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代表作品·明清小说·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中国古代小说·中国古代小说代表作品·明清小说·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我国的短篇文言小说，自从唐传奇盛极一时之后，历经宋、元、明各代，长期处于消歇状态。明代虽有钱塘瞿佑等人的《剪灯新话》、《觅灯因话》等仿传奇之作，但成就不高，影响甚微。直至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这一优秀短篇小说集问世，短篇文言小说的创作，才重放异彩，并达到了高峰。人们常誉法国莫泊桑、俄国契珂夫，是世界上两位“短篇小说之王”。其实，蒲松龄亦堪称“短篇文言小说之王”，当与他俩并驾齐驱。

蒲松龄的生平与作品

蒲松龄，字留仙，又字剑臣，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山东淄博市)人。他生于明代崇祯十三年(1640)，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享有七十六岁的高龄，是清初文坛上著名小说家。

他出身于一个没落地主兼商人家庭，祖先是蒙古人，在祖父蒲生汭时代，就已开始衰微;父亲蒲槃青年时代，就弃文经商，贫困的命运始终缠着蒲家。《聊斋》的作者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他青年时连求婚都遭到外人的非议。成年后，其住处十分简陋，“唯农场住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见《原配刘孺人行实》)只好向堂兄借一块白门板当作隔墙，分成内外。三十一岁以后，经常在外游学，或给人做幕宾，或于“缙绅先生家”当塾师。直到七十岁，才“撤帐归来”(蒲箬《柳泉公行述》)。十九岁就考中了秀才，但在以后四十年中，他边教书，边应考，到老还是一个穷秀才。至七十一岁那年，终于“按例出贡”，得了一个“岁贡”。再过五年，他就“撤手人寰”了。

蒲松龄一生虽然没有正式出仕，但由于出身“书香”门第，加上秀才身份和游幕、“坐馆”生活，接触和交游的人物却非常广泛。因此，对于封建社会各种人物：上至官僚缙绅、举子名士，下至农夫村妇、恶棍无赖、僧道术士等人们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和种种遭遇，却有具体而深刻的观察和体验。这样，就使他的著作题材广泛，种类繁多。蒲松龄既能为文赋诗词，又能写小说，编戏曲，还能作“俚曲”，写撰各种杂著，并且在多种体裁中都有一些好的作品。据统计，作诗千余首，词百余篇，文四百多篇，还有戏曲三种，俚曲十四种，以及各种杂著《农桑经》、《日用结字》、《历字议》、《药祟书》(据报载，一九八五年二月首次发现《药祟书》抄本)和《婚嫁全书》，等等。上述这些作品，除已失传者外，绝大部分已收入路大荒编的《蒲松龄集》。通行的选注本有北大张友鹤的《聊斋志异注》，一九七八年曾有再版。

《聊斋志异》创作经过及故事来源

在蒲氏的大量著作中，最著名的、影响最大的就是《聊斋志异》。这是他的文学创作中最主要的代表作。这部巨著，大约在他四十岁左右已基本完成，后来不断修改增补，直至近七十岁时，共写成了四百九十篇(据《三会本》统计)。其实，从二十岁左右开始写作到完成初稿，历经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而正式出版更是在八九十年以后之事了。此书最初以“抄本”形式传播，因为“初藏于家，无力梓行”(蒲立德《书跋》语)，其后，“人竞传写，远迩借求”，才流传开去。直到乾隆三十年(1765)，始有湖南王氏刻本;次年，又有浙江严州太守赵起杲刊行新刻本，即“青柯亭本”，也就是一般通行本的底本。此后，才出现了各种选本、注本和评本。一九五六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蒲松龄手稿本二百三十七篇;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张友鹤辑校的会校、会注、会评的“三会本”，编定为十二卷，正文四百九十一篇、附录九篇，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本子。目前，这部名作，已有十几种文字的选译本和日文全译本。在流传同时，还被改编为多种曲艺、戏剧和电影，在国内外发生了广泛的影响。

《聊斋》的故事来源是多渠道的。据作者自己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苏轼之轶闻)，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古人常以竹筒寄诗词)。因而，物以为聚，所积益伙。”(《聊斋自志》)其孙蒲立德也说：“而于耳目所睹记，里巷所流传，同人之籍录，又随笔撰次而为此书。”(《聊斋志异·跋》)

依据以上记载和对全书作品本身的考察，可以知道《聊斋》故事主要来自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亲身经历。《聊斋》中若干篇什，是记述作者自己目睹或亲历的。如《刘姓》一篇，即记作者故乡所见。这可从《淄川县志》中得到佐证。又如《偷桃》，则是作者追记自己幼年“童时赴郡试，值春节”之所见;还有《上仙》，只写作者同友人一起到济南梁氏家向狐仙问卜求药时见闻之实录。

