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中国古代小说代表作品·明清小说·罗贯中与《三国演义》
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元代以前长篇巨制是很少的,一般都是短小作品,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出现,改变了这个局面。此书是在宋代初具长篇规模的“平话”基础上,经过惨淡经营而创作完成的,把我国历史演义小说推向了最高峰。它的创作面世与广泛流行,在社会上所造成的影响,早已逾越了华夏国界而远播全球各地。
《三国演义》成书历程及其作者
《三国志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后世省称为《三国演义》。其最早的题署是:“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平贯中编次”。
一、作者生平
作者罗贯中的生平资料古籍记载甚少。现在,我们只能根据存世的明人贾仲明《录鬼簿续编》、王圻《稗史汇编》和清代一些著作等零星资料推知其大致状况。以下抄录贾作《录鬼簿续编》(作于永乐二十年)的有关记载——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所终。
从零星资料中可以推知以下几点:
一是,罗贯中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另有三说:一为东原人(今山东东平),一为钱塘人(今浙江杭州),一为庐陵人(今江西所属)。经后人研究认为,东原,系“太原”之误;庐陵,纯为妄拟。唯钱塘,尚有可能,其祖籍太原,后寓居钱塘,当时此类状况不少。
其生卒年分,约知生于元末,死于明初,即元顺帝至明太祖时期(1330?—1400?),享年约七十多岁。
二是,他的行状:当时人认为他是一个不得志的流落江湖的“才人”。其实,他在文学上却有巨大成就。据《西湖游览志余》载,说他编撰小说数十种,曾用毕生心血而为之。存世的除了《三国演义》之外,还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三遂平妖传》等;相传他还写过《十七史演义》的巨著。在戏曲创作上,今知者有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三平章死哭蜚虎子》和《忠义孝子连环谏》等三种,后三种已佚。其他作品,还有“乐府隐语,极为清新”。
三是,关于思想方面,有关资料保留不多,只能从存世作品中获得一些认识。据“忘年交”之友,贾仲明所云,罗贯中“与人寡合”,又“号湖海散人”。而且“遭时多故,天各一方”,是“别后六十余年,竟不知所终”的说法,大致可以约略见到罗贯中的为人,性格和生活时代。他可以跟自己年龄小一二十岁的小伙子“定交”,可知这“与人寡合”,并非性格乖戾,对世事冷漠,而是在元末大动乱的现实中,表现孤高自许,不肯同流合污而已。元末,农民反元大起义,在全国爆发,斗争烽火会激发罗贯中正义豪气,于是,离开寓居地杭州,南北奔走,四处飘游,竟然连“至交”也“不知所终”。根据明人王圻《稗史汇编》“院本”条所载,“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文,皆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疑指朱元璋)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清人徐渭仁还说“罗贯中客伪吴,欲讽士诚”。以贯中入吴张士诚幕府,虽系传闻,但也非不可能。然而,当他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又值“真主”朱元璋推翻元代统治,建立明代新朝,统一了天下,于是,他就果断地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而专注地从事自己一向追求的小说、戏曲等艺术创作。这就所谓的“传神稗史”。
至此,有人会问:罗贯中既是一位历史上伟大的小说艺术家,为什么他的生平与成就史书记载甚少呢?
