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明代八股文·明代八股文的流变

明代文学的内容·明代八股文·明代八股文的流变

《明史·选举志》云：“论者以明举业文字比唐人之诗，国初比初唐，成、弘、正、嘉比盛唐，隆、万比中唐，启、祯比晚唐云。”俞长城、孙维祺和吕留良对明代八股文的分期基本与《明史·选举志》相同^②。而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试文格式》认为：“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方苞在《钦定四书文》“凡例”中把八股文的发展分作四个时期，也把明初至成、弘皆看做初期。成化间八股文已经相当成熟，出现了王鏊、钱福等制义大家，如果把这个时期作为八股文发展的初期，显然是不合理的。

自朱元璋洪武三年(1370)开科举，中间曾因科举虚文无实用而停科数年，终因找不到替代的办法而不得不于洪武十七年(1384)再次采用之。自洪武至天顺，以科举出身而有文名者，有黄子澄、丘浚、解缙、薛瑄和商辂等人。这一时期的八股文，多如顾炎武所谓“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破题多用对句，用散句也不止于两句，小讲简略，不似成化以后那样繁复。梁章钜《制艺丛话》卷四以洪武乙丑科黄子澄元墨《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为有明制义第一篇文字。黄氏此题出自《论语》“季氏第十六”，洪武、建文间十余年，乙丑、丁丑、庚辰三科会试皆出此题。正如丘浚所言：“祖宗时其所试题目皆摘取经书中大道理、大制度，关系人伦治道者，然后出以为题。当时题目无甚多，故士子专用心于大且要者，其用功有伦序，又得以余力旁及于他经诸子史也。”(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卷一引)

对于明前期八股文的发展，丘浚评论说：“今世举子所习者，虽是五经濂洛之言，然多不本之义理，发以文采，徒缀辑敷演以应主司之试焉耳，名虽正理，其实与前代所习之诗赋无大相远也。欲革其弊，在择师儒之官，必得人如胡瑗者以教国学，慎主司之选，必得人如欧阳修者以主文柄，则士皆务实用以为学，本义理以为文，而不为无益之空言矣。”(同上)可见明代初期八股文尚有辞赋气息，如上文所引黄氏之文即是。丘氏既有改革文体的志向，机会来了，他是不会放过的。成化十一年(1475)丘氏担任会试主考，“时士子有慕道学者，或过为诡异之行以缴名。考官丘浚因发策言之，俾士习趋于正。故廖道南谓明兴举业尔雅，自丘文庄公知贡举始”(张弘道、张凝道《皇明三元考》卷七)。八股文发展到成、弘、正、嘉，进入鼎盛时期^①，作手林立，名作如云。这一时期的八股文以两句散语破题为特征并逐渐成为定制，小讲内容逐渐丰富，作家们不断追溯唐宋时期韩愈、欧阳修、曾巩等人的古文，丰富了八股文的创作，最终形成了方苞所谓“以古文为时文”的时期。吴宽、王鏊、钱福、唐顺之、薛应旗、茅坤、归有光、瞿景淳和胡友信等人为代表作家。

