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辽金元小说·文言笔记小说的延续

辽金元文学的内容·辽金元小说·文言笔记小说的延续

辽金元的笔记小说在数量上多于传奇小说，艺术上则逊色，大体上延续传统小说观，驳杂不纯，粗陈梗概，少有具体细腻的描写，题材内容则更加广泛，多方面体现时代特色。辽代未见有笔记小说著录与传世，作品主要见金元两代。

金元的志怪小说多受《夷坚志》影响，有的径以续书形式出现，最早的便是元好问《续夷坚志》。元好问，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进士，官至尚书行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从事著述，有志修金史，广泛搜集资料，所记达百余万言。据宋无《续夷坚志跋》，书原有自序，今佚，不知具体写作时间。宋跋称原书“金所刻”，但同时(至顺三年，壬申，1332)的朱瞻《续夷坚志跋》却说：“《续夷坚志》乃遗山先生当中原陆沉之时，皆耳闻目见之事，非若洪景卢演史寓言也。”遗山生于金，称“中原陆沉”当指蒙古占领。本书可能作于入元后，从所搜集的资料中择其与朝政无直接关系者汇成此书，多涉怪异，洪志负盛名，故以续书出之。因无确证，姑从旧说，仍置金代。

本书名为续作，但与前书旨趣不同。洪迈“颛以鸠异崇怪，本无意于纂述人事及称人之恶也”(《夷坚丙志序》)。本书则 “恶善惩劝，纤细必录，可以知风俗而劝人心”(宋无《续夷坚志跋》)。在艺术上，洪作因贪多，或嫌芜杂粗糙，但着意求奇，不避虚构，笔记体与传奇体并存，确有不少佳作。遗山小说观偏于传统，虽卷帙不多，涉及面颇广，神鬼精怪，灾祥变异，山川风物，文物古迹，诗文逸事，甚至医药处方等，记叙简略，文字质朴，故事性不强。但也有一些条目颇有韵味，不少记叙反映了金末世相和民风情感，较为可读，在金元小说中占一席之地。写神怪较好者，如卷一《京娘墓》记都转运使王宗年轻时与杨京娘鬼魂相恋，后在难中，为其所救;卷二《天赐夫人》记梁肃夜入闾山庙负出一女，为大风吹至辽东，与之结为夫妇，人称天赐夫人，均富情采，流传亦较广。书中记灾异者颇多，如旱魃为虐，太岁屡见，京城大火，鼠大如兔等，实为乱世的写照。有些则直书蒙古灭金时血腥屠戮百姓的罪行，如卷二《原武阎氏犬》写遭兵乱后，“僵尸满野，例为狐犬所食”;《救熏死》记德兴居民避兵窑中，五百人“悉为烟火熏死”。

书中较有价值的是部分写人事者，从中可见中原陆沉之时的世态人心。如卷一《包女得嫁》叙包拯孙女被金兵掳至北方，拷打凌逼，欲卖为娼，当地百姓“嗟惜而不能救”，一女巫装神恐吓掳此女者，使包女得嫁良家。此则值得注意者，一是最早记包公死后为神，“世俗传包希仁以正直主东岳速报司，山野小民无不知者”，反映包公身后其事迹广为流传，并加以神化。二是揭露金兵掳掠贩卖人口的罪行，文中的“主家”，当为金兵将领。三是一代名臣之后，战乱中遭此厄运，使人有沧桑之叹。本书不全为好奇，多有感喟寄托，此可为一证。同卷《戴十妻梁氏》则侧重反映遭受摧残凌辱者的复仇情绪。试看原文：

戴十，不知何许人，乱后居洛阳东南左家庄，以佣为业。癸卯秋八月，一通事牧马豆田中，戴逐出之。通事怒，以马策乱捶而死。妻梁氏，舁尸诣营中诉之。通事乃贵家奴，主人所倚，因以牛二头、白金一笏就梁赎罪，且说之曰：“汝夫死亦天命，两子皆幼，得钱可以自养。就令杀此人，于死者何益?”梁氏曰：“吾夫无罪而死，岂可言利?但得此奴偿死，我母子乞食亦甘分。”众不可夺，谓梁氏曰：“汝宁欲自杀此人耶?”梁氏曰：“有何不敢!”因取刀欲自斫之。众惧此妇愤恨通事，不令即死，乃杀之。梁氏掬血饮之，携二子去。

