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总集·《玉台新咏》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文献·魏晋南北朝文学总集·《玉台新咏》

《玉台新咏》是陈代(557—589)徐陵所编的一部诗歌选集。全书收录了汉魏六朝一百余位作家共六百七十余篇作品，分为10卷：第一卷为乐府诗，第二卷至第八卷为五言诗，第九卷为七言、杂言诗，第十卷为绝句。此书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题徐陵撰。但是《陈书·徐陵传》却未著录此书。加之现存诸版本所收徐陵诗，作者均题作“徐孝穆”，徐陵，字孝穆。如果《玉台新咏》确系徐陵所编，似不应称字。因此有人怀疑《玉台新咏》非徐陵所著。但是，《艺文类聚》卷五五也题此书为徐陵所编。《隋书·经籍志》与《艺文类聚》均成于初唐，尤其是《艺文类聚》的编者欧阳询乃是陈代官员欧阳纥之子。欧阳纥于陈宣帝太建二年(570)因叛陈被杀，欧阳询“以年幼免”(《陈书·欧阳纥传》)，从这一年起到陈代灭亡，还有19年的时间。而徐陵之死在陈后主至德元年(583)。就是说，公元570年时，欧阳询尚“年幼”，至公元583年又过去了13年，徐陵死时，欧阳询已经成为青少年。这时的徐陵，官位文名均显赫一时，可见欧阳询对于徐陵的情况是不会弄错的。因此，《玉台新咏》为徐陵所编当是信而有据的。

