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金元骈文·元代骈文

辽金元文学的内容·金元骈文·元代骈文

骈文在元代颇为衰落。但是这种衰势不是从元代开始的。从文学内部因素来说，骈文演化、蜕变到宋代，虽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貌，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但也潜藏着很大的危机。对此，吴兴华在《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中做过这样的分析：“六朝和唐代骈体，词藻过于繁缛，只知横的方向蔓延，牺牲了直的发展，因此流于静止，缺少开阖变化(这只是论其大概，当然有例外)。宋人看到这个弊病，所以从欧阳修等作家开始，把散体的气势贯注到骈文里，侧重逻辑发展，摈弃词藻，利用成片断的古书成语，以节省读者的想像力，使它不至旁溢。同时借助大量虚词，取得勾连转移的功效。这样做的结果也并不妙。诚然，宋人四六也并非毫无足取，但它的指导原则是尽量把面缩小，把线拉长，抑制想像力的活动，促进理解力的活动。而事实上，经过这一番改造，骈文仍不能在逻辑叙述上和散体争胜，徒然失掉了原有的丰富意象和触发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宋体四六逐渐变成纯粹应用性官样文章，最后和文学几乎完全绝缘。”用散体改造骈体，即以散行之气运偶俪之辞本不起自欧公，唐人“燕许”、陆贽已开先河，韩、柳二人更加大了力度，欧、苏只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其成就固然突出。但我们不能否认，欧、苏及后来的宋代骈文家毕竟使骈体写作范围狭隘化了，主要局限于表启、奏制、上梁文、乐语、青词等很小的圈子里，而且过重功利化、素淡化、疏朴化，在形式技巧之美上不够讲究。除欧、苏等大家以其深厚的学养和才气组织经传，陶冶成句，足以跨越前人之外，大多数作家在步趋欧苏之时，往往过于素淡质朴，长联对偶也愈来愈长，把他们的优点变成缺点。不仅质木无文，缺乏应有的意趣，而且运用成语也勉强凑合堆砌，生吞活剥而极少情韵。因而孙梅说：“盖南宋文体，习为长联，崇尚侈博，而意趣都尽，浪填事实，以为著题，而神韵浸失所由，以不工为工，而四六至此为不可复振矣。”(《四六丛话》)同时，在南宋后期，欧、苏等人在章表奏启一类文体中所开创的开阖变化之法又被程式化、凝固化了，实际上已经显露出八股教条的习气，不走向衰落就太奇怪了。所以，骈文的衰落，不是从元才开始的，宋末就已露出端倪。

从文学的外部因素上考察，到了元代，骈文生存、发展的环境和氛围又极不适宜。

首先，元朝初期在攻战之时便使文化遭到极大破坏：一方面儒士被杀、被奴役的现象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很多文化典籍损于兵火。当时著名文士元好问鉴于儒士们的不幸遭遇，曾上书耶律楚材，请求予以保护：“诚以阁下之力，使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养之，分处之，学馆之奉，不必尽具，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体，无甚大费，然施之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上耶律中丞书》)从窝阔台开始注意起用儒士，忽必烈也曾一度信用儒臣，仁宗朝又重开科举;文宗时还采取过若干崇文尊儒的措施。但是，一方面中央朝廷规定的措施在不少地区得不到贯彻，一方面科举取士又时行时止，仕进多歧，弊端百出;更重要的是民族歧视政策的限制，所以元代儒士的社会地位始终不高，境遇一直不佳。元代初期便有“八娼、九儒、十丐”之说。如谢枋得在《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便称：“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这虽然是来自街谈巷议的牢骚之说，没有元史文献的印证，但也确实事出有因，绝不是毫无根据的游戏之言。元末之人余阙是忠于大元的臣子，在抗击元末起义军时又为元朝殉难，他生前也曾慨叹：“小夫贱隶，亦以儒为嗤诋。”(《青阳先生文集·贡泰父文集序》)此外元代各类文学作品中出现很多为儒生地位、境遇鸣不平的言论，措词相当激烈，又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元代文士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一个不重视文化建设、文士社会地位低下的时代肯定是不利于文学发展的，当然也就不利于骈文的振兴。尽管有些文士由于“不得用于世，则多致力于文字之间，以为不朽”(《青阳先生文集》)，但这毕竟是少数。

