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隋唐五代骈文与辞赋·唐五代的骈文与辞赋

隋唐五代文学的内容·隋唐五代骈文与辞赋·唐五代的骈文与辞赋

唐五代是骈文和辞赋十分重要的演变时期，在演变过程中，二者运行的轨迹大体相似，但也有所区别。就骈文而言，它从变革华艳之风开始，经过“四杰”、陈子昂、“燕许”、李杜诸人的努力，逐渐自具面目，成为地道的唐音。特别是到了陆贽之手，成为通俗化，素淡化，流利畅达，灵活自如的新型骈文，可是到了晚唐五代，却又归于华艳一途^①。如果仔细考察，这一运行轨迹甚为明晰。

唐代初期，太宗君臣着重从功利思想，特别是从政教的得失出发，批判齐梁君臣：“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陈书·后主本纪后论》)“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龄之德，盖亦亡国之音乎!”(《隋书·文学传序》)但太宗及其重臣骈文创作成就不高，影响不大。高宗武后时期，王、杨、卢、骆这“四杰”崛起于文坛，大倡文风改革，又有突出的创作实绩，骈体文风才开始实质性的转变。“四杰”不满于当时文坛“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以金玉龙凤，乱之以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②的风习，强调为文要有“骨气”，提倡“刚健”之风，崇尚“气凌云汉，字挟风霜”^③的风骨。在他们手里骈文开始出现刚健清新之风。如王勃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一文便不同于六朝的阴柔之美，而多阳刚之气：“……所赖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骆宾王的《为徐敬业以武后临朝移诸郡县檄》也是风骨刚健之作，后面的文字极有气势：“……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这是地道的唐音，显示出骈文的新风貌。“四杰”之后，陈子昂标举“风雅兴寄”、“汉魏风骨”，崇尚“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作品，“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卢藏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虽然他的创作成就以诗为高，骈文不大突出，但毕竟显露出朴实畅达之风。如：“臣闻古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用仁义也;霸者威之，用权智也;强国胁之，务刑罚也。是以化之不足，然后威之;威之不变，然后刑之。”(《谏用刑书》)这些文字明白晓畅，气体朴厚，犹存西汉风格。

到了盛唐，骈文革新有了更新的机运：“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新唐书·文艺传序》)张说、苏颋、张九龄等人先后以文人入阁，主持朝政几十年，君臣一体，上下同心，骈文革新在这种有利的背景下进展迅速，文风逐渐向自然流畅、浑厚典雅、昌明博大的方向发展，同诗歌一样，格调大变，终于发出盛唐之音。唐初那种采丽竞繁、红香翠软的病态美文至此皮毛脱尽，面目全非了。

首先，继“四杰”、陈子昂之后，盛唐“燕许”二公在骈体改革上迈出了新的步伐，他们的馆阁之作，以散行之气运骈俪之词，改华从实，斫雕为朴，气味深厚，笔力沉雄，师法汉人，开骈散结合之端。孙梅在《四六丛话》中说得好：“燕公笔力深雄，直追东汉。”谢无量在《骈文指南》中称他们二人之文“特为典质”，“卓尔不群，唐骈文之盛轨也”。如张说的《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骈散结合，昌明博大，从容典雅：“……才难，不其然乎! 然则飞黄虚骋，百辔遗路;鹪鹏天运，万翼无阶。文士擅名当时，垂声后代，亦云才力之绝众故尔。”高步瀛便说张说此类文章“雅絜渊懿，中郎遗则”(《唐宋文举要》)，看出他师法东汉文章的奥秘。苏颋之作也注意以雅参丽，以古杂今，如《太清观钟铭》：“大矣哉，钟之为用!轩辕氏和音乐之，夏后氏陈义听之，此皇王所宝也;太微君上真抚之，紫虚君元方抚之，此仙圣所珍也。国家诞发玄系，丕承景业;与时偕行，惟道则佑……”以散行之气，运骈偶之词，有迭宕起伏之气，舒卷自然之态。盛唐时期虽然其他骈文家也在骈体创作上有所探求，但对后世影响深远，开风气之先者首先是“燕许”二公。

其次，王维、李白、杜甫三人在骈文创作上也各有胜境。这三人都是盛唐时期杰出的诗人，尤其李杜二人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两座高峰，他们在古代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正因为这样，他们的文名往往被其诗名所掩，人们不大注意。但实际上，这三人的骈文也各有独特的成就，虽然不能与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相比，然而在当时的文章家中却不同凡响，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王维在40岁前后思想有所不同，前期乐观向上，积极进取;后期对现实抱着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到晚年则更成为一个“以禅诵为事”的佛教徒。他前后这样不同的人生态度，不仅影响到他诗歌的格调，也影响到他骈文的格调。他的前期骈文大都文字清丽，境界壮阔，气势博大，格调豪迈奔放。如其《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诗序》一文气势雄浑壮大，格调高昂，充满盛唐时代那种豪迈奔放的精神风貌。高步瀛说：“兴会飙举，情景交融。”赞美其感发力。不过到了后期，由于生活和思想的变化，王维骈文中这种壮大的气势和高昂的格调不见了，因为他隐居林泉，奉佛参禅，陶醉于山光水色之中，忘情于清风明月之间。所以他的文章风格为之一变：精练而不雕饰，明净而不浅露，自然而不粗俗。清俊秀雅，境界幽美。语言上更奇偶相杂，单双互用，极尽舒卷自然之妙。在这方面，他的《山中与裴秀才书》便是代表作品。这篇文章是当时王维隐居生活的反映。此文文字清新秀丽，幽隽华妙，境界清静幽邃，恬淡安逸。那映郭的清月，泛着沦涟的辋水，深巷中叫着的寒犬，杂于其间的稀疏钟声，白鸥青皋，寒山远火……这一切的一切，完美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给人以新鲜丰富的感受，如同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一样形象鲜明，但又比画境更有诗情，更能令人心驰神往。一切好像都充满了色彩、音乐和情思。但见诗情，不见文字，虽然其中不少骈词俪句，但已经使人忘其为骈句了。所以高步瀛这样评价此文：“昔人谓摩诘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此文幽隽华妙，有画所不到处。”(《唐宋文举要》)这个评价太恰当了。

