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先秦历史散文·《国语》和《战国策》

先秦两汉文学的内容·先秦历史散文·《国语》和《战国策》

《国语》是西周初至春秋末各国文献汇编。又名《春秋外传》，其实与《春秋》没有关系。作者旧题左丘明，历代大有怀疑。今人认为，《左传》和《国语》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始作者可能是不同时期的各国史官，编辑成书也许略早于《左传》，但后来又有所补充。

从体例看，《国语》不是编年体，而是分国体，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所记言行都是片断的，独立的，之间无连贯。今本《国语》21卷，分记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君臣言行。最早的事发生在周穆王二年(前990)，最晚的事发生在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其中《周语》历时最长，记事跳跃性很大，记言多长篇大论。《鲁语》为一事一议的小片断。《齐语》仅记齐桓公与管仲几次谈话。《郑语》仅记史伯论天下兴亡一番言论。《晋语》最长，共9卷，起武公，迄智伯之亡，叙事的成分较多。《楚语》仅记灵王、昭王。《吴语》仅记夫差。《越语》仅记勾践。各国文风颇不一致。《国语》与《左传》记事有不少重复，稍加比较，不难看出《左传》在《国语》基础上提炼加工的痕迹^①。有些事件大致相同，人物、地点、时间互有差异。

从思想看，《国语》虽有不少篇章符合儒家观念，但同时采纳其他各家思想。如管仲教齐桓公求霸近乎法家;范蠡说勾践，讲阴阳刚柔，持盈定倾，近黄老道家;公子絷教秦穆公用权谋诈术近纵横家，这种兼容并包现象与《左传》处处依照孔子思想及礼义观念来评价历史人物，显然有别。

《国语》的文学地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第一，关于记人，已有将某个人物言行相对集中编辑，为人物小传提供素材的意图。如《鲁语》下1-7章皆叔孙穆子言行，《晋语》三共8章专记惠公活动，《晋语》 四共24章专记文公，《晋语》七共9章专记悼公，《晋语》九第5至第11章皆与赵简子有关。显然编者有意安排。这些片断，自成起讫，没有融化成有机整体。所以能算一组，不能算一篇。在编者心目中，记言仍是重点，因事见人只是不自觉的尝试而已。

《国语》已能在矛盾中揭示人物心态及其发展，并运用对比来体现作者的爱憎。如晋文公重耳与惠公夷吾，骊姬与太子申生，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等。作者学习《春秋》笔法，很少直接褒贬，从其客观叙述或转引第三者评论中，可以看出是非观和倾向性。全书多以国君为主角，同时写一些臣僚为陪衬。如晋文公有足智多谋的舅犯，惠公有娴于辞令的吕甥，齐桓公有宰辅管仲，吴王夫差有诤臣子胥，越王勾践有谋士范蠡，他们对重要人物起烘托补充作用。还有一些片断记公卿大夫的嘉言善政、远见卓识、奇行异举，虽然只鳞片爪，也可以看出某些性格特征，与《左传》之闪现型人物不相上下。不过《国语》眼光限于上层，不注意下层的人物。

第二，《国语》记事，已能运用想象、夸张、讽刺、幽默等手法。如麑刺赵盾，感其忠而自愧，触槐于庭，死前有段自言自语;骊姬半夜在枕边向晋献公诬告太子申生，且泣且诉。均无人闻见，显系想象之辞，钱锺书称之为代言法^①。此二则又见于《左传》，显然是利用《国语》的资料。夸张场面如吴军破晋军的阵势，场面之广阔，声势之浩大，为《左传》所无，只有在后世小说中才可以看到。

《国语》有一些风趣幽默的文章，如《晋语》四记：重耳安于齐，妻姜氏与子犯定计，“醉而载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无所济，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餍乎? ’舅犯走且对曰：‘若无所济，余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亦无晋之柔嘉，是以甘食，偃(子犯名狐偃)之肉腥臊，将焉用之? ’”情节滑稽，对话风趣。子犯貌似戏谑，实际上是对他们这个政治流亡集团两种命运最形象的预测。重耳很受刺激，终于成行。《左传》仅记“以戈逐子犯”而已。

第三，《国语》记言，臣下诤谏和行人辞令之外，还有了一些朋友劝勉之言。有的角度新颖，立论精警，说理细密，分析透辟，章法严谨，为古文家所称道。如《晋语八》记，韩宣子忧贫，叔向反而祝贺，他列举晋国近期栾郤两大家族的兴衰，说明富而骄者必然败家灭宗;俭恭有德者可以消灾免祸，荫庇子孙。正反对比，利害得失，分毫不爽。后来柳宗元《贺王进士失火书》即仿其意而用之。又如《楚语》下记王孙圉论楚宝，认为唯贤能之人有利于国家者才是宝，白珩之类玉器不是宝。用两种不同价值观驳斥赵简子的炫耀。《鲁语》下记敬姜论劳逸，认为劳则思善，逸则思恶，并援引古制加以考察，步步说来，最后落脚到敬德修业。《楚语》记伍举论美，整齐排偶，讲究修辞，富于气势，文风接近《战国策》。