我想主要原因有三:①首先是当时文坛不重视作为民间文学的小说与戏曲。对于小说,素为封建正统文人所鄙薄,将其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粗俗之物,不入他们视野;②当时统治者们因罗的作品具有进步性,不仅不予重视,而更当作洪水猛兽横加禁绝;③这些小说家、戏曲家,很少出身于名门望族,又无显赫官宦背景,往往被骂为“村学究”而加以歧视,不受社会尊崇。于是,就没有谁肯给他们撰“行状”,写“墓志”,史书当然不会立传。这样,后世认为最伟大的作家、艺术家,而缺乏传记资料,就很自然了。
二、成书历程
《三国演义》虽然正式成书于元末明初,但它的三国故事,却早在民间流传,它的最后写成,也非一人一代之功。我国的历史小说,是由宋代“讲史”演化而来的。唐末,三国历史,已变为通俗的故事流传于社会。到宋代,“说话”盛行,其中“讲史”类中就有“说三分”(即讲三国故事)的科目,而且有著名的“说三分”专业艺人。苏轼的《志材》、张耒《明道杂志》和《宋史·范仲淹传》等作品中,都已有关于三国故事的记载。及至元代,处处搬演的杂剧,三国戏盛行,诸如桃国三结义、过五关斩六将、刘玄德三顾茅庐和赤壁之战,以及白帝城托孤等等,都已搬上舞台。宋元“说三国”的话本一定不少,但宋代的底本,却无一本流传下来。保存至今的只有英宗至治年间,建安虞氏刊刻的半文半图《全相三国志平话》。该书分上、中、下三卷,文笔粗糙,带有深厚民间色彩,但已初具《三国演义》的故事梗概,为罗编奠定了基础。
罗编《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的版本,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是明代号称“弘治甲寅(1494)刊本”(简称“弘治本”),实际上是修改后的嘉靖元年(1522)印行的“嘉靖本”。书前有金华蒋大器(即庸愚子)所作之序。其云——
前代尝以野史作为平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 (184),终于晋太康元年 (280) 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 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
这篇序言虽不长,但将罗贯中改编《三国演义》的心思和成效,都说得明白。说《三国演义》是一种雅俗共赏的读物,既可普及历史知识,又能符合里巷歌谣之义,体现了作者重视小说创作的进步观念和愿为大众写作的立场,是“我国小说界的开路先锋”(刘大杰语)。
罗编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共二十四卷,每卷十节,每节有小目,七言单则,还留有讲史话本的原始痕迹。后来小说分成若干“回”,每回之“目”,由单则变为对偶,且整齐悦目。罗编章回本与平话本,有哪些不同之处?据刘大杰分析,主要有以下三处:
第一,增加篇幅,改正错字。“三顾茅庐”在平话中,只有一小段,文字拙劣,味趣索然。罗本则肆力铺写,长至数倍,状神写貌,个性跃然,文字健劲,生动可喜。
第二,削落无稽之谈。平话中过于荒诞者,一律削去。开卷之因果报应删去,而以史事直起。
第三,增加史料。可用之正史材料,罗氏酌量增入,如何进诛宦官、祢衡骂曹操等。再又加进许多诗词书表,显得历史性更加浓厚。
罗本这一变动,正如序文所说,“文不甚深,言不甚俗”,而成为一部为士大夫及民众雅俗共赏的通俗历史演义。这种新本一面世,平话本即销声匿迹了。到明代末年,罗氏本占据了小说界之天下。于是,新刊本随即纷纷出现,有音释的,有插图的,有加评的,又有文字上增删或回数上增损的,等等,不一而足。不过,这些新刊本对原著内容上改动不大,无伤大雅。待到清康熙年间出了一个毛宗岗,于是,《三国演义》一书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与其父毛伦(纶)对嘉靖本作了较大的修改和加工,主要是辨证史事,增删诗文,更换论赞,改回目为对偶,整饬文辞,而对其内容却无甚改动。这就是现今通行的一百二十回的《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题材与思想内容
一、题材与故事梗概
