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编辑出版·渊鉴类涵

图书编辑出版·渊鉴类涵

是一部综合性类书。成书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由清朝张英、王士祯等人奉皇帝之命编撰的。该书是以明代俞安期的《唐类涵》作为底本扩编的。《唐类涵》原是采唐人类书《艺文类聚》、《初学记》、《白帖》、《岁华纪丽》等及《通典》中的材料，删除重复编成的。《渊鉴类涵》则博采广收，又补充了自唐以后到嘉靖年间的《太平御览》、《玉海》、《山堂考索》、《天中记》等17种类书的内容，并且采录了二十一史和子集、杂纂、稗编材料汇编而成。全书分为：天、岁时、地、帝王、后妃、储宫、帝戚、设官、封爵、政术、礼仪、乐、文学、武功、边塞、人、释教、道、灵异、方术、巧艺、京邑、州郡、居处、产业、火、珍宝、布帛、仪饰、服饰、器物、舟、车、食物、五谷、药、菜疏、果、花、草、木、鸟、兽、鳞介、虫豸等45部(俞书的43部)。部下再分小类，共2536个小类。每类的内容都各分五项，全是以释名、总论、沿革为第一，典故为第二，对偶为第三，摘句为第四，诗文为第五。凡《唐类涵》中原有的引证，都标明一个“原”字，续增的部分则标明一个“增”字，以示区别。《渊鉴类涵》也是一部综合性类书。卷数虽不到《太平御览》的一半，但篇幅实际比《太平御览》还多一倍，内容相当充实，查阅唐宋以至明嘉靖时的典故、辞藻，都可以利用这部书。

政府刻书 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官刻，古代刻书出版事业三大系统之一。分中央刻和地方刻两种。中央政府刻书始于五代冯道奏请刻印“九经”。《五代会要》卷八记载：“后唐长兴三年(932)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版，敕会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顾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广颁天下，如诸色人等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所谓中书门下奏请，是指冯道、李愚等人的奏请。所谓“九经”是指当时计划刻印的九种经书，即《易》、《诗》、《书》、“三礼”、“三传”。由此可见，政府受了民间印刷书籍流行的影响，为标榜自己崇儒尊经，维持自己统治而采用印刷术刻印图书，从此便产生了政府刻书事业即官刻。

五代政府雕印《九经》是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它标志着我国书籍流通和文字传播方式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即将由印刷方式代替过去的手抄、刻石等笨拙方式。同时，它开辟了雕印儒家经典的先河。这样，一方面提高了印刷术当时的地位，同时也更有利于它的发展。因为印刷术用以刻经，又有政府支持，在写、刻、校、印等技术上要求更精了。宋代官刻分中央和地方两个系统，中央政府刻书主要集中于国子监。国子监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和教育、出版管理机关，也是中央刻书的主要机构，书版也藏在国子监，所以其刻本称为“监本”。宋朝国子监除了翻刻五代监本十二经外，又遍刻九经的唐人旧疏和宋人新疏。除国子监从事官刻之外，崇文院、秘书监、司天监和校正医书局等中央机构也都有刻印。宋朝官府刻书在北宋时期以中央为多，到了南宋则以地方为多。南宋的地方官刻机构有许多不同名称。用地方政府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总称“公使库本”。所谓公使库，类似现在的招待所，本职是接待来往的官吏。公使库内往往设有印书局，专门刻印书籍。南宋地方各类官署如茶盐司、漕司、转运司、计台司、提刑司，以及各州学、军学、郡学、县学和书院也都有刻书。宋代的刻书对中国和世界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直到今天，我们的书籍形态上仍可找到宋版书的痕迹。宋版书的字体是后世各种印刷字体的源始。北宋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对全世界的出版事业有着极大的影响。北宋初年雕印的《开宝藏》，曾多次赠送辽、西夏、朝鲜、日本、越南，在这部印本大藏经的影响下，契丹、朝鲜都分别刻了《大藏经》。

元朝的官府刻书机构，中央有秘书监的兴文署，艺文监的广成局，太史院的印历局及太医院的广惠局或医学提举司。其中兴文署的刻本最为著名。其中最早、最好的刻本是至元二十七年刻的《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地方官刻以大德至元间九路所刻十七史最为著名。在元朝的地方刻书中，书院刻书更有影响。书院有丰富的收入作为刻书的资本，而主持书院的“山长”又大都是有学问的人。他们刻书认真，刻本往往优于宋版。杭州西湖书院泰定元年所刻马端临《文献通考》348卷。刻印精良，字体优美，为元代刻本中的代表作。

明朝是我国图书事业大发展的时期，出现了内府本。明代内府刻书由司礼监的宦官掌管，这是明代的特点。司礼监经厂库设提督总其事，下有掌司四员或六员，在经厂居住，专管经书及《佛藏》、《道藏》的刻印。所以司礼监刻印的书称“经厂本”。明代也设国子监，并事刻书。明朝国子监分南北两个，南京国子监多就其所藏的宋元旧版修补印行，其中“十七史”最为有名，称“三朝本”。明代的中央政府各部门如钦天监、太医院都有刻书。地方官刻本有各省布政司、按察司所刻书，很多府县都刊刻本地地方志，各地书院、监运司等也间或刊印书籍。明代的地方官刻中藩刻是一大特色。朱元璋曾把他的24个儿子和一个重孙分封到全国各地，除给以封地和厚赠外，还送给他们许多书，借以训诫他们自守，陶冶其性情，消除其野心。这样便使得一些藩王对学问产生了兴趣，对藏书、刻书也倾心乐为。各藩王府所刻书籍称为“藩府本”或“藩刻本”。明代的官刻有三个特点：一是官刻单位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府几乎都刻书，内府刻书在历史上为第一次。二是官刻本数量大，涉及内容广，除儒家经典外，也有不少史书、子书和文集。三是刻书质量相差悬殊，藩刻本为明代官刻本中的上品，经厂本次之，书帕本则为下品。

清前期的图书官刻业主要集中在内府。顺治年间的刻书风格与明经厂本大同小异，到了康熙十二年，改变了明代由司礼监经管官刻的制度，在武英殿设立了专门的刻书机构，改派翰林院词臣管理。此后的御制诗文、御纂经典等，统由武英殿刊版印行，故有“殿版”之名。除武英殿外，曹寅主持的扬州诗局也校刻图书，900卷的《全唐诗》就是扬州诗局刊刻的。清内府刻书的印刷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雕版、铜版、铜活字、木活字、彩色套印等。综上所述，清前期的官刻，以内府所刻为最多、最精。而地方官刻主要是印地方志等，善本并不多见，所以在清代刻书业中并不占主要地位。