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清代戏曲文献·清代戏曲作品的搜集、整理与刊行

清代文学的文献·清代戏曲文献·清代戏曲作品的搜集、整理与刊行

20世纪初，伴随着小说戏曲地位的提高，南北学人——如董康、陶湘、刘世珩、吴梅、郑振铎等——纷纷奔走于海内外，掀起了访书热潮。他们于大小各家书肆、图书馆、私人藏书处，搜集了大量清剧。其中，仅清代杂剧，郑振铎一人所聚已数量惊人，“(清代杂剧)《曲录》著录者仅八十余剧，然余所得，已过200本。近年，续有所见，当在300本以上”。清代宫廷全本大戏的剧本也纷纷为世人熟知，“乾隆间，惯好演唱全本大戏……前所知而可得者，仅刻本的《劝善金科》而已，《昭代箫韶》已罕见。今则全部《升平宝筏》(40本)《忠义璇图》《锋剑春秋》《月令承应》等等皆已出现”^③。

当时，戏曲书目的钩稽正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然而，仅仅是戏曲书目的钩稽，不过是为学术界提供了某种目录学上的便利，对于进一步研究，显然是远远不够的。研究者在阅读前人著录时，往往也需按图索骥，以亲阅版本为幸;因此，将搜集而来的戏曲作品整理、刊行，公之于众，较之曲目的著录，更为重要。这一工作自20世纪初以来，伴随着戏曲作品的搜集，便已经受到了当时学人的重视。

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郑振铎在搜集大量清代杂剧后，便试图将这些杂剧版刻印行，公之于众。不过，由于数量太大，只择选了洪升、张韬、尤侗、裘琏等家作品共80种，汇成《清人杂剧初集》(1931)、《清入杂剧二集》(1934)两种，影印出版。郑氏原本打算继续编辑三集、四集，并为之拟定了选目，然而，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这个愿望最终未能实现。另，20世纪30年代发现的清邹式金辑《杂剧新编》一种，也于1941年由武进董氏诵芬室刊行。是书收入明清之际吴伟业、尤侗、茅维、孟称舜等17家32剧，又附式金及其弟兑金各一剧，凡19家34剧。因邹氏意在继沈泰《盛明杂剧》初集二集之后，故又称《杂剧三集》。

传奇方面，则有近人刘世珩所辑《暖红室汇刻传奇》(1917年合刊)、吴梅《奢摩他室曲丛初集》(1928)等，均收录有清代作品，只是所收不多而已。

新中国成立伊始，郑振铎又倡议编辑出版《古本戏曲丛刊》，特组建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大规模地整理、刊印古代戏曲文献，计划出10集，至今共出版初、二、三、四、五、九集。自1954至1964年间，由郑振铎主其事，陆续于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初、二、三、四集，收入元明清戏文、杂剧、传奇作品凡676种。其中，三集为明末清初传奇集，收明清之际剧作百种。五集、九集续由吴晓铃主持。五集为清初传奇作品集，收85种，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九集专收清代宫廷大戏，凡8种，1964年由中华书局影印。这套丛书几乎汇总了绝大部分新中国成立前所发现的戏曲资料，使大批新发现的珍贵戏曲孤本得以广泛地与读者见面。

清代戏曲的创作，远盛于元、明两代，这一点从上一节所引各家曲目已可以看出。《清人杂剧》两种、《杂剧三集》及《古本戏曲丛刊》所收清代作品，仅就数目而言，虽然还颇有不足，但已基本囊括了清代的主要作品。不过，当时学者在搜集、整理清代戏曲时，大半忽视晚清传奇杂剧，郑氏《清人杂剧》二集虽间有涉及，毕竟只是少数。有关这方面的曲作，可参阅阿英所编《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一书。此书是阿英在著录晚清戏曲曲目同时的又一部力作，是晚清民国传奇杂剧一次重要的汇集，正可以补充其他曲集的遗漏，其中颇有一些晚清重要的曲作，原本不为时人所知，而因此书的收录方逐渐流传开来。近年来，晚清民国传奇杂剧逐渐引起学者注意，不仅其作品的比重在曲集中开始增加，而且一些专门收录晚清作品的曲集也渐次增多。如《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分类集成·戏曲卷五》(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 即由专治近代戏剧的梁淑安主编，专门收录近代作品;由张庚、黄菊盛所主编的则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戏剧集》(一、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1996)。但是这两种所收录的近代作品均不及阿英所录丰富，发行面也不广;因此，仍然无法取代阿英一书的地位。

