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文学与科举制度·寻求时文与文章的内在沟通

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文学与科举制度·寻求时文与文章的内在沟通

既然科举是出仕的必由之路，既然时文写作是无法回避的，无论是自我解嘲或自大其体，甚至真诚地将它视为一种文学资源来汲取——既然已付出那么多的精力，何必白白浪费呢——人们都需要为八股文寻找一点理由，使它看上去不是那么彻底的无价值，以便使自己为它耗费的精力不至于显得太无聊和可笑。

八股文被称为时文，表明它是相对于传统文体——古文而存在的，正像时尚作为流行趣味相对于传统趣味成立一样。正统古文作家出于维护文体纯洁性的动机，往往在与时文的区别中界定古文。如魏禧答人问古文，曰：“欲知君子，远于小人而已;欲知古文，远于时文而已矣。”^①或像焦循那样，从文体特征入手，说明“古文以意，时文以形”的异趣^②。但为八股文辩护的人，则认为两者之间其实并无不可逾越的藩篱。如潘耒《吴楞香制义序》云：

国家设科取士，急欲得宏通英伟之材，以为当世用。然帖括绳尺之文，每不足以罗天下士;而士之才高意广者，或俯视制举业为不足为，于是有白首而不遇者。天下浅识谀闻之士，遂谓古学之与时趋判然若冰炭之不相入，以通经学古为戒，以速化捷得为贤，则亦过矣。夫世未有不通乎古而能通乎今者，亦未有高材闳览之士能为彼不能为此者。^①

更值得注意的是焦袁熹的观点，他认为文学成就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不取决于学习经历，也不取决于科举是否顺利。“王元美最为早达，吾观其乡试王会图一表，笔力直类唐人，为三百年四六文字之冠，后乃转更不通耳。然则科举一事了之，亦无以为也。归熙甫潦倒公车，晚得一第，其集中文多是举人时作。举人之去秀才几何?然则科举之不了，亦未大害也”。关键还是在于人的才能有偏至：“有才识数十字，胸中无一寸书，而独能为墨卷之文者;又有檀左屈宋呼集腕底，韩柳欧苏奔凑毫端，而独不能为墨卷之文，强为之去之弥远者。”^②这代表了思考科举与文学之关系的另一种思路。

不管这种思路是否有道理，当人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八股文和文学的关系时，马上就发现两者在某些层次上是可以沟通的。有人甚至倡为“时艺古文不二”之说^③，这当然是很耸人听闻的，没有严密的论证恐怕很难说服人。明代袁宏道 《与友人论时文书》写道：“当代以文取士，谓之举业。士虽借以取世资，弗贵也，厌其时也。走独谬谓不然，夫以后视今，今犹古也;以文取士，文犹诗也。后千百年安知不瞿唐而卢骆之，顾奚必古文辞而后不朽哉?”他是从“真”的角度来立论的。在他看来，所谓古文至今已敝极，“愈古愈近，愈似愈赝”，只有出主入奴的模仿，既无真气也无创造性。相比之下，倒是八股文还有些可取之处：“其体无沿袭，其词必极才之所至，其调年变而月不同，手眼各出，机轴亦异。一百年来，上之所以取士，与士之伸其独往者，仅有此文。”为此他批评那些厚古薄今之士：“彼不知有时也，安知有文!”^①中郎对八股文艺术性的推崇，能否得人首肯很难说，但这至少表明，只要换个角度看，时文也有与一般文章相通的特性。所以到清代，站在时文立场的人敢于声称：“到得八股之法讲说既熟，则一切诗古文辞皆可自寻入路。故时文不通，不可以学古。”^②而站在古文立场的人，也承认八股文的训练是有助于诗古文写作思理清晰的。王渔洋《池北偶谈·谈艺三》载：

予尝见一布衣有诗名者，其诗多有格格不达。以问汪钝翁编修，云：“此君坐未尝解为时文故耳。时文虽无与诗古文，然不解八股，即理路终不分明。”近见王恽《玉堂嘉话》一条，鹿庵先生曰：“作文字当从科举中来。不然，而汗漫披猖，是出入不由户也。”亦与此意同。^③

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二引此文，以为“此论实确不可易。今之作八韵试律者，必以八股之法行之;且今之工于作奏疏及长于作官牍文书者，亦未有不从八股格法来，而能文从字顺，各识职者也”^④。无独有偶，袁枚《随园诗话》也记载了一段对话：

时文之学，有害于诗，而暗中消息，又有一贯之理。余案头有某公诗一册，其人负重名。郭运青侍讲适来，读之，引手横截于五七字之间，曰：“诗虽工，气脉不贯。其人殆不能时文者耶?”余曰：“是也。”郭甚喜，自夸眼力之高。后与程鱼门论及之，程亦韪其言。余曰：“古韩柳欧苏，俱非为时文者，何以诗皆流贯?”程曰：“韩柳欧苏所为策论应试之文，皆今之时文也。不曾从事于此，则心不细而脉不清。”^①

