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族与魏晋南北朝文学·世族文学集团与文学批评

世族与魏晋南北朝文学·世族文学集团与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的兴起和文学理论的建立，是六朝文学走向自觉并日渐成熟的重要表现之一。在此一过程中，世族文学集团以精英团体的姿态积极参与文学批评，并将其生活形态、思维方式的种种特色渗透其中，直接促成了六朝文学批评的繁盛，并为文学理论建设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

《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了支道林、许询、谢安、王濛等人的一次雅集。这次雅集所进行的虽然只是一次玄学谈议，但其开展形式及互相竞争的特点，与文学评议并没两样。玄谈中涉及 《渔父》，如果将其看作一篇散文作品，则所辨析的也无非是作品内容中所蕴含的精义而已。据《世说新语·排调》记载，王徽之有一次去见谢安，谢安问他：“云何七言诗? ”王徽之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驹，泛泛若水中之凫。”这可以看作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文学讨论。在这段故事中，王徽之看法的正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王、谢两人对于文学体裁形式及其起源问题的关注。这种讨论，发生在一个很随意的场合，反映了世族文人对文学批评的普遍关注。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只要是世族文人彼此往来的场合，就有以文会友、相互批评的事例：

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

——《世说新语·文学》

孙绰作《列仙商丘子赞》曰：“所牧何物?殆非真猪。倘遇风云，为我龙摅。”时人多以为能。王蓝田语人云：“近见孙家儿作文，道何物真猪也。”

——《世说新语·轻诋》

这两个例子都属于即兴的批评，也是对具体作品的评论，但都很有深度，富于独创性。

一般来说，六朝世族子弟都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也善于批评，能够品鉴作品。由于他们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优势地位，他们的爱恶往往能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乃至左右一时的风尚。东晋谢安就是这样一个对当时的文坛时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的人物。

庾道季诧谢安曰：“裴郎云：‘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何得为复饮酒?’裴郎又云：‘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隽逸。’”谢公云：“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 ”庾意甚不以为好，因陈东亭《经酒垆下赋》。读毕，(安)都不下赏裁，直云：“君乃复作裴氏学!”于此《语林》遂废。今时有者，皆是先写，无复谢语。

——《世说新语·轻诋》

晋隆和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时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后说太傅事不实，而有人于谢坐叙其黄公酒垆，司徒王珣为之赋，谢公加以与王不平，乃云：“君遂复作裴郎学。”自是众咸鄙其事矣。

——刘孝标注引《晋阳秋》

两书所记虽然略有不同，但都表明《语林》一书后来不能流行于世，与谢安的贬评大有干系。这部书始出之时，本来很受欢迎，流行颇广^①，由于谢安批评书中叙事不实，人们随即对这部书弃置不顾。而谢安对王珣《经酒垆下赋》的评价，也同样能够左右舆论，使王珣赋作不再为人所重^②。王、裴两人都是出身高门世族的文人，他们的作品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

在对待庾阐《扬都赋》的评论上，谢安的意见则显得更专业、更内行。《世说新语·文学》载：

庾阐始作《扬都赋》，道温、庾云：“温挺义之标，庾作民之望。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亮。”庾公闻赋成，求看，兼赠贶之。阐更改“望”为“㑺”，以“亮”为“润”云。^①

庾仲初作《扬都赋》成，以呈庾亮。亮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此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谢太傅曰：“不得尔。此是屋下架屋尔，事事拟学，而不免险狭。”