阿英所编戏曲集，值得一提的尚有一部《红楼梦戏曲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收录孔昭虔《葬花》、仲振奎《红楼梦传奇》等10种。另外，关德栋、车锡伦编有《聊斋志异戏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收有钱惟乔《鹦鹉媒》、陆继辂《洞庭缘》等14种。此类曲集不仅便于清代小说与戏曲的比较研究，同时为清代戏曲的个人化与案头化取向也提供了一些个案。

曲集以外，至于单部作品的整理、校勘、印行，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更是不绝如缕。只是从一开始，这一整理主要集中在有限的几种重要作品上，尤其是《桃花扇》与《长生殿》两种。个中原因大体与当时学人对清代戏曲整体评价普遍不高有关。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1920)中更是一笔抹倒了清代的文学：“其文学……以言夫曲，孔尚任《桃花扇》、洪昇《长生殿》外，无足称者。李渔、蒋士铨之流，浅薄寡味矣。”^①据目前统计，民国期间《桃花扇》先后有8种刊本，如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1917)、刘世珩《暖红室汇刻传奇》本(1919)、梁启超校注本(1920)、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1928)等，其中梁氏所作校注本，共2册，在介绍孔尚任的生平及著作(见卷首《著者略历及其他著作》)之外，于作品字词之注疏、本事之考订都做了相当详细的工作，可以说是早期研究《桃花扇》的一部力作^①。《长生殿》则有5种刊本，较著者有暖红室汇刻本。新中国建立以来，古典戏曲进入了全面整理的阶段，《桃花扇》《长生殿》等名作被大量刊印发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桃花扇》有王季思、苏寰中校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长生殿》则有徐朔方校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近年来，又有竹村则行(日)与康保成所撰《长生殿笺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不仅如此，一些二三流的作品也纷纷刊刻。

传统研究一般注重的是作家作品，而且是名家名作，在考察作品时，又往往重视原本及后人的翻刻本、整理本。其实，除此之外，后人的改本、节本，以及各种曲谱、曲选收录本，后者如《南词新谱》《纳书楹曲谱》《集成曲谱》《缀白裘》《节节好音》等，都收录有大量传奇杂剧的数曲、数折，或数十折曲文，也是弥足珍贵的戏曲文献^②。

在这些曲选中，最值得一提、也最为人所熟知的是《缀白裘》。《缀白裘》自清初以来，就有多种同名选本。乾隆间，钱德苍在玩花主人旧本的基础上，于乾隆二十九年至三十九年(1764—1774)陆续编成《缀白裘新集》12编(集)，乾隆四十二年，又调整剧目，订为合刊本，即目前流行的《缀白裘》本。是书12编，每编4卷，凡48卷，收录昆腔剧本87种438出，杂剧、高腔、乱弹腔等57出。对了解当时昆曲的流存与嬗变及花部诸腔的兴起与盛行，均有独特的价值。此本今有1937年中华书局汪协如校订本，台湾王秋桂主编的《善本戏曲丛刊》也有影印本。

值得一提的是姚燮编撰的《复庄今乐府选》。姚氏的另一部戏曲著作《今乐考证》前面已有所论及，此书由于《中国古代戏曲论著集成》的收录，已广为流传;但有关《今乐府选》的编撰及其戏曲史意义，了解者却不多^①。20世纪50年代初，姚氏藏书或由捐赠、或由收购，大量归入国属图书馆，《今乐府选》即在其中。此书是姚氏配合《今乐考证》编辑的一部大型历代戏曲选集，系手抄本，原为192册，现存168册，主要藏于浙江图书馆(110册)，另见于宁波天一阁(56册)、国家图书馆(2册)。此书分衢歌、弦索、杂剧、院本(实收录宋元南戏及明清传奇)、散曲、耍词六类，是书在分类上颇有不当，其体例也难免混乱。但所收作品却十分丰富，据徐永明介绍，是书共收录衢歌(集)5种、弦索1种、杂剧157种、院本247种、散曲18种、耍词2种，其中清代作品杂剧部分40种、院本174种(佚23种)。另有37种子目，包括清杂剧6种、传奇28种，在目前较常见的一些曲目中都未见著录^②。不仅一些曲目在今天很可能已成孤本，而且一些曲目虽不稀见，但所选折次有一些却也不见于今存传本中。所录选本中，并附有姚氏亲笔所写的校记、题识、评语等，对了解清代曲论也颇有可借鉴处。

