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宋代诗歌·北宋前期——宋诗自立

宋代文学的内容·宋代诗歌·北宋前期——宋诗自立

方回在《送罗寿可诗序》(四库本《桐江续集》卷三二)中叙述宋诗发展历程的一段话，深得后世文学史家赞同。其说云：

宋划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昆体则有杨、刘《西昆集》传世，二宋、张乖崖、钱僖公、丁崖州皆是。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鲁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父，凡数十家，深涵茂育，气势极盛。欧阳公出焉，一变为李太白、韩昌黎之诗。苏子美二难相为颉颃。梅圣俞则唐体之出类者也，晚唐于是退舍。苏长公踵欧阳公而起。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古五言或三谢。独黄双井专尚少陵，秦晁莫窥其藩。张文潜自然有唐风，别成一宗，唯吕居仁克肖。陈后山弃所学学双井，黄致广大，陈极精微，天下诗人北面矣，立为江西派之说者，铨取或不尽然，胡致堂诋之。乃后陈简斋、曾文清为渡江之巨擘。乾淳以来，尤、范、杨、陆、萧其尤也。道学宗师于书无所不通，于文无所不能，诗其余事，而高古清劲，尽扫余子，又有一朱文公。嘉定而降，稍厌江西，永嘉四灵复为九僧，旧晚唐体非始于此四人也，后生晚进不知颠末，靡然宗之，涉其波而不究其源，日浅日下。然尚有余杭二赵，上饶二泉，典刑未泯。

方回大致勾勒了宋诗的历程。以下依其次序略论之。

1.宋初三体

所谓“白体”，是北宋仁宗时出现的说法，指宋太宗、真宗时期诗坛流行的学白居易风格的诗^①。方回所列“白体”诸人中，徐锴卒于南唐，并未入宋，与“白体”无涉。方回漏掉了“白体”中影响最大的一位诗人，即宋太宗。另外，仁宗朝“西昆体”取代了“白体”的主流地位，但“西昆”诗人中的杨亿、舒雅、刁衎、张咏、晁迥、李维、李宗鄂、刘秉等，早年都曾学过“白体”。欧阳修所谓“仁宗朝有数达官以诗知名，常慕白乐天体”(《六一诗话》)，就是指这些人。

那么，“白体”诗人是从什么意义上学白乐天诗呢?从当时人的说法可知，北宋“白体”诗的基本风格特征是“顺熟”、“容易”、“浅切”，而基本的创作形态则是君臣唱和。

宋初最早学白诗的人是李昉，助长“白体”流行最有力的人是宋太宗。白体流行是从太宗朝开始的。当时朝廷文臣能诗者，都参与君臣唱和或臣僚唱和，很多人都学“白体”。此风经真宗朝，至仁宗朝余波尚存。随帮唱曲之外，有些诗人学白颇有所成。明确提倡学白者是三李：李昉及其子李宗鄂、其唱和诗友李至。堪为代表者是宋太宗、李昉、王禹偁、晁迥。

北宋人所谓学“白体”，其含义主要有三层。

一是学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作唱和诗，切磋诗艺，休闲解颐。太宗与群臣唱和，李昉与李至唱和，王禹偁与友人唱和，皆有效元、白、刘之意。

二效白诗浅切随意，不求典实的作法。白诗分类虽多，但浅近易晓确为其共同特色。这种诗随时随意而吟，不重学问典故，作来轻松便捷，很适合休闲唱和，临场发挥。

三效其旷放达观、乐天知足的生活态度，以及借诗谈佛、道义理。李昉、李至、李宗鄂、王禹偁、晁迥等人皆有此类言论和诗作，宋太宗则于此最为用心。太宗有意借助白诗中经常演绎的“知足知乐”哲学以教化臣民。今存太宗诗五百六十余首(据《全宋诗》卷二二)主要为《逍遥咏》200首，《逍遥歌》16首，《缘识》318首。这些诗多为发挥佛、道义理，倡导安心静处，勉励人们淡漠功名利禄之作，颇类白居易中年以后诗作。

