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两汉魏晋南北朝文人诗
先秦时代的《诗经》基本上是四言诗,到汉代才出现五言体的民歌。五言比四言音节增加,更富表现力和音乐性,一些文人便开始学习民歌作五言诗。最成熟的五言诗是出现在东汉后期的《古诗十九首》。这19首诗,作者已不可考,也不是一人一时之作,都是抒发失意落魄情绪和鼓吹及时行乐的作品。我们看其中第六首: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文人诗作到东汉建安(汉献帝刘协的年号)年间出现了一次高潮,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文人集团,写出一批内容充实的好诗。主要成员有曹操、曹丕、曹植,被称为“三曹”;还有“建安七子”,即: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yu羽]、应玚[chang畅]、刘桢。领袖人物曹操既是著名政治家,又是杰出诗人。他用汉代乐府旧题来作诗,表达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同时也相当程度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他的名诗《蒿里行》写了公元190年关东各郡起兵讨伐董卓的战争。各路兵马到孟津会盟,但“军合力不齐”,都惧怕董卓不敢向前,接着又闹内讧,盟军内部互相打起来,导致大乱。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铠甲生虮[ji几]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历史上的曹操不像舞台上的是个白脸奸贼,而是个很有人情味的政治家,对民间苦难寄予了真切的同情。他的《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诗,悲凉慷慨,气韵沉雄,被历来诗人们所钦佩。其子曹丕文名气也很大,其《燕歌行》是中国最早的一首七言诗。“三曹”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是曹植。我们读他一首《泰山梁甫行》: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
剧哉海边民,寄身于草野。
妻子像禽兽,行止依林阻。
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
“建安七子”中成就最大的是王粲。汉末天下大乱,国都长安被董卓部将搅得混乱不堪,王粲不得不去荆州投靠刘表,途中写了有名的《七哀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三曹”和“建安七子”的诗歌直接继承汉代乐府诗的传统,干预现实,感情炽烈,诗风质朴劲健,被后世称为“建安风骨”,成为后世诗人(特别是唐代诗人)学习的对象。
建安以后,魏晋南北朝时代出现过众多诗人,著名者如曹魏时代的阮籍、嵇康;晋代的左思、陆机、陶潜;刘宋的谢灵运、鲍照;南齐的谢朓、沈约;梁代的吴均、何逊;陈代的徐陵、庾信,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陶潜。
陶潜,又名渊明,字元亮。据说他是东晋大臣陶侃的曾孙,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做过彭泽县令一类小官。因其性情孤傲,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五斗米”是俸禄),辞官归隐于家乡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以隐士终其生。他长期生活在农村,熟悉农民生活,其诗多写田园生活和隐居情趣。《归田园居》诗自述其志向: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嗳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
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已疲,庶无异患干。
陶潜之后影响较大的诗人是刘宋时的谢灵运和鲍照。谢灵运出身官僚世家,一生政治失意,寄情山水,开创了山水诗派。他善于雕琢字句,刻画入微,如“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石门岩上宿》)写秋景,“泽兰渐被径,芙蓉始发池”(《游南亭》)写夏景,都是好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一句更为有名。他有好句,但缺完整的好诗,成就不如鲍照。
鲍照出身寒门,在重视门阀出身的南朝,他仕途很不得意,其诗反映了民间疾苦,对现实进行了抨击。如《拟行路难》中的一首:
对案不能食,
拔剑击柱长叹息。
丈夫生世会几时?
安能蹀躞.[diexie蝶屑]垂羽翼!
弃置罢官去,
还家自休息。
朝出与亲辞,
暮还在亲侧。
弄儿床前戏,
看妇机中织。
自古圣贤尽贫贱,
何况我辈孤且直!
诗中充满抑塞不平之气,表现了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态度。他的诗慷慨奔放,形式富于变化,成就较高。尤其他常写七言诗,为后来七言诗的成长开拓了道路。
南朝的齐、梁时代,产生了音韵学,作诗讲求四声(平、上、去、入)和对偶,形成了格律较严的新体诗。这种诗诞生于南齐武帝永明年间,被称为“永明体”,代表作家为沈约和谢脁。永明体诗为唐代近体诗(律诗和绝句)的形成做了准备。
南朝后期的梁、陈时代,统治者日益奢侈淫靡,诗风也随之衰颓,出现所谓“宫体诗”,专门写帝王贵族的腐朽生活和色情内容,使诗歌趋向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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