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与史学·先秦两汉对神话文学的历史化改造

先秦两汉文学与史学·先秦两汉对神话文学的历史化改造

对神话这种原发性文学的不同态度，使中西方文学后来各自走了异样的道路，具有了各自独特的民族特色，造成了中西方文学鲜明的差异。为什么会如此?究其根源，各自都由深刻的政治和经济的社会生活使其然。

古希腊是个文明古国，有过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有着丰富的原始神话与歌谣。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是希腊原始公社制解体、新的奴隶制开始产生的时期，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是“荷马史诗”，所以又称这个时期为“荷马时代”。从公元前8世纪起至公元前6世纪，希腊在生产中普遍地使用了铁器，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加速了社会的分工。同时，广泛的殖民运动，也极大地推动了希腊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许多以城市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联结周围面积不大的农村区域的奴隶制城邦式国家。这些城邦有过松散的联合，但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不过它的奴隶制社会形态的发展却是比较充分而有典型意义的，它比较彻底地消灭了原始公社制的残余，充分地表现出与我国不发达的奴隶制政体不同的特征。马克思把人类早期文明阶段比喻成“人类童年时代”。各民族的“童年”是不一样的，“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①。也就是说，古希腊由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以及奴隶制社会形态的发展，最为充分与完备。

在希腊所有的城邦中，最大的雅典城邦更具典型性，雅典文明基本代表了希腊文明。公元前5世纪，希腊盟邦战胜波斯后，雅典城邦成为同盟组织的盟主，于是海外奴隶大批地输入雅典，社会广泛地使用奴隶劳动，使雅典的奴隶制发展到成熟的阶段，雅典成为全希腊最繁荣的城邦。以雅典城邦为代表的希腊奴隶制城邦的经济基础中，城市工商业经济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与我国奴隶社会以自然经济和农村公社制残余继续存在的状态有很大区别。雅典城邦的城市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城市社会分工细。由于城市及市场的需要，出现了专业的学者、诗人、艺术家、演员，他们可以用一生精力去充分利用开发古希腊的文化遗产——神话和传说，然后专心地研究哲学、文艺学，或从事建筑术、雕刻、绘画等艺术，或创作咏史诗和悲喜剧。

希腊城邦还经常举行大型文艺活动，建有大规模的露天剧场，国家为了利用戏剧对公民进行宣传教育，还向公民发放观剧津贴，鼓励公民们去看演出。当时的演员和剧作家享有很高的荣誉，这就大大地促进了希腊戏剧的发展。奴隶制城邦国家给古希腊的文学艺术带来异常的繁荣，使古希腊文学艺术表现出惊人的创造力，创造出了无比辉煌的成就。

希腊奴隶制经济虽然发达，但在政治上并没有形成东方式的君主专制政体。雅典城邦搞过僭主政治，其政治一般来说代表工商业奴隶主利益，但也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平民，后来转变为奴隶主民主政治，广大平民有了更多的自主和民主的权利。这种民主政治环境有利于思想解放，有利于文学艺术的自由发展。古希腊的文化人所从事的文化事业，多受市场需要的支配，而少受上层统治者的政治控制。在某种程度上讲，奴隶主民主政治使古希腊的文化人实现了相对独立的文化人格。他们中的不少人还远涉埃及、巴比伦、波斯等地，进行游学，进行文化交流，从而更加扩大了眼界，提高了创作的欲望。

正当古希腊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至少像雅典的奴隶制还处于初级阶段时，在古代东方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却已过早地结束。我国早在青铜时代早期就进入了奴隶社会，即从公元前2070年夏王朝建立就进入了文明社会;而在古希腊，进入文明社会是从铁器时代才开始的。像雅典城邦那样典型的奴隶制国家，要靠大量奴隶劳动力与大型奴隶市场来形成劳动奴隶制，而大量奴隶劳动力要靠掠夺去获取，大型奴隶市场要靠战争去开辟。而我国夏禹及帝启是由部落联盟首领以和平的方式转化为奴隶制国家君主的，直至商王朝的奴隶制社会，仍没有靠掠夺和战争去形成大规模奴隶劳动与奴隶市场。我国的奴隶社会没有经过劳动奴隶制的阶段，奴隶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其特征是生产力相对的低，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发达;有着浓厚公社残存;城市和农村不可分离的统一。在这一点上，它与‘建筑在土地私有制的，以城市与农村的分离为基础的’古代希腊城邦奴隶制国家，有着不同的特征”^①。

