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社会环境对学术和文艺的影响·西晋灭亡后北方文化的发展

北朝社会环境对学术和文艺的影响·西晋灭亡后北方文化的发展

“十六国”时期的战乱造成了原来是全国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的学术文艺陷于衰落。在这一百多年中，不论儒学还是文学都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成就。不过，在这个时期也曾有个别的阶段曾得到局部短暂的安定。例如前秦苻坚就曾一度统一北方，这时长安一带作为前秦的都城，也曾聚集过一些士人。他们在佛经的翻译和佛理的探讨方面作出过一定的成绩。他们的工作一直延续到后秦姚氏的统治时期，出现过鸠摩罗什、僧肇等高僧，对南方的佛学也有着不小的影响。所以《隋书·牛弘传》载，牛弘上书曾说过“僭伪之盛，莫过二秦”的话。但“二秦”的存在时间甚短，总的来说，北方的文化成就还是很难与南方相比。

历来所谓的“北朝”，一般指“十六国”灭亡以后在北中国依次成立的魏、齐、周三朝。其中最先出现的是鲜卑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鲜卑拓跋氏据说最初居于“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离汉族地区很远，“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1980年，考古学家曾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的嘎仙洞中发现太平真君四年(443)魏太武帝的石窟祭祖铭文，这篇铭文亦见于《魏书·礼志》一，文字与《魏书》所载略有出入。这一地区确实离秦汉以前的汉族聚居区较远。但最晚到东汉后期，他们已逐步南迁，移居于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呼和浩特南)。三国时代，他们和曹魏已有来往，到西晋时，这种交往更见密切。西晋乱亡之际，晋朝官员如刘琨等曾向拓跋氏乞援，拓跋氏也曾任用卫操、卫雄等汉化较深的人物。但总的来说，拓跋氏的汉化程度很低，较之氐族苻氏、羌族姚氏和鲜卑慕容氏都有很大的差距。这些部族对拓跋氏似乎颇有轻视的心理。《魏书·燕凤传》载，燕凤奉命出使前秦，苻坚问他：“代王何如人?”他回答说：“宽和仁爱，经略高远，一时之雄主，常有并吞天下之志。”苻坚说：“卿辈北人，无钢甲利器，敌弱则进，强即退走，安能并兼?”燕凤说：“北人壮悍，上马持三仗，驱驰若飞。主上雄隽，率服北土，控弦百万，号令若一。军无辎重樵爨之苦，轻行速捷，因敌取资。此南方所以疲弊，而北方之所常胜也。”燕凤这段话，意在夸耀拓跋氏的强大，事实上却道出了这个部族文化上的落后。其实当时拓跋氏的实力并不很强，此后不久曾一度为前秦征服。后来苻坚在淝水战败，他们才得以乘机复国。拓跋氏复国以后，虽能击灭后燕进入汉族区，并建立起帝王的规模，但仍想维持本族的生活习俗，不愿汉化。《魏书·贺狄干传》载，魏道武帝拓跋珪曾与后秦姚苌通好，派贺狄干出使后秦，适遇姚苌死、姚兴立，两国在平阳一带交战，拓跋珪击破后秦军，擒其将狄伯支。这样两方交恶，贺狄干就被扣留于长安。后来拓跋珪为了离间后秦与夏的关系，再度与姚兴通好，贺狄干才得以回归。“狄干在长安幽闭，因习读书史，通《论语》《尚书》，举止风流，有似儒者……及狄干至，太祖(拓跋珪)见其言语衣服，有类羌俗(《北史》作“中国”)，以为慕而习之，故忿焉，既而杀之。”贺狄干本是拓跋珪比较亲信的人物，只是因为接受汉化，便遭杀戮，这说明拓跋氏对汉化的疑虑。这种心态也是长期以来汉族和其他各族对他们的蔑视造成的。《魏书·崔逞传》载，崔逞曾向拓跋珪进取桑椹助粮之计，因为说了“故飞鸮食椹而改音，《诗》称其事”的话，拓跋珪“衔其侮慢”，终于赐死。《王慧龙传》载崔浩因夸王慧龙为贵种，引起鲜卑贵族长孙嵩不满，认为他“叹服南人，则有讥鄙国化之意”，引起太武帝拓跋焘也生了气，迫使崔浩不得不“免冠陈谢”。这些事例说明当时鲜卑和汉人间的成见甚深。但随着拓跋氏所征服的疆域日益扩大，其统治区已包括很大一部分汉人聚居之地，再加上鲜卑族人在和汉人的接触中，不少人已开始仿效起汉人的生活方式，这种情势就使拓跋氏统治者不得不考虑他们接受汉化的问题。这趋势早在魏明元帝拓跋嗣时已经开始，而到太武帝拓跋焘时便日益尖锐。太武帝本人在内心中充满着矛盾。一方面他看清了接受汉化势在必行，也深知崔浩的才能;但另一方面，他毕竟是鲜卑族的首领，尤其在军事上，更需要依靠本族一些贵族大臣的支持。然而正是那些鲜卑贵族构成了推行汉化的主要阻力。这样，汉化的进程在太武帝时代几经反复，使崔浩及不少人死于非命，连太武帝和他儿子拓跋晃的矛盾也尖锐起来，以至于拓跋晃以忧死，亦不能说与此无关。这种流血事件的出现，说明了汉化过程的艰巨。但无论如何，这个过程还是无可避免地完成了。正是这个过程促使北朝的学术和文艺的复兴。因此北朝学术和文艺的兴起，基本上与这个过程是同步的。