这并不是八股时代的神话，因为评论家们的确在时文和诗古文辞间看到某些一致性。比如黄生指出：“律诗之体，兼古文、时文而有之。盖五言八句，犹之乎四股八比也。今秀才家为诗，易有时文气，而反不知学时文之起承转合，可发一笑。至其拘于声律，不得不生倒叙、省文、缩脉、映带诸法，并与古文同一关捩。是故不知时文者，不可与言诗;不知古文者，犹不可与言诗。”^②他们指出诗歌结构、技法与古文、时文的一致，应该说是有眼光的，当代学者也曾引申焦循《时文说》、江国霖《制义丛话序》的说法，承认八股文体确实融入了诗赋的文体特征和技艺^③。但他们讥笑别人做律诗、古文不用时文技法，进而断言不知时文、古文者不可与言诗，就值得斟酌了。

正如钱仲联先生所指出的，古文和时文交相影响，主要在于古文影响时文的一面，“古文影响时文，所以提高时文的水准;而时文影响古文，则是降低古文的品格”^④。钱先生未申说其中的道理，实际上这个问题涉及到不同文体在体制、风格互涉时遵循的基本原则。在中国古代的艺术观念中，不同文体间体制、风格的互涉是有方向性的，基本原则是以古入近、以高行卑，即较古的体制、风格要素可行于后出文体，反之则不可。沈德潜说“乐府中不宜杂古诗体，恐散朴也;作古诗正须得乐府意。古诗中不宜杂律诗体，恐凝滞也;作律诗正须得古风格。与写篆八分不得入楷法，写楷书宜入篆八分法同意”^⑤，阐发的就是这个道理。依据这种互涉原则，古文笔意可入时文，时文笔意却不可入古文。正如徐时夏所论：“古文与时文原迥然不同。今之举入、进士侥幸厕名花榜，便自以昌黎、柳州，辄纵笔为人作序作传作碑铭，而人亦以其举人、进士也，重而求之。殊不知以古文之笔为时文，便妙不可言;以时文之笔为古文，便成笑谱。”^①职是之故，在古文和时文之间，就出现两种截然对立的文体策略：古文为保持文体纯洁性，极力排斥时文及其他文体因素;而时文为充实其内涵，却积极引入古文因素。前者如古文家方苞《与熊艺成书》《与章泰占书》劝对方力戒时文;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也说：“古文之体忌小说，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②后者则如郑苏年说：“八股与古文虽判为两途，然不能古文者，其八股必凡近纤靡，不足以自立。”^③事实上，明代唐顺之、茅坤、归有光、黄淳耀、艾南英等时文秀出一时，也都与援古文之笔入时文有关^④。而清代康熙十二年状元韩菼则是这方面最成功的作家，“其举子业以古文为时文，大则鲸鱼碧海，细亦翡翠兰苕，辁才小生，率瞠目不解为何语。及掇取大魁以去，文名震一时，于是一哄之市、三尺之童，无不知有慕庐先生也者。残膏剩馥，沾丐后人;起衰之功，直比昌黎、斗山矣”^⑤。此后还有“北随园”边连宝“以古文为时文”^⑥，海陵沈龙祥“执以古文为时文之说”^⑦，形成清代时文中一股独特的潮流。

这种文体学上的价值取向，实际是作者立足于古文立场的反映，表明了作者最终是以古文为价值归宿的。我们从惠周惕《列科文录序》对自己学习和写作经历的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余始入家塾，先君子授余先辈小题文一编，是时年幼，未能读也。及稍长，通五经章句，间取一读之，辨其对偶，别其体裁，以为时文之法度如是而止矣。是时心壮气盛，将有志于古文，斥之为不足学。每读史汉唐宋之文，爱其文笔驰骋，锐意欲效之。及为制义，辄仿佛其气象，摹拟其字句，自以为古文矣。或出以示人，或持以应试，亦无不以古文许之也。”中年见识既广，阅历亦富，始疑向之自以为古文者非也。于是退而读书，上自六经，下及唐宋元明诸家，乃恍然有悟。更读先辈制义，则“向之所谓平淡者，今之所谓隽永矣;向之所谓径省者，今之所谓骏快矣;向之所谓反复易厌者，今之所谓曲折萦洄矣;向之所谓议论不足者，今之所谓气象沉郁矣;向之所谓绳检自困者，今之所谓首尾完密矣。盖其开合起伏顿挫擒纵之法一本于古文，特其辞少异耳”^①。作者初以古文、时文为两途，弃时文不读;既而以古文为目标，求其气象、字句之形似;最终理解时文结构、笔法皆本于古文，得二者相通之理。整个学习过程完全是以古文为准则为归宿的，体现了清代士人寻求时文与古文之内在沟通的一般路径。