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推翻殷商统治建立西周，我国由家长奴隶制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封建领主制社会。周民族是一个古老的从事农业的民族，自发地有一种重农抑商的传统意识，加上城市经济不发达，自然经济一直处于社会经济的统治地位，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周王朝不可能发展奴隶主庄园大生产，而只能进一步完善商朝末开始实行的按血缘关系分封土地的制度，全面推行封土地建诸侯的政策，按血缘亲疏的宗法原则，自上而下地层层分封土地，再自下而上地层层上交贡赋。土地最终分配给每个生产者家庭，他们都有一份能维持一家基本生活的私田，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在公田上从事集体耕作，并将公田的收获上交，这就是所谓的井田制。这种剥削实际就是一种榨取劳役地租的形式。被束缚在这种土地制度下的劳动者，不是奴隶而是封建性质的农奴。周王朝就是对待殷遗民，也没有把他们变为奴隶，而是仍保留他们的氏族组织，分给他们份地，即私田，对他们实行的也是井田制，统治阶级与被推翻的阶级基本上是一种初级的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

中国的奴隶社会是在未能完全成熟的情况下步入封建领主社会的，这种“早熟”的特点，使新的社会具有了许多“先天不足”。当这种初级的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后来遭到破坏时，中国已经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春秋以来，周王朝衰微，各诸侯国争霸，天下大乱，各级贵族乘机利用手中的权力侵占公田、甚至私田，强迫在其土地上劳作的农民交纳各种赋税。那些新兴的地主阶级也利用手中的财富，不断地开辟私田、兼并土地，土地买卖逐渐合法化。失去份地的农奴，不得不到拥有土地的人那里去谋生，成了被雇佣的农民。农民必须把租种地的收成按比例交租，原来的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转变成为实物地租的剥削形式，社会已经开始向封建地主制社会转型了。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标志着封建地主中央集权制正式确立。毛泽东指出：“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①我国周秦时期正是希腊奴隶社会处于发展、成熟的阶段。当西方盛开着高度繁荣的奴隶社会的文学花朵时，在我国，则盛开着早熟的封建社会的文学花朵。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由于早熟，因而社会生产力低下，社会分工程度也低下。当希腊专职的诗人、剧作家受到社会普遍尊敬时，在中国只有史官算得上是个专业“文化人”。严酷的东方君主专制，使史官受到各方面的严格控制，他们起初所从事的文化事业不过是履行着简单的“记言”、“记事”的官方“秘书”的职责。在中国的古代，纯粹从事文学专业的专职人员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在大一统盛世的汉代，文人也不过以侍臣、门客的身份为主子说世间趣事以供笑乐，或随主子宴饮赏玩时吟诗作赋以助风雅，如汉武帝身边的东方朔、梁孝王刘武身边的司马相如、严忌、邹阳、枚乘等。古希腊的文人是社会分工、市场需求的结果，而中国古代文人则多是应“御用”而产生的。

早熟的封建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决定着人们的观念，决定着社会的意识形态。封建统治者从一开始就把封建礼法的观念作为社会统治的主导思想，并以此来逐渐取代古老的神主宰一切的观念。随着理性主义的不断觉醒，促使了中华民族历史意识的早熟，我们的先人很早就意识到利用历史知识来认识与把握社会的发展，于是神话就成了与礼法和历史意识相背驰的“荒诞不经”的东西。神话不仅逐渐失去了产生与发展的社会条件，而且原有的神话也不断被清除，存留的部分大都受到理性化与历史化的改造，使中国古代史诗的产生与发展失去了肥沃的神话艺术土壤，中国文学的发展从此与西方分道扬镳了。

在对待神话的态度上，中国与古埃及、古印度等国也不同。我国与古埃及、古印度都是以农业自然经济为主的国家，但我国以封建礼法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并不以宗教思想为思想统治工具。而在古埃及，国王是政教合一的被神化了的专制统治者，全国各个阶层宗教信仰普遍强烈。在古印度，长期存在着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古印度有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其中婆罗门地位最高，是祭司贵族，掌握着神权，垄断着文化，婆罗门教又给种姓制披上一层宗教的外衣。古埃及、古印度强大的宗教势力，使他们不是消除原始宗教而是充分利用原始宗教来发展新的宗教;同样，他们不是消除神话而是利用神话来形成他们的宗教经典。

我国先秦两汉时期对神话进行了比较重大的改造，剔除其怪诞离奇的部分，保留其信史的因素，使之成为“历史”。对神话进行历史化改造的工作，起初是由国家的史官来进行的。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名存实亡，王官沦落，士阶层兴起，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人也加入改造神话的队列。我国神话研究专家袁珂说过：

神话转化作历史，大都出于“有心人”的施为，儒家之流要算是做这种工作的主力军。他们为了要适应他们的主张学说，很费了一点苦心地把神来加以人化，把神话传说来加以理解性的诠释。这样，神话就变做了历史。一经写入简册，本来的面目全非，人们渐渐就只相信记载在简册上的历史，传说的神话就日渐消亡了。^①