这一时期的八股文又可分为两个时期——成化和正嘉。前者以钱、王为代表，后者以归、唐为代表。而吴宽可视为由初期向盛期转化的一个代表。吴宽的八股文中多以对句破题，如《乐天者保天下》以“所存者出于自然，所保者极于无外”破题，“子在齐闻韶”一节以“圣人寓邻国而听古乐，学之久也专，称其美也至”破题(见俞长城《一百二十名家全稿》第一册)，这在成化以后的八股文中是极为少见的。而王鏊的出现，标志着八股文臻于成熟。俞长城极力称赞他的成就：“制义之有王守溪，犹史之有龙门、诗之有少陵、书法之有右军，更百世而莫并也。前此风会未开，守溪无所不有;后此时流屡变，守溪无所不包。理至守溪而实，气至守溪而舒，神至守溪而完，法至守溪而备。”(梁章钜《制艺丛话》卷四引)凌义远对王鏊的制艺也给予高度的评价：“制艺之盛，莫如成弘，必以王文恪公为称首。其笔力高古，体兼众妙，既非谨守成法者所能步趋，亦非驰骋大家者所可超乘而上。”(同上，卷一二引)王鏊制义体制朴实，气象阔大，书理纯密，裁对整齐，集前世之大成，开后世无限法门。“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一文是王鏊成化十一年会试所作元墨，主考官丘浚批云：“修辞洁而立意大，是宜表出。”(《成化十一年会试录》)确实道出了王鏊制义的精髓。“修辞洁”意味着言辞渊雅整饬，“立意大”意味着命义正大弘远，这和清人标榜的清真雅正的八股文评判标准是颇为接近的。钱福是和王鏊齐名的又一位制义大家，俞长城称赞他道：“钱鹤滩少负异才，科名鼎盛，文章衣被天下，为制艺极则……鹤滩之文，发明义理，敷扬治道，正大醇榷，典则深严，即至名物度数之繁，声音笑貌之末，皆考据精详，摹画刻肖，中才所不屑经意者，无不以全力赴之。”(梁章钜《制艺丛话》卷四)钱福制义辞章典雅，湛深经籍，制义至此可以羽翼传注，非后世高心空腹，一味追求技巧和辞华者所能比。王夫之对八股文整体上评价不高，因此他对钱、王二人不无揶揄：“钱鹤滩与守溪齐名，为之曰‘钱王两大家’……缘国初人文字只用平淡点缀，初学小生，无能仿佛，钱、王出以钝斧劈坚木手段，用俗情腐词，着死力讲题面，陋人始有津济，翕然推奉，誉为大家，而一代制作，至成、弘而扫地尽矣。”(《夕堂永日绪论外编》)这段话从反面证明了钱、王在八股文发展史上的地位。“着死力讲题面”一语虽不中听，却也道出了作八股文的秘诀，那就是围绕题目上下四方地去描绘、论述，以做到题无剩义。

八股文发展到唐顺之和归有光，又进入另一个境界，那就是方苞所极力宣扬的“以古文为时文”的阶段(方苞《钦定四书文》凡例)。俞长城的《一百二十名家全稿》在评论王鏊等人的八股文时，已多次使用“古文”一词，而方苞为什么要强调到正、嘉才出现“以古文为时文”的局面呢?其实，方苞使用“古文”一语和俞长城有所不同。“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一直是方苞追求的理想，也是他衡文的标准。因此，他的古文观一直是和理学纠缠在一起的。俞长城没有这样重的道学气，更多是从形式上着眼的，这是他们的根本区别。

“嘉靖八年，是科初变文体，以简劲为主，其程式文仅三百字”(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二八礼部类科目条)。而此科会元正是唐顺之，其元墨之作《请问其目》一文，方苞引原评曰：“荆川三墨，唯此可谓规圆矩方，绳直准平矣。”(方苞编《钦定正嘉四书文》卷三)钱、王之后，唐顺之崛起，“唐荆川代兴以后，天下始不称王、钱。”(《钦定化治四书文》卷六，钱福《春秋无义战》一章之评语)明代仕途，非由进士出身者不贵，而进士一科，非得元者不荣，故举世趋之若骛，科举文字于是有元脉、元派、元度和元灯之说(《制艺丛话》卷一二)。自成、弘、正、嘉到隆、万，元墨之作一直受到举子们的重视，成为学习和揣摩的对象。吴宽、商辂、王鏊、钱福、唐顺之、瞿景淳、邓以赞、汤宾尹等都是会试会元，都是明代八股文发展史上的代表人物。他们之所以能在会试中一举夺魁，毫无疑问八股文符合考官们的标准，也就是符合了朝廷的意愿。他们靠迎合朝廷的意愿获得利禄，朝廷则利用他们的文章推行自己的道统和文统。

