱乐活动的“说话”，在宋代蓬勃发展，说话艺人表演底本话本，便是白话小说。在其基础上又产生了短篇拟话本和长篇章回小说，开启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并驾齐驱的时代。故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宋之话本“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但鲁迅同时认为：“到宋亡，而元人入中国时……话本也不通行了。”与北宋同时的辽未见有“说话”与话本的记载，金元则不同。据有关材料记载，金主完颜亮与其弟完颜充都爱听讲史，《三朝北盟会编》卷七七《金人来索诸色人》条记其打到汴梁，索要包括“说话”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可知在金所占据的北方，仍有“说话”活动在。到了全国统一的元代，虽然市民娱乐活动的主流和文坛的主导是杂剧，但仍有新老说话艺人在。像夏庭芝《青楼集》所记时小童母女，杨维桢《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所称赞的朱桂英，并有一批话本刊刻而流传至今，自然仍有广大喜爱“说话”的新老听众和读者在。另外，从《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元史·刑法志》《通制条格·搬词》等律令可以看到，元统治者一再颁布法令禁止平民良家子弟等“搬说词话”，亦可见元代“说话”之盛。

研究评价金元话本，难在流传下来的作品不多，具体创作时间难定。从目前可见材料看，以讲史居多。杨维桢称赞的朱桂英“善记稗官小说，演史于三国五季”，王恽赏识的高秀英“由汉魏，到隋唐，谁教若辈管兴亡”^①，都是长于讲史的。元代特定的社会环境，残暴的民族压迫，促使说话艺人、听众乃至书坊主人，将兴趣转向历史题材，这就使讲史保持盛旺势头，成为当时白话小说的主流。今存讲史话本九种：

(1)《武王伐纣书》(别题《吕望兴周》)

(2)《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

(3)《秦并六国平话》(别题《秦始皇传》)

(4)《前汉书平话续集》(别题《吕后斩韩信》)

(5)《三国志平话》

(6)《三分事略》

(7)《五代史平话》

(8)《大宋宣和遗事》

(9)《薛仁贵征辽事略》

其中前五种版式相同，都是上图下文，故合称“全相平话五种”。从书名看，这是一套系列丛书，既有“后集”、“续集”之称，原刻当不止五种。为建安(今福建建瓴)虞氏刻本，其中《三国志平话》卷首题“至治新刊”，诸书均当刻于至治(1321—1323)前后。《三分事略》为《三国志平话》之不同刻本，封面题“甲午新刊”，上中卷首行题“至元新刊”，因元顺帝后至元无甲午年，故有研究者认为是元世祖前至元甲午(1294)，早于《三国志平话》，但亦有不同意见。其他几种刊刻时间均不详。《薛仁贵征辽事略》系自《永乐大典》卷五二四四“辽”字部辑出，原本已失传。另外，有研究者把《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也列入元代，此在学术界有争论，本章不取。

关键是创作时间。北宋时就有“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②、“说韩信”^③，今存讲史话本难说是原创之作，而是整理写定。讲史艺人演说同一内容可能各有依据，未必都用一个底本，但我们也只能就目前可见的传本考察。宁希元据《三国志平话》所写地名定州和怀州修武县西北之山阳县，《五代史平话》的山东路邢州唐山县、太原府等，断定二书为金代所作^①，程毅中赞同此说，并补充《五代史平话》所采用《资治通鉴》版本为宋本，与元刻胡三省注本有出入作证^②。章培恒则认为《五代史平话》作于元^③。《秦并六国平话》卷下引章碣《焚书坑》诗，章为唐浙江桐庐人，称“南儒章碣”，卷上魏将郑安成、燕将景耀龙均自称“奴婢”，匈奴单于亦被称为“郎主”，均似金人口吻，可能在金代写定。《武王伐纣书》和《薛仁贵征辽事略》开篇引诗曰：“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汉三分吴魏刘，晋宋齐梁南北史，隋唐五代宋金收。”历数诸朝止于金，则当在金或元时。《大宋宣和遗事》《百川书志》《述古堂书目》称其为“宋人所记”，列为“宋人词话”，但书中写陈抟预言宋朝“卜都之地，一汴二杭三闽四广”，当出宋亡之后，虽全书未必作于元，但起码经元人修订。