长达七十余万字的《三国演义》的题材,大部分取自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文所引用的野史杂记,小部分则是作者根据民间传说和自己的生活积累;编写中,也从已有的话本和戏曲中汲取有关三国故事的精华收为己用。其实,它是一部由群众艺术智慧与士人创作能力相结合的产物。在民间长期流行的三国故事,不仅丰富了内容,而且渗透了人民的思想感情与愿望,这样就更有利于作者通过三国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而表达自己的“反分裂,求统一”的主旨思想和政治理念。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起至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止,约一百年的历史事件。其中着重写了魏、蜀、吴三国的兴衰过程,及彼此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再现了当时社会的动荡纷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间的明争暗斗,及其残暴行为,反映了广大民众挣扎于乱离死亡线上的悲剧遭遇;与此同时,也表现了一些体现人民智慧和进步意义的人物和事件。全书故事情节的具体安排是这样的——
第一回至三十三回:东汉末黄巾起义,曹操平定北方;
第三十四回至五十回:轰轰烈烈赤壁之战,战后三分天下;
第五十一回至一百十五回:刘备集团丧主,孔明南征北战;
第一百十六回至一百二十回:三国归于晋,天下大一统。
全部故事的轮廓、基本线索,以及主要人物和重大活动,大体同历史相去不远,但三国历史仅是一副骨架,作为作品血肉部分,则是各代人民群众和民间艺人所创作虚构的更广阔、更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
二、题旨与思想价值
《三国演义》的主旨是清楚的:反分裂,求统一。这个思想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和广大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的。整部著作的思想价值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历史真实披上艺术光辉
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体裁,不论是宋、元平话或明人的拟话本,所取的题材来源的途径是广阔的: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拟的,或者半真半假等,其判断的准绳是,依作品需要而定。这是指一般文学性小说而言。如果是历史小说,则有以下两条务必遵行:一是基本事件、重要情节和主要人物,以及故事大体骨架,不能违离历史真实;二是,人物心理活动、环境叙述、细节描写和一些无关大雅的材料,可以虚构,不避神马行空,天花乱坠。但在自由驰骋中要把握一个度:即不能越出整个故事情节的合理比重。否则,就不是历史小说,只能称为无需历史依据的神话传说了。
以此尺度来审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写作实况及其故事情节全貌,不愧称之为“历史演义小说”,而且还是比较典型的。这是因为:
它首先删除了唐、宋、元前代流传的平话和民间艺人的三国故事中涂抹在事件、人物身上的无稽神异色彩,特别是对那种把故事骨架建在因果报应的迷信说法之上(如平话说,汉之分裂为三国,盖因枉杀了韩信、彭越和英布的报仇和三国复合于晋,是酬司马仲相公允断狱之恩的迷信之说),予以彻底清除。保留一些艺术上需要而当时并不认为“迷信”的一些离奇情节,如呼风唤雨、神鬼显灵之类的东西,以及曹操劝汉献帝让位给其子曹丕、刘备太行山落草等荒诞不经之事,等等。
其次,同时也补进许多历史真实材料,如何进诛宦官、祢衡骂曹操和曹植七步成章等。作者化大力气让故事向历史真实靠近,但又不求完全符合史实。演义的叙述,主要以陈寿《三国志》的记载为基本材料;在增加细节描写时,也尽量地使用裴松之注文的资料,即使是虚构的情节,也不失某些凭依。因此,在“演义”的祖本题署上,则显赫地标明:“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平贯中编次”字样,以示对历史真实的重视与忠诚。
在“靠近历史真实”的同时,也有意识地糅进一些必要的虚拟情节。比如“刘玄德三顾茅庐”,在《三国志》或《平话》中只是一小段文字,了无情趣:徐庶“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欲见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而在罗本中,则大肆铺叙,用三回的篇章,写貌状神,个性跃然,文字也很生动。文中更突出刘备礼贤下士和诸葛亮超拔不群、深谋远虑的谋略家形象。
