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与宗教、哲学·辽金文学与宗教、哲学·金代哲学、宗教与文学

辽金元文学与宗教、哲学·辽金文学与宗教、哲学·金代哲学、宗教与文学

金代文化远非辽代所可比。《金史·文艺传序》云：“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在金统治北方的一百多年中，文学、史学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哲学虽不及文、史发达，但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佛教继续在北方盛行，全真道教形成并逐渐发展。北方儒学是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吸收佛、老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宋代理学而形成的杂糅体。在如此背景下，文学的发展，自然呈现出与南宋文学鲜明的差异。

自宋靖康南渡，道统随之南迁。元人虞集《庐陵刘桂隐存稿序》云：“中州隔绝，困于戎马，风声习气，多有得于苏氏之遗，其为文亦曼衍而浩博矣。”清代翁方纲进一步概括为“有宋南渡以后，程学行于南，苏学行于北”(《石洲诗话》卷五)。这些论述指出了当时南北学术之不同，是有意义的，但其对北方学术的概括，并不准确。金代学术可以说是在传统儒学与佛学与理学的矛盾中发展的，这可以作如此简单概括：一是儒释异同之争，二是对理学的排拒与吸纳。我们不妨以金代三大学者赵秉文、李纯甫、王若虚为代表来分析这两对矛盾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三人同为金代大儒，而融合佛老，李纯甫为甚，其次是赵秉文;而对于宋代理学，赵秉文吸纳最多，李纯甫排拒最力。由此形成他们三人各不相同的文学主张和诗文风格。

首先看儒释异同之争。赵秉文是兼容儒释、主盟儒道的。秉文大定进士，有才学，工书翰。历官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翰林直学士，翰林侍讲学士，转侍读，知集贤院，后为礼部尚书。在金后期主盟文坛近四十年。元好问《闲闲公墓志铭》评其为学“不溺于时俗，不汨于利禄，慨然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沉潜乎六经，从容乎百家，幼而壮，壮而老，怡然涣然，之死而后已”。又云：

公究心佛老之说而极其指归，尝著论，以为害于世者，其教也。又其徒乐从公游，公亦尝为之作文章，若碑志诗颂甚多。晚年录生平诗文，凡涉于二家者，不在也。

——《元遗山集》卷一七

影响于文学，则“公之文出于义理之学，故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元遗山集》卷一七)。

与赵秉文兼容儒释、主盟儒道不同，李纯甫则援儒入释，推释附儒。纯甫在金地位不及赵秉文，也曾两入翰林，连知贡举。据《金史·文艺下》，“纯甫幼颖悟异常，初业词赋，及读《左氏春秋》，大爱之，遂更为经义学。擢承安二年经义进士”。他的喜佛，也可能与其经历及个性有关。《金史·文艺下》云：

纯甫为人聪敏，少自负其材，谓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赋》，以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由小官上万言书，援宋为证，甚切。当路者以迂阔见抑。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纵酒自放，无仕进意。得官未成考，旋即归隐。日与禅僧士子游，以文酒为事，啸歌袒裼出礼法外，或饮数月不醒。人有酒见招，不择贵贱必往，往辄醉，虽沉醉亦未尝废著书。然晚年喜佛，力探其奥义。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对比是，赵秉文晚年自编文集，“凡主张佛老二家者皆削去，号《滏水集》，首以中和诚诸说冠之”。“然其为二家所作文，并其葛藤诗句另作以编，号《闲闲外集》，以书与少林寺长老英粹中，使刊之”(刘祁《归潜志》卷九。)。而李纯甫晚年“自类其文，凡论性理及关佛老二家者号‘内藁’，其余应物文字为‘外藁’”(《金史·文艺下》)。

刘祁《归潜志》卷九载，金宣宗兴定间，李纯甫再入翰林，时赵秉文为翰长，与朝中一班文人“每相见，辄谈儒佛异同，相与折难”。刘祁在这里特地将赵、李二人做了比较：

李屏山平日喜佛学，尝曰：“中国之书不及也。”又曰：“西方之书。”又曰：“学至于佛则无所学。”《释迦赞》云：“窃吾糟粕，贷吾秕糠;粉泽丘轲，刻画老庄。”尝论以为宋伊川诸儒，虽号深明性理，发扬六经、圣人心学，然皆窃吾佛书者也。因此，大为诸儒所攻……