如果说“白体”流行于庙堂，“晚唐体”则主要流行于山林。然“晚唐体”之称，至宋末元初才正式形成。虽然北宋人已有“晚唐”之类的说法，但通常是指唐代诗歌的后期阶段。欧阳修曾评论“唐之晚年”的诗(见《六一诗话》)，苏轼曾说王荆公诗有“晚唐气味”(见《侯鲭录》卷七载东坡《书荆公暮年诗》)。从北宋至南宋末，论者对宋人作诗学晚唐的问题渐次形成了许多较为一致的看法：以孟郊、贾岛为晚唐诗风之代表，以穷愁苦吟、精巧雕琢、寒瘦卑弱为晚唐诗风的主要特点。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提出了“晚唐体”概念，但指的是唐诗而非宋诗，只是在〈诗辨〉中言及宋末“四灵”学晚唐贾岛、姚合清苦之风。与严羽大体同时的俞文豹在《吹剑录》中也谈到“晚唐体”。严、俞认为“晚唐体”及学“晚唐体”的“四灵”，主要特点是“局促于一题，拘孪于律切，风容色泽，轻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而有“哀思之音”。与俞、严同时的刘克庄扩大了“晚唐体”的外延，明确地认为宋初诗坛有潘阆、魏野等诗人学习“晚唐格调”(见《江西诗派总序》山谷条、《后村诗话·后集》卷一)。

然而正式称宋初诗有“晚唐体”，则是从方回开始的。方回首倡宋初诗分“三体”，举“凡数十家”为“晚唐体”。从他所列诗人来看，或许他是从隐逸这个视角观察“晚唐体”的。

方回所列“晚唐体”诸诗人，其创作活动多在太宗朝，其身份多为僧、隐之士或仕途潦倒者，不像“白体”诗人那么显贵。其作诗的确崇尚贾岛、姚合，尚苦吟，喜为五律，善用白描，讲究锻炼推敲字句，但少用典故，多写清新的自然景物，清苦的生活，清高的情怀。

寇准(961—1023)是“晚唐体”诗人的盟主。由于他是这类诗人中唯一的高官，有交游之便，潘阆、魏野、林逋、九僧等在野名士都先后成为他的诗友，并常常以他为中心进行诗歌唱和。由于生平阅历复杂，寇准作诗的风格其实并不单一。作为力主真宗御驾征辽的宰相，其诗有“赴义忘白刃，奋节凌秋霜”(《述怀》)的豪气;作为总理国家事务的宰相，他有“终期直道扶元化”(《春日抒怀》)的理想和“有时扼腕生忧端”(《感兴》)的正义感;而当仕途困厄之际，他的诗便有晚唐清苦之声了：

万事不关虑，孤吟役此生，风骚中旨趣，山水里心情。

——《书怀寄韦山人》

从中约略可知他学习晚唐穷困隐逸诗人，淡泊世虑，孤芳自赏，寄情山水，刻苦吟咏的创作意向。今存《寇忠愍公诗集》三卷，多为此类。

九僧是寇准的诗友，并学晚唐。欧阳修《六一诗话》、司马光《温公续诗话》载九僧事。据今存《九僧诗集》，可知九僧常结诗社唱和。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论九僧诗云：

其诗律精工莹洁，一扫唐末五代鄙倍之态，几于升贾岛之堂，入周贺之室，佳句甚多，温公盖未深考。第自五言律外，诸体一无可观，而五言绝句亦绝不能出草木虫鱼之外，故不免为轻薄所困，而见笑大方。

潘阆字逍遥，曾得太宗召见赐进士及第，授四门国子博士。真宗朝隐逸江湖，后寓居钱塘，卒于泗上。他与寇准是诗友，作诗推崇贾岛。王禹偁《潘阆咏潮图赞》称其诗“寒苦清奇”，如《自序吟》“发任茎茎白，诗须字字清”之类。

赵湘是太宗朝颇有名气的青年诗人。这位江南寒士生活清苦，为人清高，作诗务求清美工巧，喜为五律，多写山水清境和清人雅怀，确有类贾岛诗之处。时人颇重其诗之清美，欧阳修云：“其诗清淑粹美。”吴俦云：“其诗清澄蠲洁，淡雅夷旷。”蔡戡称其继承祖德，“清芬不坠”(以上皆见四库本《南阳集·后跋》)。