所云“乱后”当指元灭金后，癸卯为1243年，蒙古兵驻洛阳;不会是1183年，作者生于金，不会称灭北宋为乱。杀人者为蒙古兵营中翻译，称其“贵家奴”，当系为虎作伥的汉人。从通事的狐假虎威，横行无忌，草菅人命，可见蒙古贵族占领中原后的暴行。梁氏甘于贫寒，不贪财物，虽不能手刃仇人，亦饮其血而去，可见其仇恨程度和不甘屈服的精神。

《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后两集，诸本分卷不一，元刻本前集12卷，明抄本后集6卷，《适园丛书》本各2卷，补遗1卷。书出元代，作者佚名。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有元吴元复《续夷坚志》20卷，一作4卷，或即此书。据著录，元复字山谦，鄱阳人，南宋德祐(1275)进士，入元不仕。书仿《世说新语》《酉阳杂俎》，按类编事，共五百余则。所记多为宋事，间亦有前代与元朝者。名曰“新闻”，实有不少据前人之作改写，如《马头娘子》即出《搜神记》，故有学者称是汇编众作。全书内容多神佛灵异、因果报应、宿命前定等，或与宋元时宗教盛行相关，记述亦嫌简略，故事性不强，总的说成就不高，但也有些较有价值的条目。其记神怪者，如后集神明门 《鲁班造石桥》记张果老有意骑驴过赵州桥以验其坚固，“登桥，而桥摇动若倾状。鲁班在下以两手托定，而坚壮如故”。此传说流布颇广，记载首见此书。记人事者如前集人伦门《忠显自经》《忠愍骂贼》《宁死不降》等则，歌颂李若水、李庭芝等文臣武将在抗击金元中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对秦桧、贾似道等误国奸臣痛予谴责。前集警戒门《欺君误国》条记秦桧夫妇谋害岳飞事，为“东窗事发”传说的最早记载。

元代尚有《异闻总录》和《江湖纪闻》。前者4卷，作者佚名，后者16卷，郭凤霄编。二书所记，多出前人载籍，可视之为选本。其出处不明者，亦不乏颇为清新的故事，如《异闻总录》卷一《郭银匠》，故事与话本《碾玉观音》相似，孙楷第《小说旁证》以之为话本所本。《江湖纪闻》卷一《琴声哀怨》记琴精作歌，似为《鸳渚志余雪窗谈异》中《招提琴精记》所本。

志人小说基于作者耳闻目睹，更为贴近生活，往往兼有史料与文学价值，在辽金元这一民族撞击、搏杀和融和的特定时代，更加鲜明地跃动着时代的脉搏。这一时期的志人小说均集中于元代，辽金未见有具体作品流传^①。下面分别介绍几部较有影响的作品。

《齐东野语》和《癸辛杂识》均为周密所作。周密(1232—1298)字公谨，号草窗，又号四水潜夫、弁阳老人、华不注山人等，祖籍济南，曾祖随宋室南迁，定居吴兴。曾为临安府、两浙转运司幕僚和义乌令等小官，宋亡不仕，移居杭州，以著述自娱。《齐东野语》20卷，自序称“余世为齐人，居历山下”，寓不忘本之意。自序未署年月，但曰：“洊遭多故，遗编钜帙，悉皆散亡，老病日至。”云云，显然是在宋亡之后。书另有戴表元序，署至元辛卯(1291)孟春，书当作于此前。

