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与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文学与文学传统·文体发展的不平衡性——散文及小说、词与文学传统

隋唐五代文学与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文学与文学传统·文体发展的不平衡性——散文及小说、词与文学传统

隋唐五代时期的文学大宗毫无疑问是诗歌。以言志抒情写意见长的诗歌充分享受着豪气干云、自信浪漫的时代精神之丰厚滋养，全面继承、接受了先唐文学传统和文学经验，将“诗言志”、“诗缘情”的文学思想以及与此相应的诗美形态全面落实在“盛唐气象”之中。中唐时期，诗歌发展进程发生了重大逆转。“以文为诗”，开创了“学者之诗”，从而规定了此后诗歌之基本形态。同样，在中唐时期，散文以及小说、曲子词等也开始出现重要变化，不过，与诗歌不同的是，散文更多的是企图自觉地摆脱六朝传统之影响，而小说、词更多的是在现实基础上的创造。散文和小说、词在此时期的历史性转折或发展，亦奠定后来其发展的基本形态。

“散文”作为文学概念，其内涵与外延也是不断变化的。所谓散文，是相对于讲究格律的诗歌而言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学之日渐独立和审美价值的强调，文章辨体日益深化：从大的分类看，同样作为书写之文，逐渐认识到经、子、史与单篇文章互有参差，并不相同;一般单篇文章还存在着“文”、“笔”之分野，即表现为形式的差异，如“有韵”、“无韵”之别。刘勰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总术》)关于其功能也产生了新的认识，萧绎云：“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金楼子·立言》)一般认为，六朝后期的认识接近今日纯文学的概念。当时，追求审美的思潮声势如此强大，作为纯文学的诗歌越来越讲究抒情和形式美，而非纯文学性的应用文章“笔”，如书信等，也同样极力追求形式美，散文创作则呈现出严重的骈化倾向。骈文讲究对偶、声律、用典和辞采，这些技法先秦即已有之，如行人辞令、纵横策士之慷慨陈词等都广泛使用这些语言技巧，两汉辞赋更自觉地使用之。但广泛、集中地采用这些技巧，无疑出现于魏晋，而大盛甚至风靡于六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文学审美价值的认可，对艺术形式美的追求，显然是脱离儒家重集体、轻个人的价值观念和重视政教的文艺观念之结果。然而，过犹不及。这些技巧之滥用，严重妨碍内容之表达。因此，从六朝后期开始直至隋、初唐，在对于六朝历史文化进行清算的总体背景之下，借助儒家文学观念，对这种审美倾向和形式主义创作倾向的检讨、清算也相应进行。不过，早在北魏文帝宇文泰以及苏绰发起的复古运动之中，对于“文”的革新之重视，超过了对于诗歌革新的重视。这种状况在隋代亦复如是，如李谔《上隋文帝革文华书》。到了唐代，情况出现了变化，诗歌与散文这两个领域的文学革新与发展历程不再同步。初唐，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关注的主要是诗歌，而散文或文章革新问题并非其关注之重点。在后人看来，诗歌革新至盛唐已经全面完成。李阳冰《草堂集序》称：“卢黄门(按，指卢藏用)云：‘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盛唐诗歌展示了开元盛世的繁荣强盛及其理想主义精神，形成了盛唐气象，实际上扬弃了六朝后期“艳诗”的色情倾向，而基本吸收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独立以来的基本成果。而散文革新相对滞后，初唐时期骈文仍很流行。真正的革新在盛唐后期方才起步^①，至中唐方趋于高潮。这场文学革新，实际上展示了唐王朝经历安史之乱、盛极而衰之后力图中兴的奋力挣扎和回光返照。中唐著名文章改革家独孤及之弟子梁肃回溯初唐以来文章革新历史云：“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公张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以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补阙李君前集序》)盛唐开元后期便孕育着巨大的社会矛盾与危机，最终演变成安史之乱这场空前的社会浩劫。当时一些先知先觉者为了诊治社会弊病，将根源归因于魏晋以来儒学衰颓、形式主义文学的流行，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人心不古。于是，为了重振大唐声威，消除各种社会矛盾，势必要复古兴儒。但是，由于他们所理解、弘扬的儒学及其文学观念还停留在以歌功颂德为特点的雅颂观念，而且，重道轻文，存在着轻视文学的片面性，其改革的理论缺少实践性^①。到了贞元时期，与朝廷重振中央权威措施的不断实施表里呼应，文学领域的复古革新也渐成气候，酝酿出韩愈、柳宗元古文革新的巨大声势与影响。虽然韩、柳沿袭了前此文章改革家提出的某些命题，如弘扬风雅精神、“宗经”轻文、“文本于道”(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但是，他们具有强烈的现实精神，引入现实观念与新的文学思想而对于儒“道”及其文学观念进行革新^②，通过“道济天下之溺”，最终取得了散文革新的胜利，实现了“文起八代之衰”(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的历史转折。实际上，与复古者以及古文家自觉地反对骈文之同时，初盛唐以来在散文创作、特别是应用文写作领域，因为实用的需要，不少作家已经抛弃了一味求骈、有碍内容表达的创作倾向而逐渐走上了骈、散结合的道路。虽然思想动机并不相同，前者出于复古，后者则出于现实实用之需要，但理论和创作的发展是不谋而合的。中唐时期，散文终于取代骈文，成为散文创作的主要体式。与唐代整体的文学思潮演进脉动相呼应，晚唐时期，骈文虽大有复兴之势，著名作家如李商隐、杜牧等人全力创作“四六”骈文，不过，并没有撼动散文的主流地位。