车王府曲本的发现更是20世纪以来搜集戏曲文献的一项重要成果。20年代，孔德学校先后从北京书肆中收购到一批戏曲、曲艺手抄本，系传自清代北京蒙古车登巴咱尔王府，故简称车王府曲本。这些曲本目前主要分藏于首都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与中山大学图书馆，另有部分藏于北京中央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文化部艺术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和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等。车王府曲本卷帙浩繁，所录为戏曲与曲艺(说唱)两大部分，约计两千多种，五千余册。戏曲部分，以京剧为主，次为昆曲、高腔、弋阳腔、秦腔等，提供了从清初至同光年间大量民间戏曲演出本，而大体呈现了清初以来，昆曲、高腔等向京剧逐渐过渡的戏曲风貌。曲艺部分，有子弟书300篇、鼓词38部、杂曲(包括快书、岔曲、莲花落、时调小曲等)无数，不少鼓词、子弟书改编自当时盛行的小说、戏曲，如《西厢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杨家将》等，这些珍贵的资料同样也是研究戏曲流变的不可或缺的参考。1926年，顾颉刚曾梳理孔德学校第一批收购之曲本，编有《蒙古车王府曲本目录》，连载于《孔德月刊》(1926年末—1927年初)。1991年，首都图书馆影印出版了《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凡315函，1700册。关于车王府曲本的研究，中山大学古籍研究所所费精力最大，所得也最多。该所自1983年建立起来，就一直致力于车王府曲本的搜集、编校与整理，目前已出版的著作有《车王府曲本提要》《车王府曲本选》及《车王府曲本菁华》六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计“元明卷”、“明清卷”、“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宋卷”、“综合卷”等，《清车王府钞藏曲本·子弟书集》(四卷)等，并编成《车王府曲本总目》和《车王府曲本全目及藏本分布》。1999年又有《车王府曲本研究》一种结集出版。

另外，又有专门收入清内府承应剧本的曲集。如佚名编《节节好音》，清内府四色宋体字精抄本。凡43册，43种，俱为内廷承应元旦、上元、燕九、赏雪、除夕等节令的剧作。吴梅所藏《南府钞曲稿13种》，凡34册，收入《圣年寿征》《百子呈祥》《丰乐秋登》《箕寿五福》《太平有象》等内廷庆贺剧。

这些曲谱、曲选中的曲文，不仅有利于版本的校订，还可以考察作品的流传，尤其是在舞台上的流传，并提供某些已经佚失的剧目及佚文，同时，又提供了大量背景性的社会、历史、文化方面的史料……它们不仅仅是研究清代作家作品的一个重要参证，更是供清代戏曲整体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另外，在曲谱、曲选中，还收入了大量前代作品，其实，前代作品在清代舞台上的流传，也应属于清代戏曲整体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是历来几乎无人加以注意。

戏曲资料的影印与校刊，最终使大量新发现的孤本、珍本、罕本为世人所熟知，早在20世纪30年代时，郑振铎就曾如此评价戏曲文献整理的意义：“高奕新《传奇品》中所载李玉、朱佐朝、邱园、张大复等数十家之作，前几十年几于珍秘之极，而今则此类剧本，为老伶工所家传者，乃亦逐渐批露了。”^①戏曲的影印与校刊，在根本意义上推动了戏曲研究的发展。随着戏曲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一些尚未引起足够注意的曲本，也将逐渐整理、刊行，以飨世人。

注释

③ 郑振铎《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史略》(1934),《郑振铎文集》第六卷,第493—4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原刊于《改造杂志》(1920),本处引文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① 中华书局[沪]1936年版,1940年再版。② 例如,康保成的《苏州剧派研究》(花城出版社1993),就曾从曲谱、曲选钩稽资料,详见其附录中《缀白裘、纳书楹曲谱、集成曲谱中所收苏州派剧目》一文。① 郑振铎有《姚梅伯的今乐府选》一文,备列其目录(于宁波所抄得者),于其得失并有绍介,收入《郑振铎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② 参见徐永明撰《姚燮与复庄今乐府选》,《文学遗产》2001年第6期。① 郑振铎《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史略》(1934),《郑振铎文集》第六卷第4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