同时，元代实行的文化政策对骈文的发展也不适合。为维护其统治秩序，元王朝尊崇程朱理学。仁宗初年，科举正式举行之时，“明经”、“经义”、“经疑”等考试便规定必须使用朱熹之注。当时的文学家兼理学家虞集曾明确地指出：“群经、四书之说，自朱子折衷论定，学者传之。我国家尊信其学，而讲诵接受，必以是为则，而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而朱氏诸书，定为国是，学者尊信，无敢疑二。”(《道园学古录》)这样，程朱理学成为元代官方学术，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官学。“而曲学异说，悉罢黜之”(苏天爵《滋溪文稿·伊洛渊源录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元统治者罢黜异说，定程朱理学为一尊，二者有相似之处，影响都很深远。程朱理学在文学观念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否定文学的辞章，反对人们工文;认为有德必有言，文从道德中自然产生。程颢曾说过：“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有、颜渊善德行，孔子兼之，盖有德者必有言。”(《二程遗书》)程颐说得更为具体：“孔子曰：‘有德必有言。’何也?和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也，故言则成文，动则成章。”(《二程遗书》)由此理学家们把屈原之《离骚》、司马迁之《史记》斥为“无用之言”，杜甫之诗也成了“闲语言”。(《二程语录》)受此影响，元代官方和文士本身都有重道轻文的倾向。据《元史·耶律有尚传》记载，至元、大德年间，耶律有尚主持国子监之时，遵照至元年间许衡任国子监祭酒时的旧例，“凡文词之小技，缀缉雕刻，足以破裂圣人之大道者，皆屏黜之”。而到了仁宗时期，即元统治者正式实行科举之时，中书省大臣又奏道：“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首，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当时，由程钜夫起草的实行科举的诏书之中也明确指出：“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科举诏》)这种取向对文士创作倾向不能没有影响。当时北方理学派文士之宗师赵复曾劝元好问：“以博溺心、末丧本为戒。”其所谓“末”即指文学之辞章;“本”即文之内容，也就是道德。而南方既是理学家又是文士的胡炳文，甚至攻击前代文士在辞章上的成就：“纵迫曹、刘，何补于格致诚正;纵迫谢、鲍，何补于修齐治平? ”在元代各类文学样式中，散文受理学影响最为突出，重经术、重道德而不重辞章的倾向比较普遍。虽有人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张(如南方金华派)，实质上还是服从于理学的观点，文学创作中辞章的地位一直没有摆正。由此以讲究形式技巧之美，即注重对偶、辞采、声韵、典事为突出特征的骈体文便没有多大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又何谈振兴呢?孙梅在其《四六丛话》中介绍元代骈文家时，只标举出阎复、姚燧、王恽、袁桷、虞集、刘埙六个人。而细观其文，这些人的骈偶之作不仅数量有限，而且成就平平。姚燧是元代较早的骈文作家，其作品确实反映出当时骈体的时代特征：学宋不至，画虎类犬。如其《刘秉忠赠赵国文正公制》一文，就当时骈文来说还算是上等篇章，但从整个骈文史上看，实在是下乘之作。请看文中的这样一段文字：“方见龙之在田，尝迨天之未雨。贯百王之一其道，于圣学以开明;敷五典之三为纲，肇人纪之攸叙。身本斯立，政条用张。颁禄于陕之东西，屯田于淮之南北;从征六诏，与越三江。赞神武不杀之仁，洽民心好生之德;咸嘉谟之人告，至大业之佐成。是以枫宸之念功，俾于兰省而总政;属王旅箪壶之迎劳，随王舆文轨之混同。”很显然，这是承继宋代骈文的长句对偶之习，但属对技巧笨拙，多处显得牵强，内容更不免空疏浅陋，总体成就无法同宋人之作相比。

虞集是与姚燧并称的元代作家，其骈体也是取法宋人，尤其对欧阳修最为倾心：“庐陵欧阳公秉粹美之质，生熙洽之朝，涵淳茹和，作为文章，上接孟、韩，发挥一代之盛，英华郁，前后千百年，人与世相期，未有如此者也。”(《庐陵刘桂隐存稿序》)为骈文也模拟之，如其《奏开奎章阁疏》：“钦惟皇帝陛下，以聪明不世出之资，行古今所难能之事。以言乎涉历，则衡虑困心，艰劳之日久;以言乎勘定，则拨乱反正，文治之业隆。然而功成不居，位定不有，谦逊有光于尧、舜，优游方拟于羲、黄。集群玉于道山，植众芳于灵囿。”文章内容平庸，措词造语也平平淡淡，缺乏工致典雅之态，更无可以回味的意韵。所以姜书阁先生评价说：“大抵元人不学，故其为文也显得空疏。虞集还是元代少有的推尊儒术、倡导理学的学者，但从其诗文看，并非如宋人欧、苏、曾、王之博学多识，故亦不长于四六。”(《骈文史论》)孙梅所举出的另外几人阎复、王恽、袁桷、刘埙，骈体成就也没有多少可观之处。阎、王、袁三人为文都注意师法宋人，尤其袁桷更是如此。他在《曹伯明文集序》中指出：“江西之文，曰欧阳、王曾，自庆历以来为正宗，举天下师之无异辞。”并进一步指出：“三公之文，其思厚以深，其理精以正，凌厉乎诸子，贞元而下，曾勃然不肯自让。”但其骈文虽以欧、曾、王为师法对象，可实际效果却不理想，本打算学其平和典正之风，但结果则流于平庸空疏。对刘埙骈文，《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中有专门评价，称刘“才力雄赡，尤工四六，隶事铸词，具有精采。然埙之所长，在以散体为四六，埙所短在以四六为散体，故其杂文，不古不今，转成伪体”。以散入骈本是唐宋以来骈文蜕变的大趋势，也是元人学宋人骈体的比较普遍的路子，但刘埙之失在于学养与才力不足，因而其骈体缺乏宋人的才情与韵味。