正、嘉间八股文与古文的融合，与朝廷的旨趣有关。洪武六年(1373)，“诏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颁韩愈贺两表、柳宗元代柳公绰谢表为天下式”。弘治七年(1494)，“令作文务要纯雅通畅，不许用浮华险怪艰涩之词”。嘉靖十一年(1532)，礼部奉圣旨，“文运有关国运，所系不细。今后会试文卷务要醇正典雅，明白通畅，方许中式”(均见张朝瑞《皇明贡举考》)。这是朝廷表彰古文的明证。而在读书人中间，为了科场顺利，自然也在积极效法唐宋先贤。考官丘浚在成化间的一份考卷上批道：“近时无故刻行晚宋程文，学者渐染之，作出一种雕刻文字，殊坏文体。”(《成化十一年会试录》)归有光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乡先达王文恪公教子弟作论策，以苏氏为法。近时学者止取墨卷及书坊间所刻，猥杂莫辨，惟事剽窃而已。”(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卷五《跋程论后》)在他们看来，学唐宋是必要的，但不能太功利，只学习与科举有关的论策之类，要通经学古，发为文章，才能醇正通畅。

在八股文的演变中，真正开始以古文为时文的作家是唐顺之^①。唐顺之制艺，极熟于古文法度，循题腠理，随手自成剪裁，而能贯通经旨，首尾天然绾合。杨古楼评唐氏《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一文说：“古文气脉，时文声调，读之铿然，令人快意。”(见《一百二十名家全稿》第三册)所谓“古文气息，时文声调”，也就是“以古文为时文”。因为在正、嘉以前，特别是化、治以前，制艺文确实是另一副面孔。如上文提到的黄子澄文，具有骈体赋的特征，几乎全用对句，文句不甚畅通。商辂是正统间的状元，也是明代唯一连中三元的举子，他的制艺应该是当时的代表之作。在《一百二十名家稿》中有几篇他的作品，俞长城的评语中有“绝妙语录”、“台阁文字”等用语，“语录”应该是指朱熹语录的影响，而“台阁文字”大多是指雍容华贵而又有骈俪气息的文字。当然商氏的制艺不是语录，也不是骈文，只是含有这两种因素，还没有形成统一的风格。在这个背景下“古文气息，时文声调”就好理解了，它无非是用古文的散句行文，而从整体上保留了整饬的布局，同时注重字句平仄的协调，使人读起来琅琅上口。

如果说唐顺之的影响力来自上层的话，那么归有光就是来自民间。王世贞评介他说：“于书鲜所不读，而尤邃经术，长于制科之业。自其为诸生则已有名，及门之屦恒满……先生于古文辞虽出之自史汉，而大较折中于昌黎、庐陵。”(《弇州史料后集》卷二六《归有光像赞并序》)同样是“以古文为时文”，归有光比唐顺之更进一步，由唐宋而窥秦汉，虽然其结果不过是“折中于昌黎、庐陵”，却给桐城派提供了思路。如他的《“独乐乐与”二段》一文，俞长城评曰：“思议凭空，笔意朴拙古淡，而隽味逸韵，寻绎不厌，由其熟于宋人经义，故不入王、唐熟径。”《“孟子见梁”三节》文，俞评曰：“故事文却用道学语，节奏段落俱有风神。此真韩、欧、程、朱合而为一者。”(均见《一百二十名家全稿》第五册)从这些评语看来，归有光有意与王、唐大家区别开来，上溯秦汉，追求古拙之气;深味程朱道学，以启立言之功。