魏野初学白体，后与寇准交密，转学晚唐。《宋史·隐逸传》称其“为诗精苦，有唐人风格，多警策句”。魏野论诗崇尚自然，曾提出“至清无隐”^①这样重要的美学命题。

林逋被文学史家推为“晚唐体”的主要代表。他终生隐居，是个自然主义者，论诗所重者，唯在自然。在“晚唐体”诗人中，他显得更为清高，而不是清苦。他没有九僧诗的“蔬笋气”，而“梅香”浓郁。晚唐体以五律为主，他则五、七言俱佳。

“西昆体”略晚于“白体”，是真宗景德年间兴起的诗派，渐成诗坛主流，盛行半个多世纪，至晏殊去世、欧阳修主盟文坛乃渐消退。此派的代表诗人是杨亿、刘筠、钱惟演等馆阁文臣。景德二年(1005)秋，真宗命王钦若、杨亿等人聚集于皇家藏书之秘阁，编纂大型类书《册府元龟》。修书之余，这些人以李商隐诗为榜样，互相唱和作诗，并邀一些未参与修书的文臣如刘筠、钱惟演等参与唱和，蔚为一时风雅盛事。至大中祥符元年(1008)，杨亿将这些人的唱和诗编为酬唱集并作序，据《山海经》和《穆天子传》所云昆仑之西群玉之山有先王藏书之册府的典故，简称“西昆”以喻朝廷秘阁，遂名《西昆酬唱集》。然“西昆体”之称在仁宗朝尚未出现。欧阳修《六一诗话》始称“昆体”;刘攽《中山诗话》称“西昆体”，后人沿用之。惠洪《冷斋夜话》又称李商隐诗为“西昆体”。严羽则以“西昆体”兼称李商隐、温庭筠及本朝杨、刘诸公。

《西昆酬唱集》共收杨亿、刘筠、钱惟演、李宗鄂、陈越、李维、刘骘、丁谓、刁衎、任随、张咏、钱惟济、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映、刘秉等17位诗人的五、七言律、绝共250首。其中杨亿75首，刘筠73首，钱惟演54首。此三人官位既高，才情亦富，诗又占总数五分之四，故被目为西昆体诗人之领袖和代表。

西昆体诗人与白体诗人有共同之处——多为朝廷文臣，且西昆诸人中，多位曾先学白体。这说明宋初台阁诗风从以白体为主流，嬗变为以西昆体为主流。其中审美意识变化的逻辑是：简易泛滥则繁难兴焉。西昆体诗人学李商隐诗，以富丽、华美、渊博、深隐来矫正“白体”的浅易平俗，从而透露出宋诗崇学尚典的文人意趣和宋代文学雅俗分流的发展趋势。

方回《瀛奎律髓》卷一八云：“凡昆体，必于一物之上，入故事、人名、年代及金、玉、锦、绣等以实之。”如“试将梁苑雪，煎动建溪茶”之类。普通的雪，特以汉代梁孝王建梁园聚文士的典故来修饰，使诗句具备更多的可解释空间，牵扯起更多的历史文化意蕴。李商隐诗及西昆体诗，都有这种既求典实繁富，又求意象华美的欣赏效果。

其实李商隐亦属晚唐诗人，但后人特于“晚唐体”之外，又称“西昆体”，可知“晚唐体”与“西昆体”有异，前者多贫寒清高之语，后者持富丽渊博之趣。

杨亿是西昆体的主盟，初学白居易，后学李商隐。他认为李诗“富于才调，兼极雅丽，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曲尽万态之变，精索难言之要”。杨亿是宋人中最先发现李商隐诗的艺术价值、并“孜孜求访”、悉心体味并率先学习李诗者。他在《西昆酬唱集·序》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西昆体诗人“懿、雅、精、博”的诗美观念，并指示写作这种诗的途径——崇学尚典。