如前所述，王维前后期思想的变化对其文学创作有较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其作品思想情调和精神风貌上。不过有一点是始终如一的，这就是：他作为文学家、画家、音乐家集于一身的杰出人物，其文学作品不仅诗歌中兼具诗画结合的特征，节奏上又带有音乐美，而且骈文也具有这种不同于他人的独特风貌。其中最突出的是写人写景常有画境。写人则往往把其形貌极为鲜明地展示出来，有人物肖像画的特征，如《送高判官从军赴河西序》 中对哥舒翰的描写就有这种特征，其形态神韵宛然如画：“……而上将有哥舒大夫者，名盖四方，身长八尺。眼如紫石棱，须如猥毛磔。 指㧑而百蛮不守，叱咤而万人俱废。 髬髵奋髯，哮吼如虎。裂眦大怒，磨牙欲吞。不待成师，固将身先士卒;常思尽敌，不以贼遗君父。矢集月窟，剑斩天骄。蹴昆仑使西倒，缚呼韩令北面。”这是人物描写。他有关山水景物的文章更以此称胜。除前面所举的《山中与裴秀才书》之外，其《画学秘诀》虽然是有关绘画理论和方法方面的探讨，但却文中有画境，寓理于画境之中。文中先论水墨画的方法技巧，详尽阐释其自身规律，宏观上由虚实结合到主客相宜，微观上由村落到山崖，由渡口到行人，由舟楫到树木等等，具体而精到，确为会心之论。同时又从禅宗妙悟出发，以禅喻画，揭示其要点在于妙悟，不在多言。文中除个别语句外，大都有生动的境界，表现出画家的匠心。尤其具体论述某一技巧之时，往往一句一景，引人入画，因而产生无穷的意味。在中国骈文史上，文中颇有境界，形象鲜明者不乏其人，但其境界鲜明与完整则无人能与王维相提并论。

李白在文学创作上的核心主张是追求“清真”、自然，反对模仿，反对雕饰。他在《古风》第三十五中说：“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功成无所用，楚楚且华身。《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安得郢中质，一挥成风斤。”这里明显表现出他反对雕饰和造作，追求自然、天真之美。这一点，他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中说得最清楚：“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清水芙蓉之美，就是李白追求的自然清真之美。在骈文创作中，由于李白具有这种对自然真纯之美的追求，又加上他那种豪放不羁的性格，落笔云烟、斗酒百篇的灵仙才气，所以他的骈文便形成了他所特有的艺术特征：或清新俊爽、飘逸奔放，或雄奇壮丽、慷慨激昂，是盛唐气象的最杰出的代表。如其《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一文便尽去浮华，以气运之，信笔挥洒。风格清新俊逸，格调豪迈奔放，语言干净利落，读后使人神清气爽，当时安州都督马某就称李白为“奇才”，并且说：“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彻，句句动人。”(《上安州裴长史书》)看来马都督确实深谙李白之文。再如《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暮春于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两篇文章更能表现李白清新俊爽、飘逸豪放的艺术个性。前一篇序文，作者着重叙述自己和堂弟们在一个春天的月夜里，聚集于桃李芬芳的园中，饮酒赋诗，畅叙天伦之乐的情景。语句天成，不假雕琢;如出水芙蓉，清新可爱;笔法灵活多变，尽情挥洒。虽然以骈偶句式为主，但却起伏流动，随意所到，毫无板滞之弊，如行云流水般轻松自如。所以清人吴楚材和吴调侯在评论这篇文章时就说：“发端数语，已见潇洒风尘之外;而转落层次，语无泛设，幽怀逸趣，辞短韵长，读之增人许多情思。”(《古文观止》)后一篇序文，着重抒写自己的情怀，以气势见长，有一种“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势头，开端作者便直率而又真诚地抒写出自己的心怀和抱负，不同凡响，高耸突兀。尤其“遐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苍穹”数语，排空而来，有排山倒海般的气势力量。接下来作者又抒写自己怀才不遇、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幽愤，文章的格调瞬间大变，雄豪的气势马上变为悲凉的感叹。此后，作者的情感又经过一个回旋：先是沉醉花柳，消极颓废;而后马上又引出依依不舍的别离之情……总之，本文迭宕起伏，萦回九曲，像滔滔的黄河一样奔腾跳动，变化莫测，读罢全篇，只觉其豪气逼人，雄劲无比。