归有光不但师法唐宋古文，更深入秦汉，探究所谓“龙门家法”，熔经史于一炉，发为文章，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风气为之一变。对于唐顺之、归有光的“以古文为时文”，俞长城评论说：“归、唐皆以古文为时文，唐则指事类情，曲折尽意，使人望而心开;归则精理内蕴，大气包举，使人入其中而茫然。盖由一深透于史事，一兼达于经义也。”(俞长城《一百二十名家全稿》第三册，唐顺之《三仕为令尹六句》一文总评)相对于钱、王而言，归、唐八股文的道学气息加重了，这也是后来的评论家如方苞、艾南英和吕留良等重归、唐不重钱、王的原因。尤其是吕留良，更以道学家自任，在他眼里，唐顺之尚不够格，他心仪的作家大概只有归有光(《晚村吕子评语余编》卷首)。艾南英、钱谦益等人也极为推崇归有光，于是归有光就逐渐成为明代最重要的八股文大家。以方苞为代表的桐城派是清代最重要的古文创作群体，在他们的文统中，归有光占有重要地位，即“唐宋八大家-归有光-桐城派”，这一文统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五四前夕。归氏科场蹭蹬，年且六旬才进士及第，八股文是他的常课，因此他虽然提倡古文，却不可避免八股气息的沾染。黄宗羲对此评论：“议者以震川为明文第一，似矣。试除去其叙事之合作，时文境界，间或阑入，较之宋景濂尚不能及。”(《南雷文定前集》卷一《明文案序上》)以古文为时文，固是八股的高妙境界，而以时文为古文，却是不入流的。归氏以文道合一为己任，却被人指责为以时文为古文，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其实在正、嘉年间，官方认可的八股大家是王、钱、唐、瞿(王鏊、钱福、唐顺之、瞿景淳，另一种说法是王、唐、瞿、薛，退钱福而进薛应旗)，这四人都是会元。瞿氏是嘉靖甲辰科会元，曾任南京吏部侍郎，《明史》有传。他的八股文纯熟精美，文字细密，技法精湛。如《“武王不泄”二句》文，俞长城评曰：“时文之体，古文之气，先王之法，大家之神。昆湖诸墨，此为第一。”(《一百二十名家全稿》第五册)这说明瞿氏确实熔冶诸人之美，达到极致。然而瞿氏和他同时代的周思兼等人的制艺，构思精巧，文字细密，转折轻圆，渐开隆、万谈机法的途径。

八股文发展到隆、万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上下照应之法至此乃精，软媚之态自此始重。正、嘉作者以义理精实、格调浑厚为宗，而隆、万作者以神韵清微、清莹空明取胜。邓以赞、黄洪宪、胡友信、赵南星、汤显祖、陶望龄、董其昌、汤宾尹、吴默、邹德溥、许獬、韩敬、方应祥等人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与以往相同，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仍然以会元、名臣和知名文人为主，会元之作尤起主导作用。

由于要避免抄袭，这时期的八股题目愈出愈怪。初期八股题目意思完整单一，至隆、万则整章题、数节题和截搭题成为很平常的事情。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八股作家不得不磨砺技艺，对付这个恶魔。于是他们更加注重照应之法、吊挽之法、补题之法、虚实正反之法。对于长题，前辈作家多是循题敷衍，依注作疏;隆、万作者则别出手眼，他们像老牛吃草一样将题目咀嚼消化，然后犹如捏面团一样随意摆弄，作成文章能使题外一字不添，题中一字不漏，繁者简之，散者整之，肌理缜密，章法浑成。而先正古文疏宕之气，不可复见。

对于明代八股文的发展演变，阮吾山总结道：“有明墨牍，皆有程式相传，奉为元程……洪、永会元十五人，宣德迄天顺会元十三人，皆非雕琢之文。成、弘十四人，章枫山懋、吴匏庵宽为冠，稍见法度，然未离乎朴也。正、嘉二十人，隆、万十八人，如唐应德顺之、瞿昆湖景淳、邓文洁以赞、王文肃锡爵、冯具区梦祯、李文节廷机，其文之矩矱神明，若有相传符节，可以剖合验视。其时天下承平，士之起家非科目不贵，科目非元不重，闭门造车，出而合辙，作者与识者如针石之相投也。或谓吴无障默以偏锋伤气，汤霍林宾尹以柔媚败度，文运至此而衰。”(《茶余客话》卷三)这一段文字从“元脉”的角度把明初至隆、万八股文的演进讲得很明了。后人可能不太明白为什么对会元文章那么重视，其实只要明白八股文是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而会元无疑是考试成功的一个标志，无论谁要想考试过关，学习、揣摩会元文章都是一条捷径。因此会元之作的演变，标志着八股文评价标准的演化，也是八股文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八股文发展的另一线索是归有光文统的发展，正、嘉间以归有光和茅坤为代表，隆、万间以胡友信为代表^①，艾南英则可称为启、祯间的代表。在上述两条线索之外，一些理学名臣、文学之士的制艺也占据着一定的地位。如赵南星、顾宪成、汤显祖、董其昌等人就是这样的代表。