在利用古本《三国平话》时,也注意保存平话的叙述,但加以润饰,甚至改写,文字内容往往增益数倍,使枯瘠的记载顿成丰赡华腴的描写。
所以,《三国演义》的精彩故事和生龙活虎的人物,常常是多虚少实。清人章学诚评议《三国演义》是“七分实事,三分虚构”(见《丙辰札记》)。民间也有“真三国,假封神”的说法。从全书的史事纲目和人物事迹的总体状况判断,这些评论是大体属实的。旧时的一些史学家往往批评《三国演义》“造成观者混淆历史”。其实,这是由于他们没把文学演义小说同历史教科书区别开来,以致作出不切实际的判断。一般的历史演义作品,常在铺排历史材料之外,插叙一些稗史逸闻。这样做,也可能收到一些情节曲折离奇的效果,但总是缺乏鲜活而有个性的人物。而罗贯中的创作方法,是使现实与理想结合,但以现实主义为主。其具体途径是:以正史记载与民间传说为基础,加以必要的扩展,并考虑人物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能产生的言行与心理活动,作出具体真实又生动活泼的描写。“演义”中的不少人物的品德、性格和才能都不同程度地超越了特定的历史人物。如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三气周瑜、七擒孟获等事件中料事如神的无限智慧;关羽在单刀赴会和温酒斩华雄之中威风凛凛的英雄气概,还有张飞喝退百万曹兵和赵云单骑救主等等情节上,都洋溢着浪漫色彩与艺术光辉。
由上可知,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已经做到了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融合为一体,是一部具有很高的典型性的历史演义小说。所以,著名文学史家郑振铎评价《三国演义》是“改俗为雅,牵野说以就历史”;又说罗贯中是我国历史小说的“第一功臣”(《插图中国文学史(四)》)。
(二)用通俗演绎,使已逝社会再现
陈寿的《三国志》,比较完整地记载了中国历史上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六十年历史。而罗贯中《三国演义》借史演绎了这个时期约一百年的历史事件,记叙的起始,提前到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黄巾起义之时。作者通过“演义”形式,让已逝去了约一千二百余年的三国社会状况生动地再现。
《三国演义》所描写的主要是三国统治集团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复杂而尖锐的斗争。通过这些斗争画面,使人们看到了当时社会盘根错节的阶级矛盾关系;同时,也反映了封建乱世广大人民所受的严重苦难。
当时政治集团之间为着争霸天下而展开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几乎要将这种矛盾斗争,推到了社会诸矛盾的首位。其斗争方式多种多样,有政治的,有军事的,还有外交的;或堂而皇之,明火执仗,或于背地进行隐蔽活动,又或者合法与非法兼用并施,当这些斗争未达到目的之时,即不惜采取极端行动——战争。正如先哲所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斗争。因此,在《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中,战争描写则占了大量篇幅,成为当时各政治集团之间的主要斗争形式。
看来,作者是谙熟战争艺术的,在书中写了各种不同的战争。在许多战役中,他一般都能将战争中的特定环境、具体条件(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力量对比和战略部署与战术运用,以至矛盾转化诸多因素,加以综合考虑,并针对当时的实际需要作出适时适地的描述或交代,让人们从这些生动描述中,看到战争的残酷性与破坏性。作者描述战争,不是如一般小说那样的千篇一律,而是大小战役各具特色,并对战争的成败的决定因素加以揭示,从而使读者从中体悟战争的某些规律的东西。比如,官渡之战与赤壁之战不同,前者波澜壮阔,后者以少胜多;七擒孟获与六出祁山各异,前者摇曳多姿,而后者移步维艰。其中,以赤壁之战最为出采。《三国志》记载此事,甚是简短,首尾只有一百余字,而罗本却用八回篇幅,把故事写得波澜起伏,有声有色,惊心动魄。又如怎样组织孙刘联盟抗魏,又如何从外交上争取与解决主战主和之争,如何识破曹军诈降等等,力争于战争获胜上煞费经营;并用写实与虚拟结合之法,来突出周瑜与曹操斗智,又以全部虚拟法来写周瑜与孔明之矛盾,如此等等,都富有机趣。还有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紧张斗争间隙,竟用抒情笔调,插叙孔明饮酒借箭、曹操横槊赋诗和庞统挑灯夜读等悠闲片断,使故事山外有山,又紧又弛,几方既协调又斗争地引向了高潮。