这里不想对此九书逐一评述，只作综合考察。讲史作为“说话”四家数之一，吴自牧《梦粱录》称：“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 故其首要特点便是依据历史。诸书所写主要人物与事件均取自相关史料，甚至如《五代史平话》，其大部分文字都摘自《通鉴》。《五代史平话》和《秦并六国平话》均系年记事，后者卷首有诗云：“世代茫茫几聚尘，闲将《史记》细铺陈。”其书以《史记·秦始皇本纪》为骨架，而以相关的世家、列传等为补充。《大宋宣和遗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是“钞撮旧籍而成”，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具体指出，系辑录《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皇朝大事记讲义》《宾退录》《南烬纪闻》《窃愤录》《窃愤续录》等书，穿插书会留传或说话人自编关目。作为雅俗共赏的娱乐活动讲史，当然不是历史讲座，而是讲历史故事，必然会吸纳相关传说，有所增饰铺陈想象虚构。如《武王伐纣书》系据《史记·周本纪》《尚书》《逸周书》等相关记载，而卷上写纣王令天下献美女，九尾狐换妲己神魂，入宫迷惑纣王，则或取自传说，或出说话人创造，但狐狸化美女迷人，则早有此说。由此出现两个问题，一是有些话本悖离历史，如《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其后半部让已死的孙膑与乐毅斗法，匡复齐国，全非史实，而属“关公战秦琼”一类，但说来热闹，启“戏说”先河，亦受欢迎。其二是记述简略，有些故事仅存提纲。《三国志平话》篇幅还是长的，也存在这种情况。如卷中“曹操勘吉平”段有云：“无数日，曹相请玄德筵会，名曰‘论英会’。唬得皇叔坠其筋骨。会散。”文中“筋”当为“筯”之误，“骨”为因此带出的衍字。此段所据是《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在后来的《三国演义》中便演为精彩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出现这种情况，固然可能因刊刻时删削，亦符合话本自身的特征，作为说话人的底本，本不必有言必录，而有待艺人临场发挥。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高儒《百川书志》说《三国演义》“去瞽传诙谐之气”，都揭示出作为下层文人的书会才人和市井艺人的共同创作，主要面对广大市民的讲史话本的又一特点：反映民趣民情。尽管这些话本记叙都较简略，难于和后来的章回小说相比，但可以肯定，艺人演说这些话本时，必然是丰富多彩、生动曲折的。这从话本中仍依稀可见，如《征辽事略》写薛仁贵多次立战功，都被主将张士贵冒领，曾有数次揭破真相的机会，都因故错过，能证明其战功的薛延陀、段志贤又不幸战死，尉迟恭怀疑张冒功，两次潜入军营，才找到这员勇将。话本围绕薛仁贵命运展开戏剧性冲突，曲折紧张，颇能吸引人。高儒所说的“诙谐之气”，当指偏离史实的虚构，带有民间文学色彩的故事情节，如《三国演义》所“去”的司马仲相断案、刘关张太行山落草等情节。作者正是在这背离史实的地方编造故事，增加趣味，其中也包括纯属幻奇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即“戏不够，神仙凑”。这方面最突出的是《武王伐纣书》和《乐毅图齐——春秋七国后集》。以《乐毅图齐》为例，其卷下完全脱离历史，写孙膑与乐毅斗智斗法，乐毅搬来其师黄伯杨，摆下迷魂阵，困住孙膑，魏太子毕昌、秦将白起、楚将项燕等均率兵助燕。齐王宣请孙膑之师鬼谷子下山相救，最后破了迷魂阵，燕及援军大败，齐襄王封鬼谷子、黄伯杨等为仙人。这样写当然不同于《三国演义》的“七实三虚”，有悖于历史小说的正路，却适应市民的审美趣味，有广泛群众基础，并孕育后来《封神演义》型的神魔小说。话本体现民趣的同时也反映民情，不少描写和观点非正统文人所能道，但却渗透了下层民众的思想愿望。如《三国志平话》不只刘备是“织席编履为生”的“孤穷”，还写诸葛亮“元是庄农”“牧牛村夫”，孙权的祖父也“本是庄农”，“种瓜为生”。《五代史平话》中的朱温、石敬瑭、刘知远、郭威等也都出身贫寒。这样就拉近了历史人物与读者听众间的距离。张飞虽是“家豪大富”，但豪爽、正直、嫉恶如仇，更是下层民众倾心喜爱的草莽英雄形象。他鞭打督邮，落草太行，后又自号无姓大王，立年号为快活年，使人想起《水浒传》中李逵，他也把快活挂上口头，来梁山泊快活，杀去东京快活。快活与痛苦相对，正是朝不保夕痛苦中的民众所祈盼的。《武王伐纣书》中的殷交和《前汉书平话》中的樊伉也很值得注意。前者为纣王和姜皇后之子，妲己挑唆纣王杀了姜皇后，还要追杀他，他投奔武王，助周灭商，并亲手杀死纣王和妲己为母报仇。这与文人笔下《封神演义》所写大不相同，该书中的殷郊虽怀杀母之恨，却为传统道德所囿，做了商朝的忠臣，纣王的孝子，从中可见是非与爱憎观念之不同。后者也是大义灭亲，助刘反吕，亲手杀了其母吕胥和吕氏三千余人。按《史记·樊哙列传》载樊哙之子樊伉是与吕胥及宗亲一起被杀，可见大义灭亲纯出话本的创造。