当拓跋氏进入中原之初，由于这一部族接受汉化的影响甚浅，对汉族的学术和文艺不很重视，甚至还有某种敌视情绪，所以一部分出仕于这个政权的士人，也很少有人从事这些探索。最早从事写作的北魏士人，可能是崔浩之父崔宏。据说他在前秦末曾想逃奔江南，没有达到目的，作诗自伤，但不敢公之于世，后来崔浩被杀，高允奉命搜查崔浩家时，始见此诗，后来又散佚了。《魏书》中所录北魏初年人作品如张渊《观象赋》和宗钦、段承根的诗，艺术价值不高，且这些人还来自凉州等地。在魏太武帝时，曾有过学术著作和文学创作的大约只有崔浩和高允。崔浩据《魏书》说，他“不长属文”，但《隋书·经籍志》著录有他的《周易注》10卷，其书今佚，从《魏书·张湛传》所录崔浩自叙看来，是“以《左氏传》卦解之”，大约与汉儒注《易》的方法相近，而与魏王弼注异趣。此外，《隋书·经籍志》还著录崔浩的《赋集》86卷，此书亦久佚，无从知其面貌，但它至少说明崔浩未必不重视文学。今存他的文章如《魏书·沮渠蒙逊传》所载魏太武帝册封沮渠蒙逊为凉王的文章，就出自他的手笔。此文还有骈俪气息，在当时可能还是上乘之作。魏收生活在北齐时代，当时北朝文学已相当成熟，所以说他“不长属文”恐是以北齐人的水平去要求。高允年辈较崔浩稍晚，他的晚年已和南朝的鲍照、谢朓并世，如果把他的诗文与鲍、谢相比，自然颇显拙稚。但这是刚从“坞壁”中出来的文士，自难与这些大家并提。高允从事文学创作实属非易。他的文学才能本来也许可以提高更多，但由于崔浩被杀事件，使他长期不敢执笔，所以当他晚年作《征士颂》时，自称“不为文二十年矣”(见《魏书》本传)。这说明北魏初年的社会环境使学术和文艺实在难以取得长足进步。

不过鲜卑拓跋氏的汉化，毕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魏太武帝在杀崔浩后不久，就后悔说：“崔司徒可惜。”(《魏书·崔浩传》)到了文成帝拓跋濬、献文帝拓跋弘时，鲜卑贵族反对汉化的力量已显削弱。尤其是献文帝利用南朝内乱夺取了“河表七州”之地(今山东大部及苏皖北部一带)后，把当地许多士人称作“平齐民”，强迫他们迁徙到平城(今山西大同)附近。这些人的文化教养甚高，尤其如刘芳、崔光、崔亮等人更是北朝学术和文艺振兴的重要人物，魏孝文帝推行汉化，在学术和文艺方面，颇得他们之助。