至于官渡之战,也是一个以少胜多的很典型战例。小说言明,以曹军七万对袁军七十万,有十倍之悬殊。但曹操抓住军粮这个关乎成败的关键问题,大做文章,其结果“战官渡本初(表绍)败绩,劫鸟巢孟德(曹操)烧粮”,曹军终获全胜。
“演义”中所列各次战争,乃我国历史上长期的战争经验在三国战争中的运用,也是作者最精彩的艺术概括,对后世的影响甚大。据说,我国农民起义的一些领袖如张献忠、李自成和洪秀全等人,在攻城略地、或设防伏险中都曾经“皆以《三国演义》中的战案为玉帐唯一之秘本”(黄人《小说小话》)。同时,三国各集团间的争斗,也暴露了他们为夺权争利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脸相,帮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封建统治者的反动本质,提高自己对阴谋诡计的识别能力。
(三)变残酷的政治、军事较量为“斗智”艺术
作者在演绎三国各集团间的矛盾与斗争时,特别重视“智斗”。基于这种指导意识,他常把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双管齐下,相辅相成;在具体斗争方式上,采取了“斗力”与“斗智”结合。因为各方势力的争斗,往往是“力”的比拼,也是“智”的较量;谁掌握了这个取胜的斗争艺术,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如骁将吕布的失败,就在于“有勇无谋”;而张飞略施小计,就取得了瓦口隘的一个意外的胜仗;著名的“七擒孟获”重彩描述了诸葛亮施用惊人计谋,加上恩威并用的政策魔力,于是就取得了摇曳生姿的七纵七擒的大胜。其实,巧妙的策略思想,也是一种“智斗”的方式。于吴、蜀之间的斗争中,令吴主孙权啼笑皆非的“陪了夫人又折兵”的故事,就是孔明运用了大智慧的结果。
在演绎三国人物中,作者为什么特别锺爱诸葛亮呢?为什么在本来就是机智型的诸葛亮身上,又加上许多虚构成分,使之成为智慧化身、在斗智中光芒四射的神奇人物呢?这里有个重要原因,就是让他承担一个历史使命: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策略,人民大众中的无限智慧,集其一身,从而树起一尊聪颖睿智的雕像,任人膜拜,任人取用。同时,也借此寄寓作者本人的某种重要理想:让智慧与勇气比翼双飞。
(四)让古老历史正统观焕发青春
在叙述这个问题之前,似乎应先弄清这样一些问题,即:什么叫“正统观”?正统观的形成与演变;三国的“正统”,应属于谁?等等。以下略述我见——
首先,什么叫“正统观”?
一般都是指封建社会中,某一王朝统一全国后,对其一系相承系统的自称。简言之,乃统一天下一系相承之谓也。另外,也可泛指嫡系或直接继承的意思。宋人欧阳修认为:“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见其《正统论(下)》)。如用通俗的说法,所谓正统者,也即正脉也。将此概念,运用于历史上之称谓,即为“历史正统观”。也可以说,它是我国历代相传朝位之正与闰论定的观点。
至于,这正统观的形成与演变,尚待作深入的研究。一般地说,此论始创于北宋欧阳修的《正统论》。其实,要探源,正统观实始于孔子的《春秋》,然而,以正统观立论为文,却始于欧阳修。继之,有章望之的《明统论》;接下去,又有司马光、苏轼和朱熹等人的论说;到了明清之时,又在周密的《论正闺文》和袁枚《随园随笔》等著作中,论述了这个问题,但迄无定论。至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也曾就此说,在文史界有过较大规模的论争,但仍未有令人满意的论定。
谈到三国的“正统”,应属于谁的问题,古今早有论及,但尊曹或尊刘的歧见,却难以统一。西晋陈寿撰《三国志》时,虽未言明谁为正统,但从思想倾向上看,陈寿与其裴注,都是尊曹的,即以魏为正统。一看《三国志》内容的比重,就可明白。全书共六十五卷,其中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而在东晋习凿齿撰写《汉晋春秋》时,适得其反,改尊曹为抑曹,以蜀汉为其正统。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今之通行本)中采取了“尊刘抑曹”方针,让正统之位归于蜀汉。全书共一百二十个回目,五分之三的回目,是写蜀汉及其人物的。对于三国的正统属于谁的问题,在宋代学者中,已分成了两派。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沿陈寿前例,尊魏为正统,认为“昭烈(刘备)之于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而南宋朱熹作《通鉴纲目》时,又一反司马氏做法,仍尊蜀汉为正统。