二是亲友提供材料，经作者加工而成。其中若干是写朋友亲族们自己的经历，也有是外地传闻的故事。比如：

《雹神》是记友人唐济武太史所经历之事;《捉狐》，则写作者姻亲家中清服之伯兄孙翁之事;《新郎》，是记述江南耦长孝廉之同乡孙公任德州牧时审理的一桩奇案;《山魈》，是记孙太白的曾祖所见之事。

还有一些是友人写成文字提供给作者，或者读了友人文章后得到的启发，作者然后利用原材料加工而成。下边的几篇就是这样的：

《考城隍》，即是作者读过主人公“自记小传”后，加以敷衍而成篇什;

《莲香》是他看过王子章的《桑生传》之后，才把原作“一万余言”编写为三千多字的作品的;

《马介甫》写的是河北大名县的故事，文末曾注明：“此事余不知其究竟，后数行，乃毕公(即毕解元)权撰成之”。这正是蒲、毕二人合写的作品了。

三是拾掇前人小说、戏剧中之事，加以改编、重写而成的。《张不量》见之于吴宝崖的《旷园杂识》;《胭脂》出于刘义庆《幽明录》中的《买粉儿》;《五羖大夫》、《张贡生》、《小猎犬》和《邵士梅》等篇，均可见之于王士禛的《池北偶谈》。还有《林四娘》，主要内容同于林西仲的《林四娘记》。至于《续黄粱》，源于唐传奇沈既济《枕中记》，《凤阳士人》出自唐白行简的《三梦记》等，都是显而易见的。《连城》的内容，同汤显祖《牡丹亭》中的一些描写，也极为相似。

四是作者自己的想象和虚拟。在这方面的篇什不少。如《考弊司》、《司文郎》、《仙人岛》和《甄后》、《桓侯》、《聂政》，以及《嫦娥》、《齐天大对》等等，都是作者用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并发挥想象而虚构的。《甄后》以下各篇，则是作者把自己崇拜的历史人物和传说人物，编进自己的故事中去。

从上述情况得知，《聊斋》故事，主要来源于民间传说，也有来自当时社会现实生活，加上作者创造性的艺术加工而成为具有高度感染力的文学作品。它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不容低估。

《聊斋志异》的体裁及思想内容

先看它的体裁

《聊斋》在体裁上，蒲松龄有所发明，有所创新。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聊斋》虽然“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这是说，蒲松龄小说，虽然不似六朝志怪小说那样单纯地纪录，但又是专写狐精鬼怪的奇闻异事的。在写法上，用了唐人写传奇的方法，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浓烈的感情镕铸进去，并接受史传文学、唐宋古文和宋明话本等多方面的影响，进行自己的创造性的艺术劳动。

一般都认为《聊斋》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其实，全书四百九十一篇作品，细分起来，其体裁至少有三种：

首先是短篇小说体，占大部分。它有人物性格的刻划，有曲折的生动情节，故事性较强，其篇幅也较长。如《席方平》、《婴宁》、《春凤》、《连城》、《胭脂》、《画皮》和《梦狼》等，是全书艺术精华之所在，其成就最高。

其次是散文特写体，占一部分。它多半是一个片断的描绘，或者记叙某一些事件，情节简单，有粗笔人物描写，篇幅也不长。如《狼测》、《尸变》、《偷桃》和《鹰虎神》、《金和尚》等。

再次是杂记寓言体，也占相当一部分。它多为偶记杂谈性质的，记录一些琐闻逸事，其篇幅一般较短。这里有《快刀》、《骂鸭》、《夏雪》、《龙》和《水灾》、《夜明》等等。

再说它的内容

《聊斋》全书近五百个短篇，篇篇均有自己独立的结构，也各具有自己特色的不同思想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描写爱情婚姻故事

这方面内容，所占的篇什在全书中特别多。它们的相爱对象各不一样，按七十八篇分析：其中有人与人恋爱的，如阿宝、青梅、江城、胭脂和胡四娘等二十二篇;有人与鬼恋爱的，有林四娘、连城、聂小倩、巧娘、梅女和晚霞等十六篇;还有人与神恋爱的，也有织成、书痴、甄后、嫦娥、织女、西湖主和粉蝶等十六篇;更多的是人与狐恋爱，如春凤、婴宁、莲香、辛十四娘、小翠、妖娜和张鸿渐、胡四姐等二十三篇。此外，也有鬼与鬼恋爱的，如小莽草等篇。虽然恋爱对象各不同类，但它们都是以现实生活为背景，展开了神、狐、鬼、怪、精灵和花、虫之间的爱情婚姻故事的描写。其主题是突出的，主要写了一些痴情、正直的书生同异物化身的聪慧美丽少女(妇女)，为了追求真诚纯洁的爱情和自由结合，而展开反封建婚姻制度和旧礼教的坚决斗争。作者通过高度的艺术概括和典型形象的塑造，多从正面歌颂了青年男女自由婚姻和幸福美满生活，使小说具有更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它到底歌颂了哪些女性呢?