《齐东野语》全书278则，主要记南宋朝廷军政大事，兼及考证辨订，其中亦有其父祖旧作及闻于其父者。自序宣称其作“参之史传诸书，博以近闻脞说，务求事之实，不计言之野也”。部分轶事具有小说性质，最著名的是卷一《放翁钟情前室》、卷二○《台妓严蕊》与《莫氏别室子》等。前者叙陆游与唐氏的婚姻悲剧，二人伉俪相得，但唐氏“弗获于其姑”，被迫离异，而相互思念之情至死不变。后二人遇于沈园，时唐已改嫁赵士程，陆游写下著名的《钗头凤》，词中有“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之句。不久唐悒郁而死，陆则终身为憾，其《沈园》诗云：“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怅然。”作品以陆游的几首诗词为线索，记述这一爱情悲剧，有力地控诉了封建礼教拆散这对有情人的罪恶，感人肺腑。《台妓严蕊》写严蕊“色艺冠一时”，甚受台州知府唐与正赏识。朱熹为浙东提举，因唐对其道学反感，时加讥讽，便借巡视台州之机，诬陷唐违犯官箴与严有染，将严下狱拷问。“蕊虽备受箠楚，而一语不及唐”，声言：“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直到朱熹去官，才得平反。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把当时社会最底层的妓女作为正面人物加以歌颂。以往小说写妓女，多着眼于其对人身自由和爱情幸福的追求，本篇不仅写出严蕊的过人才华，更赞美其明辨是非，不肯保己诬人，品德高尚;不为甜言所惑，不为酷刑所屈，性格坚强，使人耳目一新。与此相对，便是把理学大师、一方长官的朱熹置于被否定的地位，暴露其为泄私愤，利用手中权势陷害无辜的丑恶面目。《四库全书总目》指出：“今观所记张浚、赵汝愚、胡寅、唐仲友诸事，与讲学家之论颇殊。”唐仲友即指本篇。可见作者是反对程朱理学的。其《癸辛杂识》续集《道学》条还引沈仲固之语，说理学“异时必将为国家莫大之祸”，这是人们痛定思痛反思亡国教训中得出的结论。反理学是明清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本书在理学方兴之时即予揭露，应当肯定。《二刻拍案惊奇》卷一二《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即据此敷演，为“二拍”中的名篇。《莫氏别室子》即《二刻拍案惊奇》卷一○《赵五虎合计挑家衅莫大郎立地散神奸》之本事，叙莫翁与婢有染，将其嫁人，婢后生一子，翁时予接济。翁死后，里中光棍唆使婢争产，欲从中渔利。翁长子即认婢子为兄弟，使群小无所施其伎。围绕家产而生之纠纷甚普遍，故太守赞赏莫氏长子有“高识”，懂得“家和不受外人欺”的道理。其对白话小说的影响尚不仅此二篇，再如卷一一《慈懿李后》记李凤娘妒悍事，后为周清源《西湖二集》所取，演为《李凤娘酷妒遭天谴》;卷一三《甄云卿》记甄龙友事，演为《巧书生金銮失对》。卷八《吴季谦改秩》记某郡倅携眷被盗所杀，其妻恐婴儿亦被杀，诡称从盗，将婴儿置漆盆中顺水漂去，后于寺院见此盆，知儿为僧所救抚养长大，此或为《西游记》江流和尚所本。可见本书在文言小说中的地位及对白话小说的作用，都很值得注意。

《癸辛杂识》，诸书目著录6卷、11卷、4卷不等，今存《津逮秘书》《四库全书》《学津讨原》等本前后集各1卷，续别集各2卷，共6卷。癸辛为作者于杭州所居里名，续集卷下有《至元甲午节气之巧》，甲午为至元三十一年(1294)，书最后完成当不早于此。《四库提要》称本书“与所作《齐东野语》大致相近，然《野语》兼考证旧文，此则辨订者无多，亦皆非要义。《野语》多记朝廷大政，此则琐事杂言居十之九，体例殊不相同”。

