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诗经》·个性情感和艺术精神

先秦两汉文学的内容·《诗经》·个性情感和艺术精神

《诗经》中绝大部分作品为周王朝建立之后创作的。这些作品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人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内心世界：他们的个性与思想感情，他们的欢乐与苦恼，他们与外在环境的矛盾与冲突，他们对人生、生活的理想追求;体现了当时人们的艺术理想和较高的艺术修养。这些作品在表现周人感情的丰富性方面，在展现周人个性的历史性内涵方面，在表现当时人们对生活、对人生的审美感受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取得了极其可贵的成就。

周代等级关系是通过封邦建国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天子封诸侯，诸侯封大夫。通过这样的“封”与“建”，诸侯、大夫拥有了不同数量的土地、臣民。周代人的等级名分是通过土地分封而形成的。他们的财产和政治地位的最初获得，都来源于上一级君主的恩赐。这种关系最终决定了他们在君主面前不能不居于从属的地位。经济上，要献纳贡赋;政治上“出纳王命”，充当“王之喉舌”(《烝民》)。他们只有效忠于君主的义务，而没有分庭抗礼的资格和权力; 他们只能在君主的意志和利益中体现个人的人生意义和利益，而不能也不允许拥有独立的个人的意志和利益。于是，他们一方面要治理好自己的臣民，另一方面，他们要感戴、依赖上级领主。这构成了当时最基本的社会关系。

与这种关系相适应的是，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于是，代表周代主流文化的礼乐文明确立并发展起来。这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定型时期，也是中国文学传统形成的时期。当时诗人不论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无不直接、间接地受到这一主流文化的制约与影响。

周代的礼，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它是由人们的物质关系中产生出来的精神文化的总和，是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意识形态。同时，它又反作用于物质关系。周代的社会关系以人身的依附关系与严格的等级关系为基本特征。它的核心是上级领主同下级领主、领主同农奴间的等级差别。礼的作用就是维护现存的人身依附关系与等级关系，突出表现在它要求把社会生活中的尊卑差别显现出来，使人们的认识更加鲜明。因此，礼强调“章疑别微”^①。章，明也，显也。“章疑”，就是使纷繁疑似的事物之间呈现出清晰可辨的等差;别，分也。“别微”，就是使隐约微末的关系剖分离析，显出尊卑。“章疑别微”就是使现实的等级关系在人们的认识中得到强化，从而强调差别，使人们认识并牢记自己的和他人的等级名分。这样就会使卑者、贱者老老实实地侍奉尊者、贵者，而不至于非礼僭越，更不会犯上作乱。礼的本质就在于此。

礼对周代贵族性格的制约作用，最主要的基点是从礼的“尊尊”本质中引出的。礼要把“尊尊”的宗旨变成人们日常的行为规范乃至心理积淀。于是，在文学艺术中这样复杂的文化现象及其同人们心灵的关系，也为诗歌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有关恋爱、婚姻的诗篇在《诗》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在《国风》中尤其如此。它们是诗人情感活动最具生命力、最为强烈的旋律，是诗人心灵剧烈跳动的艺术结晶。这些诗篇以其永恒的艺术魅力感染、激动了几千年来的无数欣赏者。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周人歌唱爱情、婚姻的时代，礼乐文明是人们生活空间中最为广泛，也最具制约作用的精神力量。礼的思想、原则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它紧紧地、绵密地环绕着人们，规定、熔铸人们的性格、心灵乃至感情活动。礼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爱情的合理性。“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①。这是礼对情的有限度承认的经典性表述。然而，周代礼的思想在本质上却是限制情感、否定情感的。《左传》昭公十年引逸书云：“欲败度，从(纵)败礼。”(《春秋左传正义》卷四五)在这种思想看来，欲望的发展就会败坏礼之“度”，对情的放纵，就要损害礼，从而将情、欲同礼的思想、原则对立起来，维护礼，限制甚至反对情。《国语·楚语上》云：“私欲弘侈，则德义鲜少。”^②在这样的思想中，私欲同德义已经被置于截然对立的态势中，此消彼长，彼消此长。将二者对立起来的认识在《礼记·乐记》中表述得最为充分。其文云：“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智)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而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③在礼的思想看来，二者的对立如不加以限制，一旦发展到这一地步，便彻底破坏了礼的思想、原则乃至社会的尊卑等级，就要天下大乱。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以的。因此，礼将人们的基本欲望视为恶劣的情欲，加以限制、排斥。《左传》隐公六年引周大夫周任的话说：“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对情欲要坚决地予以扼杀。为了更有利于礼的秩序的稳定，周代的统治思想则从各个方面对情和欲进行诱导、制约、改造。《礼记·礼运》云：“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①通过这样反复地耕种、修整、限制、熔铸，使人们的感情成为圣人的特殊的田地，这里面只生长合于礼的思想、原则的情和欲，那种对人生的本能的需求再也看不到了。这样就会做到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在这样的礼乐文化居于统治地位之时，人们对男女之情的追求，被视为有损于礼的思想、原则的行为。礼的思想要求人们极大地限制自己的情欲，甚至要毫无痛惜地将其扼杀，而使自己的情合于礼的规定。在当时的礼的思想原则看来，个人的感情是无足轻重的，重要的是礼的尊卑之稳定与不可动摇的秩序。为了这一宗旨，就要否定人们情感的合理性，藐视甚至扼杀人们的情感。