书中写有各种各样的女性：有“娇波流慧，细柳生姿”的女郎(《娇娜》)，有憨态可掬、“爱花成癖”的姑娘(《婴宁》)，有能吟诗唱和，“秀外而慧中，使人爱而忘死”的素衣女(《香玉》)，又有“夜来扣斋”的“倾国之姝”(《莲香》)，还有“先以魂报”的少女(《连城》)和“为人勤俭洒脱，日以织为事”的幽娴姑娘(《辛十四娘》)，以及亲报父仇的勇妇(《侠女》、《商三官》)，此外，还有“不羡贵官”、“不羡绮纨”的仙姑(《翩翩》)等等。

在描写、塑造这些女性时，作者特别赋予她们以可爱的性格和特色。其主要表现：

她们有一种“拼命”的反礼教的斗争精神，处处用自己的言行同封建纲常对立。封建礼教要求妇女“不苟言笑”、“笑不露齿”，可是在《婴宁》中，却偏偏写了一个“嬉不知愁”、以“笑”为其性格特征的少女婴宁。甚至在行婚礼时，竟因为“笑极不能信仰，遂罢”。

封建婚姻要求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行事，并加以门第限制。而在《连城》、《寄生》、《青娥》中的女主人公却不信这一套，顽强追求爱情和婚姻自由。

为了冲破封建礼教之大防，不惜做出跳墙、钻穴、私奔和幽会等各种“逾矩”行为，在许多故事中，却加以大胆的描述和赞颂。

她们还有一种不畏权势、不为利诱的对爱情忠贞专一的品格。

《书痴》中的织女与郎玉柱热恋，但邑宰史某“闻声倾动，窃欲一睹丽容”，费尽心机欲达自己的卑鄙目的，可是织女“遁匿无迹”，终于见不着。

《庚娘》中的中州金大用，其妻唤“庚娘”，历尽千辛万苦，亲手杀了害夫之仇人王十八，最后得到夫妻团聚。

特别是《晚霞》中的主人公表现更为突出。其中写到艺人阿端与“晚霞”溺水而死，成了龙宫中的艺奴。两人彼此相爱，但龙宫法禁森严，不许他俩结合，以致他们又相继投江自杀。晚霞投江后，被浮到了人间，人间王侯又要强压晚霞，最后使她只得毁容自存。这个故事说明，人间的奴隶，如果不能挣脱人身依附关系，就没有什么幸福生活。作者这样描写，都是很有针对性的。

她们还有一个重要特点，《聊斋》中的女性，富有智慧而多才。这正是同封建伦理所倡导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直接对立的。

书中描述过很多很多“有才能之女”。比如，擅长音乐的歌手林四娘、绿衣女;有喜诗歌的诗人，又有奕棋高手和舞蹈专家，还有医疗能手和其他女才子等等。在《颜氏》中，更有博学能文的颜氏，女扮男装入场应试，得中进士，当了桐城县令。由于吏治佳良，不久升为河南道“常印御史，官埒王侯”。当自请归田时才吐露真相。这一喜剧性故事，大长了女子威风，动摇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秩序。

在这类作品中，作者不仅颂扬了忠贞爱情的高尚品质，也严厉批判了玩弄女性的丑恶行径。

在《窦氏》篇中，就揭露了一个世家子弟南三复的恶行。他先引诱村姑窦氏同其成奸，窦氏孕后产一子，备受父亲责打，无奈逃出南家。而南三复早已与另一家大族联姻，命仆人拒之门外。结果，“女倚户悲啼，五更始不复闻。质明视之，女抱儿坐僵矣。”在其他篇什，如《武孝廉》、《博兴女》和《李司鉴》等，也都刻划了虐待妇女、玩弄女性的男人的狰狞面目和丑恶本质，并抒发了作者的愤怒感情。

(二)抨击腐败的科举制度

蒲松龄是一个为科举制度所害最深者，科场生涯几乎消磨了他的终生岁月。他从十九岁考起，到七十二岁时，才被人保举得了一个“援例出贡”。按清制，各州县每年可以照例选出一名秀才出贡朝庭，故名“岁贡生”。其实，科举给蒲松龄只是“一把心酸泪，一片不平心”。得“岁贡”这一年，他的长孙蒲立德，却考了一个乡试第一，中了秀才。老祖父为此作了一首“勉孙诗”，云：

天命虽难违，人事贵自励。

无似乃祖空白头，一经终老良足羞!