赵闲闲本喜佛，然方之屏山，颇畏士论，又欲得扶教传道之名……余尝从王从之言：“公既欲为纯儒，又不舍二教，使后人何以处之? ”王丈曰：“此老所谓藏头露尾耳。”

此所谓从之、王丈均指王若虚。

由儒释异同论之差别，带来了赵、李二人文学思想上的很大分歧。首先是师经明道与叛道师心的对立。赵秉文强调师古，反对恣肆放纵任一己性情之偏：“岂遽漫汗自师胸臆至不成语然后为快哉!然此诗人造语之工，古人谓之一艺可也。至于诗人之意，当以明王道、辅教化为主。六经吾师也，可以一艺名之哉!”^①李纯甫之论可谓针锋相对，说：“人心不同如面，其心之声发而为言，言中理谓之文，文而有节谓之诗。然则诗者，文之变也，岂有定体哉?故‘三百篇’什无定章，章无定句，句无定字，字无定音，大小长短，险易轻重，惟意所适。虽役夫室妾悲愤感激之语，与圣贤相杂而无愧，亦各言其志也已矣，何后世议论之不公耶! ”^②《中州集》卷四录其《为蝉解嘲》云：“倚杖而吟如惠施，字字皆以心为师。千偈澜翻无了时，关楗不落诗人诗。屏山参透此一机，髯弟皤兄何见疑?”在他的心目中，泯去了圣人与“役夫室妾”的差异，没有神圣，只有自我，只有一己的心灵。他强调“师心”，充分张扬诗人的个性。赵、李文学主张的再一分歧表现在风格的崇尚上。赵秉文要求诗文追求中和之则、闲雅之态，李纯甫为文则追求雄奇简古。赵秉文在《中说》一文中说：“中者天下之正理，夫不偏不倚正理，似涉于喜怒哀乐已发而中节者也。”(《滏水集》卷一)又其《送李按察十首》其四云：“一伪丧百诚，中和为士则。”(《滏水集》卷三)这些都是论为人，同时也是论为文。在《竹溪先生文集引》中，他称赞欧阳修文章的“从容闲雅之态”和党怀英之“文章冲粹”(《滏水集》卷一五)，而李纯甫则“为文法庄周、左氏，故其词雄奇简古”(《归潜志》卷一)。顾易生、蒋凡、刘明今《宋金元文学批评史》对赵、李二人思想与文风追求异同的分析很可借鉴：

李纯甫个性狂傲，少负才，有经世心。长不见用，遂纵酒自放，无意仕进。归隐期间更多与禅僧士子游，唯以文酒为事，啸歌袒裼，出礼法外。又好佛老，“以尧、舜、禹、汤、文、武之后，道术将裂，故奉老聃、孔子、孟子、庄周洎佛如来为五圣人”(《汪尧峰文集抄·鸣道集说序》)……其思想言行在当时可算得上异端之尤，因此其文章诗歌遂多出于恣肆狂怪一途，故赵秉文以“最硬”讥之。相反，赵秉文一生“寿考康宁爵位，士大夫罕及焉。性疏旷，无机凿，治民镇静，不生事，在朝循循无异言，家居未尝有声色之娱”(《归潜志》卷二)。其思想虽亦间涉佛老，但终竟归一于儒。他以中和之说论性，又本性论诗，故论文主张“不可执一体”，广泛师承而又以雅正为归。^①