由于先秦儒家文学观念本来就有轻视形式美的潜在因素，而且由于其时语言文字之美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其思想之表达采用文字形式也极为朴拙，因此，中唐的古文运动提出了“文以明道”(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的主张，以复古为革新，反对六朝“骈”文为旗帜，直接继承和恢复了先秦两汉之“散”文传统，建立了骈、散结合的“古文”这一体式^①。韩愈明确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词后》)从隋唐散文发展可见，其发展始终处在两大传统或创作惯例，即先秦两汉“古文”与魏晋以来之骈文两大势力争夺之中。隋唐五代散文革新运动是以复古为旗号而展开、运行的，这充分显示了儒家思想及其文学观念作为传统的巨大力量。尽管“文以明道”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历史落后性，但是，在当时确实对于革新六朝后期出现的一味追求形式美以至于影响内容之表达的倾向，发挥了批判性即建设性的作用。就实际创作而言，唐代散文也不是单纯的复古，在文章形式技巧方面吸收了骈文的某些成就，而且在文学内容上也吸收了六朝以来之思想解放成果，将讽世刺时、言志抒怀的感激怨怼之内容纳入散文表达的范围，将古雅与清新流丽有机结合，从而实现了以复古为革新，这是古文革新在盛唐虽大张声势却未能成功，而直至韩、柳才取得了成功的根本原因。随着中唐散文革新的成功，从此“古文”成为新的传统：由于儒家思想之影响，唐宋古文发展成为宋、元、明、清时期之散文正宗，影响至于上世纪初。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散文是文学正宗，而小说正处于发育、成长过程之中，曲子词还没有出现，它们都还不是广泛性的文体形式，有的还潜存于民间，没有引起文人的充分注意。到了隋唐时期、特别是中唐开始，随着社会生活之日益丰富，社会结构的调整，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乃至中、西文化交流的扩展，佛教思想的广泛传播，这种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变：小说、词快速成长。传统诗歌创作，作家主体是士大夫文人，其目的是言志抒怀，而与此迥异的是以娱乐为主要诉求的叙事文学和各种表演、说唱艺术日渐兴起。作为全新的文学体式，它们的出现、发展，与城市的繁荣、市民的兴起有关。它们没有受到正统文人的注意，恰恰减少了儒家及其文学思想传统之负面影响，形成了以娱乐为主要功能之文化特征。与诗、文相比，它们对于文学传统的继承、发展与革新，都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进行的，更能显示隋唐五代人的创新精神。