蒲松龄对科举制度的朽腐性深有体验，所以，他的“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鲁迅语)，揭露起来特别有力，特别深刻。他终于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广泛涉及科举制度题材的重要作家。

他是怎样抨击腐朽的科举制度的呢?

首先，它将讽刺矛头指向考官。作者认为科举埋没人才，考官应负很大责任，在这些家伙主持下，考场成了徇私舞弊之所。《素秋》、《神女》、《阿宝》等篇中，都揭露了科举考试贿赂公行;《于去恶》、《司文郎》和《贾奉雉》数篇，更有力地抨击考官的有眼无珠、颠倒黑白;在《三生》中，还写了那些因“愤懑而卒的”、数以千万计的落第士子在阴司聚众告状，要求挖掉考官之双眼，“以为不识文之报”。其中讽刺特别尖刻辛辣的要算《司文郎》了。它写了一个瞎眼和尚为两个考生评文的故事，但和尚评文章之好坏，既不用眼看，也不借耳听，却用鼻子去嗅。一天，住在报国寺的满腹经纶的王子平和不通文墨而又好装腔作势的余杭生两个赴试考生，同时去请和尚评文。和尚即要考生把文稿焚烧了给他嗅评。王先评先烧，和尚嗅过王生文章后说：“君初法大家，虽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适受之以脾。”再嗅余杭生文章，则“咳逆数声”，曰：“勿再投矣! 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鬲;再焚，则作恶矣。”不料，考毕放榜，余杭生却高中，王生“下第”。和尚闻讯叹曰：“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目鼻并盲矣!”作者就是用这种嘻笑而辛辣的笔法，对科举制度给了狠狠的一刺。

同时，此书还对科举得志及不得志的读书人的种种丑态，进行了嘲笑与鞭挞。为科举制搞得精神境界低下和庸俗不堪的士子们的种种表现，正给科举制的腐朽和没落提供了例证。《王子安》中所写的书生王子安，就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王生追求名利而不得，是一个既可怜又可笑的知识分子。作者特意安排几只狐狸变人来捉弄他。他因久困场屋，一天酒醉后，由两只狐狸装成的“报子”，连连向王子安报告：“中举了”、“中进士”的喜讯，又冒充长班拜于床下。王生“自念不可不出耀乡里”而大摆官老爷的架子，怪长班伺侯不周，竟跳下床来打落了长班的帽子。等得清醒后搜寻到门后，果然发现一顶缨帽，只有酒杯大小，那当然不是为官的“顶戴”了。家中人不知底细，都感奇怪，而王子安一想到梦境，才明白受到狐狸的戏弄。在这篇小说的末尾，作者还写了“秀才入闱”有“七似”：说他似丐、似囚、似病鸟、似冷蜂、似被絷之猱、似饵毒之蝇和似破卵之鸠。对那些读书人的可笑可悲、可怜可憎的心态作了惟妙惟肖的描绘，发人深省。在《续黄粱》中，则对一批得志的新贵人们进行了无情的讽刺。

另外，《聊斋》还描述了科举制度造成的庸俗、令人愤慨的社会风气。在当时人们眼里，科举制不是什么“选才”的制度，而是腾达仕途、光宗耀祖的捷径。在《罗刹海市》中，蒲松龄把这种世风斥之为“花面逢迎，人情如鬼”，表现了极大愤慨。在另一篇《胡四娘》中，写了胡氏嫁给穷书生程孝思，当程生应试不第时，四娘受尽了社会白眼和讥诮;而一经“高捷南宫”时，程家庭顿时热门非凡。你看：“申贺者、捉坐者、寒暄者喧杂满屋。耳有听，听四娘;目有视，视四娘;口有道，道四娘也。”人情冷暖同“中”与“不中”紧紧相联，把世态相刻划得异常生动，有力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给社会心理的深刻影响。

蒲松龄对科举制原是“热烈追求”，最后是“深沉怨恨”，经历了一痛苦的认识过程。有人说，幸好蒲氏没有科举入仕，转入奋发著书，否则，我们就看不到这样杰出的《聊斋志异》和这样伟大的小说家了。