杜甫的骈文偶对工稳，用词精警，多为骈句双行，读之朗朗上口，显然有六朝意味，准确地说是有庾信的余风。因为杜甫一向崇尚庾信之文。他曾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在《戏为六绝句》中对庾信之文给予极高的评价：“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因此杜甫之骈文自然“杂徐庾之流丽”，与之有很多相似之处，其《进雕赋表》和《进三大礼赋表》两篇文章最能代表老杜风格。文章才思沉郁，音情顿挫，情感起伏，一波三折。自道身世及述作，倾诉困顿失意之状，抑郁拗折，凄凉低沉，但又不失雄浑之气。遣词命意，雄深雅健，不着一直笔，不着一浮词。金秬香曾经说过：杜甫“综述平生述作，自许为沉郁顿挫，此乃自道其真实本领。盖才思沉郁，则不着一浮词，而积之为浑雄，发之为悲壮;亦惟音节顿挫，则不使一直笔，而抑之为拗折，扬之为奇矫。杜作美不胜收。李固天才，杜则当以学力追逐之也”(《骈文概论》)。细读杜甫之文，我们确实会感觉到金秬香之言精当不移。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籍》)。李杜二公不仅创造了诗的颠峰，其骈文也令后人难以措手。

进入中唐以后，为收拾“安史之乱”留下的残局，李唐君臣提出改革朝政，整顿朝纲，促进中兴的各项主张和要求。在这种政治思潮的影响下，文坛上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思潮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其标志一是延续百年的文体文风改革发展成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 二是诗歌领域也发生了为时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在这种情况下，骈文不仅让位于古文，退居次要地位，而且其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原来侧重表现形式技巧之美的美文，转变为侧重于功利目的的经世致用之文。当时，这一转变主要是由陆贽完成的。

陆贽改造骈文，完成形式美文到经世之文的转变，所使用的方法是上承“燕许”以散入骈的传统，同时不仅加大了力度，而且运用自如，炉火纯青。一是运单成复，不失整齐之态，如“器用所给，不在过丰;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坦然布怀，与众同欲;是后纳贡，必归有司;每获珍华，先给军赏;环异纤丽，一无上供”(《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二是杂用单行，承转文气，如：“上行之则下从之，上施之则下报之。若响应声，若影从表。表枉则影曲，声淫则响邪。怀鄙诈而求颜色之不形，颜色形而求观者之不辨;观者辨而求众庶之不惑，众庶惑而求叛乱之不生;自古至今，未之得也”(《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令论事状》)。开合卷舒，流利通畅。三是力求朗畅，少用典故，如其《论裴延龄奸蠹书》六千余言，但却极少用典，由此便使人明白易晓，很少晦涩之处，其他文章也大都如此。所以苏轼说陆文“开卷了然”(《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刘大櫆说陆文“条达明白”^①。四是加长骈句和加长篇幅。如《论缘边守备事宜状》五千余言、《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七千余言、《论裴延龄奸蠹书》六千余言，这是篇幅的加长。而骈对长句在陆文中十分常见，如“以陛下英明鉴照，物无遁情，固非延龄所能蔽亏而莫之辨也。或者，圣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谓之孤贞，可托腹心;以其好进谗谀而谓之尽诚，可寄耳目;以其纵暴无谓而谓之强直，可肃奸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谓之智能，可富财用。将欲排众议而收其独行，假殊宠而冀其大成。倘陛下诚有意乎在兹，臣窃以为过矣”。用长联对偶行文，从容不迫。所以钱基博在《骈文通义》中评价说：“宣公议论����，易短为长，改华从实，质文互用，工为驰聚。 ”陆贽创作的这种新型骈体在功用上是“剖析事理，精当不移”(曾国藩《鸣原堂论文》)。刘熙载把它概括为四个字：“正实切事”(《艺概·文概》)。在风格上是“指事如口讲手画，说理则缕析条分”(苏轼《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反复曲畅，不复见排偶之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确实是经世有用之文，在中国骈文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上继“燕许”融散入骈的传统，下开“欧苏”四六散化的先河。

中唐除陆贽以外，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等人既是古文家，也是骈文家。其中韩愈虽是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但并没有彻底抛弃骈文，对他来说“非尽百家之美;不能尽一家之奇”(刘开《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美”(刘熙载《艺概·文概》)，他不但在写作古文时吸收骈体笔法，如其《送李愿归盘谷序》;而且也写过地道的骈体，如“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进学解》)，纯以骈偶行文，“以意为骨，以气为用，以笔为驰骋出人，滔滔亹亹，一往清婉”(孙梅《四六丛话》)，成就也很可观。其他如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人骈文也有一定成就，不过总体上都是以散行之气运骈俪之词，显露出骈文散化的时代特征。

如果从总体上对中唐骈文的蜕变进行梳理、归纳，情况大体分以下几点：

第一，大历贞元时期，是庙堂台阁类骈体文蜕变的最重要时期，主要表现在陆贽对这类骈文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造。经过陆贽的这一改革，庙堂台阁类骈文由原来呆板滞涩、华而不实、徒具形式、不切实用的病态美文脱胎成单复杂糅、骈散并用、明白洞达、反复曲畅的经世有用之文。此后其他人的这类骈体文虽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总体上不出这个骈散结合的范围。