第四，《国语》的语言特点是通俗化，口语化。据《楚语》记载，当时教诲太子的教材有“语”一类，属于口头传说资料，有别于史官的正式记录。《国语》中的大部分即属于“语”的一类。其中大量使用语气词、助词、连词(《尚书》则很少使用虚词);多数名词、动词、形容词明白流畅，句子通达。像“居!吾语汝”是长者对晚辈的口气。“我王者也乎哉” 这是反问句。“今是何神也”、“美矣夫”、“乐乎哉”这种口吻毕肖的通俗语句，俯拾即是，风格与《论语》接近。

总的看来，《国语》在叙事方面不及《左传》，但也有不可忽视的成就。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是记言文和它开创的分国体。《战国策》之分12国策，即效法《国语》。20世纪70年代长沙汉墓出土的帛书《春秋事语》16篇，分记齐、晋、鲁、卫、宋、燕、吴等国史料，故事简短。一事一议，语言质朴，风格接近《国语》，从内容看，成书当在其后。后世，东晋有孔衍《春秋后语》，北魏崔鸿有《十六国春秋》，北宋路振有《九国志》，皆分国编辑，仿效《国语》。不过他们都以记事为主，性质属于史学著作，文学史上影响很小。

《战国策》是记录战国纵横家活动的史料集。单篇的作者可能是各国策士及其门徒，也有各国史官及民间史家。早期以单篇流行，后来汇集成书，分别名为《国策》《国事》《事语》《长语》《修书》《短长》。西汉后期，刘向将上述各书综合编辑，去其重复，依事件发生的地域，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12策，并定名为《战国策》。刘向只是整理者，至于其作者及成书时代，历来有各种猜测。1973年发现汉代帛书《战国纵横家书》，问题便迎刃而解。该帛书内容属于战国时期纵横家的言论，共27章。一万七千余字，有11章与今本《战国策》相同，另16章不见今传古籍。其中一部分可能是久已失传的《苏子》的一部分，有助于认识苏秦这个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同时证明今本《战国策》无疑是战国时人所作，成书不可能迟至汉初。

《战国策》的思想倾向大致属于纵横家，道德观和哲学观吸收道家，社会政治观接近法家，与儒家相悖者多，甚至有公开批评仁义无用的话，所以为后世儒者所诟病。今天看来，该书主流还是积极健康的。如反对依仗武力发动兼并战争，批评苟且偷安、割地媚敌的投降派，尤其重视平民知识分子，有强烈的“贵士”倾向等等。也有些消极因素，如鼓吹权谋诈术，不讲信义，宣扬行贿受赂有功，突出利己主义意识等等。

《战国策》史料往往不可靠，其史学价值不如《国语》《左传》，但写作艺术却高于二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说理进言方法更灵活机智。

由于社会风气的变化，春秋时期从容辞令的行人，演化为剧谈雄辩的说客。他们以出谋划策为主要职业，善于分析时势、权衡利弊，根据所游说对象的不同地位、不同处境，揣摹其不同心理，适应其不同嗜好，从而提出不同建议和采取不同进言方式。或因其所好，避其所恶，或因小见大，由近及远，曲折而有效地说明问题。如《赵策》一，触龙说赵太后令其爱子出质以解赵国之危。全文自始至终，以情动人。处处为太后着想，由近及远，步步深入，从而自然结穴，水到渠成。《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从自己家庭琐事发端，现身说法，由小见大，说明近臣媚君、蒙蔽真情之可怕，虚心纳谏广开言路之必要。此文先叙事，后记言，命意警策，设喻新颖，摹写入微，文字活泼，所以千古传诵。

《战国策》的游说之辞与《左传》风格各异，有的学者指出：在陈说方式上，《左》以理服人;《战》以声势夺人。在内容上，《左》持之有故，信而可征;《战》杜撰虚言间杂俚语。在态度上，《左》言辞恳切，彬彬有礼;《战》有时强词夺理，巧言令色。在大量辞令上，《左》平实稳重，委婉;《战》铺张扬厉，好夸饰^①。这都是时代不同所造成的。