(三)揭露封建社会的政治黑暗

《聊斋》中具有更高社会意义的是那些反贪官、反恶霸的作品。因为它反映了社会吏治腐败，国家机器衰朽和人民疾苦日益加深的现实，触及了我国封建制末世的本质。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不少，主要有《促织》、《席方平》、《梦狼》和《窦氏》、《红玉》等。《促织》矛头直指爱斗蟋蟀的皇帝，是大家熟知的名篇，已入选中学教材，不必多说。在这里，着重看看曾经受到毛泽东大力推荐的另一个名篇《席方平》。

《席方平》对封建官府之黑暗和腐败的揭露，的确十分深刻。故事写了诚朴的席方平父亲席廉，因得罪了一个姓羊的富翁，富翁死后就用钱买通阴间狱吏将席廉拘往地府受刑。席方平为了代父伸冤，即魂赴冥司告状。可是，从城隍告起，再告到郡司，以至告到冥王，不仅冤枉不伸，反遭种种毒刑，因他们统统都受到了羊某的贿赂。从表面上看，作品是写幽冥的，实际上影射人世。让人从这篇小说的阴司官僚机构宛若人间的官府，也是贿赂公行、上下沆瀣一气，没有任何曲直是非，银子就是法，有钱就是理。正如席方平受冥王拷打时所高喊的那样：“受笞允当，谁教我无钱耶!”灌口二郎判辞就曾指出：“金光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铜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促织》与《席方平》就是这样地从掠夺人民到压迫人民两个方面，从人世到阴司两个天地，表明了封建统治机构的反动腐朽本质。

《聊斋》中还有若干作品对于贪官蠹役暴行的揭露也很深刻。《梦狼》就写了世上贪官都是“牙齿巉巉”的老虎，写了蠹役也是一些吃人血肉的恶狼。在它们的大吃大嚼下，出现了“白骨如山”的恐怖现象。一个贪官的父亲叫白翁，在梦中来到了儿子白甲县令的官署，“见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阶下白骨堆积如山。白甲即以死人为饭招待父亲，后来又“朴地化为虎，牙齿巉巉”。最后，这个白甲县令，终为百姓所杀，作者又虚构了一神人为他“续头”，将砍下之头重安于颈腔之上，可是歪了，“目肥自顾其背”。说明贪官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总是倒行逆施。

《聊斋》似乎有一个规矩，各篇结束，常缀以小文，即作者用来抒发感慨的一段“异史氏曰”，值得人们好好玩味。作者的情绪和文章寓意往往在这个“异史氏曰”中最明白的流露出来。且举几则看看——

《梦狼》篇后写道：

窃叹天下之官虎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

《田七郎》篇后写道：

七郎者，愤未尽雪，死忧伸之，抑何其神?使荆轲能尔，则千载无遗恨矣。苟有其人，可以补天网之漏。世道茫满席，恨七郎少也，悲矣。

《胭脂》篇后写道：

……世之居民上者，棋局消日，绸被 “放” 衙，下情民艰，更不肯一劳方寸。至鼓动衙开，巍然高坐，彼晓晓者，直以桎梏静之，何怪覆盆之下多沉冤哉!

(四)寓意深刻的其他作品。《聊斋》还有若干其他作品，也都写了寓意深刻的故事。这里有：

富有寓言意味的《黑兽》、《画皮》等，教人不要为坏人所骗，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很有哲理性;《崂山道士》、《武技》等，也是一些寓言性很强的小说。它告诉人们，不论在工作中或者在学习中，一味取巧，卖弄才情，总是要碰壁的。

还有《狼三则》、《大鼠》和《螳螂捕蛇》诸篇，从各个不同角度表现了人们的生活和斗争智慧，都是一些寓意深刻，动人心魂的出色故事。

《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经开宗明义地告诉人们，他是继承和发扬屈原和李贺的浪漫主义传统的。文章说：“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这是说，蒲氏把“三闾氏”屈原和“长爪郎”李贺引为同调，是用浪漫方法来写小说的。整部《聊斋》就是运用拟人化手法，把鸟兽虫鱼和花草树木，都幻化成具有人性的精灵鬼怪，曲折地表达自己的理想和现实感受。这样，就让全书充满了奇怪的幻想和先进理想的气息，具有想象丰富奇特、故事幻变莫测、境界神异迷人的风格，成为一部浪漫主义杰作。

在写作技艺上，特色鲜明的是：

(一)引人入胜的曲折情节

鲁迅对此曾有很好的评论。他说：“《聊斋志异》虽亦和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中国小说史略》)的确，《聊斋》中作品，不论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都十分强调一个“异”和“奇”。这是全书的一个突出成就，其具体表现在：

