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曲赋文论·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

诗词曲赋文论·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是和文学创作相伴而生的。在先秦的历史文献和诸子散文中，甚至在《诗经》中都有零散的、片段的文学批评。汉代的文评，主要围绕着《诗经》、《楚辞》、《史记》及汉赋展开，集中见于《史记》、《汉书》、《毛诗序》、《毛诗传笺》等书中。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鲁迅先生称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诗人们开始注重文学与非文学的差别，有了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第一篇有关文学批评的专门论文，涉及了文学批评中几个很重要的问题。陆机的《文赋》对文学的抒情特征和艺术美感给予高度重视，尤为难得的是探讨了创作中的心理现象及利害得失，对文学的特旨有了新的理解。刘勰的《文心雕龙》体例周详，论旨精深，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次空前总结，成就十分重大。钟嵘的《诗品》是一本专门探讨汉魏至齐梁时的一百二十家诗人的五言诗的著作，对诗歌的抒情特点和美的特质十分重视，被奉为中国古代诗话之祖。在诗歌的专门研究上，具有开创意义。另外，梁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在一些涉及文学根本性质的问题上也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见解。

唐朝是文学繁盛的时代，文学评论也十分活跃，从陈子昂、李杜、白居易到韩柳、杜牧等众多的诗人都有自己的文学主张散见于诗文当中。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有中唐皎然的《诗式》和晚唐司空图的《诗品》。《诗品》善于运用形象的语言来形容本不易说的诗境，给人以感性的体会。司空图有几封书信，表达了他诗论的核心观点，对后世的诗歌理论有深远的影响。北宋时，诗文革新运动的中坚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诸人不仅兼擅诗文，并都有关于诗文的理论主张流传于世。苏轼门下的黄庭坚，主张作诗“要无一字无出处无来历”，善于“点铁成金”，在后世有很大争议。南宋陆游、杨万里等人也都从自身的创作经验出发，提出了自己的诗歌主张。欧阳修首开“诗话”之体，其后作者日众，有宋一代，影响最著者莫过于严羽的《沧浪诗话》。该书批评了宋代“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风气，指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是吟咏性情的作品。对后世影响很大。词在宋朝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苏轼的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但是词毕竟是一种自具特点的诗体。因此，或从形式出发，或从内容着眼，出现了各种词论。北宋末年李清照的《论词》批评了许多词坛老宿，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几百年来很受注目。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词话》保存了不少北宋及南渡初的重要论词之作，是后代词家征引率最高的词话著作。其余重要著作还有王灼《碧鸡漫志》、张炎《词源》、沈义父《乐府指迷》等。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有《论诗三十首》，用诗歌的形式论辩了汉魏以来诗歌的正伪清浊，指出了诗歌发展史上的不同倾向。明代诗文创作虽较少创造性，但诗文理论批评却有其特点。或主复古，或尚新变，反复论争，相当激烈。公安派和继之而起的竟陵派的诗论，重在“抒发性灵”，为前此所未见。

清代是我国文学批评的丰收期。仅以有专门论著的批评家而论，在诗歌方面，王士祯倡“神韵说”，沈德潜主“温柔敦厚”，翁方纲标举“肌理说”。与此相对立，叶燮、袁枚、赵翼、章学诚等人则表现出另外的倾向，显示出新时代的某些特色。在词论方面，朱彝尊、张惠言、周济诸人都推尊北宋周邦彦、南宋姜白石、张炎、吴文英一派。刘熙载不以词名，但他论词，不依傍门户，有许多精到之论。谭献、陈廷焯的词论，评论历代词人、词作时有精深的见解。近人况周颐的《蕙风词话》以最善论词著名。不管是论作词之法还是品评诸家作品，多有过人之见，深为词学家所重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融会中西文艺学理论而自成体系，是中西学术思想初步接触、新旧交替时代的产物，有很大影响，为我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