鲜卑拓跋氏的汉化，历来都归功于孝文帝拓跋宏 (后改姓为“元”)。他的积极推行汉化，一方面自然是顺应了历史潮流，另一方面也可能深受其祖母文明太后冯氏的影响。冯氏本北燕冯跋的后裔，有较高的文化教养。《魏书·皇后列传》载，她曾认为孝文帝“富于春秋，乃作《劝戒歌》三百余章，又作《皇诰》十八篇”。孝文帝在儒学和文学方面均有高度修养，大约和她从小的教诲分不开。汉化的洪流到了孝文帝时代，已经水到渠成，因此当他提出迁都洛阳，实行全盘汉化时，虽然还有一些鲜卑贵族不赞成，但已难构成强大阻力，所以总的来说，推行得还算顺利。孝文帝不但在各种制度方面竭力效法汉魏甚至南朝，在学术文艺方面也是如此。《魏书·高祖纪》下说他：“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486)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自余文章，百有余篇。”《魏书·文苑传》对他的文学才能备极推崇。但从他现存的文章看来，还很难说有多高的文学价值。不过，他作的《吊比干文》典雅古奥，在当时北朝人的文章中不失为上乘之作。孝文帝还评论过他几个汉族臣下的文章，以本为“平齐民”的崔光为第一，昌黎棘城(今辽宁义县西)人韩显宗次之，祖上曾居凉州的程灵虬又次之 (见 《魏书·韩麒麟附显宗传》)。这种评价看来是颇有眼光的，说明了原居今山东一带的士人因长期属于南朝，所受的文学传统的熏陶较原居北朝的人要深厚。孝文帝也会作诗，今存他和臣下的联句见《魏书·郑道昭传》，但这种诗较诸南朝同时人之作，实远为逊色。在孝文帝时北朝诗人中较有名的是郑道昭，他没有诗集传世，只有几首诗靠石刻保存下来。这几首诗其实只是有意模仿郭璞等人之作，还称不上创作。同时人韩显宗有一首赠李彪的五言诗，亦无特色，只能说还处于一个初步兴起的阶段。不过，从此以后，北方土地上逐渐地出现了自己的学者和作家，尽管在一个时期内，他们在创作上还或多或少地以南朝为师。他们中也有人并不赞成这种情况，如祖莹常对人说：“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魏书·祖莹传》)但北方文人在经历长期冬眠之后，忽然在眼前展现出“元嘉”、“永明”诸大家之作，其叹服和仿效显然不可避免。《魏书·文苑传》称北朝文学经孝文帝的提倡之后，“衣冠仰止，咸慕新风”，但自孝文帝经宣武帝、孝明帝两代，北朝虽然出现了一些文人，但其成就还不能算高。所以《魏书》用“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来形容他们。如果撇开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魏收对他们的贬抑也不能说太过分。不过，从当时出现的一些文人看，如常景之作《蜀四贤赞》、袁翻之作《思归赋》(皆见《魏书》本传)，都不免步趋南朝的颜延之、鲍照和江淹的类似之作，而且常景祖上来自凉州，而袁翻则实亦“平齐民”出身，均非纯粹的北方作家。倒是北平无终(今天津蓟县)人阳固所作的《演赜赋》，虽有意识模仿张衡的《思玄赋》，但辞藻典丽，显出作者涉猎之广。阳固确为河朔人士，他当南朝小赋盛行之际，独去模仿两汉作者，为后来的李骞《释情赋》、李谐《述身赋》开了先例。这种赋对庾信《哀江南赋》、颜之推《观我生赋》也有所启发。应该说在阳固身上已初步体现了北朝作家的初步特色。

历来论北朝的文学，总是比较重视“三才”，即魏末的温子昇和由魏入齐的邢劭和魏收。这时北魏经历了“六镇”军人暴动和尔朱氏之乱，已濒于灭亡，最后分裂成东西两政权，又为北齐高氏和北周宇文氏所替代。在这三人中，温子昇年辈稍长，邢劭次之，魏收则比邢劭小10岁，年龄最小，故人们初称“温邢”，后称“邢魏”。从现存的作品看来，温子昇的成就最高，他的《捣衣》一诗，已近唐音，较同时南朝诗人之作略无愧色，但其他诗作未能称是。温子昇的骈文《韩陵山寺碑》亦为名作。唐张《朝野佥载》卷六记庾信早年在梁，奉命出使东魏，回南后和人谈起北朝文人，认为只有温子昇此文可以称道，对他人均极轻视。《魏书·文苑·温子昇传》载，温子昇的诗文流传到南方，梁武帝见后称道说：“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这话未免夸大过实，但论诗文的艺术价值，则后来的邢、魏实乏类似的名篇足与颉颃。值得注意的是温子昇乃济阴冤句(今山东菏泽西南)人，这里本属南朝，他祖父还在刘宋做过小官，故称“世居江左”。这说明他也是承袭了南朝文风。邢劭和魏收则为河朔人士，邢是河间鄚(今河北任丘北)人，魏是钜鹿(今属河北)人。邢劭作文取法梁代作家沈约;魏收则仿效任昉。两人争名，各立门户，互相诋毁，几同水火。但邢诗仅得沈约之平易而无其清丽;魏收的骈文亦难企及任昉那些名篇，他的文才似更多地体现在《魏书》一些传的散体文中。值得注意的是北魏一代虽然诗歌、骈文难以和南朝比肩，而散文却不无长处。这是因为南朝沿袭晋代以来制度，禁止立碑(《文选》任昉《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昔晋氏初禁立碑”)，北朝则无此限制，所以今存北碑远多于南。这种碑文一般均用散体，而散体文又盛行于汉代，即使蛰居“坞壁”中的士人亦能习见和模仿，故北人散文亦有名作，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东魏阳衒之的《洛阳伽蓝记》，都是历来传诵的名作。尽管在当时人看来，这些都只能称“笔”而非“文”，不大受文人的重视。至于诗歌和骈文，即使到北齐和北周对立的时代，大部分北方文人仍在学习南朝。但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北朝文人的创作水平正在不断提高，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