本书的基本倾向同于前书，字里行间透露着深感亡国之痛的遗民情怀，对张世杰等坚持抗战的英烈追怀赞颂，对贾似道等权奸佞臣大加挞伐，指出其“误国之罪，上通于天，不可悉数”。别集卷上《杨髡发陵》记至元十五年(1278)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珈挖掘宋帝后陵寝弃骨于野事，这是继军事占领之后对汉民族精神上最沉重的打击，最集中地体现亡国之痛。文中写道，诸陵被劫后，守陵使罗铣“买棺制衣收殓，大恸垂绝，乡里皆为之感泣。是夕，闻四山皆有哭声，旬日不绝”。联系古人对陵墓祖坟的重视，皇帝在一定条件下是民族的代表，今日读之，亦使人感慨震撼。本文详记发陵过程，收葬遗骨为守陵使，当较近实，但言事在乙酉(1285)，时间有误，陶宗仪便指出这一点。其后又有林义士、唐义士收遗骨之说，可见此事影响之大和民众心理。比较而言，本书内容更杂，多数不具小说成分，更乏有影响的名篇。但也有较好的，试举二例。一为续集卷上《蹇材望》，原文如下：

蹇材望，蜀人，为湖州倅。北兵之将至也，蹇毅然自誓必死，乃作大锡牌，镌其上曰：“大宋忠臣蹇材望。”且以银二笏凿窍，并书其上曰：“有人获吾尸者，望为埋葬，仍见祈题云大宋忠臣蹇材望。此银所以为埋瘗之费也。”日系牌与银于腰间，只伺北军临城，则自投水中，且遍祝乡人及常所往来者，人皆怜之。丙子正月旦日，北军入城，蹇已莫知所之，人皆谓之溺死。既而北装乘骑而归，则知先一日出城迎拜矣，遂得本州同知。乡曲人皆能言之。

本条文字简洁而犀利，对这一欺世盗名者的讽刺入木三分。标榜“大宋忠臣”，自誓必死，不遗余力地制造舆论，使人皆知之，“人皆怜之”。而所为则“只伺北军临城，则自投水中”，全无任何抗敌举措。倘真如此，虽有钓誉之嫌，尚不失有节。孰料“只伺北军临城”，却是“出城迎拜”，更见可恶可鄙。另一条为前集《郑仙姑》，写瑞州高安县旌义乡郑千里之女与人私通有孕，为掩家丑，售女于邻县，诡称女曾刲骨和药疗己之疾，后为紫云接引升仙，当地奏报旌表，为立仙姑祠，后被人在邻县发现。作者指出：“世俗所谓仙姑者，岂皆此类也耶! ”隐含着对迷信与礼教的讽刺。

属于遗民之作的，还有《钱塘遗事》《稗史》等。《钱塘遗事》10卷，刘一清撰。《稗史》仇远撰。原书已佚，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著录为一卷，原本《说郛》与《寄园寄所寄》引有部分佚文。《山房随笔》与《遂昌杂录》作者虽在元朝做过小官，但仍心念故国，精神上与遗民之作相通。以《遂昌杂录》为代表，略予介绍。该书又名《遂昌山樵杂录》《遂昌山人杂录》，郑元祐撰。元祐(1292—1364)字明德，祖籍遂昌(今属浙江)，流寓平江(今江苏吴县)。博学能文，声名甚著，至正丁酉(1357)除平江路儒学教授，移疾去，后七年复擢江浙儒学提举，卒于官。本书之外，尚有《侨吴集》。

本书写宋末与元代轶闻，具体写作时间待考。书名亦同《齐东野语》，寓不忘本之意，但未写遂昌一事，不忘者实为民族之本。作者虽生于元，但从前辈接受遗民思想，在现实中又得强化，最突出的便是《林景曦》条：

宋太学生东嘉林景曦，字霁山。当时杨总统发掘诸陵寝时，林故为杭丐者，背竹箩，手持竹夹，遇物即以夹投箩中。林铸银作两许小牌百十系腰间，贿西番僧曰：“余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宗孝宗骨，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两庙骨，为两函贮之，归葬于东嘉。其诗有《梦中作》十首，其一绝曰：“一抔未筑珠宫土，双匣亲传竺国经。只有春风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七首尤凄然，则忘之。葬后，林于宋常朝殿前掘冬青树一株，植于两函土堆上。