中国诗歌自古以来就有抒写严肃的情志和抒写闲逸的情趣两大类型。杨亿在《序》中所强调的，似乎是唯美的、纯艺术的、闲逸博雅的诗歌情趣。然而《西昆酬唱集》中，亦有深涵寓意之作，如杨、刘、钱唱和的《宣曲》《汉武》《代意》之类，在繁典丽词之后，深涵着才士失意的悲凉。这未必是作者个人的情怀，但却是一种普泛化的人类情怀，是智慧人类所特有的高级的感伤。这样的诗可以说不仅得李商隐诗之体，而且得其诗心。

对西昆体诗人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写严肃的情志还是写闲逸的情志，而在于艺术表现的深隐、渊博、富丽、华美，能为读者提供较大的阅读空间。

这种崇学尚典又唯美求深的诗风，自宋代之后，历元明清各朝代以至于当代，一直是文人诗的主流审美倾向。比如清代最大的诗歌流派“同光体”诗人，以及深承其趣的近世文人陈寅恪、钱锺书等，都是循此一路的。

不过，与李商隐相比，西昆体诗人的幽怨讽谏之心没那么多，因而作诗自然多以闲情逸致、文人雅趣为主要的抒写内容，而以艺术表现之渊深雅致、巧妙华美为主要的审美追求。杨亿在《温州聂从事云堂集序》和《温州聂从事永嘉集序》(四库全书《武夷新集》卷七)中曾详述自己的诗学思想，主张以雅言、英词、藻思写闲情逸兴。而所谓闲情逸兴，则主要产生于游山玩水、文墨游戏、朋友唱和赠答之间。《西昆酬唱集》就是这种以创作为娱乐的产物。惟此二序很少受到文学史家关注。

杨亿诗学中潜涵着一种鄙视通俗质朴、偏爱博雅雍容的文化贵族倾向。这种倾向凝聚着西昆诗派的精神底蕴和审美旨趣。

西昆派后期的代表人物晏殊于此曾有很具体的发挥。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六载晏元献以富贵论诗事可参。晏殊做人作诗都崇尚高贵典雅，不是穷清高，而是既富贵且高雅，他既鄙薄物质上的“乞儿”、“穷人”，也鄙视精神上的“伧父”。他所言“富贵”，是富于文化艺术内涵的、物质和精神双重的富有和高贵。他与西昆前辈的艺术审美趣味有所不同，他不喜欢太多装饰的富贵，而喜欢清高渊雅的富贵。

时人和后人对西昆体诗臧否不一。我们认为，西昆体诗的确不是写给大众看的通俗读物，其优秀之作为读者提供的解读空间富于历史内涵和文化艺术内涵，因而其读者应是有大致相同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品味的人。当然，西昆体诗人没有达到李商隐那样的艺术高度，这与个人天赋有关。

2.复古与新变

方回以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为走出“晚唐”影响而变为新貌者。此说大体符合实际。真宗、仁宗之世，一些年轻诗人不满于因袭晚唐五代诗风而寻求新变，这种努力与当时兴起的复古思潮密切相关。

当时的复古，主要是复兴古文和儒学。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学史上每次复古思潮，其真实用意都不是简单地返归原古，而是不满于时尚，就以复古为名，求新变之实。中古以来复古文、兴儒道的思潮始于韩愈，他倡导散体古文以改变骈文一统的局面，倡导儒学以振作士气，淳朴世风。故苏轼称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

宋初文坛的复古文、兴儒道思潮出现在真宗朝，到仁宗天圣年间，复古求新的思潮扩大到诗界。范仲淹在天圣四年(1026)作《唐异诗序》，倡导“大雅君子，当抗心于三代”，复“国风之正”。此时西昆体诗文尚在流行，他虽未明确批评西昆体，但他在《序》中对五代以还文学风气的批评和对众多前代诗人的肯定，以及对“国风之正”的倡导，当有前承柳开，后启石介及宋诗新变的作用。

其后若干年，他作《尹师鲁河南集序》(《范文正公集》卷六)，明确表示了对西昆末流的批评：

洎杨大年以应用之才，独步当世。学者刻辞镂意，有希仿佛，未暇及古也。其间甚者，专事藻饰，破碎大雅，反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学者久之。

另一方面，范仲淹明确肯定了欧阳修振奋文风的作用：

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其深有功于道欤!