一是离奇多变，摇曳多姿。《促织》这篇小说的情节之曲折和布局之妙，完全出人所料。全篇不过一千四五百字，把成名一家的从悲到喜，喜极生悲，悲极复喜，悲喜交替，祸福环生，写成波澜起伏，高潮迭起的格局。其中作者使蟋蟀之得失同故事的发展紧紧相联，让读者的情绪也跟着时张时弛。

二是入书情节极富戏剧性。作者十分善于处理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使情节的偶然性产生故事的戏剧性。比如，《西湖主》中的陈弼教，在洞庭湖遇风翻了船，逃到岸上后，误入湖君妃子的园亭。经过一系列偶然性的遭遇，反而化险为夷，娶得王妃之女公主为妻。为什么能这样呢?因为这个遇难的陈生，原来曾在洞庭湖中释放过一只被捕的“猪婆龙”(即王妃)，现在妻其以公主，正是报其救命之恩。你看，这里情节多么巧合，又多么富有戏剧性?这个戏剧性就产生于偶然性上。遇风翻船固然是偶发事件;误入妃子之园，也是偶然的;拾公主红巾，则更是偶然之事;猪婆龙在洞庭湖遇到陈弼教的放生，当然也是偶然现象。总之，许许多多的“偶然”构成了这个故事的戏剧性。类似作品在全部书中还有很多很多。这样，就为后世改编成各种戏剧、影视作品搬上舞台、银幕和荧屏，提供了极好的蓝本。据一九八一年统计，《聊斋》中有八十四篇作品改编为戏剧或电影，计一百三十八种之多。其实，《聊斋》故事改编为电影，在一九二二年就出现了，它是我国古典小说改编成影片最多的一部名著，现知者就有：《孝妇羹》、《湖山盟》、《清虚梦》、《墙头记》、《马介甫》、《一只鞋》、《花为媒》、《四七郎》、《精变》、《恒娘》、《胭脂》、《画皮》、《姐妹易嫁》、《莫负年华》和《狐仙女》等。

(二)成功塑造了各种人物

一部《聊斋》让一系列光辉形象和各种各样的人物活龙活现，呼之欲出。这是此书在艺术上最大成就之一。书中若干人物，其性格各不相同，比如：由狐精化成的女子有天真的婴宁、小翠，又有拘谨的青凤;鸦头同瑞云虽都出身于妓女，而且都渴望自由，但前者桀骜不驯，而后者蕴藉斯文;同是痴情的青年男子，《阿宝》中的孙子楚，却不同于《连城》中的乔生。此外，书中除了上述人物之外，小说还塑造了一批劳动人民形象。比如：《崔猛》、《农人》中的农民英雄形象;《公孙九娘》中的大无畏的造反者形象;《张诚》中的樵夫形象;《窦氏》中的被损害妇女形象;《仇大娘》中的敢作敢为的妇女形象;《农妇》的健妇和《贾儿》的商人之子形象，等等。

《聊斋》虽然写了大批人物，却没有雷同化，个个性格鲜明。这是蒲松龄艺术高超的表现，也是刻划人物的成功之处。

他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主要是抓住了如下几环：

第一，抓住了各种人物的本质特征，紧扣人物身份刻划其性格，力戒千人一面的雷同笔法。这样，就可以达到着墨无多，而形象生动逼真，既突出人物主要性格特点，又取得了形象丰满的艺术效果。这正是短篇小说固有特征的反映。且看《绿衣女》的描写：

故事是写由蜂妖变成的“绿衣女”的。她体态轻盈，“腰细殆不盈掬”，“绿衣长裙，婉妙无比”;她“谈吐妙解音律”，“微声示意”，而且“声细如蝇，……宛转滑烈，动耳摇心”，极为迷人;她常常自感“偷生鬼子”或“绕屋周视”，观察动静，或者启门外窥，“防窗外有人”;她又常在“更筹方尽，翩然遂去”。如此等等描述刻划，都正是一只“绿蜂”的体态特征、习性特征和能力特征的真实写照。作者将蜂之形、蜂之音、蜂之致(风韵)、蜂之态(妙姿)，以及蜂之自由穿翔、不受人“缚缠”的性格，都惟妙惟肖地、绘声绘色地表现了出来，使小说主人公“绿衣女”，具有自己的特殊个性。

这是善用“赋物之妙”手法来刻划人物性格之一例。另外，作者还采用“抓主要性格特点来突出人物个性”的方法刻划性格。经如，《马介甫》中写一“惧内”典型，描述得异常精彩。故事说：