收葬高孝遗骨事先见于周密《癸辛杂识》，本守陵使罗铣所为，本篇则是基于传说的小说家言。挖坟盗墓在中国古代为十恶不赦之罪，何况是代表王朝和民族的帝王，尤为遗民与有民族自尊心和正义感的人们所痛心疾首，切齿憎恨。人们在震惊、感叹而又无可奈何的心境中，便自然会产生义士挺身掩骨的传说。作者还借诗明义，“只有春风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云云，便表现对南宋的追怀，亡国的哀痛。文中说：“七首尤凄然，则忘之。”此是饰辞，实则表明作者还有“尤凄然”的话，想说而不敢说。其追记南宋轶事者，亦同样体现故国之思。记修复岳庙条指斥高宗的昏孱：“夫宋有国时，固当为其君讳，而归罪于秦桧。宋亡矣，高宗忘父兄之深仇，彼秦桧者复何恨! 使高宗倚王以雪耻天下，为王尚有何慊!况王忠义上通于天，而高宗昏孱，莫之识。”亦前所未有的诛心之论。

本书再一特点是直书元蒙统治下士人的困境和心态，揭露统治者的盘剥掠夺。如写诸生衣衫褴褛，当街呼喊：“今日饿杀秀才也!”《岳仲远》条写其本为名士小康之家，但郡县狼牧，非罪遭降黜，郁郁而没，其昆季十三人，皆陵替不振。文中说：“回首未二十年，宜兴诸富家亦相次沦落。是皆废兴虽有命，然为官司所朘剥，虽积铜山尚不给，况齐民乎! ”即使走上仕途，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冯翼》条写冯身为监察御史：“尝与一蒙古御史并马行，蒙古马肥健，尝先一舍行，冯马老瘦，策莫前。道遇一醉汉，因见冯马羸，衣笠敝，用捶策冯马三四鞭。前行御史亟呼曰：‘监察御史为人捶，宪度坠矣!亟捕捶者毋贷!’冯举手谢曰：‘无是，无是。’醉汉竟跃马去。前御史至察院，语同僚曰：‘冯御史道中为人所捶，我命捕之，而冯曾不恤，恶有是耶!’语竟冯至，同僚迎谓曰：‘何故?’冯谢以无事，前行御史怒曰：‘如此，则是我妄言!’冯因起立，语众人曰：‘某本疏远下僚，朝廷不以某无似，擢置言路已二十日矣。天下大事未有小建明，而先与醉人竞曲直! ’”此事虽显冯翼之大度，同为监察御史，一个肥马华服，一个羸骑敝衣，冯欲息事宁人，却激起同行者的不满，可见处境之难。好在后来还有所建树，否则更难容身。还应指出，对那些能礼贤下士尊重儒学的蒙古官员，如廉希宪、尤公等，作者还是敬重赞许的，与前期的单纯愤激、仇恨有所不同，代之以客观公允，亦反映在民族对抗中，也有融合。

本书虽条目不多，但长于叙事，较有故事性，前引《林景曦》条，诗与叙事紧密结合，《冯翼》条虽无曲折的情节，亦富于变化，在同期小说中，应当说是较为优秀的。

杨瑀的《山居新语》属另一类型。《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作四卷，《武林往哲遗书》《八千卷楼丛书》《知不足斋丛书》等本均作一卷，内容并无差别。杨瑀(1285—1361)，字元诚，杭州人。天历间授中瑞司典簿，以廉慎受元文宗赏识，超擢奉议大夫、太史院判官，后改建德路总管，仕至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据自序，作者归老山中，从旧卷与友朋清谈中汲取素材，“凡有益于世道，资于谈柄者，不论目之所击耳之所闻，悉皆引据而书之，积岁月而成帙”。书成于至正庚子(1360)。本书记元代朝野轶事，间亦涉考证和怪异。与先前作品比，本书一是多有对元朝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词，少见怀念宋朝体现民族情绪之作。此因作者生于元，官场得意，与由宋入元的遗民和沦落下层的儒士自然不同。二是记事简率，少有加工，文学性差。作者自称“其不敢饰于文者”，“为他日有补于信史之一助云尔”。史料价值之外，少数记嘉言懿行特别是市井传闻，尚能给人以启示，亦具小说韵味。如四库本卷一“聂以道”条记一贫民拾得一束十五锭钞票，取一张买米肉归，遭其母斥责，令至原处候还失主，失主反以三十锭讹诈。县尹聂以道审理此案，查清事由后，据钱数与所失不符，令失者去别处寻，判此钱为贤母养老。母子的忠厚，失者的贪鄙，县尹的机敏，都写得颇生动。对其判处，“闻者莫不称善”，确实甚快人心。