第二，德宗贞元后期至文宗太和年间，是叙事、抒情类骈体文蜕变的重要时期。经过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的努力，特别是韩柳二人的努力变革，这一类骈文由原来嘲风雪，弄花草，以辞采为主，以偶俪为用，以用典相尚的浮靡堆垛之文蜕变为以意为主，以气为用，以情为根，文质彬彬，又自然轻快的健康之文。

当然，骈文这一系列的改革蜕变不是整齐划一的。各个阶段，各个作家，由于各自不同的因素，其骈文创作也各自有所不同。有些人本来是中唐作家，但其骈文却主要是盛唐格调，甚至有些人的骈文还不出陈隋至初唐的樊篱，但这些毕竟是大江东去中的点点浪花而已。总的看来，不能不说，骈文至中唐，传统的皮毛已经脱落殆尽，面目已经今非昔比了。到了这个时候，骈文也失去了在文坛上的统治地位，渐渐地开始衰落了。不过在奏议、制诰、表状、书启之类应用文字中，由于骈四俪六便于宣读，又便于表现士大夫的雍容典雅之风，所以骈体文仍有一定市场。另外在叙事、抒情类文章中，一些有识之士，还是参用骈体之长，甚至基本用骈体而杂用散文句子创作出更为通脱雅洁的骈体文。

晚唐时期，由于国势的衰微，社会风气的变化，文学思潮也发生巨大的变迁，因而骈文形态、地位也发生很大变化。

早在唐宪宗元和后期至长庆、宝历年间，由于政治改革的失败，统治者的荒淫无道，唐中央政权已经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等到文宗太和九年的“甘露事变”发生后，进入晚期的李唐王朝固有的矛盾更加激化：内则宦官专权，朋党交争，愈演愈烈;外则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烽烟连绵;加上农民起义风暴的冲击，其国势如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无可挽救地没落下去了。在这种形势下，文士们的心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他们的政治态度不同，创作个性有别，但有一点却是相似的，那就是大势已去、朝政无可挽回、国势不可救药所造成的悲观心理。尽管有少数人或希望有所作为，但却无能为力;或归隐山林，与社会不合作，但终究无补于时;或对时政发些议论，但大抵不切实际，空言而已。到头来大多数人还是在混乱的局面中寻找一点空隙，得过且过，纵情逸乐。更有甚者，则变本加厉地奢侈豪华，沉醉花间，出入青楼，过着风流浪子的生活。在这种比较普遍的社会风气之下，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念早已消失于文士们的脑际，加上韩柳那样力倡复古的大师早已谢世，其后继者李翱、皇甫湜等人又人微言轻，另外，考试制度依然以骈体辞赋为定式。这样，绮靡浮艳的骈丽文风又东山再起，片面追求形式美的唯美主义文学再度兴盛。《新唐书·高锴传》中说：“开成元年，(锴)权知贡举，文宗自以题畀有司，锴以籍上。帝语侍臣曰：‘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胜于前。’郑覃曰：‘陛下矫革近制，以正颓俗，而锴乃能为陛下得人。’帝曰：‘诸镇表章太浮华，宜责掌书记，以诫流宕。’李石曰：‘古人因事为文，今人以文害事，惩弊抑末，诚如圣训。’”此时的骈文作者，除杜牧、李商隐等人能够做到文质彬彬、华实相扶之外，其他人如温庭筠、段成式等人则以绮艳浮靡相尚，即使是寻常书信也偶对连篇，华艳非常。这种唯美主义思潮逐渐支配整个文坛，直到唐朝灭亡也未止息。

杜牧骈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笔势纵横，气势雄劲，词采也清丽雅洁。这方面，他的《上白相公启》是最有代表性的。李商隐之骈文，熔“四杰”与陆贽骈文于一炉，丽辞云簇，藻采纷呈，但叙事仍能疏宕有致，说理仍能精辟无累，抒情更感人至深，如《重祭外舅司徒公文》：“……呜呼哀哉! 千里归送，东门故第;数尺素帛，一炉香烟。耿宾从之云归，俨盘延而不御。小君多恙，诸孤善丧。升堂辄啼，下马先哭;含怀旧极，抚事新伤。”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既有文采，又畅达无累，可以说是华实相扶，文情并茂，形式与内容完美统一的佳作，代表李商隐骈文的独特成就。可以说，李商隐上承徐庾骈文之长，又与唐贤接轨，是骈文发展史上的又一位集大成者。但李商隐之后温庭筠、段成式等人则又以采丽竞繁相尚、绮靡浮艳为能，如温庭筠的《答段成式书七首》，《答段柯古赠葫芦管笔状》精雕细刻，镂金错采，过重形式，不顾内容;颜色过于浓艳，词藻过于繁缛。到处是金、玉、绮绣、鸳鸯、风月、花草一类字眼，难怪段成式说他“敏给芳词，吐水千瓶”(《与温飞卿书八首》)。读之，使人感觉到虚浮庸俗，是一种病态的美。其香软丽密、庸俗低下的文风实在是六朝淫丽颓靡之风的变种。至此，唐代骈文完全堕入浮靡绮艳的病态美，一直到唐亡也没有改变这种低下卑弱之风。