马介甫知交杨万石，是一个名闻乡里的“惧内”的“大丈夫”。他的老妻尹氏，是一个“奇悍”妇人，“辄以鞭挞从事”，对丈夫很凶悍，对公公和丈夫小妾凶得更厉害。杨万石因为“四十无子，纳妾王氏”，不仅“旦夕不敢通一语”，而且在小妾怀胎时，悍妇逼着丈夫亲自“操鞭逐出”，还“跪受巾帼”;杨父“六十余而鳏”，尹氏虐待公公，并逼其出逃，做儿子的万石，却不敢支声。这些情况为挚友马介甫获知，他抱不平，略施小术，教训了尹氏一顿(化一巨人持刀欲砍悍妇，经求饶后留下她的命，但仍在妇人胸脯划上数十刀痕，即做一件坏事划一刀)。这才使悍妇“经数月不敢出一恶语”。可是，杨万石在高兴之余，将天机泄漏了，“微露其假”。于是，悍妇勃然大怒，罚万石“长跪床下”，“漏三下”还不饶恕，要以马生之法还报丈夫：也将用刀划胸数十方休。万石吓得连忙逃走，奔告马介甫。马生为了解救万石，主张把尹氏“断出”算了，“休”回家去。可是，这个孬种杨万石，初不敢进房直告其妻，后来总算进了房，正欲说出，故早听到妇人叱问：“干什么?”他就“遑遽失色，以手据地，曰：‘马生教余出妇了’。”并赶快认错坦白，把责任推给出主意的马生。马生听了不禁“唾之曰：‘兄真不可教也已!’”在无奈之下，马介甫要万石服一剂新奇之药，名叫“丈夫再造散”。此乃专治“畏内男子”的特效药。果然灵验，服后的杨万石，顿时“忿气填胸，如烈焰中燃，刻不容忍，直抵闺闼，叫喊雷动”，不等悍妇发问，就把她一脚踢至数尺远，复握石成拳，擂击无算，妇体几无完肤。读到此处，那些常为其妻欺侮的丈夫，觉得很解气。可惜，好景不长，“再造散”药力一消失，“大丈夫”的勇气，也随之没了，悍妇、懦夫，依然如故。清代评论家议评至此时，不禁黯然兴叹：

“丈夫再造散”，方名甚奇，药力甚速。果尔，愿刊布三千大千世界，普救恒河沙数畏内男子。但药力终有消时，奈何，奈何!

整个故事很长，此只精彩者拾掇起来说说。由此，可以看到作者刻划“畏内男子”的精妙艺术和典型形象;同时，也给人们提供了另一个活灵活现典型——悍妇形象。“懦夫”对“悍妇”，正是典型的一对，相互映照，他们的形象及其性格特征，就更加鲜明，收到了“一石二鸟”的良好效果。

第二，注意细节描写，善于刻划心理活动。六朝志怪小说，整个故事往往只有一个“粗陈梗概”，不加细描;明代志怪群书，也“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鲁迅语)。可见，清代的《聊斋志异》，却独重详尽描述。它除了从大处，重彩浓描故事中人物形象之外，还很注意在小处进行细节描绘和心理刻划来突出人物性格。《聊斋》尽管是一部谈鬼说狐的书，写得都是一些狐、鬼、花、木、鸟、兽，非“人性之物”，但它们往往具有浓厚的“人间味”。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选取典型细节进行具体而微的描述，使之完全的人格化。所以，读者感到亲切，“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鲁迅语)。

例如前边说到的那个杨万石知友马介甫，如果不是作者在篇末让马生自己点明：“我非人，实狐仙耳”，谁还看得出它那条狐狸尾巴呢! 所以如此，就要归功于细节描写。作者在马介甫身上化了不少笔墨，进行了作为人间富有正义感的书生所必具的种种细节描写。比如：马介甫在门口初见杨翁“曝阳扪蝨”，披絮而去，表示“惊讶”;登堂时，他便先作揖，并请朝杨父;待假舍暂住杨家之后，又决定“自炊”，并力却私赠苡稻，“且请杨翁与同合寝”;接着，他又亲自到城镇买布帛为杨父换去旧袍裤，等等。下边还有若干关于马生的细节刻划。这些描写，不仅富有现实生活实感，而且挺有人伦情味，根本嗅不到什么异类的味儿。

在爱情故事中，《聊斋》对于少女表爱方式的描写，也各具千秋，富有情趣。且看下列各篇的描述：

《青梅》篇中的进士女儿青梅，当夫人问及女儿“百年事”时，“女俯首久之，顾壁而答曰：‘贫富命也，倘命之厚，则贫无几时?不贫者无穷期矣。或命之薄，彼锦绣王孙，其无立锥者少哉?是在父母。’”简言之，富贵在天命，婚姻在父母。这种口吻和“顾壁而答”的方式，正好符合“进士之女”的身份特征。又如：