看来,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道明白的,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研究。现在,不妨就眼前的问题作些探讨,比如:《三国演义》“尊刘抑曹”思想倾向的由来怎样?作者的真正创作意图是什么?怎样的评价是合宜的等等。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是在前人尊曹与尊刘相持难下的情况下,果断地采取了后者——尊刘,即以蜀汉为正统。这是因为:
第一,不可违逆自己编写《三国演义》的根本宗旨,即:反分裂,求统一。而帮助他实现这个宗旨的人物,就是刘备。刘备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之后裔,是刘汉宗室之遗脉。如打出“匡扶汉室”旗帜,其号召力就大。如果以曹易刘,则无此优势。
第二,作者创作此“演义”的真正意图在于:为人们树立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以体现封建时代广大民众的拥护“明君”,憎恶“暴君”的良好愿望。刘备正是明君的化身,而曹操则是暴君的本相。
第三,再说《三国演义》,是在宋元平话基础上改编的,因而就继承平话“拥刘反曹”的传统,似乎也是自然之事。因此,这部历史小说(不是史书),就置蜀汉于三国诸矛盾的主导方面,把刘、关、张和孔明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予以塑造,让忠奸与正反营垒分明,便于进行戏剧性的演绎。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这样做,应说是顺理成章的。全书一百二十回,其中从桃园结义到诸葛亮死于五丈原这五十一年间的情事,就占去一百零四回,以后四十六年的事,只用了十六回篇幅,就给整个三国故事作了快速收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还有一些人认为,不但罗贯中,还有晋宋人习凿齿、朱熹等人,都主张“尊刘为正统”,这种做法,是为“中原之争正统也”(清人章学诚语)。这可聊备一格。
《三国演义》人物与创作特色
《三国演义》描写的大量的政治事件和军事斗争在艺术上运用了超绝的技巧,特别在人物塑造上,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令后人赞叹不绝,仰慕不已。这里,着重说说以下几点成就——
一、为三国人物编造了一条艺术长廊
这部小说,大规模地描绘了当时社会的各阶层各类型的人物,约计四百余人。许多主要人物形象都各具特色,其中若干是个性鲜明、活龙活现的不朽典型。在群雄首领中,有思想性格各异的曹操、刘备和孙权;在谋士中,有“各显神通”的诸葛亮、鲁肃和荀彧(yù郁);在战将里,又有关羽、张飞、赵云、黄忠和夏侯惇、张辽、司马懿,以及周瑜、陆逊诸人。他们的形貌、秉性和才智均有不同。三国人物、素有“三绝”之称,即:孔明智绝,关羽义绝,曹操奸绝。其实,作者倾全力塑绘的,何止“三绝”! 且看——
诸葛亮——是智慧与才略的化身,也是“贤相”的典范。他具有惊人智慧和绝世才能,在每次事变中,总有惊人的预见性和策划的准确性、周密性,从而确保取胜的把握性;他又是忠于事业,勤于职守的大爱的献身者。
曹操——是奸诈、残忍和权术的代表。他却又是善于应付事变,豪爽多智,具有杰出战略才干的奸雄。
刘备——乃仁慈长厚的“明主”。他以“皇叔”身分倡导“匡扶汉室”,受人崇敬;他又善于知人、关爱百姓,以“亲民”人物出现世人面前,博得大众爱戴。但他也有缺乏果敢、偶露仁懦的一面。
关羽——是忠烈英勇的典范。但此人性格并不单纯,他的“义勇”,带有负面因素。他勇而刚愎自用,导致失荆州,死麦城;讲义气,因人而异,有时不分敌我。
张飞——粗豪善良的骁将。嫉恶如仇,粗豪刚爽,是其主流,而他的“粗豪”,有时变为莽撞而误事,好在改错果断,从善如流。民间“莽张飞”的诨号,并不全面。
孙权——是一位保守遗业的人才。他的性格也有两面:一面是缺乏奋进精神,少雄心与远见,多只图自保;另一面则是沉着、内敛和刚勇。
周瑜——是机智猜疑之徒。他的机智,可成为“赤壁之战”取胜的主帅;也可导致因气盛忌刻而丧生。
鲁肃——外拙内智的谋士典型。他外表一副寒儒之貌,但满腹经纶和聪明才智,不到时机决不外泄。