《玉台新咏》卷首下题署作者官位，通常是“陈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傅东海徐陵孝穆撰”。据此，《玉台新咏》当作于陈代。但是，自唐代以来，有许多材料否定此说。《郡斋读书志》著录《玉台新咏》时，征引唐代李康成(与李白、杜甫同时代人)《玉台后集序》，称：“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东朝，特见优遇。时承平好文，雅尚宫体，故采西汉以来词人所著乐府艳诗以备讽览，且为之序。”刘肃《大唐新语》(自序作于“元和丁亥”，807)卷三“公直第五”也提到了《玉台新咏》说：“先是，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渐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根据这些材料，明末吴兆宜《玉台新咏笺注》以及清《四库提要》等并以为此书编于梁朝萧纲为太子期间。至于徐陵陈代官名乃后人所加。还有学者根据《法宝联璧序》所列38位编者的排列次序，把《玉台新咏》的成书年代限定在中大通六年(534)前后。不过，现存文献资料和版本资料颇多问题。比如版本资料，现在多数学者主要是根据明代崇祯六年(1633)寒山赵均覆宋陈玉父刻本(据陈玉父序，此本刻于1215年)来考论《玉台新咏》的成书年代。但是这个版本确实还存在许多问题。首先，陈玉父所据之本已非完帙，而是两个本子拼凑起来的。从现存文献来看，《玉台新咏》在宋代已有不同的传本，而且相差较远。歧义最多的主要集中在后五卷。这本身就容易使人怀疑，宋本《玉台新咏》恐怕也早已失去徐陵原本旧貌，甚至也不是唐代流传下来的版本系统。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像陈玉父那样拼凑起来的宋本今天业已不得一见。学术界评价甚高的赵均覆宋本，实际已被改动。自然又失陈本之旧。就现存赵刻而论，其编排颇有不可解者。比如本书前五卷似乎是按时代先后而排，但是七八两卷却又自乱其例，以帝王居首。如果真如现代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此两卷所收系编书时还活着的诗人的作品，是按官位而排，梁武帝萧衍也不应居于沈约等之后，因为五六两卷中所收诗人均已入梁，他们毕竟都是梁臣，似不应高居在萧衍之前。又比如第九、十两卷，汉桓帝时童谣排在张衡之前，晋惠帝时童谣列在张载、陆机之间，不管怎么解释都讲不通。又如庾信后收有纪少瑜、闻人倩的诗，根据《南史》记载来推测，纪少瑜当生于天监八年或九年(509或510)，要比庾信大。闻人倩，吴兆宜注引《艺文类聚》谓即吴均赠答的“闻人侍郎”，未知确否。如果是对的话，吴均卒于普通元年，当时闻人倩已经做官，也肯定比庾信要大得多，可为什么也居在庾信之后?又如徐悱妻刘令娴诗在第六卷中分排在两处，中间插进何思澄(梁代中期诗人)的三首诗。所有这些问题，是宋本即如此，还是赵均改易后留下的后遗症，现在均较难确考。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赵均本不仅失却徐陵原本之旧，其能保存多少陈玉父本旧观，我们都有理由表示怀疑了。再看《法宝联璧序》后附名单，其中仅有六人作品入选《玉台新咏》，即萧绎、萧子显、刘遵、王训、庾肩吾、刘孝威。从萧绎《法宝联璧序》所附编者名单来看，当时年仅28岁的徐陵并未介入这个文人集团的核心。年仅22岁的庾信也是如此。当时两人不过是东宫侍读，有什么资格来品评筛选前辈诗人的作品呢?就所选录的诗人年龄来看，当时，刘孝绰、王筠均54岁。萧子显、庾肩吾均48岁，刘孝威38岁。最年轻的是王训，25岁。但是王训的出身为当时第一高门，是琅琊王氏后裔。他们的作品如何选定?这38位编者中，并非仅仅这六人有文学才能。比如兰陵萧子范，唐朝李康成编辑《玉台后集》就始于此人，足见其人其文在历史上还是很有影响的。另外如王籍、到溉、刘显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作家，直到今天仍有作品流传，无视他们的存在，无论如何都难以讲得通。特别是不选徐摛的诗，更是一个重要疑点。且不说徐摛是徐陵的父亲这重亲情关系，就其诗歌创作以及他在萧纲文人集团中的地位和影响来说，《玉台新咏》以他的诗为中心都不过分。从《梁书·庾肩吾传》及《梁书·徐摛传》的记载可以知道，宫体之名由于徐摛的创作而起，可是为宫体诗张目的《玉台新咏》却不选他的诗，这确实使人难以理解。《梁书》本传说，徐摛之被重用，使得领军朱异不悦，故遣为新安太守。《法宝联璧序》载徐摛官位为“新安太守前家令”，说明此时已不在京城。退一步说，《玉台新咏》恰如时论所说编于中大通六年，此时徐摛不在京城，一时漏选也情有可原，但是徐摛直到侯景之乱中的太清三年(549)才死去，而且是死在京城。从中大通六年到太清三年总共有16年时间，徐陵应当有机会与父亲见面，应当有机会收集到父亲的诗歌。可是一首不选，这不像是避嫌，因为他连自己的诗都收录在内，而且不像是后人所加。因为唐朝李康成《玉台后集序》说：“名登前集者今并不录。惟庾信、徐陵仕周、陈，既为异代，理不可遗。”从刘克庄《后村诗话》所引《玉台后集》中的诗来看，李康成也像徐陵一样收录了自己的创作。这说明唐朝李康成所见《玉台新咏》收录了徐陵自己的作品。未选徐摛的诗歌，唯一的解释，是他的诗歌在陈末混乱中已经失传，徐陵无从遴选。从这几方面材料来看，《玉台新咏》成书于陈代的传统记载未必有误。

《玉台新咏》是一部诗歌总集，历来的史传目录均归入集部总集类，自是题中之义。唯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例外，将《玉台新咏》与《乐府诗集》《古乐府》并列收入乐类中。这种分类似本于唐朝李康成。如前所引，李氏《玉台后集序》称：“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东朝，特见优遇。时承华好文，雅尚宫体，故采西汉以来所著乐府艳诗，以备讽览。”晁公武著录《玉台后集》时说：“唐李康成采梁萧子范迄唐张赴二百九人所著乐府歌诗六百七十首，以续陵编。”这里，说《玉台新咏》收录的是“乐府艳诗”，《玉台后集》收录的是“乐府歌诗”，强调的都是“乐府”，即从入乐的角度来看《玉台新咏》。以往论及《玉台新咏》的特点，往往关注所收诗歌的描写内容，即以女性为主，而忽略了这部诗集的入乐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玉台新咏》实际上是一部歌辞总集。这一点与《文选》迥然有别。再看《玉台新咏序》，所论多与歌辞演唱有关。可见，《玉台新咏》之编录，本意在度曲，而非像萧统那样有更多的目的性。作为歌辞，而不是案头的读物，所以《玉台新咏》所收的诗歌，在内容方面主要是以歌咏相思离别为主要题材，而不可能像《文选》那样总是表现较为严肃、凝重的主题。在形式方面，更加注重自然流丽，便于传唱，而不可能过于雕琢，这些都是由于它的性质所决定的。譬如卷三所收晋杨方《合欢诗》，卷一○贾充《与妻李夫人联句》、孙绰《情人璧玉歌》、王献之《诗二首》、桃叶《答王团扇歌三首》、谢灵运《东阳谿中赠答》等都是典型的对歌，其体裁为一唱一答，各唱两句或四句，每句为五言^①。把握住《玉台新咏》的这种特殊性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要把古乐府列在卷首的原因了。最后一卷是绝句，也是古乐府列于卷首。根据这种特殊的性质，我们有理由断定，通行本将繁钦《定情诗》、陈琳《饮马长城窟行》排在第一卷《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之前，从体例上说是有问题的。而明代郑玄抚刻本系统将二人诗列在卷二，似更符合于徐陵的原意。