平心而论，如果要在元代找出在作品形神上都与宋人相互衔接的骈体作家，恐怕只有到南宋遗民文士中去查寻。这里边赵宋旧王孙赵孟��可以做代表，如其《赠张九思上柱国鲁国公谥忠献制》：“(九思)具位宽厚有容，质直好义。早逢熙运，位登喉舌之司;逮事春宫，身任羽翼之寄。属奸臣之作乱，闭宫门而弗开;仓猝之间，忠节可尚。太皇知其谨慎，委任尽其始终;世祖畴其勋庸，爰置诸其左右。天下诵司马光之字，朝廷推万石君之风。从容乎庙堂，密勿乎禁近;鞠躬尽瘁，弼亮三朝;正笏垂绅，夷险一节。谋猷方资于启沃，疾病遽得于勤劳。虽浸世之有年，亦怀贤其未已。是以封之东鲁，建于上公;三司同开府之仪，八柱表承天之力。示崇德报功之泽，极生荣死哀之情。”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篇文章的确尚存宋代骈体文的遗意。一是措词典雅又无晦涩之态，工致娴熟，平实典要;二是长短句式兼有。虽然其中有不少长句对偶，但文气承转还能自如，不失宋代骈体风范。不过仅凭几位遗民文士之作还不能改变元代骈文的衰落局面。

元代正统骈文虽然衰落，但却在另一个俗的方面表现出骈体的效用，即文人士大夫在写一些游戏、谐谑文字时，以骈偶出之。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的一些文士本来有经世之志，但因仕途失意，在无可奈何之际便寄迹市井，转入下层社会，出入于勾栏瓦肆之中，成为创作通俗文学的书会才人，在编曲作剧或谐谑游戏之时，便以自己所熟练的骈体行文。由于是给下层人物观览，所以往往文白参半，句法参差，形式自由，但总体上则合乎骈偶体制，风格上通俗浅近，有时不免词语庸俗。如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二所载，陆居仁因官妓连枝秀不礼貌而作的戏谑之文《募缘疏》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从其行文遣词上看，文白相杂，雅俗兼有;不避俚语，或庄或谑，在正统文人看来是非君子所为。因此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批评说：“文虽新奇，固近于俳，视厚德君子有间矣。”但因其通俗易懂，又确有新奇之处，所以陶宗仪还不能不承认它的影响：“疏文一出，远迩传诵，以资笑谈。秀不可留，遂宵遁。”其实这类俳谐骈偶在元散曲、杂剧中也较多见。如汤式的【双调】《新水令》套(送王姬往钱塘)的最后一支【离亭宴带歇指煞】：“我不向风流选内求咨示，谁承望别离卷上题名字。关心为此。慢教蜂做问花媒，不劳莺唤寻芳友，何须蝶做追香使?春残小洞房，门掩闲勾肆。不是我愁红怨紫，青楼赢的(得)姓名留。彩云渐逐箫声去，锦鳞拟待音书至。明牵双渐情，暗隐江淹志。多娇鉴兹。搜锦绣九回肠，扫云烟半张纸。”文字比正统骈文通俗、顺口、有韵、易读、易记，只是内容没有多大价值。元杂剧中的俳谐骈偶与这种风格相类似，而且更为口语化、通俗化。如关汉卿《钱大尹智宠谢天香》中第四折钱可的那段独白就是如此：

我则待剪了你那临路柳，削断他那出墙花。合是该二人成配偶，都因他一曲《定风波》。则为他和曲填词，移宫换羽;使老夫见贤思齐，回嗔作喜。教他冠金摇凤效宫妆，佩玉鸣鸾罢歌舞。老夫受无妄之愆，与足下了平生之愿。你不肯烟月久离金殿阁，我则怕好花输与富家郎。因此上三家培养牡丹花，专待你一举首登龙虎榜……因此上锁鸳鸯，巢翡翠;结合欢，谐琴瑟。你则道凤台空锁镜，我将那鸾胶续断弦。我怎能分开比翼鸟，着您再结并头莲。

这种骈偶一般在文士的正式文集中极为罕见，只是在谐谑游戏文章中常见，从骈文的发展演化过程来看，可以说是骈文俗化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