在反映民情方面，尤以渴望清平安定、反对暴君虐政为突出，这也成为讲史话本的又一共同特点。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上层社会固然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的共识，下层民众也从对历史的回顾中寄托向往与厌弃。《三国演义》的研究者都很注重其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认为其反映了对凶残暴虐统治者的否定，对开明仁德当权者的赞扬，并隐含着对占据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憎恨。这种倾向在《平话》中就已出现。《平话》以司马仲相断案解释三国成因，出于因果报应的唯心史观，但也反映了民众对刘邦吕后杀戮功臣的憎恨，故《五代史平话》也引此说。对暴君虐政的批判，尤以《武王伐纣书》和《大宋宣和遗事》突出。前者借武王和姜尚之口大书纣王十大罪：“不仁无道之纣，尔囚吾父，醢吾弟身为肉酱，共妲己取乐，是一过也;虿盆酒池，肉林炮烙之刑，苦害宫妃，是二过也……杀害忠良，贬剥忠良，是五过也……尔信妲己之言，剖孕妇，辨阴阳，是八过也;尔信妲己之言，剒胫看髓，是九过也;尔信妲己之言，修筑台阁，劳废民力，费仲谗言，自乱天下，是十过也! ”众文武亦尽言：“无道不仁之君，据此合斩万段，未报民恨! ”对这中国历史上著名暴君的声讨，也是对历代包括当代暴君昏君的鞭挞。《大宋宣和遗事》开篇便列举历代无道昏君，一直讲到宋徽宗赵佶：“今日说话的也说一个无道的君王，信用小人，荒淫无度，把那祖宗混沌的世界坏了，父子将身投北去也，全不思量祖宗创造基业时直不是容易也。”此书带给读者的感受是复杂的，既憎恶其荒淫无道，祸国殃民，又同情其晚年的遭遇，一代君王竟在饱受凌辱的囚徒生涯中客死他乡。这不只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受奴役的民族的灾难，故以沉痛之情抒写其不幸，其实是在品味民族的灾难，激发爱国抗金的民族情绪。在这种情绪下，追述其荒淫无道，也有总结历史教训的意义。

讲史话本不是供人阅读的案头文学，而是供说书艺人临场发挥的底本，加上书坊刊刻时的删节，给人的感觉是原始、古朴、粗陋，很难领略其风韵，理解其历久不衰地吸引各阶层听众读者的原因，但其在小说史上的地位不容轻估。第一，孕育了白话小说的重要形式章回小说的产生。章回小说特征之一在于分章回，此正源于讲史。今存讲史话本虽不标章回，但往往有分段标题。“全相平话五种”上图下文，每页图上都有标题，可看作是下文的题目，话文中也偶尔标出章节，如“三战吕布”、“吕布投刘备”等。至于其衔接，说话艺人会卖关子留悬念以吸引听众，但今存话本却看不出来，此或因刊刻时删节，或待艺人临场处理，而章回小说的“且听下回分解”来自“说话”则是肯定的。第二，为明代章回小说的丰收奠定基础。讲史话本(包括已佚者)还为后代的章回小说提供了素材，《三国志平话》是《三国演义》的雏形，《大宋宣和遗事》是《水浒传》的雏形，《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开启以神魔形式演说历史事件的先河，为《列国志传》和《封神演义》等书所继承，成为神魔小说一个重要的分支。其他讲史小说也都与明清小说存在渊源关系。从章回小说题材分类看，除世情小说外，其他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和神魔小说，都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三，讲史话本也为后来的章回小说在艺术上提供借鉴。以《三国志平话》为例。高儒《百川书志》所说“瞽传诙谐之气”，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所说“失之于野”，当指为追求故事性而游离于史实之外的虚构。其实《三国演义》也有大量虚构，虚构的许多精彩之笔正是在《平话》基础上写出的，如赤壁之战中诸葛亮智激周瑜、借东风、华容道放曹、三气周瑜等。此外，讲史话本某些情节的安排和具体描写也值得称道。

