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编辑出版·史官

图书编辑出版·史官

即掌管书籍之人。我国古代把掌管文字记录的专职人员通称为“史”。史官既要记录帝王言行和军国大事，又要负责管理政府的各种档案图籍，还要从事宗教事务，负责占卜、祭祀等迷信活动。因此他们身边积累了大量档案文书资料，他们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修史重任自然落在他们身上。史官产生年代很早，传说中造字的仓颉就是黄帝的史官。三代之际史官人数渐多，分工更加细密。我们可以从甲骨文、金文及早期典籍中找到众多的史官名称，如夏代的太史令，殷商的贞人、作册、史、太史、内史，周代的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这些史官各有所职，如“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通·史官建置》)。各诸侯国也设有史官，开始由周王室委派，所记材料也要送交王室保存。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崛起，王室衰微。各诸侯国自立史官，利用自己的纪年来记载历史，以示独尊。于是出现了鲁国的《春秋》、晋国的《乘》、郑国的《志》等上百种史书。孔子曾派他的弟子“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公羊传疏》)。墨子也自称“吾见百国春秋”。可见当时各国官修史书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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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的职位是世袭的。世守其职的家族，通常有一个与书籍或记录保管相关的氏名。诸如简、籍、史、董等。秦汉之际，太史令实掌史职，秦有胡母敬，汉有司马迁等。东汉又有兰台、东观之设。这两处既是中央的档案、图书馆，又是官修著述之所。汉明帝曾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撰国史。与《史记》、《汉书》并称为“三史”的《东观汉记》就是我国第一部由众多史官集体编修的史书，它开创了政府组织史官集体编史书的先例，为后世史馆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曹魏明帝太和年间，始置著作郎及佐郎，专掌国史。到北齐时，改称史阁，又称史馆——国家专门修史机构，后经唐代的发展完善，形成较为完善的史馆修史制度。宋代史馆分置有国史院、实录院、日历所、会要所等机构。史官有修撰、直馆、编修官、检讨官等名目。元、明、清三代改置翰林院，史官则设修撰、编修、检讨等掌修国史。除常设机构外，还有临时性特开史馆，名目繁多。我国古代形成了为前朝修史的传统，“国可亡，史不可亡”(《元史·董文炳传》)。历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各类史籍品种繁多，体例多变。其中，以《史记》为首的纪传体正史绵延数千年。一部二十四史，篇帙长达3 259卷，上下五千年，是举世无双的一部通史百科全书。又如在编年体史书中，历代共修实录116部，仅《大清实录》一种，就有4 355卷。史官在我国一直受到极高的尊崇，历代最高统治者非常重视修史活动，并把它制度化，其原因有四：一是为借鉴前朝经验，以史为鉴，垂训后世，以达到继往开来的目的。二是前朝修史，证明新朝的合法地位，自圆其正统之说，以争取民心。三是为点缀升平，铺张门面，笼络士人，特别是那些“不食周粟”的前朝遗老，消磨他们的敌对意识。四是为控制褒贬大权，惩恶扬善，垄断舆论，为本朝统治者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以巩固王朝统治。历代相沿的修史制度，保证了我国史书上下衔接，绵延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