元未还有《乐郊私语》，一卷，姚桐寿撰。主要记元末朝野轶事，间亦涉及元初与南宋，如《四库提要》所说：“以《乐郊私语》为名，虽若幸之，实则伤乱之词也。”如写元朝官吏将领的荒淫残暴，苛捐杂税徭役的烦重，民不堪其扰，因基于见闻，故亦有一定史料价值。从全书基本倾向看，与由宋入元的前期作家不同，不再有刻骨的亡国之痛和强烈的民族意识，除对时局的忧患外，便是已淡化的对气节的肯定，对德政、才干、侠义等高行美德的赞扬，相关者也有一定故事性，但无论分量和影响，都不如《辍耕录》。

《辍耕录》又名《南村辍耕录》，30卷，陶宗仪撰。宗仪(1316?—1401?)^①，字九成，号南村，浙江黄岩人。元末曾举进士不第，遂不再应试，明洪武间曾一度受聘为教官。勤于著述，有《四书备遗》《南村诗集》《沧浪棹歌》《国风尊经》等，小说方面则有《说郛》100卷的编纂和本书之作。本书前有孙作序，言作者隐居耕读于松江，积十余年而成此书，序署至正丙午(1366)，知其作于元末。孙序还解释了书名之义，实际本书不尽记述见闻，间亦采录前人之作。本书在元代小说中写作时间最长，收录范围最广，卷帙最多。宁稼雨说：“无论在题材内容、审美口味、写作风格等各个方面，《辍耕录》都可称为宋末以来志人小说的集大成者，也是元代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品。”^①

本书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记宋末元代各类人物轶事，亦有个别志怪故事，还有大量非小说成分，涉及元代典章制度、元末史事、文物珍奇、诗歌、绘画、音乐、戏剧、书法、历法、医药、园林及风俗掌故等多方面内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本书思想倾向较复杂，既歌颂文天祥、谢枋得等的英勇不屈，又美化元统治者，称其君明臣良(卷二《切谏》)，灭宋是吊民伐罪(卷一《檄文》);既揭露鞭挞巴延等元朝上下官吏专权蠹政，贪恶无比，又丑化诋毁红巾军等元末起义。宋亡已近百年，作者生于元，长于元，不复有南宋遗民的愤激，作为一介书生，面对元末动荡的局势，他其实是从儒家传统观念出发，渴望社会安宁，用忠孝节义等道德标准来衡量天下的人和事。积极方面是作品相当广泛地反映了宋末以来的社会状况和各阶层人的精神面貌，揭露丑行恶德，赞扬善行美德，较多地描述了战乱和暴政带给人民的灾难和在异民族的侵凌压迫下的民族气节。其优秀篇什叙事委曲详尽，人物性格鲜明，对明代的小说戏剧产生较大的影响。

作品赞扬民族气节的，以卷三《贞烈》篇最为集中和突出，叙昭仪王清蕙、安定夫人陈氏、安康夫人朱氏及临海民妇王氏、韩希孟、徐君宝妻等女性，当元兵南下时义不受辱，自杀而死。其写王氏一家被掳，千夫长杀其翁姑丈夫而欲霸占她，她誓死不从，以指血题诗于崖壁，跳崖而死。诗云：“君王无道妾当灾，弃女抛男逐马来。夫面不知何日见，此身料得几时回?两行清泪偷频滴，一片愁云锁未开。回首故山看渐远，存亡两字实哀哉!”此诗相当真实地写出国破家亡之际民众的苦难与愤激之情。徐君宝妻的情况与此相似。作者于篇末感叹说：“噫!使宋之公卿将相贞守一节若此数妇者，则岂有卖降覆国之祸哉!宜乎秦(桧)贾(似道)之徒为万世之罪人也! ”其故事性最强的是卷四《贤妻致贵》：