讲史话本之外，金元还有一批小说话本，但确切数量多少，今传本哪些属金元，尚难确定。目前元刊本仅发现《红白蜘蛛》一残叶，为《醒世恒言·郑节使立功神臂弓》之前身，但未必出于金元，亦可能是“先人书会留传”的旧本。《录鬼簿》载，陆显之有《好儿赵正》话本，当即《古今小说·宋四公大闹禁魂张》。金元小说话本见于明代小说集的，参照胡士莹、许政扬、程毅中、章培恒、刘世德等先生的考证，主要有如下几种：

(1)简帖和尚(《清平山堂话本》)

(2)西湖三塔记(同上)

(3)快嘴李翠莲记(同上)

(4)曹伯阳错勘赃记(同上)

(5)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古今小说》)

(6)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同上)

(7)勘皮靴单证二郎神(《醒世恒言》)

(8)金海陵纵欲亡身(同上)

从《红白蜘蛛》的残叶推测，全文约四千余字，而《醒世恒言·郑节使立功神臂弓》文字多出一倍，可见保存在“三言”中的宋元话本，都经增订，而成供阅读之作，失去了原本素朴面貌。比较而言，《清平山堂话本》改动较少，较接近原貌。然原本已不可得，只有以其衍生物见其仿佛，了解其特点。

第一，延续宋话本，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市民。作品的主人公多是“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了，而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①。八篇除《金海陵》外，基本都是市井平民的故事，特别是《李翠莲》与《宋四公》两篇。前者叙一下层妇女的遭遇，后者写几个侠盗戏弄贪鄙财主与捕盗官吏的故事，可称前所未有。这在作者与演说者是为迎合听众的兴趣，如当今电视节目“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就扩大了小说的题材领域，表现了新的人物、新的思想，确是 “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

第二，鲜明的反传统精神，对封建礼教的大胆挑战。其中《勘皮靴》是公案故事，写深宫寂寞的韩玉翘渴望亦能过正常夫妻生活，出宫养病时闻红叶题诗事病情加重，去庙中还愿，自语愿得如二郎神样丈夫，道士孙神通施妖术冒名与之私通，后被发现，以其遗落之靴为线索，将其捉拿归案。本篇不仅写出后宫女子在如《红楼梦》贾元春所说“不得见人的去处”的压抑苦闷和怨望，与程朱理学所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针锋相对，而且这一“淫污天眷”的案件，也给至高无上的皇帝戴上绿帽子，实在够大胆够畅快的。《快嘴李翠莲记》所写的这位爽朗泼辣的劳动妇女，不只“亲操井臼与庖厨，纺织桑麻拈针线”，而且“能言快语”，“口快如刀”。在家惹父母兄嫂不满，出嫁不为夫家所容，被休回娘家亦得不到理解和温暖，最后出家为尼，反映了妇女渴求个性获得自由与礼教妇箴的矛盾。李翠莲虽备受责难，为世不容，但不屈服。其公公张员外训斥说：“女人家须要温柔稳重，说话安详，方是做媳妇的道理。那曾见这样长舌的妇人! ”她则声言：

……记得几个古贤人：张良蒯文通说话，陆贾萧何快调文，子建杨修也不亚。张仪苏秦说六国，吴晏[晏婴]管仲说五霸，六计陈平李左车，十二干[甘]罗并子夏。这些古人能说话，齐家治国平天下。公公要奴不说话，将我口儿缝住罢!