石介是复古兴儒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关于诗歌，他最为严厉地批评西昆体，并提倡古朴质实的儒家诗教观^①。

宋祁(998—1061)晚年所著《笔记》言及仁宗前期诗坛情况：

天圣之初元以来，搢绅间为诗者益少。唯故丞相晏公殊、钱公惟演、翰林刘公筠数人而已。至丞相王公曙、参知政事宋公绶、翰林学士李公淑，文章外亦作诗，而不专也。其后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皆自谓好为诗，不能自名矣。

——《宋景文笔记》卷上

余靖也参与改变诗风。宋诗尚通达、讲意趣，余靖是这种审美风尚最早的倡导人和实践者^②。

仁宗朝前期，西昆体和晚唐体余绪尚存之际，汴京、东州、洛阳有三个年轻文人群体，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寻求诗的新变。

在汴京的台阁之外，穆修和苏氏舜元、舜钦兄弟“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顾也”^③。他们作的古歌诗主要是五言长篇，这与西昆体以近体为主不同。其中苏舜钦名高，其诗有豪气，时人将他与梅尧臣并称为“苏梅”。清人叶燮认为“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始于梅尧臣、苏舜钦二人”(《原诗·外篇》)。

东州的几位年轻诗人也在寻求新变。《宋史·文苑四》(第13087页)云：“山东人范讽、石延年、刘潜之徒，喜豪放剧饮，不循礼法，后生多慕之。”当时人颜太初作《东州逸党》诗描述他们的诗：“或作慨量歌，无非市井辞。或作薤露唱，发声令人悲。”(《全宋诗》第2648页)石延年(曼卿)是东州最重要的诗人。他48岁去世时，苏舜钦、欧阳修、梅尧臣等都分别写了哭悼曼卿的诗，可见其诗名重于当时。

汴京的苏舜钦和东州的石延年作诗都有“豪”名，都不同于西昆路数。他们共同的诗美追求是：用自然豪放的平民风格，抵制精雕细琢的贵族情调，用清新对抗陈腐，用古朴反拨时尚。欧阳修评价石诗“时时出险语，意外研精粗。穷奇变云烟，搜怪蟠蛟鱼”(《哭曼卿》)，这显然是说他不同时俗，有独特的审美追求。

天圣末至景祐初(1031—1034)，钱惟演留守西京洛阳。他的幕府中，聚集了二十多位文士^①。其中的梅尧臣被南宋刘克庄尊称为宋诗的“开山祖师”(《后村诗话·前集》卷二)。欧阳修此时向梅尧臣学诗，后来成为促进宋诗发育的最有力者。

梅尧臣作诗，主张恢复诗歌的风雅美刺传统，追求平淡风格。欧阳修《六一诗话》说：“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梅尧臣还提出过两个著名的诗学命题，即“意新语工”和“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见《六一诗话》)。意新语工是指立意和造语两方面，包括“前人未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等内涵。这对宋诗影响很大，又经苏、黄等人宏扬，乃成宋诗之时尚——以渊博的文化写自己的生活情趣。梅尧臣的开山意义，或许正在于此。

欧阳修是文化伟人，是一代杰出的文学宗主。他论诗爱李白尊韩愈，对同时人苏舜钦、梅尧臣予以有力的褒扬。苏、梅在当时和后世受人注重，与欧阳修的褒扬有很大关系。欧阳修作诗受李白、韩愈影响较大，这与他秉性直爽、天赋优越有关。李、韩之诗殊不易学，非大才不敢为，宋代诗人敢学李、韩者，欧、苏、陆等数人而已。欧阳修以大才而学李，以大儒而学韩，他的诗在当时人中实属上乘。虽然他谦虚地说自己曾学诗于梅尧臣，但仅以诗才而论，他也高于梅尧臣，比如大家都作悼念石曼卿的诗，欧作的才力明显高于苏、梅等人。然而欧阳修对当时及后世诗坛的影响，主要却不是他的诗歌，而是他的诗论。在他主盟文坛的二十余年间，他对时贤和后进诗人的褒扬奖掖，对宋诗的发育产生了巨大而且深远的影响，宋诗有别于唐诗的风貌，在他主盟文坛时期初步形成了。