八股文发展到启、祯，有论者认为这个时期正式考场上的八股文已不复兴盛，而文人们平时所作的八股习文比较有价值：“颂既不复，雅亦鲜传，独其窗稿、社课反足名家，是即国风之遗也。”(俞长城《俞宁世文集》卷四《先正程墨晚集小引》)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有金声、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艾南英、陈子龙、吴伟业和黄淳耀等人。与以往不同的是，启、祯间的八股名家多是民间操选政者，如艾南英就是一个知名的八股选家;文人结社议论朝政、探究八股逐渐盛行，如复社、几社等，其领袖人物如张溥、陈子龙对八股文的发展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对于这种现象，俞长城有中肯的评价：“商周以前，道统在上，春秋以后，道统在下;庆历以往，文统在上，启、祯以来，文统在下。道统在上则治，道统在下则乱;文统在上则盛，文统在下则衰……明之盛也，琼山、西涯诸公独辟宗风，震泽、毗陵诸公递传元脉，文统在上者也;及其衰也，霍林、求仲以不用而游于艺，千子、吉士以不遇而立其言，文统在下者也……乃二三十年来，风会靡而不起，学术杂而未纯，何也?此其故，一在于主司，一在于选家。今之为主司者，未遇而事揣摩，既不如古人之源流其贯;既仕而疏笔墨，又不如古人之仕学相资，且喜夹袋中之有物，遂诬场屋内之无人，而文统之在上者不可问矣。今之为选家者，或矫激而执己之偏，或委曲而徇人之好，多讥讪以快忿，时伪窜以失真，而文统之在下者不可问矣。”(《俞宁世文集》卷四《先正程墨序》)霍林即汤宾尹，万历乙未会元;求仲即韩敬，万历庚戌会元，选有《程墨文室》。可见在万历间风会已开始转变，至启、祯间更加变本加厉，以会元身份选文的有陈名夏的《明文六十家选》，其他有陈子龙的《程墨隆运集》，艾南英的《明文定》《明文待》等，把自家制艺结集出版的更是比比皆是。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版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时王纲解纽，文统旁落，群龙无首的局面。八股文发展中的“元墨”一线可以说到此中断。这一时期八股文的发展有两个流派占主导，一个是以艾南英为代表的江西派，另一个是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