第二，修辞手段更丰富多彩。

《战国策》很讲究修辞，最突出的是铺陈和夸饰的熟练运用。苏秦、张仪等人游说诸侯，陈述地理，则东南西北，山河湖海;追溯历史，总是三王五霸，从古至今;谈政治，则君臣内外，法术权势;论军事，则攻守进退，固险扼塞。其间每每结合一连串夸张形容，把各种情势强调到极致。如《齐策》一，苏秦说齐宣王：

齐南有太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军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

文章力陈齐国之强盛，赅备而不显得罗列，气势充沛，辞藻绚丽，琳琅满目。有些话显然出于夸饰，但并不让人感到虚张声势。这种风格，直接影响汉初政论文。

大量使用排比句，《左传》《国语》已有之，但不如《战国策》之普遍，而且句型更为多样，不只是四言句而已。如《秦策》一有：

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

今欲并天下，凌万乘，绌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惛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沉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故不能行也。

前面一连四个十余字的长句，有波涛滚滚之势。后面一连10个三字短句，短促有力，如鼓声点点，更显示感情之激昂。类似的句子在其他先秦古籍中并不多见。

第三，娴熟而自觉地运用寓言。

寓言多见于晚周诸子，《左》《国》罕见。《战国策》受时代风气刺激，为便于有效地打动对方，说理时大量运用寓言故事。题材大致可分为三类。

(1)动物寓言。作者通过拟人化方法，把动物的兽性与某些人的社会意识有机结合，含蓄地体现某种政见和哲理。如《燕策》二之“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比喻当事双方各不相让，结果两败俱伤，使第三者获益。《楚策》一“狐假虎威”，后世概括为成语，讽刺豪奴悍婢依仗主人势力欺压平民百姓。

(2)社会寓言。主角无姓名，仅称“某人”、“有人”，“宋人”、“楚人”。其故事未必实有，但生活中确实常见类似现象，多为愚蠢可笑或异乎寻常的举动，作者用漫画化手法，加以夸张，导向荒谬，从而寄寓深意。当时可能针对某个具体问题而言，后世又赋予更多的哲理含义。如《魏策》四“南辕北辙”，本意是劝魏王勿恃武力征服天下。后世则指，行动要有正确方向，否则主观努力愈大，距离所定目标愈远。《齐策》二“画蛇添足”，原意是劝楚将昭阳，位高爵重，应该知足，若再追求不世之功，会有爵夺人亡的危险。后来借以讽刺那些不顾客观实际，超越事物的规定性，从而做出多余举动的人。

(3)历史寓言。指利用历史人物的名字，附以虚构的情节，使得作者所要表明的道理更有说服力，其作用不在寻找论点的历史根据，而是充当说理的形象比喻。并且很可能是作者编造的。因此它们不属于历史故事，而属于历史寓言。如《秦策》二“曾参杀人”，作者并非为孝子曾参辩诬，而是要证明，流言可畏，众口烁金，谣言重复三遍，连最了解儿子的母亲也会动摇，提醒人们不可轻信传闻。《楚策》四“惊弓之鸟”，不是赞扬射手更嬴的神技，而是以负了重伤的鸟不能再受惊吓，比喻心有余悸的失败者不能委以重任，或不堪一击。

《战国策》的寓言大多是作者编造，少数可能是民间传说，它们情节完整，首尾清楚，具有相对独立性，已经不是仅起比喻作用的修辞手段。所以后世往往成为单独流传的小品。

第四，更有意追求形象性和传奇性。

《战国策》叙事记人之文，它们在书中不占主要篇幅，但比较其记言文更富于文学性和艺术感染力。如著名的“荆轲刺秦王”(《燕策》三)，是《国策》中最长的故事，整个故事很像后世的武侠小说，而且似乎是由长篇浓缩为短篇。人物个性之奇特出人意外，情节之复杂多变，场面之夸张渲染等，都大大超过《左传》所记之政变故事。

《齐策》“冯谖客孟尝君”，已经有意识地塑造人物形象，已能多角度多层次展现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从三次弹铗而歌，继而写市义、使梁、庙薛三事，三窟成而英雄出，冯谖的形象一步步走向高大完美，该文可以说是“士”的颂歌。

《战国策》写人时已能熟练地使用旁白和代言法来刻画人物内心活动。如苏秦说秦王不成而归，半夜读书，引锥刺股，自言自语：“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这种潜意识的隐秘，显系作者推想之辞。邹忌见徐公之后，“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睡梦中的思考和推理，他人焉知?无疑是作者的揣摩。这些都是成功的小说笔法。

注释

① 参见王靖宇《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第1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① 参见钱锺书《管锥编》第1册第165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① 参见蒋寅《〈左传〉与〈战国策〉中说辞的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