晚唐之后直至五代，虽世道沧桑，纷乱不堪，但唯美主义的骈俪文风却相沿不绝。司空图、顾云、韩偓、韦庄、欧阳炯便是此种文风的承传之人。司空图的《擢英集述》、顾云《题致仕武宾客嵩山旧隐诗序》、韩偓的《香奁集自序》、韦庄的《又玄集序》、欧阳炯的《花间集序》等骈文都风流旖旎、香软丽密，纯以形式华美见胜。此处仅举欧阳炯《花间集序》中的一段文字为例：“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青云，字字而偏谐凤律。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尊前，数十珊瑚之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文章镂金雕玉，滴粉搓酥，藻彩纷呈，绮艳非凡。特别是第一段文字，艳彩华词简直使人目不暇接。虽然作者本人也声称“南朝宫体”、“北里倡风”是“秀而不实”，而此文本身也纯以词采见胜，文掩其质，过于华丽。于此可知当时骈体之绮艳程度。更有甚者，则专事描写男女色情，淫逸纵乐，文风更为轻艳低下。牛希济在《文章论》中说得明白：“今国朝文士之作，有诗、赋、策、论、箴、判、赞、颂、碑、铭、书、序、文、檄、表、记，此十有六者，文章之区别也，制作不同，师模各异。然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见矣。”这虽然不是专指骈文而言，但骈文确实在这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一直到北宋初期，此种文风也没有多大改变。

在赋学研究中，有些人认为唐代是赋的衰落时期^①，其实不然。王芑孙在《读赋卮言·审体》中说：“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总魏、晋、宋、齐、梁、周、陈、隋八朝之众轨，启宋、元、明三代之支流，踵武姬、汉，蔚然翔跃，百体争开，曷其盈矣。”这话虽然是从审体的角度说的，但是却阐释出唐赋的继承与流变的总体特征，点出了唐赋的成就^②。如果从纵向上考察，唐代之赋，在运行上也留下了回旋的轨迹，即从初盛唐反对浮华文风开始，到中唐自具面目，达到鼎盛状态，但是到了晚唐五代，总体上又复归浮艳一途，出现明显的回潮现象。同骈文相比，唐赋之盛，虽然晚了一些，但是它的盛期却是骈文地位总体下降之期。因为贞元、元和时期，古文运动发展到了高潮，受此冲击，骈文退居古文之次，开始走向衰落，而赋在此时则达到百花齐放的高度繁荣之时，尤其律赋更是如日中天。

唐初之赋，第一方面是陈隋余响。谢无量在《骈文指南》一书中指出：“唐兴，文士半为陈隋之遗彦，沿徐庾之旧体。太宗本好轻艳之文，首用瀛洲学士，参与密勿，纶诰之言，咸用俪偶。”其实不仅纶诰之言，所有的文章，尤其是赋体仍存六朝之习，一方面崇尚华丽，一方面讲究骈偶，对形式美的追求是突出的倾向。如虞世南，本身为陈隋遗老，又深得太宗皇帝的赏识，称赞他有五绝：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学，四文词，五书翰。但是他的赋却是陈隋余风，如其《白鹿赋》《秋赋》，思想内容都比较空虚，只是在形式上刻意雕琢，追求华美，文中充满艳丽之词，如“绮阁”、“飞观”、“轻绡”、“碧幔”、“金波”、“玉绳” 等等，采丽竞繁而生气不足，与南朝华靡赋风并无二致。

但是在这陈隋余响不绝于耳的同时，倡导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反对齐梁以来华靡文风的思潮也在兴起。首先是政治家、史学家从政教的得失出发，开始对六朝，特别是齐梁陈隋的浮华文风进行批判与反思。政治家魏征指出：“梁自大同以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隋书·文学传序》)令狐德棻批评庾信之赋“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周书·庾信传论》);李百药更称齐梁之文为“淫声”，斥为“亡国之音”(《北史·文苑传赞》);刘知几则从史学家的角度，批判六朝文“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史通外篇·载文》)。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身体力行，亲自动手进行赋体的写作，但是文风虽然朴素，内容虽然比较充实，可是因为缺乏应有的文采技巧，言而不文，其行不远，所以影响不大。当时，更有力度和影响的是赋家本身对齐梁陈隋浮华文风的矫正与批判，因为他们既有理论，又有突出的创作实绩，所以影响较大。如王勃作为唐初赋家，他对浮华文风的批判与反思就比较严刻：“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沉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骛，适先兆齐梁之危; 徐庾并驰，不能免陈周之祸。”“天下之文，靡不坏矣。”(《王子安集》卷八)同政治家、史学家相比，这样的批评实在不够宽容，不免矫枉过正，连屈宋、建安也一齐否定。但在实际创作上，“四杰”一方面追求刚健清新之风和昂扬壮大的气势力量，反对华而不实，同时也还没有彻底抛弃以骈体和赋为代表的六朝文学在艺术技巧方面的有益的东西，其赋既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刚健之风，又带“六朝锦色”。如王勃的《春思赋》就是这方面的明证。

不仅王勃之赋如此，“四杰”中的其他人也大致如此，都表明初唐时期，虽然文体文风的改革已经开始，但是齐梁与陈隋的影响还没有彻底摆脱，其有益的艺术经验与技巧还是被继承下来。表明唐初的赋家并没有将婴儿与脏水一齐泼掉。

到了盛唐时期，随着国势的强盛与经济的繁荣，人们的精神风貌也焕然一新：开朗乐观的胸怀，豪迈宏放的气度，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充满理想和自信的精神是当时社会的基本格调，在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之下，赋体虽然还没有完成它的变革过程，但是唐赋自己的特殊风貌已经显露出来了。从总体上说，不仅内容题材扩大，思想内涵深广，而且气势雄浑壮大，基调高昂明朗。