置身局外的谢安很冷静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庾阐 《扬都赋》所存在的题材重复、写法模拟以及格局险窄等毛病，可谓一针见血。庾亮“以亲族之怀”而作的并不实事求是的评论，能够对社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可见世俗在品评文艺作品的问题上对世族高门代表人物的重视乃至依赖。而这种依赖，不免造成了文坛对文名未著者的轻视以及对出身寒微者的贬抑。在六朝历史上，后者是更其常见的，文才一般的人可能会被压抑埋没，即使文才特别突出的人，也难免遭遇此类不公平的待遇。《诗品》中“宋参军鲍照条”曾经感慨鲍照“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因此，对于一个藉藉无名的作家或者出身寒素的文士来说，要想使自己文学创作不成为世族歧视和世俗偏见的牺牲品，就得首先获得世族高士的肯定。《世说新语·文学》中说左思“《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最重要的原因是左思出身寒门，其名本不为世所重，没有富有权势和影响的人为之延誉，世俗很可能“以人废言”(《晋书·文苑·左思传》)。所以，张华建议左思要求助于“高名之士”。事实上，出身吴姓世族的陆机得知左思作此赋的消息后，就曾嘲笑左思是一个不自量力的“伧父”(同上)。直到当时大儒、“西洲高士”皇甫谧对此赋给予充分肯定之后，《三都赋》才在文坛上站稳脚跟，并最终得以在西晋首都洛阳引起了轰动效应。

总的来看，东晋南朝的文学批评风气还是比较浓厚的。正是在这个时代，诞生了包括《诗品》和《文心雕龙》在内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早的一批经典著作。东晋南朝的这一风气可以追溯到建安时代的曹植^①，可谓由来已久。而在北朝，似乎还没有形成一种正常而健康的文学批评风气。《颜氏家训·文章篇》曾说：“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陈王得之于丁廙也。山东风俗不通击难，吾初入邺，遂尝以忤人，至今为悔，汝曹必无轻议也。”由此看来，南朝文学的总体发展能够优于北朝文学，除了文化基础以及人才积累等方面的原因外，应该承认，有较浓厚的批评风气也是一个因素。而正因为士族高门的代表人物掌握着文学批评的话语权，文学批评风气的兴盛，不可避免地促成了世族的各种象征行为对文学批评的渗透。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世族人物品藻对文学批评的方法与观念的影响。

魏晋以来所实行的九品中正制，不仅保证了世族垄断政治的进身机会，促进了人物品藻的发展^②，而且通过引介在《汉书》中就已存在的九品论人的做法，渗透到了六朝政治文化生活的各方面。正是由于世族文人对这套品评方法十分熟悉，因而，当面对文学历史和文学作品时，他们也自然引用这种方法。这正是钟嵘《诗品》所得以产生的一个背景。

在魏晋审美意识觉醒的思潮中，品藻人物很快发展为审美的人格评价，并由品藻人物发展到品目山川城池，再发展到文章品藻。文才本来就是才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臧否人物与论文品评之间正是息息相通的。《南齐书·丘灵鞠传》载：“灵鞠好饮酒，臧否人物。在沈渊座见王俭诗，渊曰：‘王令文章大进。’灵鞠曰：‘何如我未进时? ’”很难说这是臧否人物，还是评论文学，毋宁说是二者兼而有之。时人品藻月旦，常用四言一句的评语，袁宏作《东征赋》评述桓彝、陶侃的功业时，亦用这一类的四言句子。这一习惯自然而然地被引入城池品目、山川品目以及文艺评论。这里举顾恺之为例。他曾以“遥望层城，丹楼如霞”(《世说新语·言语》)品目江陵城，又以“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来品评会稽，都以四言为主。当人们要他评价他自己的作品《筝赋》时，他说：“不赏者，作后出相遗;深识者，亦以高奇见贵。”(《世说新语·文学》)这是文章品藻的例子。其评语的主体，仍然是以四言为主的句式。以上三例出自同一人，正是人物品藻渗透于文章品藻的表现。

在文章品藻中，许多具体而常用的术语概念也是从人物品藻中移植过来的。文如其人，人格即风格，从人物品藻到文章品藻的过渡，正如水到渠成一样自然。在人物品藻中受到推崇的“清”、“隽”一类的风格，在文章评论中同样是难得的佳评。后来的文学批评中经常用到的术语，如“风格”、“风骨”、“骨气”、“体格”等，也来自人物品藻。风格一词，本来是人物品藻中的用语，例如《世说新语·德行》称：“李元礼(膺)风格秀整，高自标持。”《陈书·袁敬传》乃谓敬“纯孝有风格”。后来遂移用评文。如《文心雕龙·议对》：“及陆机断议，亦有锋颖，而谀辞弗剪，颇累文骨，亦各有美，风格存焉。”《颜氏家训·文章》：“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在刘勰的文学理论中，“风骨”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 在钟嵘的诗歌评论中，“骨气” 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评语。而追溯源头，这两个词语最早都见于人物品藻，随后才进入文学批评领域的。估计这一转移始于晋宋之世。《宋书·王微传》载其弟王僧谦语云：“兄文骨气，可推英丽以自许。”已用“骨气”一词论文。至齐梁之世，这种用法就更加普遍了。《诗品》上评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文心雕龙·风骨》：“若丰藻克瞻，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自刘勰以降，“风骨”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使用频率大增，其地位也日益显著了。