隋唐五代小说从文体渊源看亦并非一无依傍，其继承了六朝时期“志人”、“志怪”小说的基本范式，同时吸收了其他文体之经验。“传奇”“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唐人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具体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看：第一，从观念看，其“作意好奇”(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六)，就是如鲁迅先生所说之“有意为小说”^①。第二，从题材看，由“怪力乱神”转向人间的现实社会生活，大大开拓了小说的发展空间。第三，从艺术技巧层面看，出现了自觉的艺术构思，形成了完整生动的情节结构和个性比较鲜明的人物形象。中唐时期“传奇”大量涌现并开始在社会各阶层中风行，标志着文言小说乃至小说文体脱离了依附于史的初创阶段而步入独立发展道路，走向成熟。

曲子词的出现，直接得力于南北朝后期的多民族文化以及中原与西域、西亚之交流，燕乐入主中原并逐渐取代清商旧乐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中唐时期，这种源自民间的曲子词开始得到文人的垂青，因曲制词渐成风气;在晚唐重视娱乐之社会与文学思潮之下得到迅速发展，“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旧唐书·温庭筠传》)，风格近于梁陈“宫体”(欧阳炯《花间集序》);到了五代西蜀、南唐，终于发展成为又一种文人文学体式。故王国维云：“词至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虽然就文体本身看，曲子词确实前无师承，不过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接受了文学传统之改造与修正，摆脱了佐欢侑酒、“娱宾而遣兴”(陈世修《阳春集序》)、“谑浪游戏”(胡寅《酒边集后序》)之世俗品位、庸俗格调，逐渐净化为一种雅文学形式，上升为一种与既有诗歌体裁并列的更讲究音乐美、尤擅长抒情的诗歌样式，奠定了此后词文学之基本态势。可见，推陈出新仍然适合隋唐五代时期词文学样式的发展状况。

总之，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阶段，酝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辉煌并促成了中国文学发展的重大转型。隋唐五代时期的诗歌在特定时代社会生活与文化的背景下，吸收了前此丰富之文学经验，接受文学传统之积极影响，秉承大唐时代特有的开放与创新之时代精神，推陈出新，将古典诗歌抒情言志之特点挥洒至于登峰造极，并进而发生了重大转折。中唐诗歌风貌及其文化精神开创了宋诗，而诗与乐的重新结合，孕育了曲子词及其繁荣。不仅诗、文本身出现转型，建立了后来发展的基本体式，更重要的是新的文体或成熟或产生： 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与各种表演、说唱艺术也在此时期孕育成型，奠定了诸种文学的基本样式，为此后之发展确立了崭新的格局和传统，如小说已正式登上文坛，它们将在此后逐渐发展成为文学大宗。陈伯海曾形象地说，唐诗“它一手伸向过去，一手又指向未来。或者另打个比方说，它是站在整个山群的制高点上，背后的千岩万壑向它攒集，而眼前的众支各派又由它分出。唐诗不仅是唐人一代的诗，它是我们民族诗歌的一个缩影，于此可以窥见民族文学传统之一斑”^①。这段话准确而生动地揭示了唐诗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及其传统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之地位。其实，放大来看，散文以及作为叙事文学、表演艺术的新文体如小说、戏剧等莫不如此。

注释

① 郭绍虞说:从唐代开始,“诗和文,诗论和文论就成为经常分途的现象了。”《试论“古文运动”》,载《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第1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初盛唐诗文革新”是后代学者惯用的提法,认为诗歌革新至盛唐已经完成,其实中唐人并不如此认为,从而才出现了由韩愈、柳宗元等发动的“古文”运动和由元稹、白居易发动的“新乐府”运动。其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原因虽然很复杂,不过归根结底可以在二者发生的社会时代背景中寻找,这本身也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比较、研究的问题。① 参见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第231—2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② 参见葛晓音《论唐代的古文革新与儒道演变的关系》,载《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① 唐人习用的是“文章”,一改六朝以来“文笔之辨”、追求文学独立性的趋势,关于其影响参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369—370页论述,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载《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① 陈伯海《唐诗学引论》第37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