首先，古赋在此时重现生机。因为国力强盛，颂扬大汉王朝声威的汉大赋随着盛唐的到来又有了新的机运，被不少赋家用来歌颂盛唐气象。如李庾的《西都赋》《东都赋》，李华的《含元殿赋》，李白的《明堂赋》《大猎赋》，杜甫的《三大礼赋》都有铺张扬厉的大汉雄风，其中李白的《明堂赋》更具有代表性。文中借赋明堂用力渲染大唐帝国的赫赫声威，骈散结合，不拘一格，铺采摛文，奔放洒脱;词采瑰伟奇特，境界昌明博大，气势特别宏伟，反映出时代的强音。祝尧在《古赋辨体》卷七《唐赋》中说：“雕虫道丧，颓波横流;风骚不古，声律大盛。或有为古赋者，率以徐庾为宗，亦不过少异于律耳。甚而或以五七言之诗句，四六句之联以为古赋者。中唐李太白，天才英卓，所作古赋，差强人意。但俳之蔓虽除，而律之根故在。考唐赋，拟骚之外，尚有宗汉之作，规模扬马，寓单于复，如李太白《明堂赋》颇杂形势之谈，亦具恢弘之致。”这里，祝尧指出了李白古赋与汉赋的继承关系，对其赋的特色分析概括也比较恰当。

同时，在抒情小赋方面，盛唐赋家虽然也还没有脱离六朝的体制，但是比唐初“四杰”则更显唐人本色。尤其在思想内容上往往通过抒情的方式来反映深广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不再局限于个人的喜怒哀乐与离合悲欢;即使专门的抒情之作，也以情思浓烈见长，而不以形式华丽称盛，脱离了繁缛轻靡的齐梁陈隋之余风。如王昌龄的《吊轵道赋》，李白的《愁阳春赋》《悲清秋赋》《剑阁赋》《惜余春赋》等等作品就是如此。王昌龄的这篇抒情小赋着眼点已经不是个人的情思与哀乐，而是借凭吊古迹来讽刺时事，在抒发兴亡之感的同时，又有针砭现实的意义;李白的《惜余春赋》虽然表现的是惜春念别的主题，但同齐梁“哀以思”的格调与淫靡之风不同，其中“春每归兮花开，花已阑兮春改;叹长河之流速，送驰波于东海。春不留兮时已失，老衰飒兮情逾疾。恨不得挂长绳于青天，系此西飞之白日”数句在感叹时光飞逝，时不我待之中，很显然隐寓着珍惜时光积极进取、不能空度岁月的向上精神，文风也以清雄奔放为主要特征，所以祝尧说：“至《惜余春》一赋，尤为脍炙人口……新词竞爽，已不染六朝淫丽之习，亦唐代骈文之别裁也。”(《古赋辨体》卷七《唐赋》)

与古赋和抒情小赋相比，盛唐时代的咏物小赋所占的比重相当大，明显的变化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境界大都比较开阔，气象十分恢宏，充分表现出盛唐之时洋洋大风，如李白的 《大鹏赋》，杜甫的《雕赋》，视角广大，境界壮阔;二是视角由内向转为外向，题材内容又极为广泛，山川草木，日月星辰，京城宫殿，风花雪月……几乎是大千世界无所不包。毫无疑问，这是盛唐时期积极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在赋这种文体上的反映。

此外，盛唐时期新体文赋已经出现，如李华的《言毉赋》、独孤及的《梦远游赋》，文词素淡，骈散结合，这两位古文运动的先驱者已经开始以雅参俪，以古杂今，散化的倾向比较明显。同时，李白的不少赋作也显露出趋散的倾向，如其《明堂赋》和《大鹏赋》就是如此。最能体现唐赋特征的律赋此时也开始形成，唐玄宗开元二年(714)，科举考试不仅考赋，赋题为《旗赋》，而且已经出现八字韵脚，即“风日云野，军国清肃”。这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在赋史上有特殊的意义。

总之，在盛唐的开元天宝时期，赋之一体，在各个方面都显露出时代的特征，呈现出发展演变的势头，革旧布新的尝试成效比较突出，为中唐时期的百花齐放、全面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安史之乱”以后，大唐帝国由盛而衰，揭开了中唐的历史序幕。当时李唐王朝的智囊们为了挽救王朝的没落局面，提出了改革朝政，促进中兴的主张和措施，这种思潮扩展到文学领域，掀起了唐代文学的又一个高潮。诗坛上求新求变为一时风气，诸家蜂起，流派众多;文坛上古文运动发展到高峰期，而骈体文则退居其次。在这样的大气候之下，唐赋经过初唐至盛唐的改革、发展、准备，到此时也应运而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达到繁荣鼎盛之期。

一方面，古体之赋焕发出新的生机，其中原因主要与中唐时期的复古思潮密切相关，同时律赋之弊也是起因之一。如屈原所创制的骚体赋，在中唐时期又为众多赋家所青睐，柳宗元的《解祟赋》《惩咎赋》《梦旧赋》《囚山赋》、李翱的《幽怀赋》、刘禹锡的《伤往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作品仿古而不泥于古，继承之中又有所拓展。