两个或多个作家并称，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而其滥觞则始于汉末政治斗争中志同道合者的相互标榜和月旦人物时的简称。后汉之世，即有所谓“三君”、“八俊”(《世说新语·品藻》“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条)之目。正始时代，又有人以五荀比五陈(《世说新语·品藻》“正始中人士比论”条)。“裴、王二族盛于魏晋之世”，因而有“八裴”“八王”之称(《晋书·裴秀传》)。东晋之世，时人又将张玄、谢玄二人并称“南北二玄”(《世说新语·言语》“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条刘注引《续晋阳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早期的并称，包括竹林七友、贾谧二十四友之类在内，其意义主要是政治层面上的。而随后出现的一些并称，其意义就渐渐地指向了文学层面。例如，钟嵘《诗品序》中提到的“三张、二陆、两潘”之类，就是着眼于文学的并称。以并称来概括某些作家群体，越到后来使用越广，用法也越灵活，既可以指称同一时代的作家，如潘陆、颜谢，也可以指称不同时代的作家，如三谢。有时候，它是某一时期文坛横断面的扫描;有时候，它是某种风格集中的呈现;有时候，它是某种文学流派的表现形态。总之，这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方式，它是从世族人物品藻中流转而来的。

汉魏以来的人物品藻还经常使用形象化、拟人化的评价。在文学批评中，也有所谓意象批评的方法，钟嵘《诗品》在这一方面的特色尤为显著^①。从这一角度来说，文学批评受到人物品藻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世说新语·赏誉》记有秀才目“张威伯(畅)岁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陆士衡(机)、士龙(云)鸿鹄之裴回，悬鼓之待槌。”而在文学评论中，同样可以用松树、飞鸟之类的喻象来形容描述。《颜氏家训·文章》云：

齐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逖云：“君辈辞藻，譬若朝菌须臾之玩，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席笑曰：“可哉。”……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

《诗品》上评谢灵运，也有“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评文的思路与目人是一致的。

在批评方法上，钟嵘《诗品》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摘句批评^①。摘句一词，似始见于《世说新语·言语》“孝武将讲《孝经》”条刘注引《续晋阳秋》：“宁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吏部尚书陆纳兼侍中卞耽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袁宏兼执经，中书郎车胤、丹阳尹王混摘句。”从渊源上看，摘句本来是世族的一种读书方法，而后来，随着魏晋以来作家对“佳句”、“秀句”、“警句”的日益重视，而引入文学批评领域，到齐梁之世，已比较普遍了。《南齐书·丘灵鞠传》记载：“宋孝武殷贵妃亡，灵鞠献挽歌三首，云：‘云横广阶闇，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赏。”《南齐书·文学传论》也提到“张眎摘句褒贬”，也说明摘句已经成为一种批评方法。作家每有得意之作，也往往摘引其中秀句，自我欣赏，或者以此示人，引为骄矜的资本。沈约写成《郊居赋》之后，最得意的是其中“雌霓连蜷”等数句(《梁书·王筠传》)。柳恽写成《捣衣诗》后，王融最为嗟赏其中两句：“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特意摘抄出来挂在家里墙上，朝夕相对，日日吟赏 (《梁书·柳恽传》)。