有口就要说话，这是做人的权利，快嘴多言不过是个性，却有违礼教对妇女的特殊要求：从父、从夫、妇德、妇言。李翠莲公然自比古人，不仅在维护自己做人说话的权利，而且对这不公平的社会提出大胆的抗议。作品正是通过她的遭遇，比一般写男欢女爱要更深刻地抨击封建礼教，更富启发意义。

第三，小说艺术的新发展。比较而言，这些小说话本包括经冯梦龙增饰者，比《绿窗新话》《醉翁谈录》中提纲式者更能体现“说话”的特色。《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曰：“论讲处不滞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久长。曰得词，念得诗，使得彻。言无讹舛，遣高士善口赞扬;事有源流，使才人怡神嗟讶。”其曰词念诗以《快嘴李翠莲记》篇较特殊，她开口“说成篇，道成溜”，纯为韵语。从前引的一段便可看出，这种顺口溜显然受民间说唱文学的影响，但非唱而是说，相当于后来的快板书。作者于篇首诗坦言“单取人前笑一声”，为了逗趣的喜剧效果，有些地方如骂媒人，打撒帐先生夸张过分，有损人物形象，但总的看李翠莲的性格是鲜明的。话本注重故事的传奇性，讲究绘声绘色的演说艺术，追求情节的曲折新奇，引人入胜。如《勘皮靴》后段写捉事使臣从神明被法师打落的一只皮靴，查到制靴店铺、定制主顾，辗转查到靴施舍到二郎神庙，终于将假扮二郎神骗奸妇女的罪犯捉拿归案。情节曲折离奇，推理合乎逻辑，颇有近代侦探小说的味道。《简帖和尚》写一淫僧窥见殿直皇甫松妻杨氏貌美，便设计让人给杨送简帖(情书)和钗环，特意让皇甫看到生疑，休了杨氏，自己娶之。本篇的突出特点是将日常生活传奇化，布局精妙，巧设悬念，先写简帖投递与后果，却回避设谋者来路与企图，启人疑窦，又五次点出其人“浓眉毛，大眼睛，撅鼻子，略绰口”，亦杨氏后夫模样，使人猜疑。直到后来杨氏追问简帖由来，此人才交待其阴谋。如此敷演“规模”“收拾”，增强了情节的生动性，对后世小说颇有影响。

此外，还应提到《西游记平话》，今仅存二则，一是《梦斩泾河龙》，见《永乐大典》卷一三一三九送韵“梦”字条内，一是《车迟国斗法》，见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此则可能有删节。有论者将此二者列入小说话本^①，其实它与单篇小说话本不同。列入小说话本，是因全书失传的权宜之举。它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相承，大致属于说经一类。据朱德熙考证，《朴通事谚解》编于元末^②，此时书已传至李氏朝鲜，可知《西游记平话》必成书于元代。据目前掌握材料，可作简要评价：第一，本书较《取经诗话》内容更丰富，是《西游记》成书的重要阶段。取经集团师徒四众首次完备，杨景贤《西游记》杂剧晚于本书。《朴通事谚解》注称：

今按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几死仅免。又过棘钩洞、火焰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此所谓刁蹶也。^①

可见已接近后来的八十一难故事。当然取经故事还在发展中，和小说《西游记》比还有差异，据《朴通事谚解》注，孙悟空并非天产石猴，而是老猴精，偷王母绣仙衣开庆仙衣会，可能亦如杂剧《西游记》所写抢了金鼎国女子，“思媚其妇”，被降伏后观世音将其押在花果山石缝内。此山不在东胜神洲，而在西域。第二，从《梦斩泾河龙》看，内容与世德堂本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相当，唯非一渔一樵，而是张梢李定二渔翁。全文一千二百余字，虽尚不及小说《西游记》丰腴细腻，但已远非《取经诗话》的古拙素朴。从话本说，此应属详本，亦显示其艺术上的进步。

辽金元的文言和白话小说与宋代小说联手，上承唐代，下启明清。题材内容上有拓宽，有加深，鲜明体现时代特色。在反映民族对抗与融合，高扬民族精神，体现市民思想与情趣，冲击封建礼教等方面尤为突出。艺术技巧上有继承，有创新，特别是在文言小说世俗化，话本小说多样化，两大体系相互影响渗透方面值得注意。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不是高峰，但在发展，在积淀，不容忽视。

注释

① 《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七六《鹧鸪天·赠驭说高秀英》。②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传艺》。③ 《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四《党太尉》条引《杨文公说苑》。① 参见《〈三国志平话〉成书于金代考》,载《文献》1991年第二期;《〈五代史平话〉为金人所作考》,载《文献》1989年第一期。② 《宋元小说研究》第28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③ 参见《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载《上海大学学报》1996年一期。① 恩格斯《大陆上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594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①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元代文学史》第5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② 参见《〈乞老大谚解〉〈朴通事谚解〉书后》,《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8年二期。① 转引自朱一玄等《西游记资料汇编》第111页,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