程公鹏举在宋季被掳，于兴元板桥张万户家为奴。张以掳到宦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即窃谓其夫曰：“观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后者。何不为去计，而甘心于此乎?”夫疑其试己也，诉于张，张命捶之。越三日，复告曰：“君若去，必可为大器，否则终为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诉于张，张命出之，遂鬻于市人家。妻临行，以所穿绣鞋一，易程一履，泣而曰：“期执此相见矣! ”程感悟，奔归宋，时年十七八，以荫补入官。迨国朝统一海宇，程为陕西行省参知政事，自与妻别，已三十余年矣，义其为人，未尝再娶。至是遣人携向之鞋履，往兴元访求之。市家云：“此妇到吾家，执作甚勤，遇夜未尝解衣以寝，每纺绩达旦，毅然莫可犯。吾妻异之，视如己女。将半载，以所成布匹偿原鬻镪物，乞身为尼。吾妻施赀以成其志。见居城南某庵中。”所遣人即往寻，见，以曝衣为由，故遗鞋履在地。尼见之，询其所从来。曰：“吾主翁程参政使寻其偶耳。”尼出鞋履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尼曰：“鞋履复全，吾之愿毕矣。归见程相公与夫人，为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参政未尝娶，终不出。旋报程，移文本省，遣使檄兴元路，路官为具礼，委幕属李克复防护其车舆至陕西，重为夫妇焉。

本篇思想内涵丰富，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饱满，艺术上也堪称道。所写程鹏举夫妇三十余年的悲欢离合，背景是金灭北宋、元灭金与南宋时大批掳掠士民为奴，反映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程妻的形象尤为感人，不仅是民族意识，还有其勤劳善良，不甘“终为人奴”，而又坚贞不屈，成全丈夫，体现我国古代妇女的崇高品德。小说对程鹏举在特殊环境下产生的复杂心理，写得十分真实。程妻三十年遭遇，全部由市家口道出，用笔经济而又贴切。此篇后为冯梦龙采入《醒世恒言》，写成《白玉娘忍苦成夫》。明董应翰《易鞋记》与陆采《分鞋记》传奇，当代梅兰芳编演的《生死恨》京剧，亦据此改编。

与此相关的便是揭露元代社会黑暗和权势者的罪恶，反映民生疾苦，体现作者对百姓苦难的同情。如卷一九《阑驾上书》揭露察察尔、王士宏等宣抚江西、福建，鹰扬虎噬，公私朘剥，赃吏贪婪而不问，良民涂炭而罔知。书生黄如徵邀驾上书控诉，抒发受害者怨愤之声：“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最具小说性和感人的是卷一二《贞烈墓》。该篇叙千夫长李某戍天台县，一戍卒妻郭氏貌美，李为勾引郭氏，派卒远戍在外，己日至其家，郭不为所动。经半年，卒知其事，持刀欲杀李，李走脱，以持刃杀本部官的罪名将卒下狱。狱吏叶某亦欲图郭氏，结好于卒，照顾其饮食，闻将斩决，表白要娶郭氏，答应照顾其子女。卒应允，并告郭氏。郭氏不肯，将子女托于邑人，得钱三十缗，备酒馔去狱探望，将余钱给卒，声言将到富家劳作，不能再来，泣别后投水死。县官闻知后，为之安葬并申上司。卒后得释放，取回子女，誓不再娶。郭氏与程鹏举妻相仿，都勤劳善良而又刚强，不甘忍受屈辱。不同的是程妻因战乱被掳为奴，郭氏因貌美遭人算计。她不畏权势，不受利诱，最后以死抗争。虽然造成其悲剧的不过是一千夫长，但其所凭借的仍是权势，判卒死罪，亦非“原卒之情”。文中未写戍卒与郭氏的夫妻之情，而卒临刑前的嘱托再嫁和后来的誓不再娶，郭氏的不肯“贰适以求生”，均见深情。本篇后为邵景詹改写成《贞烈墓记》，收入《觅灯因话》，沈鲸改编为戏曲《双珠记》，可见其影响。