随着周人统治的巩固与发展，礼的思想、原则的制约作用也被不断地强化。但是另一方面，各地的文化渊源不同，王朝对各地统治的程度不同，礼的思想原则实现的程度也是有所区别的。上述礼的思想、原则对人们的感情和心灵的制约更多地表现在周人长期统治的区域，如王朝所在的丰、镐等。在《诗经》中，礼的思想原则当以《大雅》《小雅》和《周颂》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国风》中，也有一些诗篇采自周人礼乐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如《周南》《召南》《豳风》《王风》等诗篇就出自这样的环境中。因而，连同其中的有关婚姻、恋爱诗在内，都不能不同其他地域的文学形成显著的差异。例如《关雎》表达了一个贵族青年对一位少女的爱慕与追求，青年男子在水边见到一位形貌姣好的少女，遂生爱慕之情，将她视为最适合于自己的女性。他思念着，想象着，为激情所困扰，所震撼，“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他是个重情感，重想象的人。他的爱情是如何变为现实的，诗中略而不谈。诗人要向世人陈述的是使他辗转不眠的心灵震撼，是他与爱人结成连理之后的和谐，是他以自己所拥有的琴瑟、钟鼓等优越的条件，取悦自己的爱人，也要以此使她幸福。他的感情是强烈的，也是深沉的。但是不论他们的感情如何强烈，见诸行动或情感活动时，都会显示出他们心灵中的礼的深刻印痕。礼的教化使得这些诗篇的情感表现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从而成为那个时代抒情诗的典范。

但是，礼乐文明的扩张，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各诸侯国的地域不同，部族的构成不同，其原有的文化传统也不同。虽然周代礼的思想借助于政权的力量得以推广，但是，其与各地原有文化的冲突仍是不可避免的。如前文所论及的周以外的各个地域、部族，周王朝往往要因地制宜，进行文化扩张与新的建设。从文学艺术来看，这些地域的作品中所涌动着的感情，所体现出的审美情趣，则表现出同主流文化的礼既有联系，又表现出带有其他特色的文化传统对人们心灵的作用。

在这方面，卫诗最具代表性。卫地人们的精神面貌、文化状况同周王朝统治严密的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别。周王朝既要他们接受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又不想借助于政权的力量强制地扩张礼乐文化，而是要在文化交融中巩固其统治。在《诗经》文本中，划分为《邶风》《鄘风》《卫风》三部分的卫诗，不仅数量多，而且具有独特的文化基因与艺术风貌。人们从中可看出其与周人礼乐文化融合的痕迹，也可看出二者的矛盾与排拒，较为突出的当属《鄘·柏舟》和《氓》。

《鄘·柏舟》的作者是一位敢爱敢恨的少女。她热恋着一个青年，认定他是自己最好的人生伴侣。可是，外界环境却不承认她的选择，给她以极大的压力。她痛苦地执著地呼喊道：“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在自己的幸福受到严重威胁之时，在这样的抗争中，周人的礼的思想、规范都无法顾及了。“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齐·南山》)。这些清规戒律与她的人生选择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她要摆脱这一切束缚，坚定地维护自己的情感。这在那个时代是很少能听到的声音。