考察这股援古入时之风在清代的流行，不能忽视桐城派所起的作用，这在当代学者的研究中已有论述^②。早期桐城派作家戴名世即曾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的主张，桐城派宗师方苞虽严戒时文入古文，但却主张将古文义法用于制举之文。这就是《古文约选序例》所说的“学者能切究于此，而以求《左》《史》之义法，则能触类而通，为制举之文，敷陈策论，俾有余裕矣”。而在实际写作中，他的古文其实并没有杜绝时文习气的沾染，以致被目为“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①，又被朱仕琇目为时文变调^②。乾隆初年，他还曾为朝廷编纂《钦定四书文》，显出他在时文方面的造诣。影响所及，桐城作家对时文与古文都不持截然对立的看法。刘大櫆论时文，主张“取左、马、韩、欧的神气、音节，曲折与题相赴，乃为其至者”^③，姚鼐《惜抱轩稿序》则说，读嘉靖、正德间人时文后，“乃见初立经义本体与荆川、震川所以为文章之旨，恍然曰：是亦古文耳，岂二道哉”。《阳山四书义序》又说：“使为经义者能如唐应德、归熙甫之才，则其文即古文也。”这不过是在时文中看出古文的理数，后来方濬颐则更进一步主张，不工时文，古文也不能工。他在《答于汉卿书》中指出：“文无今古，惟其是而已矣。帖括文字与碑版议论之作，体格不同而义理则一，未有不工于时文而能为古文者，未有工于古文而不能为时文者。”《复吴拙庵书》又说：“世动曰能时文者不能为古文。夫制艺代圣贤立言，其精思伟论皆从经史中出，时文之善学古文者，方足为大家。虽有排偶单行之分，然气足理足辞足，固无施不可。时文古文，二而一者也，未有不工于时文而独能长于古文者也。”^④这种见解与前期桐城派作家比，与声称若不能时文，古文将更进一格的方苞比，已有了很大的不同。时文由难以躲避的压迫转化为一种积极的资源，甚至古文都必须靠它的滋养才能茂盛。这虽是一种提升时文价值和地位的努力，但同时也意味着古文的文体资源已开采告罄，文体变革的步履正殷殷临近。

透过以上征引的文献分析，笼罩在举业阴影中的明清文学生态已约略呈现在我们面前。生活在明清时代的作者，只有赢得科举的成功或彻底放弃科举，才能走出举业的阴影，步入自由写作的阳光地带，才有酣畅发挥性灵和天才的文学创造。而这往往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只有极少数人能较快走出阴影，他们背后往往有着家族或地域文化背景的支持。沿这一思路推进，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就出现在我们面前： 文学最繁荣的江浙一带也正是科举最成功的地方。清代二百六十多年间112科进士，竟有25个状元出于苏州府，常州府、太仓州、江宁府、镇江府还有21人，再加浙江19人，清代一半以上的状元出自江南一带。由此推导出的结论，似乎正与“公车之业损则风雅之事进”相对立，乃是“科第盛则文学亦盛”。但这两个命题并不矛盾，因为着眼点各不相同：前者着眼于人们从事写作的专心程度，后者则着眼于文学人才的解放。它们都可以作为带有规律性的假说，引导我们进行明清文学的整体思考，并在更深入的历史研究中重新描写明清两代的文学史。

注释

① 魏禧《日录》卷二,道光二十五年谢若庭绂园书塾重刊宁都三魏文集本。② 焦循《雕菰楼集》卷一○《时文说二》,道光四年刊本。① 潘耒《遂初堂集》卷八,康熙刊本。② 焦袁熹《此木轩文集》卷一《答曹谔廷书》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稿本。③ 汤来贺《内省斋文集》卷二○《许师六文集序》,康熙五十五年刊本。① 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二一,日本元禄九年京都刊本。② 申颋《耐俗轩课儿文训》,清刊本。③ 王士禛《池北偶谈》下册第301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④ 梁章钜《制义丛话》第3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① 袁枚《随园诗话》卷六第14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② 黄生《诗麈》卷二第87页,黄山书社1995年版。③ 参见顾歆艺《论科举、四书、八股文的相互制动作用》,载《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三辑第160—16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④ 钱仲联《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的关系问题》,载《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第78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⑤ 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清诗话》下册第55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① 徐时夏《与张山来》,张潮辑《友声新集》卷一,康熙刊本。② 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卷一,道光刊本。③ 梁章钜《退庵随笔》引,《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9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④ 有关唐顺之、茅坤、归有光及唐宋派以古文为时文的研究,可参见邝健行《明代唐宋派古文四大家“以古文为时文”说》,收入《香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选粹》(小说戏曲散文赋卷),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⑤ 郑方坤《本朝名家诗钞小传》卷二,龙威秘书本。⑥ 戈涛《随园征士生传》,《坳堂文集》抄本,转引自韩胜《南北随园诗论对比研究》,2002年河北大学硕士论文。⑦ 沈龙祥《依归草序》,《海陵文征》卷一九,道光二十三年刊本。① 惠周惕《砚溪先生遗稿》卷下,庚辰丛编本。② 参见钱仲联《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的关系问题》;陈平原《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①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三《与友人书》引王若霖语,嘉庆十一年刊本。② 方东树《书林扬觯》卷下,庚辰丛编本。③ 刘大櫆《时文论》,载《刘大櫆集》第6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④ 方濬颐《方忍斋所著书·二知轩文存》,联经事业有限公司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