另一方面，新生的赋体——文赋已斐然可观，别立一宗，这应该说是中唐古文运动影响的结果。其突出特征是以大量奇句单行文字入赋，使赋体出现明显的散文化倾向。如韩愈的《进学解》《送穷文》、杨敬之的《华山赋》、刘禹锡的《秋声赋》，与传统赋体有很大差别，而与散体古文更为接近。

但是，中唐时期赋体最突出的事情是律赋的定型^①。

律赋的产生，首先源于齐、梁的声律之学。明人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指出：“唐兴，沈、宋之流，研炼精切，稳顺声势，号为律诗……至于律赋，其变愈下。始于沈约‘四声八病’之拘，中于徐、庾‘隔句作对’之陋，终于隋唐‘取士限韵’之制。”其实就是诗文艺术手法长期发展、演进的结果。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汉魏以来愈演愈烈的文章骈俪化的趋势，导致骈体文的产生，以至于在六朝时期占据文坛的主导地位，并因此而产生骈赋;第二是齐、梁以来声律之学大盛于时，文士们把对声韵和谐之美的追求，具体化为诗文创作中声韵格律的讲究。同时，科举考试又是律赋产生更为直接的原因，对此，孙梅在其《四六丛话序》中说得相当清楚：“自唐迄宋，以赋造士，创为律赋。”这应该说是文化政策和文化制度对文学体制的影响。

当然，律赋的产生与定型，经历了比较长的历史过程。初、盛唐时期，为律赋的初始阶段，如初唐时期王勃的《寒梧栖凤赋》，李蒙的《藉田赋》便是律赋的雏型，虽然已经骈俪化，但是律法尚未完备。到了盛唐开元时期，律赋在创作艺术和技巧方面已经获得长足的发展，如前所述，开元二年科举考试赋的试题为 《旗赋》，并有八字韵脚。到了中唐的贞元、元和年间，科举考赋成为定制，律赋遂告定型，风气随之大开，因而律赋盛极一时。

在众多的律赋作者中，有被誉为“大手笔”的裴度，其代表作如《铸剑戟为农器赋》《三驱赋》，格律精严，典重雅丽;有被誉为“绝唱”的蒋防，其代表作如《萤光照字赋》《嫦娥奔月赋》，丽辞云簇，精美异常。其中元、白之作更为杰出。李调元在《赋话》卷三中说：“律赋多有四六，鲜有长句者。破其拘挛，自元、白始。”又特别对二人律赋的风格特征进行十分精审的评价和概括：“乐天清雄绝世，妙语天然，投之所向，无不如志。微之则多典硕之作，高冠长剑，璀璨陆离，使人不敢逼视。”从总体上说，二人之律赋虽然也有明显差异，元作以典雅见长，白赋以自然称胜;但是气势纵横起伏，音韵铿锵和谐则是二人作品的共同之处。元稹的《观兵部马射赋》、白居易的《汉高祖斩白蛇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除上述赋家之外，被李调元称为“专门名家”的李程、王起在律赋方面也堪称大家。李程律赋以《日五色赋》和《金受砺赋》为代表。尤其作于贞元十二年的《日五色赋》当时便受到杨於陵的激赏，并由此一举登科，被擢为状元。此赋以“日丽九重，圣符土德”为韵，以颂美天子圣明为内容，虽然没有多少思想意义，但其开头破题和收尾作结都十分巧妙，紧扣题目，曲意颂圣，词旨显豁却不浅俗。清人所编的《律赋衡裁》一书中说此赋“句句精神，字字庄雅，胜人处尤在一起一结”确实比较精当。王起现存律赋60篇，其中《庭燎赋》最负盛名。本赋不仅律度精严，而且词采华赡，义理也较其他律赋精深得多。应该承认，中唐以律赋名家者还有好多人，但是与前面所述各家相比，要逊色得多。

到了晚唐五代，因为中唐政治上的中兴势头已经过去，国势更加江河日下。在赋的创作上，一方面有一部分作者继承贞元、元和之风，自觉反映现实社会生活;但是另一方面则有相当多的赋家由于悲观消极与及时行乐思想作怪，作品内容消极空虚，在形式技巧方面则过于雕琢，并表现出华而不实的倾向。因此，晚唐五代的赋体总体上是逐渐回潮，纤靡卑弱之风再度兴起。

具体说来，第一种创作倾向着重于讽刺、揭露社会上的黑暗现象，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其代表人物前有杜牧、李商隐，后有皮日休、陆龟蒙、罗隐、孙樵、刘蜕等人。

杜牧的《樊川集》中有赋三篇，其中《阿房宫赋》最为脍炙人口，也是表现讽刺、揭露社会黑暗思想倾向的代表作。赋中借古讽今，借总结秦国灭亡的教训，揭露当时统治者的骄横专制与穷奢极欲，深刻揭示出当时社会上人民与独夫的尖锐对立。其他两篇也含深刻的社会内容：《望故园赋》主要揭示世情的险恶，表现出对仕途的厌倦;《晚晴赋》通体比喻，表现手法新颖别致，但其内容则包含自己不合时宜、不得展志的落魄和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李商隐原来有赋一卷，但是现存的《樊南文集》之中只有两篇讽刺小赋《虱赋》和《蝎赋》。这两篇小赋继承柳宗元讽刺赋的精神，以深刻辛辣见长。前者讽刺不敢触犯豪贵、专门吸穷人血的人，后者讽刺不敢光明正大、专搞阴谋诡计、善于暗箭伤人的人。