金代思想界也有一些排佛老之论，自然也反映在文学理论上，但影响不大。

对理学思想的排拒与吸纳，是影响金代文学思想和诗文风格的又一大因素。

《宋元学案》卷一百《屏山鸣道集说略》全祖望案有云：“建炎南渡，学统与之俱迁。”《元史·儒学一·赵复传》言：“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这些说法反映了宋金及元初理学传播的大的趋向，但并不完全符合理学发展的历史实际。宋建炎南渡，理学学统确实南移，但北方理学也一息为断。南宋理学传于北方，则在金章宗时期^①。在此之前，北方儒学则泛取传统儒学及宋代诸儒之说，在与文学有关的方面苏学占据主导地位。理学的北传，当时的北方学者采取的态度是极不相同的。如果以三大学者为代表来说明当时的情景，则赵秉文是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吸纳，李纯甫是大力排拒，王若虚是以苏学为根据选择吸收。赵秉文《滏水集》卷一《性道教说》评理学说：“圣人修道以教天下，使之遏人欲，存天理，此修道之谓教也。孟子之后不得其传，独周程二夫子，绍千古之绝学，发前圣之秘奥，教人于喜怒未发之前求之，以戒慎恐惧于不见不闻为入道之要，此前贤之所未至，其最优乎?其徒遂以韩、欧诸儒为不知道，此好大之言也。”“道学之弊，亦有以中为正位，仁为种性，流为佛老而不自知，其弊又有甚于传注之学，此又不可不知也。”他肯定了宋代理学家在学术上的贡献，又对他们否定汉、唐及宋代其他学派的贡献不满。可见，他的评价，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都是以传统儒学为参照做出的。

李纯甫对理学的态度，可以从理学家对他的攻伐中来认识。南宋时有人选编宋代理学家的著作为一书，名《诸儒鸣道集》。此书流传至北方金统治区，李纯甫读后，著《鸣道集说》一书加以批驳。李纯甫之说在当时及后世都遭到了儒者的攻击。清汪琬《尧峰文抄》卷二五《鸣道集说序》说：“其说根柢性命而加之以变幻诡谲……奉老聃、孔子、孟子、庄周洎佛如来为五圣人，而推老庄浮屠之言以为能合于吾孔孟，又推唐之李习之、宋之王介甫父子、苏子瞻兄弟，以为能阴引老庄浮屠之言以证明吾孔孟诸书，于是发为雄词怪辨，委曲疏通其所见，而极其旨趣，则往往归之于佛。凡宋儒之辟佛者，大肆掊击，自司马文正公而下讫于程、朱，无得免者……盖自唐宋以来士大夫浸淫释氏之学借以附会经传，粉饰儒术者，间亦有之，然未有纵横捭阖敢于偭圣人之规矩如屏山者，一何卫浮屠如是之诚，而翦吾儒之羽翼如是之严且力与! ”清人撰《宋元学案》，特附《屏山鸣道集说略》加以批驳。但事实上，李纯甫并不是全面否定宋代理学，他要攻击的，是理学中辟佛老的部分，其书宗旨，与李纯甫同时的耶律楚材在《屏山居士鸣道集(说)序》(《湛然居士文集》卷一四)已经揭明。李纯甫在《鸣道集说》中也高度肯定了理学诸家的学术贡献，说：“凡《鸣道集》所载及诸君子所著《大易》《书》《诗》《中庸》《大学》《春秋》《语》《孟》《孝经》之说，洗人欲而白天理，刬伯业而扶王道，发心学于言语文字之外，索日用于应对洒扫之中。治性则以诚为地，修身则以敬为门，大道自善而求，圣人自学而至，嗣千古之绝学，立一家之成说，宋之诸儒皆不及也，唐汉诸儒亦不及也，骎骎乎与孟轲氏并驾矣。”(《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他所称赏的所谓心学、敬(静)、诚诸说，实多取于佛老二家，即 “阴引老庄浮屠之言以证明吾孔孟诸书” 的部分。可见他对理学的批驳与肯定，都以佛老之学为根据。

王若虚对理学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他在《道学发源后序》一文中说：“自宋儒发扬秘奥，使千古之绝学一朝复续，开其致知格物之端，而力明乎天理人欲之辨，始于至粗，极于至精，皆前人之所未见，然后天下释然知所适从，如权衡指南之可信，其有功于吾道岂浅浅哉!”(《滹南遗老集》卷四四)此论似乎比赵秉文还要激进，因为赵秉文对宋儒的否定汉唐诸儒深致不满，而王氏此论完全是宋儒“为潜圣续绝学”的论调。但是，王若虚却在理论上对理学有深刻批判，其《论语辨惑序》说：“宋儒之议论不为无功，而亦不能无罪焉。彼其推明心术之微，剖析义理之辨，而斟酌时中之权，委曲疏通，多先儒所未到，斯固有功矣。至于消息过深，揄扬过侈，以为句句必涵气象，而事事皆关造化，将以尊圣人而不免反累，名为排异端而实流于其中，亦岂无罪也哉!”(《滹南遗老集》卷三)