现在学术界公认最具信史成分的华夏祖先是从黄帝开始的，那么，我们就以黄帝为例，看看关于他的神话是如何进行历史化改造的。

黄帝是古代父系氏族部落联盟的首领，但在神话中，他就成了长有四张脸面的大神，战国时楚人尸佼的《尸子》中载有：“古者黄帝四面。”其形象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头上长着四张脸的雕塑佛像差不多。由此可见，世界各民族在幻想至高无上的宇宙天神的形象时，思维竟然是那么一致! 神有四面，便能关注四面八方，真可谓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否则，怎么能称得上宇宙的统治神?到了后来，孔子对黄帝的“四面”作了“历史化”的解释：

子贡问孔子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 ”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此谓之四面也。”

——《尸子》[辑本]卷下

“四面”解释成黄帝派四位臣子分治各方，黄帝由此成了人间的统治者。神话中还说黄帝活了三百多年，引起了孔子的学生宰我的怀疑：“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 何以至于三百年乎? ’……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大戴礼记》卷七《五帝德》)将黄帝解释成百岁老人。

关于黄帝的神话传说是很多的，如黄帝在东海流波山擒得一奇兽叫夔，用它的皮来做鼓，五百里之外都能听到鼓声;再如黄帝在荆山下铸鼎，有龙自天而降，黄帝于是乘龙升天，等等。在史家看来，这些都是“不实”之说，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不雅驯”就是不典雅纯正，司马迁淘汰了那些“不雅驯”的内容，采用了那些近于历史实际的“雅言”，才把一个神怪式的黄帝，在《史记》中写成一个历史上实实在在存在过的人，写成一位带着一定传奇色彩的氏族部落领袖。

当然，尽管对古老神话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历史化改造，但与现在所理解的“历史化”的标准仍有很大的距离。这是因为，当时的史官和学者受到时代的限制，不自觉地把原始先民的一些幻想仍看作是历史的真实，在其编写的史籍中，仍旧或多或少地保留着一些神话的因素。如果说神话是历史的影子，以幻想的形式曲折地反映着历史，那么就可以这么说：古老史籍里也有神话的影子，仍然可以找到一些神话的“痕迹”，史籍以历史的形式无意地反映着一定的神话。但是神话经过“历史化”改造，毕竟发生了质的变化，神话的生命力在史籍中基本丧失了，神话的信史部分转化成了史籍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过早地结束了大力开发神话的时代，原有神话又经过理性化的净化与历史化的改造，中国古代史诗的产生与发展便失去了肥沃的艺术土壤。中国古代歌谣从产生那天起，就具有了抒情与叙事的功能，叙事性的歌谣本可以发展为史诗，但由于中国古代诗歌没有繁荣的神话作基础，只产生了一些篇什短小的史诗。如《诗经》中的《玄鸟》《生民》《公刘》等，尽管具有史诗的基本性质与特征，但与体制宏大的荷马史诗相比，自然轩轾分明。

中国古代史诗不成熟，除古代社会“早熟”、过早失去神话艺术“武库”这一原因外，还有一个缘故：中国古代社会走了一条“维新改良”的路子。任何文学艺术的产生都要以一定的社会生活为其基本条件。古希腊从原始氏族部落制向奴隶制的城邦国家过渡时，各部落之间经历了长久而激烈的战争，产生了许多关于战争的谣曲与战斗英雄的颂歌，为史诗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艺术借鉴。然而在中国，由原始氏族制向奴隶制的转变，是通过废禅让、承世袭的“和平过渡”方式来实现的。氏族公社体制平稳地转化为农村公社，后来，长期比较稳定的宗法式农业社会也没有给诗歌提供战争的题材，只给抒情短诗提供了内容。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战争比希腊半岛上发生的战争还要剧烈持久，但这时中国诗歌已经形成了抒情的传统。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转型的时期，“早熟”、“维新”的中国终于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中国没有《荷马史诗》那样的大规模的叙事诗，也没有希腊那样成熟的悲喜剧，来反映这种变革，但却找到了一种新的著述形式，其代表作是《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这种史传文学形式上不同于史诗、悲喜剧，但它的结构同样博大恢宏，同样具有表述历史复杂事变的能力。它那反映历史生活的自由、娴熟、深刻的艺术能力，往往是古希腊史诗、悲喜剧所难企及的。从反映社会历史生活的功能看，先秦史传文学完全可以弥补中国当时没有宏大规模的史诗、悲喜剧的遗憾;从生动、形象地反映社会生活的角度看，先秦史传文学堪称中国“无韵的史诗”、“史著形式的悲喜剧”，足可与古希腊的史诗、悲喜剧相媲美。它以中华民族特有的、中华民族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艺术风格，反映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体现了先民的审美心理，对中国后世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堪称我国叙事文学之祖。

注释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① 杨公骥《中国文学》第一分册第14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57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① 袁珂《中国神话传说》(上)第14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