皮日休、陆龟蒙、罗隐、孙樵、刘蜕等人都是以讽刺、揭露社会现实为突出创作特色的赋家。如皮日休的《霍山赋》不仅反映出当时下情不能上达的弊端，也透露出国家危亡的预感;《忧赋》曲折地反映宦官专权，君臣腐败，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陆龟蒙的《后虱赋》继承李商隐《虱赋》的手法而又有新意：李赋讽刺虱类小人专门吸穷人血的一面，而陆赋则侧重讽刺这类小人趋炎附势的一面;其《蚕赋》多愤激之辞，讽刺和揭露贪官污吏残害百姓。罗隐赋今存五篇，都是讽刺之作。如《秋虫赋》既讽刺官吏的横暴，又反映出当时军阀割据与农民起义并生的社会局面，内容非常深广。孙樵之赋虽然不够含蓄，有“骂世”意味，同皮日休的某些赋相似，但却痛快泼辣，如《骂僮志》《乞巧对》抨击黑暗的社会现象就有这样的特征。刘蜕与孙樵相比，较为好奇，其赋有时文辞颇怪。如《悯祷辞》讽刺封建官吏的骄横暴虐、不顾百姓死活便是典型代表。

第二种创作倾向，主要的表现是对时政、对社会无可奈何之后所产生的消极颓废情绪。由此，作品中或显示出空虚无聊的情绪，如温庭筠之《绣鞋赋》、韩偓的《红芭蕉赋》《黄蜀葵赋》;或表现出消极避世思想，如黄滔的《白日上升赋》与《狭鸥赋》，前一篇避世之思特别明显，后一篇超然物外之想特别突出。同时，还有不少作家的作品都带有末世的缠绵与哀伤的情调，如黄滔的《馆娃宫赋》《秋色赋》、徐铉的《木兰赋》等等，都是如此。

到了晚唐五代末期，赋中讽刺、揭露社会现实的声音愈来愈低落，反映消极颓废情绪和空虚无聊心态的作品逐渐增多。由于没有充实的社会生活作基础，为文只好在形式上做文章，因而刻意雕琢、华而不实的文风愈演愈烈，成为文坛的主流，赋体最后便归于华艳一途。

当然，唐代骈文和辞赋的发展与演变不仅仅是上述这种由反对华艳开始，最后又归于华艳这一单一的趋势，还有其他的现象。

唐代骈文在正统的文人手里，确实留下了上面所描述的运行轨迹。而与此同时，由于民间文学与文人创作的交互影响，它又出现了俗化的趋势。其突出表现是向唐代传奇小说和变文迁移，使这两种文学样式都出现骈化的现象。就传奇小说而言，骈词俪语大量出现，如裴铏《传奇·孙恪》中描写女子的文字：“良久，忽闻启关者一女子，光容鉴物，艳丽惊人;珠初涤其月华，柳乍含其烟媚;兰芬灵濯，玉莹尘轻。”有的传奇小说通体骈偶，成为地道的骈体小说，如张文成的《游仙窟》就是如此。就变文而言，骈词俪语也大量出现，如《维摩诘经变文》骈化程度很高：“如莲不染于淤泥，似桂无侵于霜雪;诸佛秘藏，说之而义若涌泉;菩萨法门，入之而去同流水。”这两方面都表明骈体的俗化和通俗文学的骈化，印证了民间文学与文人创作的交互影响。

唐代之赋也是由于民间文学与文人创作的交互影响，同样出现了俗化的倾向，这就是接近口语的俗赋。如清末从敦煌石窟里发现的《晏子赋》《韩朋赋》《燕子赋》等等，从体制上看还是赋体，但是已经明显地俗化了。这种俗化现象，当然有历史渊源，如王褒的《僮约》、曹植的《鹞雀赋》、左思的《白发赋》都是俗赋，对后世不能没有影响。但是，唐赋的俗化趋势主要与唐代都市文化的繁荣以及变文等通俗文学的流行密切相关^①。

所以，我们对唐代骈文与辞赋的发展与演化要多角度、多层面地进行考察，不能失之于简单和片面。

注释

① 有关唐代骈文,早年有刘麟生《骈文史》、瞿兑之《骈文概论》、蒋伯潜与蒋祖怡《骈文与散文》等都已论及,但相对简略;今人如台湾学者张仁青《中国骈文发展史》、姜书阁 《骈文史论》、于景祥 《中国骈文通史》《唐宋骈文史》、莫道才《骈文通论》等论述则更为全面,更为深入,可参看。② 杨炯《王勃集序》,《全唐文》卷一九一第8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③ 王勃《平台秘略赞·艺文》,《全唐文》卷一八三第8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① 《唐宋文举要》甲编卷八第10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① 明人李梦阳在《潜虬山人记》中称:“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清人程廷祚在《骚赋论》中称:“唐以后无赋。”② 有关唐赋的研究著作中,今人马积高《赋史》论述颇为详明,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袁济喜《赋》等也各有其独到之处。① 今人马积高《赋史》、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袁济喜《赋》等对唐之律赋论述颇详,请参阅。① 有关唐代俗赋,马积高《赋史》,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等都有详细的论述,请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