因为徐陵是从乐府的角度收录古代诗歌，所以，《文选》中许多遗漏的重要诗歌得以入选，比如吴声歌和西曲歌还有大量的文人拟乐府，多赖《玉台新咏》的收录而保存下来。比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曹植《弃妇诗》、庾信《七夕诗》等就仅见于本集。另外，许多传世已久的作品，也可以用此集作为校勘，或作为研究参考文献。比如书中所收苏伯玉《盘中诗》，《玉台新咏》诸本的排列颇有歧义，这是我们考证这首诗年代最主要的依据了。又如《古诗十九首》中有九首诗收在《玉台新咏》中，题作枚乘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资料。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这部诗集主要是从入乐的角度收录作品，所以在声韵方面较之《文选》就更为讲求，这对于我们研究齐梁诗向隋唐近体诗的演变，具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在诗体方面，卷九主要是歌行体，卷十是五言绝句，而古体向近体的演变，除了声韵方面的讲求外，最重要的特征莫过于句式的定型了。《玉台新咏》为我们提供了具体的作品。

《玉台新咏》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敦煌石室中所藏唐写本。收在《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中，起张华《情诗》第五篇，讫《王明君辞》，凡51行，前后尚有残字7行。书题已佚，据所录诸诗，都在《玉台新咏》第二卷之末，其次第与今各本相同，由是知为《玉台新咏》残卷。值得注意的是，潘岳诗之前，此本先题“潘岳诗四首”，下小字夹注“内顾二首，悼亡二首”，其《内顾诗》前别出题目，《悼亡诗》前亦然。由此而知《玉台新咏》的体例，先题作者姓名及总篇数，下分注各篇篇题篇数，每诗之前仍各冠以本篇题目。今本则但书潘岳《内顾诗二首》，而总篇数及小注皆削去。赖此本保存旧例。现存刻本以五云溪馆铜活字本为最早。《四部丛刊》据无锡孙氏小禄天藏本影印。现在流传最广的是明代崇祯寒山赵均覆宋陈玉父刻本，此本历来为藏书家所珍重。古籍刊行社1955年据以影印，较易索读。此外还有明代嘉靖十九年(1540)郑玄抚刻本，正编10卷，续编5卷，明代嘉靖二十二年(1543)张世美刻本，万历七年(1579)茅元祯刻本，天启二年(1622)沈逢春刻本以及汲古阁刻本等。在版本研究方面用力最深的，当首推《玉台新咏考异》。此书广泛参考了清前众多版本，详加考订，比勘异同，纠正了宋明以来诸本许多错误，在《玉台新咏》校勘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此书收入《四库全书》中，题名纪容舒。而国家图书馆藏有纪昀《玉台新咏校正》稿本，与《考异》相较，除序文略有差异外，其余全同。不知纪昀出于什么目的把自己的著作换上父亲的名字列入《四库全书》中。此书有多种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据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影印出版。

注本唯有一部，即乾隆三十九年(1774)由程琰删补刊行的吴兆宜笺注本。此本把每卷中明人滥增的作品退归每卷之末，注明“以下诸诗，宋刻不收”，颇为后人称道。此外，作为《玉台新咏》唯一的注本，引证详尽，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中华书局1985年校点排印出版。综合研究论著详见刘跃进《玉台新咏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

注释

① 参见吴世昌《晋杨方〈合欢诗〉发微》,载《文史》第35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另外,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第五章《论乐府》也对《玉台新咏》的音乐性质作了初步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重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