书中属于小说的作品，都鲜明地体现作者的道德评价，反映其道德追求。前所引诸文均体现对高风亮节的赞扬，其他如刚烈、忠义、廉洁、仁爱等人事，作者无不加以肯定，而对贪婪、鄙吝、嗜杀、昏聩、忤逆等丑恶行为则极力鞭挞。再举数例：卷四《不乱附妾》述维扬秦君昭游京师时为人带一小妾，“相从数千里，饮食起居无适而不同”，暑天为避蚊蚋，甚至同帐共寝，而无所动心，不负执友所托，其厚德远胜坐怀不乱之柳下惠。明末陆人龙扩写成《型世言》卷一二《坐怀不能乱 秉正自毋偏》。类似的还有卷二三《叶氏还金》，与那些倚权仗势贪财好色者成鲜明对照。卷二二《河南妇死》记河南一民妇为元兵所掳，成为某千户之妇。其前夫辗转数年在湖南寻到她，欲以银赎回，她却依恋千户财势，视前夫若路人，前夫痛哭而去。这种嫌贫爱富，毫无夫妻情分，更不要说民族气节，与前引临海民妇有天壤之别。作者让她最后被雷击死，固然有因果报应的成分在，也反映对此类角色的鄙弃。

《四库提要》引明郎瑛《七修类稿》，谓本书“多录旧书，如《广客谈》通本录之，率皆攘为己作”。书中确有部分条目系采录前作，如 《癸辛杂识》《山房随笔》《三朝野史》《遂昌杂录》《山居新语》等。所采录均为较有价值的，如卷三《岳鄂王》，卷一一《贤母辞拾遗钞》，有的明标出处，有的或增或减或考证。最突出的是卷四《发宋陵寝》，全录罗有开《唐义士传》，并介绍作者，又引述郑元祐《遂昌杂录》、周密《癸辛杂识》，对诸说比较考证。《癸辛杂识》记载最早，并称“杨髡发陵之事，人皆知之，而莫能知其详。余偶录得当时其徒互告状一纸，庶可知其首尾”。但时间不对。《遂昌杂录》系据故老传闻，未标时间。《唐义士传》最晚出，篇末詹载道题词署皇庆二年(1313)，文中称事在戊寅(至元十五年，1278)，时间吻合。对《遂昌杂录》记林景曦收遗骨归葬东嘉，移置冬青，《唐义士传》所录诗与之大同小异，《癸辛杂识》所记遗骨情况，都提出一些疑问，期待正其是非。在宗法制的文化背景下，祖坟、皇陵是宗族、国家兴旺的保证，皇陵被掘不仅是宗室也是民族的奇耻大辱，切齿之痛，收葬遗骨则是不屈的民族精神的体现，有此心者决非一人，三个故事都有可能，并在传说中增饰，明邵景詹《觅灯因话·唐义士传》便将林景曦和唐玉潜捏合为一人。比较而言，《唐义士传》传说成分更大，更具小说性。写他集里中少年，以杂骨替换帝骨，还写他受到宋帝亡魂召见，后得善报。作者还高度评价其义举，将其与历史上的程婴公孙杵臼相提并论：“吾谓赵氏昔者家已破，程婴公孙杵臼强育其真孤;今者国已破，唐君玉潜匮藏其真骨。两雄力当，无能优劣。”

注释

① 刘祁的《归潜志》虽写金事,却作于金亡之后,《四库全书总目》就说:“旧以《金史》载之文艺传,遂题曰金人,殊非其实。”周密的《齐东野语》和《癸辛杂识》与之相类,作于南宋亡后,均应列入元代作品。① 此据台湾学者昌彼德考证,见《说郛考》,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版。① 《中国志人小说史》第26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