近世文学史家言及欧、苏、梅时期的文学时，常用“诗文革新运动”一词。考“运动”一词，虽古已有之，但以之指称社会事件，大约始于20世纪初。“革新”本非一词，宋人偶有合成使用者，如苏辙《栾城集·后集》卷一三《颍滨遗老传》下：“自元祐初革新庶政。”宋人并无“诗文革新”之说，欧阳修时代诗文之变化，亦无今人所谓“运动”之声势规模。梅尧臣评价韩愈曾说“文章革浮浇，近世无如韩”(《依韵和王平甫见寄》，见《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六)。“革”是革除之意。欧阳修使用的语汇是“复古”(见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一三《和武平学士岁晚禁直书怀五言二十韵》)。盖古人大凡欲改变现状，多以复古为名。欧阳修和梅尧臣以复兴“风雅”为名，进行了变革诗风的努力，使诗歌从宫廷娱乐转向社会民生，从书卷典故转向生活感受。诗歌的审美倾向从唐诗的雅俗共赏转向宋诗的文人意趣，或者说从表现人类共性转向表现文人个性。因而从诗歌的内容到表现手法，都更加个性化，更加崇尚创新。于是韩愈、孟郊、贾岛、李贺等人个性鲜明的诗常常成为他们仿效的范式。后人论宋诗时常说的散文化、议论化、学问化等“宋调”倾向，在他们的诗中初露端倪。

3.荆公体

曾经受到欧阳修特别褒奖的王安石，于诗却不像欧阳修那样爱李尊韩。他曾编选杜甫、欧阳修、韩愈、李白《四家诗选》。这个排序很独特，反映出他对四位诗人的评价： 尊杜敬欧轻韩抑李。他曾明言：“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老杜诗后集序》)论韩愈则云：“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韩子》)论李白则批评“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惠洪《冷斋夜话》卷五)。欧阳修很赏识王安石的文才，作《赠王介甫》诗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明显有勉励王安石继李白、韩愈和自己之后，领袖诗坛之意。然而王安石答诗却说：“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安敢望韩公。”(《奉酬永叔见寄》)声明自己的兴趣在“道义”而不在“文章”，婉言谢绝了欧阳修的勉励。王安石诗如其人，个性鲜明，风格独特，早期诗尚意气，少含蓄，关注朝政民瘼;中年诗雄直峭劲又壮丽超逸，视野更为广阔，咏史诗《明妃曲》二首特别著名;晚年诗深婉华妙，归心于山水和禅理，艺术更为精湛圆熟^①。王安石中年时期曾“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石林诗话》卷中)，诗艺因而大进。晚年诗讲究技巧、法度、才学，诗律精严工巧，既承“唐音”又开“宋调”，形成独具一格的荆公诗法。他晚年的诗，是他晚年艺术人生的诗化。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许多人都曾称道他的“晚年诗”。严羽《沧浪诗话·诗体》篇列有“荆公体”，注文称“公绝句最高”。

王安石对当时一位才高而命短的诗人王令非常偏爱，称其“妙质不为平世得”(《思王逢原》)。《四库提要》称王令“才思奇轶，所为诗磅礴奥衍，大率以韩愈为宗，而出入于卢仝、李贺、孟郊之间”。近人钱锺书、程千帆皆特别推介过王令的诗，称其“诗歌风格雄伟，热情奔放，想像力丰富，带有浪漫主义色彩”，有“奇思妙想”(《两宋文学史》)。

注释

① 参见张海鸥《宋初诗坛“白体”辨》,刊于《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① 《疑山石泉并序》,见《全宋诗》第961页。① 参见《石曼卿诗集序》,《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八。此序又见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苏学士文集》卷一三,误为苏舜钦作。参《苏舜钦集编年校注》之《前言》和《附录一·(石曼卿诗集序〉》按语,巴蜀书社1990年第一版。② 参见张海鸥《余靖诗学及其诗之通趣》,载《文学遗产》2001年第4期。③ 欧阳修《苏氏文集序》,《居士集》卷四一,四部丛刊本。① 参见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构成》,收入《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① 参见程千帆《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