在《氓》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复杂的心理变化与不同的文化系统的交叉。这是一首典型的弃妇诗。抒情的女主人公与“氓”从小生活在淇水两岸，他们少年时代就在一起嬉戏，“总角之宴，言笑晏晏”，到了青年时代，他们相恋相爱，还“信誓旦旦”地表明心迹，深深地陷入情网之中。他们之间的恋爱经历，在周人的礼的思想、原则看来，已属越轨的行为。他们由恋爱而结婚之后，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女主人公无辜被遣，使她的人生一落千丈。她恨对方，也恨自己。在痛切的表白中，她要让天下的少女都知道自己的不幸，也要让她们知道自己何以不幸。在她看来，自己不幸的关键在于爱得太深，不能自拔，因而对“氓”寄望过高。她希望所有的女子都不要像自己那样“与士耽”，而要等待父母，等待媒人，将自己的幸福交给执行礼的程序的人，听凭外界的安排。在这样的陈述中，可以看出她因为所托非人而产生悔恨，并由此产生对自己青年时代的恋爱生活的否定。从中可以看出，她以往的恋爱带有对礼的束缚的抗争、反叛倾向，而在痛悔之时，又表现出对礼的复归。

郑也是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的诸侯国。《将仲子》对郑国青年男女心灵、情感中的郑文化因素，对礼乐文化同郑人心灵的关系，都表现得较为充分。

在社会生活中，即使处于成康盛世，处于礼乐文明昌隆之际，人们对礼的信仰，人们以礼自饬的自觉性也是有限度。到了厉王、幽王时代，或春秋时期，礼的原则受到相当多的人的抵制，即所谓礼崩乐坏，社会矛盾加剧。一部分有能力、有智慧的士人心灵中礼的修养比较高，而贵族中掌握着物质财富和各级政治权力的人，往往依靠其高贵的血统而不是依靠自身才能和礼的修养，进入权力结构的中心。这两部分人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冲突。占据着物质财富、手中有权的一些人往往因其地位、条件，并因其心灵中礼的修养较低，而追逐物质利益和世俗享乐，违背礼的规定。人们的不满，人们对社会、对统治集团的批评越来越多。

于是，在文学创作中涌现出大量承载着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的讽刺诗。这些作品以鲜明的爱憎、泼辣的语言、尖锐的指向，创作了独具风神的佳作，也为后人留下了可贵的艺术精神和文学传统。例如《鄘·相鼠》是一篇著名的、感情激切的讽刺诗，诗中批评了某些人在礼仪和行止方面的不和谐表现。在周代文化看来，人们的礼仪、行止都注入了礼的定性。人的一举一动必须遵从礼的规范，做得好的，就会受到称赞。人们从是否自觉地按着礼的规范去做，来考察一个人的礼的修养，甚至通过这方面的表现，看其是否能够为人们所赞同、所拥戴，预见其本人乃至家族的盛衰。不增进礼的修养，不遵循礼的原则，社会就会大乱，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也就寸步难行。于是，当诗人看到这个无礼、无仪、行止不良的人时，便鄙夷地唱起了讽刺的歌，将这个人视为连有皮、有齿的老鼠都不如的丑类。

表现出上述感情特征的作品在《大雅》《小雅》中更多，所展示的内心世界也更深刻，更生动。如《大雅·桑柔》一诗中，作者通过对自己感情和信念的坦诚自述，塑造出一个同违礼行逆的执政者坚决斗争的抒情主体形象。他批评那执政者背离大法而放纵自恣。诗人警告他，长此以往，必将像飞虫一样被捕获、诛戮(“如彼飞虫，时亦弋获”)。作者以礼诱导他、荫庇他，反而遭到申斥(“既之阴女，反予来赫”)。诗人好言进谏也被斥而不用，甚至还陷人被孤立、受排挤的境地 (“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可是，诗人不肯罢休。他在诗中批评统治者的违礼之举，抒发自己满腔愤懑不平，同时，也表现出自己为维护礼的信念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大雅·抑》《大雅·板》《小雅·正月》《小雅·十月之交》《小雅·雨无正》等诗的作者，在反复铺陈抒怀之时，使人们充分感受到他们心灵的跳动，感受到他们忠君事上和对社会、民生负责的精神。他们即使遭受挫折，进谏碰壁，甚至挨骂，却依然不改其匡正辅弼之志。这就是一些抒情诗的主人公内心世界最为突出之处^①。

注释

① 《礼记·坊记》云:“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① 《礼记注疏》卷二二,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本。② 《国语》卷一七第5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③ 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三七第982-984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① 孔希旦《礼记集解》二二第618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① 详见许志刚《诗经论略》,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