在文学评论中，将不同的作家放在一起进行较量其优劣高下，也是很常见的方法。钟嵘在《诗品》中大量使用这一方法，并且用得很成功。其中如上品王粲：“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上品左思：“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中品郭泰机等：“观此五子，文虽不多，气调警拔，吾许其进，则鲍照、江淹，未足逮止。越居中品，佥曰宜哉。”中品范云、丘迟：“故当浅于江淹，而秀于任昉。”中品沈约：“故当词密于范，意浅于江矣。”这些句式语调乃至用词，都使人联想到当时流行的人物赏誉与品藻：

简文云：“谢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学义不及孔岩，居然自胜。”

——《世说新语·品藻》

孙承公云：“谢公清于无奕，润于林道。”

——《世说新语·品藻》

济有人伦鉴识，其雅俗是非，少有优润。见湛，叹服其德宇。时人谓湛“上方山涛不足，下比魏舒有馀。”湛闻之曰：“欲以我处季孟之间乎? ”

——《世说新语·赏誉》注引《晋阳秋》

《晋阳秋》这一段人物品藻不仅与《诗品》王粲条有相似的词句，而且与《诗品》张华条不约而同：“今置之中品，疑弱，处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间耳。”两段评论，一则目人，一则评诗，不但形似，而且神似，其间的承传关系是不言自明的。两相对照，不难看出《诗品》所受世族人物品藻的影响。

《诗品》下吴迈远条：“汤休谓远云：‘我诗可为汝诗父。’以访谢光禄，云：‘不然尔，汤可为庶兄。’”以父子、兄弟关系，比拟二人诗品的高下，乍一看似乎是很有独创性的批评语汇，追考其来源，则是汉末魏晋以来的世族间流行的人物品藻：

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与季方子孝先，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

——《世说新语·德行》

(衡)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融亦深爱其才。

——《后汉书·祢衡传》

可见，人物品藻不仅开启了文学批评的新的方法角度，而且丰富了文学批评的语汇。术语的借用与方法的移植、概念的渗透，只是世族人物品藻影响文学批评的几点最显著的表现。从论人到论文，通过概念术语的移植，通过不同学科门类之间的语言术语的借用化用、交叉杂交，使文学批评的面貌焕然一新。这应该说是六朝文学批评取得重大进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世族文人在其间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则是不可忽视的。

六朝世族凭借其经济、政治方面的垄断地位，冠盖绵延，历数百祀而不坠。而为了扩展社会声誉，巩固个人与家族地位，普遍致力于文化是六朝世族的一大特色。文学之作为世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备受重视。钟嵘《诗品序》：“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者，莫尚于诗矣。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世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致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虽言语中不乏批评之意，但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的心理，着力于文学的努力可见一斑。可以说，拥有较高文化水准的世族对文学的热情，直接促成了六朝文学的繁荣。而在文学已具独立意义的六朝，这种繁荣无疑有着特殊的价值。爱尚文义的六朝世族，将其群体趣味与个体性情表露于文学活动和诗文创作中，从创作实践、理论批评、审美趣味等多个方面推进了六朝文学的发展。文学体裁的扩展，文学理论的奠基，诗歌风格的缤纷异彩，“永明体”对诗律的铺垫，山水审美的开端，都发生在这个时代，舍此，难以想象隋唐文学之煌煌盛况立足何地。而谈论六朝文学，舍弃世族与文学之关系显然也是极不全面的。上文所述不过撮举其要点而已。

注释

① 《世说新语·文学》:“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可见其一时流传之广。② 裴启的叙事是否绝对出于杜撰,或者说,谢安的这一批评是否绝对公平客观,千载以下,难有定论。但至少我们还没有发现谢安有什么另外的理由而要故意贬抑裴氏及其著作。至于谢安对王珣《经酒垆下赋》的评价,按照《晋阳秋》的说法,则很可能掺杂了个人的恩怨。《晋书》卷六五王导传附《王珣传》载:“珣兄弟皆谢氏婿,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与珣决婚,又离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衅。”①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第57页已指出:“以亮字犯庾名,故改之也。”① 参见《文选》卷四二曹植《与杨德祖书》。② 参见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民国丛书》第三编1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据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影印。① 参见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第五章《批评方法——〈诗品〉剖析之三》之四《博喻意象》,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① 参见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第五章《批评方法——〈诗品〉剖析之三》之六《寻章摘句》,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