《菱角》篇中的男少年胡大成同少女菱角对口请婚的描写，又是另一种情趣了。十四岁少年大成直捷了当地问：“有婿家无?”女曰：“无了。”成言：“我为若婿，好否?”女惭云：“我不能自主。”成乃出。女追而遥告曰：“崔尔诚，吾父所善，用为媒，无不谐。”成曰：“诺”。你看，这对青年男女表爱方式多么干脆、大方，一点扭捏也没有。这正合画工之女的“小家子”女儿身份。再如：

《瑞云》篇中的“杭州名妓”瑞云，一般接客的规矩是：“见者必以贽(古时的见面礼物)：贽厚者，接一奕，酬一画;薄者，留一茶而已。”但是，她对于诚挚的书生余杭贺生，却“不以寒酸在意”，以至相见一谈，即“眉目含情，作诗赠生曰：‘何事求浆者，蓝桥扣晓关?有心寻玉杵，端只在人间。”生得之狂喜。这是一名色艺双全的十四岁妓女的表爱方式。

在《荷花三娘子》中，荷花精的表爱过程反映了一个复杂心理：始即拒爱——假言唬士人宗湘若云：“痴生! 我是妖狐，将为君祟矣!”继之半拒半就，最后，“乃不复拒”，“由是两情甚谐”。这里，虽说的是精灵妖怪，但她的表爱方式却符合一般人情。

(三)精妙而丰富的语言

《聊斋》是一部用文言写成的古文小说。但它所用的古文不象明人的古文，只是拟古，也不似清人一般古文家那样掉弄机灵，流于浮泛，失去感人力量。蒲松龄的古文，能综合各家之长而加以融合变化，自成一格。它已突破了单纯追求形式完美，而忽视内容清新充实的不良倾向，大量吸收民间口语入书。同时，它还成功地引述古人的语言，直接间接地征引数十种古籍，可指出书名的就有五十三种之多，还有唐、宋名家诗文未计在内。这样，全书语汇丰富，文章也活泼洒脱，把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都圆满地呈现出来，达到了我国文言小说的高峰。

《聊斋》文字之精炼、生动、明快的风格，历来受到批评家们的称颂。清代著名诗人王士禛就曾作过深刻而具体的分析。他在《聊斋全集序》中说：

读其文，或探源左、国，或脱胎柳、韩，奄有众长，不名一格。视明代这摹拟秦、汉，以为高古，矜尚神韵，掉弄机灵者，不啻小巫见大巫矣。即骈四骊六，游戏谐噱之作，亦能出入齐梁，追蹑庾鲍，不为唐以下儇佻纤仄之体，吾于蒲子，叹观止矣。

蒲松龄的古文特色，正是一种继承与创造的结合，“奄有众长，不名一格”。其特色是清新、隽永、活泼诙谐，富有表现力。它的叙述语言，简净生动，详略得当，如《石清虚》、《林四娘》等;它的写景语言，画面鲜明，有气氛，有境界，有利于人物性格的烘托。写婴宁的居处，“门前皆丝柳，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磔其中”;“门内白石砌路，夹道红花，片片堕阶上。曲折而西，又启一关，豆棚花架满庭中”，“粉壁光明如镜，窗外海棠枝朵，探入室中”(《婴宁》)。至于人物语言，则更为个性化，绘色绘声，极其传神。在《青蛙神》一篇中，写母亲因儿子娇纵媳妇而发牢骚：“儿既娶，仍累媪。人家妇事姑，我家姑事妇。”《颜氏》中写到落第书生受到妻子埋怨后，感到委屈：“闺中人身不到场屋，便以为功名富贵似汝在厨下汲水炊白粥”。语言是朴实的，但极见个性化，完全体现封建时代婆婆、丈夫的身份，对于人物性格的刻划，起着极好作用。

《聊斋志异》一问世，仿作之书，群涌街坊。著名的即有：袁枚的《子不语》、沈起凤的《谐锋》、浩歌子《萤窗异草》，还有管世灏《影读》、冯起凤的《昔柳摭谈》和邹弢的《浇愁集》，等等。至于受其影响而作的类似作品数量则更大。下列举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

王士禛《池北偶谈》;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许秋坨《闻见异辞》;俞鸿渐《印雪轩随笔》;王滔《遯窟澜言》、《松隐漫录》、《松滨琐话》;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和《耳邮》等等。

附图七十九：

蒲松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