从文学的角度看，赵秉文倡导复古，提倡文学的宗经，说“六经吾师也”，要求诗作的温柔敦厚，都表现了浓重的传统儒学的诗教色彩，而他对“中和”的提倡，对“从容闲雅”的推重，表现了他在传统儒学基础上对理学审美趣尚的接受。李纯甫的诗风文风主张，都是和理学旨趣对立的，他追求的怪奇风格，是宋代理学家所深恶痛绝的，他对与理学精神相一致的纡徐和雅、平波微澜、雍容板正的诗风文风，以及文学思想中的极端社会功利目的则猛烈抨击，此已无须细说。王若虚的文论主张，明显表现出站在苏学立场上对理学文学思想的反动。在《滹南遗老集》卷三八《诗话》上，他批评理学家吕希哲对柳公权“殿阁生微凉”一句诗的解释，进而批评解诗中的社会功利性的附会，显然表现了对理学的不满。他论诗推崇苏轼，宗尚自然，说：“东坡，文中龙也。理妙万物，气吞九州，纵横奔放，若游戏然，莫可测其端倪。”(《滹南遗老集》卷三九《诗话》中)认为“天然好语，不待主张”(同上)，其《戏作四绝》之二云：“信手拈来世已惊，三江衮衮笔头倾。”他提倡诗应 “哀乐之真，发乎情性”(《滹南遗老集》卷三八《诗话》上)，也是与理学性情论矛盾的。他追求诗文的“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当然是和朱熹的 “这文都是从道中流出” 对立的。但是，苏学在王若虚这里，似乎主要是一种精神武器，从文学的视角看，不管是具体的文学主张，还是他的诗文风格，都与苏轼相去甚远。他作品中最为灵动的诗，也不具备苏轼作品中灌注和流动着的精神气韵。如其 《还家》五首其一：

日日他乡恨不归，归来老泪更沾衣。伤心何啻辽东鹤，不但人非物亦非。

——《中州集》卷六

到金元之际的一代文论家，在对待理学的问题上趋于成熟，他们论文主张融会文与理，如王郁“尝欲为文，取韩柳之辞，程张之理，合而一之，方尽天下之妙”(《归潜志》卷三)。在抒情文学中则主张废弃理学的影响，《归潜志》卷一的一段话，表达了刘祁和王郁(字飞伯)两人的观点：

夫诗者，本发其喜怒哀乐之情，如使人读之无所感动，非诗也。予观后世诗人之诗，皆穷极辞藻，牵引学问，诚美矣，然读之不能动人，则亦何贵哉?故尝与亡友王飞伯言：“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也，如所谓《源土令》之类。”……古人歌诗，皆发其心所欲言，使人读之至有泣下者。今人之诗，惟泥题目、事实、句法，将以新巧取声名，虽得人口称，而动人心者绝少，不若俗谣俚曲之见其真情而反能荡人血气也。飞伯以为然。

这种说法，在那个时代，无疑是大胆而有价值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不管哪一派的诗文和文论家，都摈弃了宋代理学的“文章害道”说，这应该是金代文学能够取得辉煌成就的一个哲学的、文化的内因。

道教在金代也相当兴盛。特别是新出现的全真道教，其教徒多为文人士子。他们也从事诗文创作，有些作品也达到了一定水平，如全真教主王喆的《六月闻蝉》：

退下乌躯体更轻，高槐美荫喜长鸣。逍遥枝上亭亭坐，自在风前款款鸣。

宣教而不流于概念化。

注释

① 赵秉文《答李天英书》,《滏水集》卷一九。② 《中州集》卷二《刘汲小传》引。① 第8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① 参考魏崇武《金代理学发展初探》,《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