有明一代，江西制艺极盛，“国初文运惟江西独盛，故时有‘翰林多吉水，朝内半江西’之谣”(《皇明三元考》卷四)。自商辂之后，文运转移江左，历成、弘、正、嘉以至隆、万，江左名家辈出，极盛一时。江西在晚明再度崛起，万历癸未(1583)一科，邹德溥、万国钦、汤显祖和叶修四人一榜并中，时人称“江西四隽”。四人面目各殊，有家无派。其后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和艾南英同为豫章人，论文宗旨又比较接近，时称“四大家”。艾氏刻四人所作行之于世，世人翕然归之，称为“章罗陈艾”(《明史·文苑传》)。论才情艾氏不及前三人，但在八股理论和八股评选方面，艾氏的地位是无人可以替代的。他可谓倾全力于八股，真正把八股当做一项事业来做。他说：“予以积学二十余年，制艺自鹤滩、守溪，下至弘、正、嘉、隆大家，无所不究;书自六籍子史、濂洛关闽、百家杂说，阴阳兵律、山经地志、浮屠老子之文章，无所不习。”(艾南英《前历试卷自叙》，《明文海》卷三一二)从这一段话里可以看出当时制艺是多么驳杂，泛滥百家，无非都是为制艺作取材，离学问之道尚有一定距离。以前作文必遵传注，至陈、章辈出，乃咀嚼白文，挹取群言，自出精意，故能高步一时。然先正矩度不复恪守，避难就易之习在所难免。江西四家论文宗旨与归有光相近，为文取法唐宋，上窥秦汉，故可纳入“以古文为时文”一派中。吕留良对于归有光与艾南英之间的关系有这样一段评论：“近世文字，自震川出，始能窥子固之樊篱;而千子表彰震川之力，功更不小。然窃谓二公之论文，亦止论文之法耳。后来之说愈精，总不离文法。”(《晚村吕子评语余编》卷首)从重视道学与文法这一点上讲，这一流派可视为桐城派的先声。对于这一流派，黄宗羲颇为不满，说：“千子于经术甚疏，其所谓经术，蒙存浅达，乃举子之经术，非学者之经术也。今日时文之士，主于先入，改头换面而为古文，竞为摹仿之学，而震川一派，遂为黄茅白苇矣。”(《南雷文定三集》卷一《郑禹梅刻稿序》)然而归有光这一统系的制艺，经过明末清初艾南英、钱谦益、吕留良以及方苞等人的不断张显，逐渐成为明清八股文的正宗。此外，金声和黄淳耀也是这一时期与江西四子同样重要的作家，他们与江西四子中的陈际泰、章世纯并称“金陈章黄”，方苞的《启祯四书文》就是以这四人为标准选录的(《钦定启祯四书文》卷九，黄淳耀《强恕而行二句》一文总评)。

当时与江西派分庭抗礼的是以几社的陈子龙、夏允彝为代表的云间派。他们特重魏晋六朝，特重对《文选》的学习，因此他们的八股文重文采，尚词藻，骈偶的成分较重。明初的制艺也有较重的辞赋倾向，经过朝廷和主司不懈努力，最终达到洗去铅华、独存质实的境界。然而八股文作为一种考试文体，有着自己的特性和趋向，那就是逞才与献媚，走向华丽是其不可压抑的内在动力。而在明末，王纲解纽，主司乏力，文统在下，才学之士有着广阔的空间可以随意驰骋，八股文走向重文采一路也就可以理解了。对于江右与云间的矛盾，方苞说：“几社之文多务怪奇，矜藻思，用此为西江所诋排。”(《钦定启祯四书文》卷五，夏允彝《微子去之一章》文总评)艾南英也对明末兴起的六朝绮靡之风提出了批评，说：“使人怨大士、大力为魏晋抄手，犹可言。使人置六经秦汉不道，而降为六朝之卑弱、纤俊、软靡、巧丽之文，向时韩欧大家所掷弃不屑而力排之者，今反奉为蓍龟，又见之制举业，则文气之卑，乃自吾辈始之。”(《天佣子集》卷五《再与周介生论文书》)云间一派重骈文、重《文选》的传统影响很大，清代文选学、骈文的中兴与此不无关系，在制艺方面，尤侗等人可谓传人。

注释

② 参见俞长城《俞宁世文集》(《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21册),卷四《先正程墨初集小引》《先正程墨盛集小引》《先正程墨中集小引》《先正程墨晚集小引》; 孙维祺辑评《明文得》(康熙四十七年金陵两衡刻本);吕留良《吕晚邨先生论文汇抄》(康熙五十三年吕氏家塾刻本)。① 方苞在《钦定四书文》凡例中认为,明初至弘治是八股文的形成发展期,正德、嘉靖才是鼎盛时期。这与他的古文观点有关。① 《钦定正嘉四书文》卷二,归有光《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章方苞评语:“以古文为时文自唐荆川始,而归震川又恢之以闳肆。”① 胡友信为嘉靖己酉举人、隆庆戊辰进士,梁章钜《制艺丛话》“题名录”把他列为嘉靖间代表,而俞长城、方苞都把他列为隆庆间代表,本文以后者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