除上列之外,小说中尚有许多人物不及列出,但他们也给读者留下了印象。
罗贯中塑造人物的手法,也是多种多样的。这里只说最主要的几条:
第一,将人物置于矛盾尖端来锻造。这是时代的需要,因为《三国演义》的人物,正处在汉末乱世和三国风云际会之境,几乎人人都经受过各种艰难风险。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豪杰们也常常在各个政治、军事集团的争斗夹缝中讨生活。三国历史培育出一批一批适应这种社会环境的风云人物。小说中的刘、关、张、或曹操、孔明和周瑜,以及孙策、袁绍等等人物,无不是蹈着矛盾浪尖在世上厮混的。他们就是这个大时代的历史产儿。
第二,抓住人物主要特征,突出一点,加以夸张。上列的诸多人物各具特色,即使在一人身上,也植以多种特性,避免了人物性格的单一化。各人物各具特色,且一人身上又存有非主要方面的一些特征,就是最好的例证,毋须再行赘述。
第三,作者还善于运用对比手法,刻划人物性格。这里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刘备与曹操的对比。他俩性格,几乎是“对着干”,正是两两相照:刘备待人仁慈宽厚,而曹操则残酷欺诈;刘备对人民关心爱护,而曹则压榨虐待;刘备善待属下,知人善任,而曹则心存猜忌,凶蛮狠毒;最后综合形象是:刘备俨然“明主”形象,而曹操则为典型的奸雄本相。
二、《三国演义》的语言,具有特殊风格与特别作用
《三国演义》的语言,是由文言和白话两种成分融合而形成的一种特殊语言风格。这就是常人所说的半文半白的通俗浅显的文言。“演义”之所以采用这种语言,是有其来历的。大家知道《三国演义》由宋元讲史演变而来。讲史常要迁就史实,引用史中文献,不免抄而用之,因此,文言成为它的主要部分。但“演义”不同于“讲史”,而与话本小说有相近之处,语言要求通俗明白。作者(包括毛本作者)在改编润色中已作了很大的改进。因此,现今通行本的语言,可以称为“文言”,是不受古文语法严格约束的浅近文言;它也可称为“白话”,因为它明白流畅,接近口语。于是,这种语言的特点是:行文简洁(不是纯白话那样拖沓),记人叙事传神。
《三国演义》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章回小说,这种半文半白的语言,是有其意义的。它标志着我国小说语言,从文言向白话演变发展,并起着重要桥梁作用,对提高文学语言水平,适应时代要求,是有一定贡献的。若将它同《水浒传》、《红楼梦》的语言比较,虽略逊一筹,但对当今读者来说,却有一个好处,人们不妨借助《三国演义》来提高阅读我国古籍的能力。
三、《三国演义》在体制上的创意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所采取的体制是章回小说体。它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其特征是:分回标目,故事蝉联,段落整齐,篇幅不受限制。它的最后形成,有过较长的历程:宋元时代的讲史话本,已初具规模。因为“讲史”,所说的是历代兴亡和战争的故事,如《全相平话五种》和《宣和遗事》等。讲史,不可能将一段历史有头有尾地一二次讲完,而要作若干次来讲,每讲一次,就等于后来的一回;在每次开讲之前,要向听众提示主要内容,也就成为回目。这就是章回小说这种体制的由来。
经过比较长期的酝酿与催熟,我国首部完整意义的章回小说,于元末明初应运而生。这就是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现今通行本《三国演义》的初始本)。接着,连续出现了《残唐五代史演义传》、《隋唐两朝志传》、《三遂平妖传》和《水浒传》等一批章回小说。这些作品,都是在民间长期流传,经过说话人和戏曲艺人补充内容,增益情节,最后由作家加工而成书的。
章回小说这种体制,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明中叶出现的《西游记》和《金瓶梅》,比《三国演义》初本要成熟许多。而罗本的初版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本身,也在逐步完善。在嘉靖本以后出现的各种版本《三国演义》,都把原来的分卷、分节,直接改成了分回(即由两节併成一回),原来的回目,由单句发展成参差不齐的双句,后来又成为工整的对句,逐渐使我国章回小说的体裁趋向定型化。现今的《三国演义》通行本,就是经过清人毛宗岗修改后的定型本。
附图七十六:
罗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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